|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 童年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情况总是这样吗？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拥有幸福的童年。那种理想化的童年出自贵族阶级旧式文学的描写。在那些蒙先人福荫有着良好教育的富贵之家，孩子们过的是富足有余、无忧无虑、充满关爱、尽情游戏的生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就像人生道路起点处的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那些文学描写中的贵族和他们在平民阶层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当做人们童年生活的典型大加宣扬。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看到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景象：黯淡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人。命运总是欺负弱者，有谁还会比儿童更加弱小呢？ 我在童年时期倒是无须忍受饥寒之苦。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开始日渐富足。但当时的家境也只是仅仅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其实也并不十分宽裕，那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境况才开始好转而不能中止不前的小富之家。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劳动和攒钱上。在这种家境中的儿童的境况只能算是还过得去而已。我们没有感觉到困苦，但是也没有享受到生活的丰裕和温情爱抚。童年对于我来说，既不是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那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它之于大多数人那样的饥寒交迫、备受压抑而毫无光彩。我的童年是灰色的童年，在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富之家度过的。在那个偏远闭塞蒙昧的乡村，大自然是那样的宽广博大，而人们的习俗、眼界和趣味却又是那么闭塞和狭隘。 我早年所处的那个精神氛围与我后来身处的自觉生活的精神氛围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将这两个世界阻隔开的不仅仅是几十年岁月的消磨和飘泊四海的曲折经历，而且是那些由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崇山峻岭，以及并不那么引入注意却又是对一个人来讲更加不容忽视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剧变。在我刚开始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童年，而像是在描述多年以前的一次异国的远游。我甚至试图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向读者讲述我自己，但是这种方式会更加接近文学小说的叙事手法，而这正是我无论如何都要极力避免的。 尽管这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但是个性的一致性却为这两个世界开辟了几条穿越阻隔互相沟通的潜在孔道。通常这也使人们对那些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所谓名人的传记或者自传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因此，我决定较为详细地讲述我的童年和我的学生时代，这里将排除任何的假设，也不因为试图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有所取舍，而是如实记录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事情。 有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吃奶的情形。这可能完全只是因为我看到婴儿吃奶而产生的联想而已。我仿佛依稀记得我一岁半的时候在园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下玩耍的情景。这和有关吃奶的记忆一样都不甚清晰。我记得比较牢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母亲带着我去博布里涅茨的一户人家做客，那家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我们俩在客厅里油漆过的地板上玩娶媳妇过家家的游戏，男孩扮演新郎，小姑娘扮演新娘，后来小姑娘跑开了，男孩像做梦一样独自站在一个屉柜旁边发呆。母亲和女主人走进房间，母亲看见男孩身后的一小摊水渍，反复打量着男孩说：“你怎么不害臊啊？”男孩看了看母亲，又瞧了瞧自己，然后再望了望那滩水渍，好像这与自己毫不相干一样。女主人说：“没关系，没关系，孩子们是因为玩得太入迷了。”男孩既没有感到害臊，也没有因此而气恼。当时他有多大呢？大概是两岁，或者也许有三岁了吧。 大约就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保姆走在花园里，碰到了一条毒蛇。“你看，廖瓦，”保姆指着草丛里一个发亮的东西喊道，“那边的土里埋着一个鼻烟壶。”当时大约不到十六岁的保姆，找了根小棍就要去挖那个鼻烟壶。突然，“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了一条咝咝作响的蛇，在草地里蠕动起来。“哎呀！哎呀！”保姆大叫起来，拉上我撒腿就跑，当时我吓得腿都不听使唤了。后来，每当我跟别人说起我们把草地上的蛇当成鼻烟壶的故事时，都会激动得喘不上气来。 我还记得，早年发生在厨房里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父母都不在家，厨娘、使女和她们的客人都在厨房里呆着。我的哥哥亚历山大放假在家，也在厨房里玩。他拿着木铲，像踩高跷一样站在上面，在屋子里蹦来跳去。我央求哥哥让我也试着玩玩，结果我一下子就摔倒了，于是就大哭起来。哥哥扶起我，亲了亲我，把我抱出了厨房。 大概是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有人把我放在一匹大灰母马的背上，这马温顺得就像一只绵羊，当时既没有戴辔头，也没有配马鞍，只是戴着笼头。我叉开双腿坐在马背上，双手紧紧地抓着马鬃。大母马驮着我慢慢悠悠地走到一棵梨树下面，一根树枝挡住了我，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已经从马屁股上掉了下来，扑通一声摔到草地上。