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纽约这个又神奇又平淡的资本主义机械性城市，立体派的审美理论在这里的街道上获得胜利，但在心里获胜的却是美元道德哲学。纽约使我产生深刻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体现了当代精神。
有关我在美国生活的神话好像最多。如果在挪威（我只是那里的过客）的富有创造性的记者迫使我干收拾鳕鱼的差使，在我住了两个月的纽约的报刊则使我从事于无数职业，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如果把各家报纸强加给我的种种奇遇收罗起来，可以成为一部远比我这里写的更加引人入胜的传记。但我不得不使我的美国读者失望，我在纽约所从事的唯一职业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职业。因为这是在那场争取“解放”“民主”的战争之前的事，所以在美国尚不认为这一职业比贩私酒的罪过更大。我撰写文章，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演讲。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沦落异乡之感。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在战争期间美国出口增长的数字之大令我吃惊，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发现。这些数字不仅预先决定美国介入战争，还决定了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决定性作用。那时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文章，做了几次报告。从那时起，“美国和欧洲”这一课题就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直到今天，我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希望能就此写本专著。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在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我就给俄国报纸《新世界报》写道：
“我怀着对日益迫近的革命的坚定信心离开了浸在血泊中的欧洲，我没有丝毫的‘民主’幻想踏上了这个古老的新世界的海岸。”10天之后，我在国际“碰头会”上说：“意义最大的经济事实是：欧洲的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我仍感到我是一个欧洲人，我羡慕地看着纽约，不禁担心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下来吗？它不会变成墓地吗？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是否会移到美国来？”尽管所谓的欧洲稳定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我在纽约的许多地方和费城以及其他邻近的城市中用俄语、德语做报告。我那时的英文程度比现在要差不少，因此我认为我不能当众用英语演说。然而我却不止一次看到我的英文演讲的摘引。就在几天前，君士坦丁堡一家报纸的编辑还描述了这类臆想的我的讲话，他说他是在美国上大学时亲耳听到的。我很后悔，我没有勇气对他说，他是他自己想象力的牺牲品。唉，他却以更大的信心在报纸上重复了他的回忆。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宅，并用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些家具。住宅每月付18美元，但它的方便设施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电、煤气炉、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倒垃圾的垃圾道。所有这一切马上就使我的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好感。电话一度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有过这种设备。我们这栋楼的门房是个黑人，妻子一次预付给他3个月的房租，但没有拿到收据，因为房产主头天把收据簿拿去查帐了。两天之后，当我们搬进住宅时，得知黑人携带了几家房客的租金跑了。除了钱之外，我们还把几件行李交他看管。所以我们非常不安。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的东西一件不少，当我们打开放餐具的木箱，发现我们交付的美元好好地包在纸中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啊。门房带走的是那些拿到收据的房客的房租，黑人对房产主毫不留情，但他不愿意给房客造成损失。这的确是一个好人。我和妻子被他的关心深深打动，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我觉得这件小小的意外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美国黑人课题的一角，对我来说，似乎在我面前有所提高。
那几个月中，美国正在积极地准备参战。像在一般情况下一样，在这件事上最帮忙的是和平主义者。战争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就支持战争，他们以这个许诺结束了他们的和平总比战争好的言论。布富恩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宣传的。社会主义者为和平主义帮腔。须知，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只有在和平时期战争才是敌人。
