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秋季，每天都有前线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声称，如在11月1日以前不能签订和约，士兵将自行回到后方，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和平。这已经成了前线上的口号。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战壕。十月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这种行动，但为时不久。
由于二月革命，士兵们知道了是拉斯普京匪帮统治着他们，并且知道了正是这个匪帮把他们拖进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卑鄙的战争中，他们看不到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这完全是因为年轻的律师克伦斯基强烈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想回家，回到自己亲属身边，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走向革命，因为它允诺给他们土地和自由。但是目前它仍旧把他们留在前线的饥饿和虱子的泥坑里。对士兵、工人、农民感到恼火的克伦斯基把他们叫做“造反的奴隶”。他一点也不懂：革命正是不愿意当奴隶的奴隶的暴动。
克伦斯基的庇护者和鼓舞者布坎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慎向我们透露：对他和他的同伙们来说，战争与革命到底是什么。十月革命过了好几个月后，布坎南用下述词句描绘了俄国的1916年，这是沙皇军队的溃败、经济和追随者的解体，在拉斯普京摆布下的政府频频更迭的可怕的一年。布坎南曾这样叙述自己1916年的克里木之行：“在我们访问过的一座最美丽的庄园里，我们不仅仅受到盛在银盘里的面包和盐的热情款待，并且在临行时在汽车里见到一大箱12瓶陈年布尔冈红酒。在午餐时品尝之后，我对其味道佳美称颂不已。今天回顾到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日子，想到落在这些盛情款待我们的人头上的贫穷和灾难，令人无比忧伤”（俄文版160页）。
布坎南想到的不是战壕里的士兵们和在饥寒交迫中排着长队的母亲们的痛苦，而是过去的克里木美丽庄园的主人的苦难，是银餐盘和布尔冈红酒。当你读到这些无耻的闲适语句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说：难怪在世界上会发生十月革命！难怪它不仅清除了罗曼诺夫家族，还清除了布坎南和克伦斯基。
我第一次穿过我军前方阵地前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时，我们战壕里的同志们已经不可能对德国狂妄的要求作什么有效的抗议了。战壕几乎空了。在布坎南和克伦斯基的实验之后，没有一个人敢讲继续作战的话，即便是有条件的也不行。和平，无论如何也要和平！后来在一次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回莫斯科时，我劝说一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前线代表，要求他用有力的语言支持我们的代表团。“不行啊，”他回答说，“根本不行，我们不可能再回战壕里，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还会说我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继续欺骗他们……”
战争已不能继续下去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我同列宁一点分歧也没有。我们以同样不理解的眼光看着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战争论”的信徒。
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府在反对我们的战争中究竟能走多远？在那些天里，切尔宁伯爵在给他好友的一封信中写到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应该同布尔什维克谈判，而是进军彼得堡，并在那里建立秩序。这种凶恶的意愿是够强烈的。但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霍亨索伦王朝是否能够调动军队反对要求和平的革命？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到底对德国军队有什么影响？这一影响是否很快就能显示？当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正应该在谈判过程中试图找到它，为此必须尽可能地拖长谈判时间，应该让欧洲工人有时间来很好领会一下苏维埃革命事实的本身，还有它的和平政策。更主要的是协约国刊物连同俄国妥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报刊预先把和谈说成是一出精心安排好角色的喜剧。甚至在德国、在当时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对派也不反对把自己的软弱转嫁给我们。在他们之中也谈论布尔什维克同德国政府达成一致的话题。尽管这一说法应该在法国或英国才是可信的。事情很清楚，如果协约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引起工人群众对我们的不安，则必将极大地减轻协约国今后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困难。因此，我认为在签署单独媾和（如果这对我们是不可避免的话）之前，无论如何也必须要使欧洲工人得到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和德国统治阶级是死对头。我就是在这些想法的影响下想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进行政治示威，它可用如下公式表达：我们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署和约。我这样推论：如果德国帝国主义不能出动军队进攻我们，这就意味着我们已取得具有无限结果的巨大胜利。如果霍亨索伦王朝还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打击时，我们总还来得及早早地投降的。我同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成员商议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就给列宁发了封信。他答复说：“待您回莫斯科后面谈。”