我倒是没觉得痛，只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童年时期我几乎没买过什么玩具。只有一次母亲从哈尔科夫给我带回来一个纸马，还有一个皮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己做的娃娃。有一次，费尼娅姑姑和赖莎姑姑用碎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娃娃，费尼娅姑姑还给他们画上了五官。我觉得那些娃娃做得太好了，我至今仍还记得他们。在一个冬夜，我家的技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我们用厚纸板做了一列带轮子和车窗的火车。圣诞节放假在家的哥哥立刻宣称他可以做一列与此一模一样的火车。他首先把我的那辆火车拆了，然后拿着铅笔、尺子和小刀鼓捣了半天，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做成。 亲朋好友们要进城的时候，总会问我要从伊丽莎白格勒或者尼古拉耶夫捎什么回来。那时我总会兴奋得眼睛发亮，可是要些什么好呢？于是人们开始给我出主意：例如玩具马或者书本、彩色铅笔，还有冰鞋什么的。我说：“我想要帕鲁哈利法克斯冰鞋”。这东西还是我从哥哥那里听来的。可是他们刚一出门，就把答应过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满怀希望眼巴巴地等了几个星期，最后总是失望透顶。 一只蜜蜂落在花园里的葵花上，蜜蜂是会蜇人的，捉它的时候可要小心，我用一张牛蒡叶子包住手，想用两只手指捏它。突然我感到一阵刺痛。我大哭着跑过院子，奔进作坊去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帮我拔出毒刺，给手指上涂上止痛药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一个装着葵花油的罐子，里面泡着几只塔兰图拉毒蜘蛛，当时这被当做治疗蜇伤的良药。我经常和维佳·戈尔托潘诺夫一起去逮塔兰图拉毒蜘蛛。我们用线拴上一小块蜂蜡，放进蜘蛛洞里，等蜘蛛的爪子被蜂蜡粘住，我们就把线拉出来，然后就可以抓住它，放进空火柴盒里。不过抓毒蜘蛛应该是我再大一点的时候的事情了。 我记得早年漫漫冬夜中一次悠闲的谈话，大人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亚诺夫卡是在什么时候怎么买下来的，那时孩子们有多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的一类的话题。 母亲亲切地望着我说：“从村里搬到亚诺夫卡的时候已经有廖瓦了。” 我想了一下，大声问道：“那就是说，我是在村子里出生的了？”他们说：“不，你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在亚诺夫卡了。”“那妈妈怎么说搬到亚诺夫卡的时候已经有我了？”“妈妈只是这样说说罢了，逗你玩呢。”我不满意他们的回答，我想这是个奇怪的玩笑，但是看到大人们脸上那种怪怪的微笑我很不喜欢，我就没再吭声。正是在这次冬夜的闲谈中，开始了我的个人年谱记录：我生于1879年10月26日，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我的父母搬到了亚诺夫卡。 我出生那年正是一系列武力反抗沙皇制度的事件开始的时候。在我出生前的两个月，1879年8月26日，刚刚成立的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宣判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11月19日，民意党人就炸毁了沙皇的专列。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由此开始了对民意党人的严酷镇压，最终导致了民意党垮台。 此前一年，俄土战争结束了。1879年8月，俾斯麦奠定了德奥联盟的基础。同年，左拉的小说《娜娜》问世，小说中描写的威尔士亲王当时只是一位高雅的歌剧鉴赏家，后来却成为三国协约的发起人。当时，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后兴起的席卷欧洲反革命风潮仍未消退。在德国，俾斯麦的非常法令使社会民主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法国，1879年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布朗请求议会大赦巴黎公社社员。 但是，在我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9年时光的亚诺夫卡，无论是议会政治的喧嚣，还是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甚至是炸毁专列的爆炸声，都不能唤起任何回响。在这广袤的赫尔松草原乃至整个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亚，完全是一个由小麦和绵羊构成的有着自己的特殊运作规律的独立王国。这里落后的交通和广袤的空间为它抵挡了政治浪潮的冲击。草原上数不尽的荒丘见证了民族迁徙演进的历程。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一开始是个小农，后来日渐富足。为了谋生，父亲幼年时就和家人一道离开了波尔塔瓦省的犹太小镇来到自由的南方草原。当时，在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两省大约共有40个犹太人农垦区，人口约2．5万。在1881年以前这里的犹太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不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样的贫穷。在我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的家人整日劳作，省吃俭用，家境也开始日渐好转。 格罗莫科尔农垦区的户籍登记制度并不十分严格，很多事情都是事后填写上去的。当我准备要上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还差一年不到入学年龄，于是就把我户籍登记簿上的出生日期由1879年改成了1878年。因此关于我的年龄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户籍簿上的，一个是家里的。 在我生命的头9年中，我几乎从未离开父亲的农庄。这个农庄是从它的旧主人地主亚诺夫斯基那里买来的，农庄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诺夫卡的。亚诺夫斯基是行伍出身，在军队中被晋升为上校，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得到上司的赏识，他被批准在广袤的赫尔松草原任意圈占500俄亩土地。他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泥墙草顶的房子，又搭了几间同样的农舍。但是上校对于经营农庄却不怎么在行。上校去世后，他的家人迁居波尔塔瓦，我父亲从亚诺夫斯基家买下了100多俄亩的土地，还租种了200多俄亩。