在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之后，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都集中在美国东部所有的火车站和码头上，铁路被堵塞。日用品的价格立即上涨。我在富甲天下的纽约看到几万家庭妇女走上街头，推翻货摊、捣毁日用品小商店。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会如何？我对自己和别人提出这个问题。
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盼望已久的与德国断交的声明。沙文主义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的假嗓一唱一和，非常和谐。这一切我在欧洲已经见过了，美国护国主义的动员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我在我的俄文报纸上标出了过程的各阶段，并思考着人类的愚蠢，他学东西竟是如此之慢。
通过编辑部房间的窗口，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幅图景：一位两眼肿胀的老人，长着乱蓬蓬的大胡子，在铁垃圾筒旁边找到一个圆面包。老人先用手捏了捏这块面包，把这块死硬的东西拿到嘴边用牙咬，然后又拿它在铁筒上敲，但都不管用，面包还是完好无损。于是老人不知是害怕还是窘困地四下望了望，把面包塞进了红色夹克衫的衣襟里，蹒跚地沿着圣马克大街朝前走去……这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3月2日，它丝毫没有破坏统治阶级的计划。战争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主义者理应支持它。
布哈林是最先在纽约迎接我们的人之一。他本人也是在不久之前刚刚从斯堪的那维亚被驱逐出来的。布哈林在维也纳时期就已结识了我的全家，这时以他所固有的孩子般的兴奋欢迎我们。尽管我们十分疲惫，而且天色已晚，布哈林仍在当天就领着我们参观了公共图书馆。从在纽约的共同工作时起，布哈林对我的眷恋日益增强，不断加深，直到1923年转到了反面。此人天性如此，即他总需要依附某一个人，在谁的手下，就粘着那个人。在这种时期，布哈林干脆就是一个傀儡和传声筒，是另一个人在通过他行动和说话。但对这个傀儡不能放松警惕，否则他会不知不觉地落入完全相反的影响之下，就像其他人落入汽车轮下一样，以同样忘我的热情痛骂那刚刚还大加吹捧的偶像。我对布哈林从不看重，让他自行其是，也就是把他交给别人。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成了季诺维也夫的傀儡，然后又成了斯大林的傀儡，现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布哈林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又有我所不知的新精神渗入他的体内。
科隆泰当时也在美国，她到处漂泊，我与她相遇的机会很少。在战争期间她急剧左转，从孟什维克的行列转入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她通晓多门外语和她的气质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鼓动者。她的理论观点永远模糊不清。纽约时期，在她眼中世上没有一种东西是真正革命的。科隆泰与列宁通信，在一切事实和思想都经过她那时的极左棱镜的折射后，她把有关美国的信息连同有关我的活动信息提供给列宁。在列宁的回信中可以找到对这些显然十分拙劣的消息的反应。后来，在追随者反对我的斗争中，他们是不会放过利用这些他本人已经通过言论和行动放弃的、显然是错误的评价。在俄国，科隆泰几乎从第一天起就站在反对我，而且也反对列宁的极左立场上。她为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制度”进行了长期斗争，只是为了后来动人地拜倒在斯大林制度之下。
在思想上，美国的社会党甚至比欧洲的社会党护国主义还要落后好多。那时还是中立的美国报刊对“疯狂的”欧洲的傲慢态度可以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议论中找到反映。如希尔奎特之流决不反对扮演美国社会党大叔的角色，他将在关键时刻来到欧洲，使第二国际中敌对的政党和解。至今我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仍觉得好笑。那些年轻时曾在欧洲起过某种作用的移民，在为获得成功而斗争的忙碌中很快就把他们带来的理论前提丧失殆尽。在美国，有一批非常成功和比较成功的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等，他们将其宝贵的闲暇用在欧洲名流的音乐会和美国的社会党之间。他们的世界观是由他们在大学年月中掌握的支离破碎、深奥绝顶的理论构成的。此外，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有汽车，所以必然被选入党的各种领导委员会、代表团，这批妄自尊大的人给美国社会主义盖上了其精神气质的印记。对他们来说威尔逊①要比马克思权威得多。实质上，他们无非是巴比特②先生的变种，他们平日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彩地对人类的未来做一番思索。这些人都靠小型的民族氏族公社为生，其中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往往是业务联系的掩饰。每个氏族都有各自的领袖——富裕的巴比特。他们对所有思想都能容忍，只要这些思想不破坏他们的传统权威，而且不对他们的私人幸福构成威胁（上帝保佑）就行。希尔奎特是所有巴比特中的巴比特。他是极其成功的牙医们的社会党的理想领袖。
①威尔逊，托尔斯·伍德罗（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民主党人，他主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注
②巴比特泛指典型的粗俗实业家，得名于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又指粗俗的市侩。——译注