列宁答复我提出的理由时说：“如果霍夫曼无力调动军队进攻我们，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这个可能性很小。他可以专门为此从巴伐利亚突击军团中抽调部队。难道进攻我们需要很多人吗？您自己说过战壕已经空了。可是德国再度开战怎么办？”
“那时我们将被迫签署和约。但到那时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别无出路了，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彻底粉碎我们与霍享索伦王朝有幕后勾结的谣言。”
“当然，这样做自有其优点，不过毕竟太冒险了。如果德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我们灭亡，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德国革命比我们的革命重要得多。但是德国革命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的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它的安全。”
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困难之外，还加上更严重的党内困难。在党内，至少在它的领导者中，坚决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态度占主导地位。在我们报刊上公布的有关布列斯特谈判的速记汇编助长并加剧了这种情绪。提出革命战争口号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是这种情绪最鲜明的表现。
党内斗争日益激烈。与新近的神话相反，它不是发生在我与列宁之间，而是在列宁与党的绝大多数居领导地位的组织之间。斗争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否进行革命战争？一般来说，一个革命政权是否可以与帝国主义签订协定？我完全站在列宁一边，和他一样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在1月21日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第一次公开地对分歧进行了讨论。会上有3种观点：列宁主张拖延谈判，到对方提出最后通牒时立即投降；我认为应该不惜冒德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危险，把谈判引向破裂的边缘。这样，如果不得不投降，就能在对方公然使用武力时再投降，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布哈林为了扩展革命的舞台而主张战争。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对革命战争论者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我的意见只不过作了寥寥数语的批评而已。革命战争论者得了32票，列宁得了15票，而我得了16票。投票的结果还不足以鲜明地表示出党内的主导情绪。如果不是在群众中，就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党的“左翼”要比在这次会议上更强大。这就能保证我的意见取得暂时的胜利。布哈林的支持者们认为，我的建议是朝他们的一方靠近了一步。列宁则相反，认为（而且是完全有根据的）推迟作出最后决定，能保证他的观点取得胜利。在这个阶段，对我们党揭示真实状况的必要性，不亚于对西欧工人的必要性。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中列宁只是少数。人民委员会建议各地方苏维埃说出它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意见。到3月5日止共收到二百多个苏维埃的答复。其中只有彼得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苏维埃有保留地赞成和平。与此相反，许多大型工业中心和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伊万诺伏—沃兹涅先斯克、喀琅施塔德等等以压倒多数赞成中止谈判。这就是我们党的各个组织的情绪。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时期如要实现列宁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党的分裂和国家政变，只能如此。但是，每延长一天，列宁支持者的人数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战不和”的方案客观上是一座通向列宁立场的桥梁。党的大多数人，至少它的领导者们走过了这座桥梁。
“好吧，我们假设，我们拒绝签署和约，而德国转入进攻，那时您将怎么办？”列宁追问我。
“就在刺刀下签署和约。那时，情况就会举世皆知。”
“您那时也不会支持革命战争的口号？”
“决不支持。”
“既然如此，试验就不那么危险了。不过我们将冒失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列宁还狡黠地笑着说：“为了能和托洛茨基保持良好的和平，就是失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是值得的。”这句话他在以后的几天里屡屡提到。
1月22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通过了我的建议：拖延和谈，如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则宣布停战，但不签署和约。以后的行动将视当时情况而定。1月25日深夜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和当时我们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我的建议。由两个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在当时通常被认为是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月31日我从布列斯特通过专线向斯莫尔尼宫的列宁报告：“在德国报刊上充斥着流言蜚语，其中有一则荒诞的报导，说我们准备示威性地不签署和约，似乎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发生分歧等等。我指的是他们援引的《政治家报》斯德哥尔摩电讯。如果我没搞错，那么《政治家报》是霍格伦①的机关报，如果在这家报纸上的确登载了类似的报导，我倒要请教他的编辑部怎么竟能刊登如此骇人听闻的胡言乱语。由于资产阶级报纸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德国人不见得重视。但这里说的是一家左翼报纸，这家报纸的一个编辑驻在彼得格勒。这就使它的报导有了相当的权威性。而实际上，它只能给我们的对手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①霍格伦，泽茨（1889—1956）瑞典社会民主运动的左翼领袖。1917和1919—1924年为瑞典共产党主席。——译注