我还记得上校遗孀的模样，她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她每年都要到亚诺夫卡一两次，来收地租，来看看这里是否一切如常。我们总是派一辆带有弹簧软座的马车去车站接她，出发之前还要放上一个小凳，以备她下车方便。后来，我父亲添置了几匹经过训练的马，我家才有了四轮马车。我们用鸡汤和煮嫩鸡蛋款待这位老太太。在花园散步时，她总是用干枯的手指从树干上掐下一点干树脂，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蜜饯。 父亲种的庄稼收成很好，养的羊和马匹也日渐增多。他曾试着养美利奴绵羊，只是没有成功。但我们家养的猪却很多，它们在庭院里到处乱窜，把花园也糟蹋得不成样子。父亲的这份家业按照老办法经营得尽心尽力，但盈亏却只能凭经验行事。因此这份家业有多少很难估算清楚，它包括地里的庄稼以及谷仓里的或者是正在运往港口的粮食。在喝茶或者吃饭的时候，父亲会想起什么事情来，突然说：“快，赶紧帮我记上，我从经纪人那里收到了1300卢布：交了660卢布给上校夫人，400卢布给了坚博夫斯基。另外记上，今年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我还交了100卢布给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这样，就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父亲的家业日渐壮大。 我们就住在上校当年修建的土房子里。茅草搭的屋顶上栖息着许多麻雀，屋檐下有许多麻雀窝。屋子外墙上有好多很深的裂缝，这里经常能见到土蛇，被我们误以为是毒蛇，就拿着茶炊对着裂缝把滚开的水往里灌，但结果总是白费功夫。屋顶在下大雨的时候会漏雨，尤其是在过厅里，每到下雨时总是摆满了坛坛罐罐来接水。这屋子的房间很小，光线不足，卧室和儿童房的地面是黏土的，跳蚤横行。餐厅里铺着木地板，每个星期都要用黄沙擦洗。那间勉强可以称为客厅的八步长的屋子里的地板是油漆过的，上校的遗孀每次来了都住这个房间。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花草，有金色的合欢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到了夏天还有藤蔓缠绕。院子没有隔开，父亲建了一座泥墙瓦顶的大房子，里面有作坊、厨房和仆人们住的房间。旁边依次是用木头搭建的“小”谷仓、“大”谷仓和“新”谷仓，这些谷仓都用芦苇盖顶。为了防止谷仓进水粮食发霉，谷仓的底部都垫了石头。在酷暑和严寒时节，狗、猪和家禽都躲在谷仓下面，母鸡也选了这处僻静之所下蛋。我常常趴到石头中间去找鸡蛋，这个地方很窄，大人们钻不进去。在谷仓顶上每年都会有几只鹳，它们仰着红色的喙将土蛇和青蛙吞进肚里，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土蛇在鹳的喙里扭动着钻进去，好像要从里面吃鹳的肉一样。 谷仓里隔成了许多小间，分别存放着新鲜喷香的小麦、粗糙多芒的大麦、油光光的亚麻籽、黑色饱满的油菜籽和细嫩的燕麦。当有贵客光临的时候，孩子们玩捉迷藏甚至被允许藏到谷仓里。我总是翻过隔板，跳到麦子堆上，然后滑下去躲到麦堆的后面。胳膊肘和膝盖都陷到了麦堆里，破衬衫和旧鞋子里灌满了麦粒。我们的游戏规定：谷仓的门要虚掩着，在上面加一把锁假装锁上。在凉爽的谷仓里，我躺在麦堆里，呼吸着带有粉尘的空气，竖起耳朵听着谢尼娅·B或者谢尼娅·Ж、谢尼娅·C还有姐姐莉莎或是其他的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抓住了这个，一会儿逮住了那个，但是她们谁也想不到我藏在谷仓的麦子堆里。 住房的另一边是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都是用黏土混合着麦秸和树枝垒成的。房子前面100步远的地方有一口竖着一根高高桔槔的水井，水井的后面是一口农民们用来浇地的水塘。每年春天暴涨的河水都会把堤坝冲毁，人们又用麦秸合着黏土把它重新垒好。磨坊就建在池塘岸边的土坡上，这间简陋的木棚里装着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磨面机。在我小时候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干活儿。磨坊不只供我家自己使用，也为附近的人们服务。附近方圆10—15俄里的农民都到这里来加工粮食，支付十分之一的谷物加工费。一到打谷期就是磨坊工作的旺季，这时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当我学会了写字计算以后，我也要不时到磨坊来帮着干一些称重、计算加工费之类的活儿。收割结束以后，磨坊就要暂时关门了，因为蒸汽机要用来打谷。后来又添置了一台发动机，建了一座砖瓦结构的新磨坊，我们原来住的土房子也变成了铁皮屋顶的砖瓦房。这些变化大概都是我快到17岁时发生的。最后一次放假回家时，我还计算过未来新房子窗户的间距和门的尺寸，但是怎么也弄不准。后来当我回家的时候房子的石头地基已经建好了。我没有住上这新房子，如今这里已经是一所苏维埃学校了。 由于常常几个星期都磨不上面粉，离家近的农民就用口袋排队，在家里等着。道远的人就住在车里，下雨天就在磨坊里铺条口袋睡。 有一次，一个农民的马笼头不见了。有人看见有个小孩在他的马旁边转悠过。几个人冲过去，把那孩子父亲的车翻了个遍，果然在草里找到了那个笼头。小孩的父亲是一个满脸愁容长着大胡子的农夫，他诅咒发誓说这是那该死的混账东西背着他干的，他一定会好好收拾那家伙。人们不相信他的话，于是他就逮住那孩子，拎着他的后脖领子把他搡倒在地上，用偷来的那个笼头狠狠地揍他。我透过人丛的缝隙看到了这一幕。那个小男孩哭喊着发誓再也不敢偷东西了。其他的农夫面色阴沉对此无动于衷，有的抽着烟，还有人还小声嘟囔着说，那个农夫这样打儿子只是给大家做个样子，他自己也该揍。 仓库和猪圈后面搭着两间几十沙绳[1沙绳约等于2．134米。——译者注]长的大棚子，棚顶呈人字形，一间铺着茅草，另一间铺着芦苇。棚子是直接搭在地上的，没有围墙。棚子里堆放着刚收获的谷物，刮风下雨的时候，人们就在里头干活。再往远处，在大棚的后面是打谷场，从这里过去，在谷地的那边是用于牛粪砌成的牲口圈。 上校的土房子和餐厅里的旧沙发陪伴我度过童年。沙发是用红木镶面板做的，我小时候就坐在上面喝茶、吃饭，和妹妹一起玩布娃娃，后来还在上面看书。沙发套上有两个破洞，小的一个靠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常坐的地方，大的靠近父亲的位子。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常说：“这沙发该换个新套子了。” 母亲回答说：“早该换了，从沙皇被刺的那年起就没换过了”。 父亲说：“你还说呢，你一进城就到处瞎逛，又舍不得雇车，还一心想着早点回家，早把买东西的事给忘了。” 餐厅低矮的屋顶下横着一根大梁，上面放着许多零七八碎的东西：有盛着食物的盘子(怕猫把食物叼走)，有用纸团塞着口的墨水瓶，有笔尖生锈的蘸水笔，还有钉子、绳子、书等等杂物。家里没什么笔，有几个星期我用餐刀给自己削了几枝木头笔，用来临摹旧杂志《田野》上画的马。猫把窝安在了顶棚上靠近烟囱的地方，在那里生儿育女，当上面太热的时候，它就叼着小猫从上面跳下来。个子高的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的时候，头难免会碰到大梁，因此我们会常常指着大梁提醒客人“小心”。 小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拨弦古钢琴，它占了客厅的四分之一。我还记得，这架琴是从15俄里外的一户破落女地主那里买来的，当时这家人正准备搬到城里去，于是处理了所有的家具。我们还从她那儿卖了一张长沙发和三把椅子。当时这架琴是坏的，琴弦断了，早被扔在仓库里好久没人用了。我们花了16卢布买下这架琴，装在大车上运回亚诺夫卡。我们把它放在作坊里修理的时候，还从里头清理出了两只死老鼠。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琴清洗干净，把破损的地方粘好，把生锈的部件打磨干净，装上新的琴弦，调好音律，那个冬天他在作坊里忙活了好几个星期。琴被整修一新，它的声音虽不十分洪亮却也美妙动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他那神奇的手指在上面奏出喀马林舞曲、波尔卡舞曲和《我亲爱的奥古斯丁》等动听的乐曲。姐姐开始学习音乐，哥哥在伊丽莎白格勒曾学过几个月小提琴，他有时候也会在这架琴上乱弹一气。最后连我也照着哥哥的小提琴乐谱在那架琴上用一个指头弹奏起来，但是我几乎没有什么乐感，对音乐也就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兴趣。也正是在这架琴上，我们的邻居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M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右手那高超的演奏技巧。 一到春天，院子里就变得泥泞不堪。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做了一双高高的木套鞋，我常常从屋里透过窗户惊奇地望着他穿着这双差不多有半俄尺高的套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久，一个老皮匠就会按时来到我们这里。他有八十多岁了，但是我们好像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老人曾在尼古拉一世的军队里呆了20年，他身材魁梧、膀阔腰圆，眉毛胡子都白了。他蹒跚着脚步，走到仓库前，在那里支起自己的流动作坊。“我的腿脚不中用了，”——十年来他一直都在这样抱怨。他那摸惯了皮子的大手却像钳子一样有力，指甲像银白的琴键，指尖十分灵活锋利。 老人问我：“想让我指给你看看莫斯科吗？”我当然想了。他就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捧住我的头，把我从地上拔了起来，可怕的指甲弄得我又痛又恼。我踢腾着双腿，要他把我放下来。 “不想看就算了。”老人说。我虽然气恼，却没有走开。 老人说：“那好吧，要不你自己顺着梯子爬到仓库上面，看看阁楼里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在骗我，犹豫着不想去。原来磨坊的小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喀秋莎在那里，他们俩都是漂亮、活泼、勤劳的人。女主人经常问康斯坦丁：“你什么时候和喀秋莎成亲啊？”康斯坦丁回答说：“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要是举行婚礼还得花10个卢布，我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喀秋莎买双靴子呢。” 草原上酷热而又紧张忙碌的夏日收割季节过后，就到了可以计算一年收成的初秋时节。这是打谷最繁忙的季节，此时生活的中心就转到了屋子后面四分之一俄里外的打谷场上。这里尘土飞扬，打谷机隆隆作响，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磨工菲利普戴着风镜站在打谷机旁，他的黑胡子上沾满了灰尘。人们从车上将一捆捆的麦子递给他，他头也不抬接过来熟练地解开，把它们塞到打谷机里。打谷机把麦捆吞下去，就像饿狗吞下骨头时那样吼叫着。麦秸被机器摔出老远，而混着麦糠的麦粒则留到了另一边，这些麦粒和麦糠被人们用大车运到草垛旁边。我手里握着牲口的缰绳站在马车的尾部。“当心别掉下来！”父亲冲我叫着。而我已经掉下来十几回了，不是掉到麦糠里，就是掉到麦秸垛上。打谷场上尘土飞扬，打谷机轰鸣着，麦糠钻到人们的衣服和鼻孔里呛得人们直打喷嚏。当打谷机响得太厉害时，父亲就会提醒菲利普说：“嘿，菲利普，慢点儿，慢点儿！”我想搬起大车，但是它重重地砸了我的手指，痛得我两眼发黑，我赶忙躲到一边，免得让别人看见我哭了，然后跑回家。母亲用冷水给我清洗手指并包扎起来，但还是很痛，肿胀发炎的手指折磨了我好几天。 仓库和大棚子里堆满了一袋袋的麦子，院子里也堆起了盖着油布的麦子垛。主人经常给雇工们示范用筛子把谷糠筛干净，然后干净利落地把筛干净的麦子倒在麦堆里。在谷仓和大棚子旁边这些背风的地方，人们用扬谷机和像玩具一样的谷物分离器把粮食收拾好，准备卖到市场上去。 不久粮商们就纷纷登门了，铜制砝码和磅秤装在他们那油漆过的箱子里。他们检验粮食的成色，开价，然后就往主人手里塞定金。主人端出茶水和点心招待他们，却不会把粮食卖给他们。他们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而主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他在尼古拉耶夫有自己的经纪人。他说，“用不着着急，麦子又不要吃不要喝的。”过一个星期左右就会有信或者是电报从尼古拉耶夫发过来，粮价每普特多出5戈比。“看看，一千卢布又到手了，”主人说，“钱可不是容易挣的。”但是也会有粮价下跌的情况，连亚诺夫卡也能感觉到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从尼古拉耶夫回来，父亲苦着脸说：“听说，那个什么——阿根廷的地方今年又卖了好多粮食。” 冬天的乡村安详寂寥，此时只有作坊和磨坊还在工作。仆人们把取暖用的麦秸抱到屋里。把麦秸填进炉子里，看着它们燃起红彤彤的火焰，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我和妹妹奥莉娅在餐厅里玩火，把那里弄得浓烟滚滚，幸好被格里戈里叔叔发现了，当时我被熏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满屋子瞎撞，刚听到叔叔的喊声我就晕倒了。冬天，当父亲出门的时候，家里的所有事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这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被单独留在家里。有时候我和妹妹紧紧地靠在一起，在黑暗中蜷缩在沙发上，惊恐地睁大眼睛，一动也不敢动。有一次，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进屋里，他穿着翻领大皮袄，戴着很大的皮帽子和皮手套，走起路来脚下咯吱咯吱直响。天很冷，这人的胡须上都结冰了。在黑暗中，听见他洪亮的嗓音：“晚上好”。我和妹妹吓得缩在沙发的角落不敢出声。这人划着火柴，看见缩在角落里的我们。我们这才看清，原来是我家的邻居。