“奥、德报纸连篇累犊地报导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俄国各地一片惊慌，恐怖万状的情况，成千成万人无辜丧命，机枪声哒哒不绝于耳等的报导，有必要委派一个干练的人向彼得格勒通讯社和广播台提供有关国家状况的每日报导。如果季诺维也夫能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的话就太好了，这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主要的是，这类报导应该寄给沃罗夫斯基①和李维诺夫②。这可以通过契切林办。
①沃罗夫斯基，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1871—1923）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参加过《火星报》《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起曾任驻斯堪地纳维亚国家大使，1921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译注
②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外交副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我们这里的会纯粹是走形式。德国人尽力拖延谈判，显然是由于国内危机。德国刊物开始散布说我们根本不想要和平，一心想把革命输入到其他国家。这些蠢驴不能理解，只有从欧洲革命发展的角度看，尽快实现和平对我们才有重大的意义。
“是否可以采取措施把罗马尼亚大使馆驱逐。我认为，罗马尼亚国王现在奥地利。据一家德国报纸的报导说，在莫斯科存有的不是罗马尼亚基金，而是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德国政府当然完全同情罗马尼亚一方。
您的托洛茨基”
这封短笺需要加以解释。公认用休斯式电报机发报可以防止窃听或截收。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德国人对我们之间的直接发送电文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对他们的技术相当推崇，把来往的通信全部译成密码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不太信任密码。其实霍格伦的《政治家报》，以其那些不合时宜的第一手信息给我们帮了倒忙。所以我这分报告，与其说是为了警告列宁，让他知道我们的决议的秘密已在国外到处传扬，倒不如说是为了把德国人引入歧途。我使用那很不礼貌的“蠢驴”来称呼报界人士，只是为了尽量赋予文本以更大的“真实感”。我说不清楚这个圈套在多大程度上骗过了屈尔曼，但我的2月10日的声明却使敌人感到出乎预料。2月11日切尔宁在日记中写道：“托洛茨基拒绝签字。战争结束了，却没有和平”(337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派在1924年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我在布列斯特的所作所为与党和政府的决议背道而驰。这些倒霉的伪造者不愿意花点气力去浏览一下旧记录或重读一下自己发表的声明。2月11日，即我在布列斯特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演说。他声明说：“我们的代表团所找到的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由季诺维也夫本人提出的赞同拒绝签署和约的决议案，以多数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放弃了投票。
2月14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就我的报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决议案，它的头几句话是：“听取了和谈代表团的报告经过讨论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赞同我们布列斯特代表团的做法。”所有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在2月11日到15日期间都一致赞同苏维埃代表团的行动。1918年3月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大会上声明：“托洛茨基说，他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决定而行动的，这完全符合事实。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最后，连列宁也在同一次大会上说：“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不签署和约的建议。”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妨碍共产国际制定一个新的教条，似乎拒绝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完全是托洛茨基一个人的问题。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10月罢工之后，对于德国政府是否会悍然发动进攻的问题，不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都不像现在这些事后诸葛亮看得那样清楚。2月10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布列斯特代表团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的声明所表达的状况是应该接受的。”只有霍夫曼将军一人表示反对。在第二天，照切尔宁的说法，屈尔曼在布列斯特闭幕会上信心十足地指出，必须事实上接受和平。这种情绪很快就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代表团从布列斯特返抵莫斯科时，我们的印象都是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列宁对所取得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