有时候，当被单独留在餐厅里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冒着严寒冲到屋外，站在门前又大又平的石阶上对着黑暗大喊：“玛什卡，玛什卡，快过来，快过来！”我往往要喊好多遍，因为玛什卡总是在厨房或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忙碌着。最后，母亲从磨坊回来，给我们点上灯，生着茶炊。 晚上我们一般呆在餐厅里，直到睡着。人们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一会儿有人来拿钥匙，一会儿又还回来，主人坐在桌子旁边布置着第二天的事情。此时我和妹妹奥莉娅、姐姐莉莎还有女仆则干着由大人们安排的事。有时候大人们说的一些什么话会引起我们特别的联想。我朝妹妹眨眨眼，她禁不住哧哧地笑起来，大人们就会生气地瞪她一眼。我再朝她挤挤眼，她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在笑，想把头埋到桌子下面去，结果磕在桌子上。这引得我和姐姐大笑起来，别看姐姐都13岁了，长得也开始有几分大人的模样，她其实还是满身的孩子气。如果实在笑得太厉害了，我就会追着小猫从桌子底下大人们的腿旁边钻过去，溜到隔壁的儿童房里，过一会儿再出来。我们笑得浑身颤抖，连杯子都拿不住了。这时，母亲就会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此时大人和孩子们的世界就会有片刻的交融，大人们会不解地看着我们，偶尔会比较和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斥责我们。我们的笑就会爆发出来，奥莉娅笑得将头埋到桌子下面，我笑得前仰后合倒在沙发上，姐姐抿着嘴唇哧哧地笑，女仆则赶紧躲到门外去。 “还不快去睡觉！”大人命令着。 但是我们不想去睡，就赖在角落里，不敢互相看上一眼，免得笑出声来。妹妹被抱走了，而我常常会在沙发上睡着。有人把我抱起来，我大声叫着从噩梦中惊醒，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群狗围攻，或是有蛇在脚下咝咝作响，要不就是正被强盗劫持着向森林里去。孩子的梦魇惊动了大人，他们边抱着我边轻轻地拍打我、亲我，来安慰我。就这样，我从欢笑到入梦，从梦乡到噩梦，从噩梦惊醒，然后又在温暖的羽毛被中入睡。 冬天是一家团聚的时候，这时父母平常不怎么出门，哥哥和姐姐也都从学校回来过圣诞节。星期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梳洗穿戴一新，给我们理发。他先给父亲理，然后是哥哥萨沙，最后轮到我。 哥哥问道：“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剪卡普洱式的发型吗？”大家都惊奇地望着萨沙，他解释说，在伊丽莎白格勒，有次别人给他剪了一个那样的发型，结果他被学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理完发，我们就坐下来吃午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父亲分坐在桌子两头的椅子上，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长沙发上，母亲坐在我们对面。在结婚以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饭。冬天，午餐吃得很慢，吃完饭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吐出一个个奇妙的烟圈。有时候，大人们会让哥哥萨沙和姐姐莉莎给我们朗诵文学作品。父亲坐在暖炕上打瞌睡。大家有时候会以此拿他来逗乐。晚上，有时我们也会玩纸牌，此时总是充满欢笑，偶尔也会引发一些小小的争执。我们常常串通起来对付父亲，他玩牌总是心不在焉，输了也只是笑笑。母亲的牌技很好，玩起来也很认真，还时刻提防爱捣鬼的哥哥。 亚诺夫卡离最近的邮局有23公里，离铁路有35公里多。这里远离政府机关和商店，远离中心城市，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更遥远了。这里的生活是围绕着农业劳作的规律展开的，只有粮价会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当时在亚诺夫卡这样的地方没有报纸和杂志，我上中学之后那里才有。我们很少收到信件，即使有也是有人顺便给捎来的。有一次我们的一位邻居给我们在博布里涅茨拿到了一封信，信在他的衣兜里呆了两个星期才到我们手中。在那时候，收到来信可是一件大事，要是收到电报那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人们告诉我电报是通过电线传送的，可我却亲眼看到电报是被人骑着马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而且父亲还要因此付给送电报的人2．5卢布。电报就是一张像信一样写着字的纸，它怎么会沿着电线跑呢，难道是风吹的？人们说它是用电传过来的，这就更让我糊涂了。有一回，阿布拉姆叔叔给我详细解释说：“是电流通过电线传过来，在一条纸带上留下符号。你重复一遍。”于是，我重复着他的话：“电流沿着电线，在纸带上留下符号。”叔叔问我：“明白了吗？”我想着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像信一样的纸片，不解地问：“那信又是怎么回事呢？”叔叔说：“这和信不是一回事。”我实在搞不清楚，既然电报是有人骑着马送来的，那么这关电流什么事。叔叔有点生气地说：“别再提什么信不信的了，我在给你讲电报的事，你却怎么总是信呀信的，纠缠个不停。”因而，那时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有一位叫波林娜·彼得洛夫娜的太太从博布里涅茨来我家做客，她带着很大的耳环，留着带刘海的发型。后来我母亲和她一起回博布里涅茨去，我也一同前往。当走到那个离家11俄里的小丘的时候，我看到一排排的电线杆，还听到电线在上面嗡嗡响。我就问母亲：“电报是怎么走的？”母亲回答说：“你还是问波林娜·彼得洛夫娜吧，请她给你讲讲。”于是，波林娜·彼得洛夫娜说：“纸带子上的那些符号代表字，电报员把它们翻译成文字，写在纸上，再叫人骑着马送来。”这个问题我总算弄明白了，但是我又望着电线问：“那电流是怎么走的，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波林娜·彼得洛夫娜回答说：“电流是在电线里边走的，这些电线做的就像一根管子，电流就在里边走。”这就讲得很清楚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在大约四年之后，当物理老师给我们讲电磁知识的时候，我反倒觉得他讲得不怎么在理。 我的父母在他们艰苦劳碌的生活中，彼此之间有时也不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和睦的，尽管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母亲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长大，这种家庭不怎么瞧得起粗手笨脚的乡下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十分英俊，浑身充满活力，极有男子汉气概。他成功地积攒下一点钱，后来还买下了亚诺夫卡。年轻的母亲刚从城里来到草原这荒凉闭塞的乡村的时候，并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和艰辛的劳作。但是，她终于渐渐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在这里一呆就是45年，再也没有卸下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父母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我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其中只有四个长大成人，另外四个孩子都在年幼的时候患了白喉或者猩红热天折了，他们的死并没有引起大人太多的关注，就像我们这活下来的四个并未特别引人注意一样。田地、家畜、家禽、磨坊占去了父母全部的精力，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顾及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农庄里艰辛的劳作冲淡了家庭的温馨。尤其是在父亲创业之初的几年，我们家几乎没有一丝的温暖。但是，同甘共苦的劳作将我的父母紧紧地连在一起，使他们相濡以沫。一看到浑身白粉的母亲从磨房回来，父亲就会马上吩咐我们：“快给你妈搬个凳子来。”有时候，母亲还没有跨进家门，她就会吩咐女仆说：“玛什卡，快生着茶炊，主人就快从地里回来了。”父亲和母亲都深知对方劳作的艰辛。 论才智和个性，父亲自然胜过母亲一筹，他更有心计，更深沉，也更机敏。他无论是看事还是看人都独具眼光。我的父亲母亲很少花钱买东西，他们都知道应该攒钱。我父亲买东西从来都不会吃亏，衣料、帽子、鞋子、马匹、机器等他总是能够买得物有所值。有时候，父亲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吝啬辩解似的跟我说：“我并不是十分喜欢那几个小钱，但我更不乐意没有钱，要是在用钱的时候没有钱，那才是最要命的事情。”他说着蹩脚的俄语夹带着乌克兰语，其中乌克兰语居多。他以一个人的气质、相貌和言谈举止来评判人，而且一般不会看走眼。 由于多年的辛勤劳作再加上生了那么多孩子，母亲病倒了，需要到哈尔科夫去看病。这样的远行对我们家来说那可是一件大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长时间。母亲带足了钱，拿了好几罐奶油，拎了一袋子小甜饼，还捎上了几只熏鸡等。这次出门是要有很大一笔花费的。每看一次病就要花三个卢布。父母经常谈及此事，也时常会向客人们说起，说的时候还会伸出三个手指比画着，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透露出他们尊重科学但又抱怨花钱太多，同时又因为自己花得起这么高的价钱而得意的心理。我们兴奋不安地期待着母亲回来。母亲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新连衣裙，这可是在我们亚诺夫卡从未见过的漂亮体面的衣服。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要比母亲对我们更平和、慈爱一些。母亲经常对我们发脾气，有时候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或者仅仅是因为她累了，或者是因为在家务方面有些什么让她不顺心的事。那时候，如果我们有点什么要求往往愿意向父亲提出来。但是后来父亲也渐渐变得严厉起来，这是因为随着家业的壮大，他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的时候，还有就是因为孩子们带给他的失望。 在漫长的冬季，草原上的大雪包围了亚诺夫卡，堆起的雪堆超过了窗台。这时候，母亲喜欢读书，她会坐在餐厅里的三角小暖炕上，把脚放在前面的椅子上，日暮时分当房间里开始变得昏暗的时候，她就会移到父亲常坐的那把靠窗的扶手椅上。她用那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指点着书上的字，低声地读从博布里涅茨的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磨得已经破旧的小说。她常常会被书中艰涩的词语和繁琐的长句弄糊涂，有时经孩子们提示她才会恍然大悟。但是，她还是毫不懈怠地坚持读她的书，在宁静的冬日，我们在过道里就能听见她单调低沉的读书声。 为了能够认识我写的书的书名，父亲到老年也学会了认字。1910年在柏林的时候，我看到他坚持着试图看明白我的那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 到十月革命的时候，父亲已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母亲在1910年就去世了，父亲活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南方的战局尤为动荡，政权不断更迭，75岁高龄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步行数百公里到敖德萨躲避战乱。他害怕红军，因为他是一个富人；白军迫害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苏维埃军队平定南方以后，他得以前往莫斯科。十月革命几乎夺去了他毕生积累的全部财富。他曾掌管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国营磨坊有一年多的时间。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喜欢和他谈论一些经济问题。父亲在1922年春天病逝于伤寒，当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在亚诺夫卡作坊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宾就在这里工作。他从20岁就在这里工作了，他来的那一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年。他跟我们这些孩子包括家里的老大，讲话时都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你”，而我们对他要尊称“您”，还要叫他的全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他被征召要去服兵役的时候，父亲贿赂了管事的人，把他留了下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英俊而且有天赋的人，他蓄着黑褐色的髭髯，留着法国式的小胡子。在技术上他是个多面手：修蒸汽机，管锅炉，把金属或者木头镟成球，浇铸铜轴，造弹簧马车，修理钟表、钢琴和家具，还会造除了橡胶轮胎以外的自行车的所有部件。我从预科升人一年级的那一年就是用他造的这种自行车学会骑车的。附近的德国移民经常把他们的播种机和打捆机拿来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帮着修理，他们卖打谷机或者蒸汽机之类的机器的时候，也会请他一起去帮着参谋参谋。