“可是他们会不会骗我们呢？”他还是问了一句。
我们摊开双手，表示好像不会。
列宁说：“嗯，要真是这样就再好不过了。既保住了体面，又摆脱了战争。”
但是，在离一个星期的期限还差两天的时候，我们收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电报通知：霍夫曼声称，将从2月18日12时起对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并建议他撤离布列斯特。列宁最先把电报拿到手里。那时我和他正在他的办公室里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默默无语地把电报交给我，他的目光使我感到事情不妙。列宁匆忙地结束了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我们单独讨论当前的困境。
“看来他们到底是把我们骗了。我们只赢得了5天的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肯放过。现在看来，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过去的条约的话，除了签署和约，别无出路。
我仍然主张等待霍夫曼真正发动进攻。这样德国和各协约国的工人就都会知道进攻的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威胁。
列宁反驳说：“不行。现在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多耽搁了。试验已经做过了。霍夫曼要打仗，也能打仗。不能再拖了。这只野兽跳得飞快。”
列宁在3月里党的全会上说：“我们之间（指他与我之间）有过协定，我们坚持到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德国人一发最后通牒，我们就投降。”前面我曾讲到过这点。列宁之所以同意不在党内公开反对我的方案，仅仅是因为我答应他：决不支持革命战争论者。这个团体的正式代表乌利茨基、拉狄克，还有好像是奥辛斯基曾来见我，建议与我结成“统一战线”。我使他们明白，在我们的立场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德国统帅部警告要中止和谈时，列宁曾对我提起我们之间的协定。我回答说，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最后通牒，而是使人对德国人与我们的真实关系没有丝毫怀疑余地的实际进攻。列宁在2月17日中央全会上要求对一个假设问题进行表决：“如果我们遭到德军实际进攻，而德国的革命高潮又没有到来，这时，我们是否签署和约？”布哈林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根本问题上弃权，克列斯京斯基同意他们的立场，越飞投反对票，列宁和我投了赞成票。第二天早晨我对列宁的建议（立即发电通知德国人我们已准备签署和约）投了反对票。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不断收到电报，汇报关于德国人转入进攻，夺取我们的军需品和向德文斯克推进等情况。晚上，我对列宁签署和约的建议报了赞成票。现在，已毫无疑问，德军入侵的事实将会举世皆知。
2月21日收到了德国提出的旨在使和约不能签署的新条件。众所周知，当我们的代表团来到布列斯特时，条件变得更苛刻了。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连列宁在内，产生了印象，认为德国人已经同协约国达成了粉碎苏维埃的协议，并在俄国革命的遗骸上商讨西线停战的问题。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显然，我方作出什么样的让步也无济于事了。在乌克兰和芬兰的事件进程有力地使天平倒向战争的一端。每小时都要传来一些坏消息。有消息说，德军在芬兰登陆，芬兰工人已开始溃散。我在走廊里，离列宁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碰见了他。他激动万分，无论是在此前，或是此后，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激动过。
他说：“是的，尽管我们无以应战，也不得不打了。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但是，10至15分钟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说：
“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不能挽救芬兰革命，而且无疑会毁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援芬兰工人，但不离开和平的立场。不知道这是否能挽救我们。但总而言之这是唯一可能得救的道路。
即使付出彻底投降的代价是否能得到和平，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列宁决定在谋求投降的道路上走到底。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不占多数，投票结果就取决于我的1票。我决定弃权为保证列宁能以1票的优势取得胜利。我正是这样说明弃权理由的。我考虑，如果投降仍不能求得和平，我们则使党的阵线变为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战争。
在和列宁私下谈话时，我对他说：“我觉得，如果我申请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从政治上说是明智的。”
“为什么？我希望我们不使用这种议会制的手法。”
“但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的根本转变，增强他们对我们在这一次是真正准备签订和约的诚意的信任。”
列宁想了一下说：“也许这是一条有份量的政治理由。”
,2月22日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报告说，法国军事代表团对我建议，法国和英国将在我们对德战争中给我们提供援助。我表示可以接受这项建议，当然，是在我们保持对外政策完全独立的先决条件下。布哈林坚持不能与任何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列宁坚决地支持了我。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了我的建议。记得列宁口授的决议案是：“全权委托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援助以抗击德国强盗。”他永远偏爱不留怀疑余地的表达方式。
散会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长长的走廊里赶上了我，他双手抱住了我，失声痛哭，他说：“我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啊！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大粪。”布哈林向来容易流泪，喜欢流露自然表情。但这一次，情况的确是悲剧性的。革命当时真是处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之中！
3月3日我们的代表团连看也没有看和平条约就签了字。正如克列孟梭事先料到的那样，布列斯特和约就像刽子手的绞索。3月22日德国国会通过了条约。德国社会民主党预先对未来的凡尔赛原则投了赞成票，而独立分子则投了反对票：他们才刚刚开始划那根一无成效的曲线，最终它仍会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出发点上。
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于1918年3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相当清楚而充分地描述了自己的立场，我说：“如果我们真是要求得到最好的和约条件，那在11月就该同意签署和约。但是没有人（除季诺维也夫外）表示赞成。我们都主张进行宣传，寄希望于德国、奥匈帝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化。但是我们以前同德国人进行的所有谈判只有在人们对它们信以为真时才有革命化的意义。我已经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对党团通报了关于奥匈帝国前部长格拉茨曾说过：德国只需要随便找点儿借口以便对我们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硬要授人以提出最后通牒之柄……我们应该尽早签署一切条约，他还说，我们在演一场革命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不签署和约，就会冒失掉雷瓦尔①和其他领土的危险。但签得过早，又会冒失掉全世界无产阶级或其大部分人的同情的危险。我是那些认为德国人大概不会发动进攻的人中的一员，但又认为，如果他们终于悍然出兵，尽管是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我们总还来得及签署和约的。”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都会相信，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①雷瓦尔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旧称。——译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时李卜克内西在监狱里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今天的结局对于日后的发展，要比于2月初在布列斯特投降要更糟。正好相反，这样的投降，最起码说明了先前的所有反抗都是最糟糕的，并且表明这最后的屈服是‘Vishund ingrata（出于无奈）’。德国人最后进攻的令人发指的无耻及兽性把一切怀疑彻底排除”(51页)。
李卜克内西在战时，当他最终学会在他自己与可敬的、无主见的哈阿兹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时，异常迅速成长起来。无须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位具有忘我的英雄气概的革命者，但是他仅仅把自己造就成一位战略家。这点在个人命运和革命策略的问题上反映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考虑个人安全。在他被逮捕后，许多朋友都为他那种忘我的“轻率”而摇头叹息。相反，列宁则永远最最重视领导权的不可侵犯性，他是总参谋部的首长，他永远记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应该保障统帅部的安全。而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的军事首领。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他很难理解我们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战略。他起初希望我们干脆向命运挑战，迎头而上。在那个阶段里，他不只一次地批评了“列宁—托洛茨基政策”，并且对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列宁路线和我的路线不加任何区分，他这样做是完全有理由的。但在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对布列斯特策略作了另一种评价。在5月初他已经写道：“俄国苏维埃最需要的不是示威、宣言，而是强硬严酷的实力。为此，无论如何，除毅力外还需要智慧和时间。智慧同样是为了赢得时间，即使是最高，最明智的毅力也离不开时间”(102页）。这是对列宁的布列斯特策略正确性的完全肯定。因为它完全是为了赢得时间。
真理为自己铺平了道路。但胡说八道也能经久不衰。美国教授费舍尔在他的一本研究介绍苏维埃俄国最初几年的巨著《The famine in Soviet Russia（苏维埃俄国的饥荒）》里，把苏维埃永远不再进行战争，并且永远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和约的思想强加给我。这一荒唐方案，费舍尔也同其他人一样，是从季诺维也夫以及他的追随者那里抄袭来的，并且加上了一些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的那些过时的批评家们早就把我的布列斯特建议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条件隔裂开来，把它们变成是万能公式，以便更容易把它变为荒谬绝伦的公式。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注意到“不战不和”，更正确点说，即不签和约，不进行战争的状态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反常的东西。今天，我们与美英这两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违反我们意愿的，但这不能使事态有所改变。不过，也有由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与之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的国家，这就是罗马尼亚。我的批评者们把他们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万能公式归咎于我时，令人惊讶地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即苏联与许多国家的实际关系仅是这种“荒谬”公式的翻版。