大家遇到农事方面的问题总会找我父亲，而技术方面的事则要请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作坊里还有帮工和学徒，而在很多时候我还是这些学徒的徒弟呢。 我多次在作坊里帮着镟螺栓和螺母。我喜欢这差事，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工作的成果。有时也会让我干些在石头上研磨油漆原料的工作，但是我很快就会厌倦，总是不断地询问这活儿是不是干得差不多好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手指尖搅一搅我磨的灰浆，摇摇头，于是我就把这活儿推给学徒去干。 有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会坐在工作台后面角落里的工具箱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远处，似乎是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想而只是坐着休息。每当此时，我就坐到他身边，不是用手指拨弄他那黑褐色的胡须，就是盯着他的手仔细端详，那可是一双工匠的巧手。手上的皮肤上有不少黑点，这是工作时不小心扎到肉里的碎屑，这些东西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的手上，再也弄不掉了。每根手指都很结实有力，而且又十分柔韧灵活，他们配合起来就是一双能干的大手。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但我也感觉到这双手在干活的时候是那么与众不同。在左手的大拇指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在我出生的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用斧头伤着的，就剩下一点皮跟手掌连着，他正准备把手放在砧板上把这个手指剁掉，恰巧被我父亲看见了。 父亲喊道：“别剁，这手指还能长好。” “真的吗，您觉得它真能长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了一声，就把斧头扔下了。后来这根指头真的长好了，干活一点也不受影响，只是不能像右手的大拇指一样翘那么高。 有一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旧的别丹式步枪改装成了霰弹枪，大家轮流试着用这支枪射击几步开外点燃的蜡烛，看谁能把它打灭，结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打中。父亲偶然经过这里，就也来试试。他持枪的姿势好像也不太对，端着枪瞄准的时候手还抖动。尽管如此，他还是一枪就把蜡烛给打灭了。在各种事情上他都有很好的眼力，对这一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很清楚。虽然父亲常常会训斥其他的工人，但他们两个之间从未发生过口角。 在作坊里我从来就不会无事可做。我有时候在那里拉风箱，这风箱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按照自己的设计做的，通风孔开在天花板上，人们看不到，这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有时候我就摇车床，直到累得精疲力竭为止，尤其是在做用皂角木镟槌球比赛用的球的时候。作坊里的谈话都是很有趣的，人们一般不怎么在乎礼节，或者干脆就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客套。我每时每刻都会在这里增长一些见识。工人福马讲一些关于他从前工作过的农庄的事情以及有关那里的男女主人们的故事。他讲的时候对那些人可并不怎么恭敬。紧接着，磨工菲利普会讲他在军队里生活中的一些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时会问一些问题，打断他们，或是补充几句。 司炉亚什卡有时候也抡着锤头打铁。这人性格乖戾，他留着不长的棕红色的头发，大概有三十岁左右，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呆长过。在他身上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在秋天，要么就是在春天，他就消失了，过几个月他就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他并不常喝酒，但是只要一喝酒就会烂醉如泥。他很喜欢打猎，但却把猎枪换了酒喝了。福马给大家讲，有一次在博布里涅茨，亚什卡光着脚，脚上沾满了黑泥，走进一家店铺想给自己的单筒猎枪弄点火帽。他故意把盒子碰到地上，然后再给人家从地上收起来，在捡的时候他那沾满了泥巴的脚踩在一只火帽上把它带走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福马，你是在瞎说吧？” 亚什卡说：“他怎么会是瞎说呢？要知道我当时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想用这种办法搞到想要的东西还挺不错的，这办法值得效仿。” 女仆玛什卡过来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伊格纳特回来了，但是杜尼卡却不在，她回家过节去了。” 我们把司炉伊格纳特称为“我们的”伊格纳特，这是为了把他和那个在达拉斯来之前当过领班的驼背的伊格纳特区别开来。“我们的”伊格纳特是去应召服兵役的，他临走之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曾亲自给他量过胸围，并告诉他说：“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要你的。”征兵处的人把他安排在医院里，让他在那里接受了一个月的测试。他在医院里认识了几个城里的工人，就决定到城里的工厂里去碰碰运气。伊格纳特脚下登着城里人穿的靴子，身上穿着一件前襟上绣着花纹的羊皮外套。他回来以后在作坊里呆了整整一天，向人们大讲特讲他在城里看到的一切：什么城市的繁华啦，城里人的规矩啦，还有就是工厂里的机床、工作和薪水，等等，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 福马若有所思地说：“当然啦，人家那可是大工厂啊。” 菲利普接茬说：“人家的大工厂可不是我们的小作坊。” 于是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望着作坊的顶棚陷入思考。 维克托尔充满渴望地问道：“那里机床多吗？” 伊格纳特答道：“多了去了，就像树林一样密密麻麻的全是机床。” 我瞪大眼睛听着，同时心里想像着工厂里的机床像树林一样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机器，伊格纳特就站在这些机器中间，腰里还扎着一条羊皮的皮带。伊格纳特还弄到了一块表，大家拿着传看。晚上父亲和伊格纳特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管家跟在他们后边。我也在那里，一会儿跑到父亲这边，一会儿又跑到伊格纳特跟前。 父亲问道：“那你在城里怎么生活呢？你的面包要用钱买吧？牛奶也要拿钱买吧？另外租房子也得花钱吧？” 伊格纳特说：“那当然了，可以说那里干什么都要钱，不过在那里挣的和这边也不一样。” “我知道工钱不一样，不过你挣的也就是够吃够喝罢了。” 伊格纳特略显得意地说：“尽管这样，但我半年之内挣的钱，还是省下了一些，买了几件衣服还买了我兜里的这块表。”说着，他又把表掏出来给父亲看了看。 这是无法辩驳的证明，于是父亲沉默了一下话锋一转又问道：“伊格纳特，你开始喝酒了吧，城里有那么多的老师可以教你，肯定可以教会你的。” 伊格纳特回答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伏特加是个什么东西呢。” 母亲问道：“那么，怎么样，伊格纳特，你会把杜尼卡接过去跟你在一起吗？” 伊格纳特笑了笑，转过头去，脸上略带一丝愧疚，没有说话。 母亲说：“噢，我明白了，是不是勾搭上城里的贱女人了，快老实交代，你这个坏家伙！” 就这样，伊格纳特离开了亚诺夫卡。 我们这些孩子是不允许到佣人的房间里去的，但是谁又能管得了我们呢。他们的房间里总会有一些新鲜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家的厨娘都是一个高颧骨塌鼻子妇人，她的丈夫为我家放牧，是一个半边脸麻痹的老头。我们叫他们“莫斯科人”，因为他们来自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省份。这对夫妇带着一个长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八岁大的女儿。小女孩对自己父母之间的争吵已经习以为常了。 到星期天，姑娘们就会给小伙子们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是她们自己互相在头上找。大塔吉扬娜和小塔吉扬娜并排躺在佣人房间里的一堆干草上，马夫阿法纳西坐在她俩中间，腿搭在小塔吉扬娜的身上，身子靠着大塔吉扬娜，他是总管普特的儿子，厨子帕拉斯加的兄弟。 管家看见了，略带几分嫉妒地对他喊道：“你这家伙倒是会享福，还不赶快去饮马！” 这个长着棕红色头发的阿法纳西，还有那个黑头发的穆图佐克总是捉弄我。如果我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饭，这两个家伙就会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嘿，廖瓦，跟我们一块吃吧。”要不就会说：“廖瓦，替我们向你妈要只鸡来吧。” 每当这时，我就会觉得不自在，只好一声不响地走开。到复活节的时候，就会为工人们烤大甜面包，还会染一些彩蛋。赖莎姑姑可是画彩蛋的高手。有一次，她带来几个染得很漂亮的彩蛋，给了我两个。我们拿着自己的彩蛋放在地窖后面的斜坡上滚，拿着它们互相碰，来比试看谁的彩蛋结实。最后就剩下我的和阿法纳西的彩蛋了。 “你看我的彩蛋多漂亮。”我边说着，边拿着彩蛋给他看。 “那算什么，”阿法纳西不屑一顾地说，“怎么样，你敢拿它跟我的碰吗？看谁的硬！” 我不能拒绝他的挑战，结果我的蛋让阿法纳西的给从尖上碰破了。 阿法纳西得意地说：“那这个就是我的了，来，我们再碰另外那个。” 我只好把另外一只彩蛋拿出来，结果又被阿法纳西弄破了。 “这个也归我了。”说着，他抓起我的那两个彩蛋，头也不回就走了。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恨不得大哭一场，但事已至此也就无法挽回了。 一年到头都在我家农庄做工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佣工都是临时在这里做活的，在收成好的年景他们会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大多来自基辅、切尔尼科夫和波尔塔瓦地区，他们在这里一直干到圣母节，也就是俄历10月1日。在收成好的年份，光赫尔松一个省就需要二三十万这样的雇工。这些收割工人一夏天干四个月的活儿，男的可以挣到40卢布到50卢布的工钱，女的可以挣加卢布到30卢布，另外主人家要管饭吃。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露天的田地里，遇到下雨天，便躲在麦草堆下面。他们的午饭一般都是粥和菜汤，晚饭只有麦子面做的稀粥。饭食里能有一点少得可怜的油脂，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吃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有时候也会因此引发一些小小的冲突。雇工们会丢下手里的活计，聚集在院子里，他们有的趴在大谷仓的阴凉里，把被麦草扎得满是伤痕的赤脚在空中踢腾着，等待着主人给个说法。于是父亲就会给他们一点酸乳酪、西瓜或者是半袋子干咸鱼什么的，他们拿上东西，就会高兴地回去干活。像这样的事情在每个农庄里都有。有一帮皮肤晒得黝黑的收割工一连十年都来亚诺夫卡找活干，他们知道父亲一定会雇佣他们，因为他们干起活来个个都是好样的，可以为其他人树立榜样，父亲会因此多给他们几个卢布的工钱，有时候，还时不时地给他们一点伏特加酒喝。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出来找活干。这些人从家里出来要步行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一路上他们就吃一些干面包片，晚上就在沿途的市集上露宿。有一年夏天，雇工们都患上了夜盲症，天刚刚擦黑他们就看不见东西了，只能摸索着走路。我母亲的外甥当时正在我家做客，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文章，寄给了报社。这引起了地方议会的注意，还派了一个人到亚诺夫卡来调查此事。我那位写这篇报道的亲戚自然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我的父母却在心里怪他多管闲事，当然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歉疚。但这并未给我家带来多大的损失，那位调查员认为，这种病是因为雇工们的饭食里缺少油脂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全省十分普遍，所有农庄里的雇工都是吃这样的饭食，而且有的方吃的比这里还差。 作坊、佣人房间和后院对我来说，生活与在家庭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空间更广阔些。生活的篇章没有结尾，我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小时候，人们谈话时并不避讳我，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不在场的情况下，通常人们说话是很随便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都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当家人。而在作坊的熔炉边，在厨房的灶台前，我的父母、亲戚以及邻里们当着我的面谈及的几乎少有新的内容。所有这样的谈话已经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其中或许有很多东西影响了我对现实社会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