列宁本人怎样看待那已成为过去的布列斯特阶段的呢？他总是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纯属细节，根本不值得一提。他倒是不只一次地谈到关于“布列斯特谈判的重大的鼓动意义（参见1918年5月17日列宁的讲话）。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之后，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指出：“与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的完全隔绝，使我们在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可能的速度和形式时，得不到任何客观的材料。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导致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分歧”(1919年3月18日讲话)。
还需要问一下，在那些日子里我的那些事后批评者和揭发者又表现如何呢？布哈林与列宁（和我）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激烈斗争并以党的分裂来要挟。站在他那一边的有古比雪夫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布勃诺夫②以及许多当前斯大林主义的台柱子。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要求立即签订和约，放弃布列斯特宣传讲坛。我和列宁一致反对这种立场。加米涅夫在布列斯特时同意我的方案，而到莫斯科之后立即转到列宁一边。李可夫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所以没有参加决定性的会议。捷尔任斯基原是反对列宁的，但在最后投票时站到了他的一边。斯大林持什么立场呢？他还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立场。他在等待，在耍手腕。“老头子还希望和平，”他把头朝列宁那边一点，对我说，“他得不到和平。”然后，他又走向列宁，大概，是对列宁用同样的话说我。他从来不发言，也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自相矛盾特别感兴趣。我所主要关心的事，就是使我们在和平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地让全世界无产者了解清楚。毫无疑问，这对斯大林来说，完全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和平”，像后来的“在一个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一样。在最后表决时，他站到了列宁一边。只是在几年之后，出于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需要，他才为自己编造了对布列斯特事件的几个类似于“观点”的东西。
①古比雪夫（1888—193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23及1927任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政治局委员。——译注
②布勃诺夫，安得烈·谢尔盖耶维奇（1884—1940）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译注
不值得再谈这些问题了。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分歧我已经讲得够多，不成比例了。但我认为至少还有必要充分揭示一个有争议的事情，以便人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事后又是如何描述的。我的附带任务之一就是使这些追随者放老实点儿。至于说到列宁，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对他的态度是以德国人所谓的Rechthaberei（固执己见）的情绪为主导的。
对于列宁在布列斯特期间的作用，我曾公开评价，并且比任何人都写得多。1918年10月3日我在苏维埃政权高级机构特别联席会议上谈到：“我认为在这权威性的会议上有责任声明，在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怀疑是否需要，或是否允许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的时刻，唯独列宁同志一个人力排众议，坚定、高瞻远瞩地断言我们应该度过这一关，才能坚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我们应该承认，正确的不是我们。”
我用不着等追随者过迟的发现，就承认了列宁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在布列斯特和谈的日子里拯救了无产者专政。其实在上面所引的话中，我为别人的错误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远比我所应当承担的要多。我这么做，只是为给别人做出榜样。记录员在这地方注上了“长时间的欢呼”几个字。党是想以此来表示理解我与列宁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心胸狭窄和妒忌是格格不入的。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以及对我个人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这并不意味着我鹦鹉学舌地重复他的话、模仿他的手势。但我跟他学到了独立做出他所做出的决定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