我与这些人的初次接触就足以引起他们对我的公然仇恨。我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感，但要平和些，因为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在我的眼里，他们是我过去和现在一直与之斗争的世界中最腐朽堕落的那部分。
尤金·德布兹①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火焰尚未熄灭的老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一个。德布兹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他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和领袖，而是浪漫主义者和传教士，他处于那些在各方面都比他逊色的人的影响之下。希尔奎特的主要领导艺术在于把德布兹留在自己的左翼之中，同时又不破坏和龚帕斯②的业务上的友谊。德布兹的个性令人倾倒。每次见面时，他都和我拥抱亲吻。老人不是属于“冷漠无情者”之列。当巴比特们宣布对我进行封锁时，德布兹没有参加，他只是伤心地退到一边。
①德布兹，尤金·维克多（1855—1926）美国社会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②龚帕斯，萨缪尔（1890—1924)1882年起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改良主义者。——译注
我刚到纽约，就加入了《新世界报》这份俄文日报的编辑部，在其中工作的除布哈林之外，还有沃洛达尔斯基①（后来在彼格勒郊外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丘德诺夫斯基②，他先在彼得格勒郊外受伤，后来在乌克兰牺牲。这份报纸成了国际主义革命宣传的核心。在社会党各民族联合会中都有懂俄文的干部，俄国联合会中的许多干部都讲英语。《新世界报》的思想通过这种途径渗入到广大美国工人小组之中。正统社会党的官员们惶惶不安，为反对欧洲移民展开了疯狂的宗派阴谋斗争，说后者刚刚踏上美国领土，对美国心理一无所知，却要把其荒诞不经的方法强加给美国工人。斗争十分尖锐，在俄国联合会中，“久经考验”和“深孚众望”的巴比特们立即被排除。在德国联合会中，《Volkszeitung（人民日报）》编辑、希尔奎特的战友施吕特尔③老人的影响逐渐被年轻编辑洛尔所取代，后者和我们步调一致；拉脱维亚人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我们。我们逐渐成功地打入了强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及其14层的宫殿之中，每天从这里发出两万份《前进报》，这份报纸充满了带有市民色彩的腐朽的社会党气息，随时都能干出最卑劣的叛卖行径。整个社会党（我们这个革命的一翼也包括在内）在纯粹的美国工人群众中的联系与影响都无足轻重。英文党报《呼声报》贯穿着无内容的和平中立主义。我们决定从建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日报人手，准备工作全速进行，但它被俄国革命所打断。
①沃洛达尔斯基，В．(1891—1918）俄国革命家，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后任彼得堡勒出版，宜传和鼓动事务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译注
②丘德诺夫斯基，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1890—1918）俄国革命家，苏共党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中在乌克兰牺牲。——译注
③施吕特尔，赫尔曼（1851—1919）德国历史学家。先后参加过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译注
电报在神秘的沉默了两三之后，带来了有关俄国发生政变的模糊混乱的消息。纽约市来自世界各国的工人马上激动起来，人们既抱有希望，又害怕希望。美国报刊陷入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因此，记者、采访记者、新闻栏编辑、驻地记者纷纷跑到《新世界报》编辑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报纸成了整个纽约报纸的焦点。社会党的各编辑部和各组织不断地往这里打电话。
“来电报导在彼得堡组成了古奇科夫—米留可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明天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内阁。”
“原来如此！再往后呢？”
“再往后，再往后将由我们组阁。”
“噢！”
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几十次。几乎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把我的话当做玩笑。我在一次可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会议上做了报告，其效果有如在住满了自负迟钝的青蛙的池塘里投了块石头一般。英格曼大夫不失时机地对会议解释，说我不懂政治算术的四则运算，连花费5分钟来驳斥我的痴人呓语都不值得。
工人完全以另一种态度对待革命的前景。在纽约的各个地区都有规模巨大、情绪激昂的集会。有关红旗在冬宫顶上飘扬的消息到处引起了欢呼声。不仅是俄国侨民，甚至连他们的几乎不懂俄文的孩子们也来参加这些会议，领略革命带来的欢乐。
我难得抽出工夫回家。而家里有其自己的复杂生活，妻子经营小家庭，孩子们交了新朋友。最好的朋友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妻子和我妻子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散步，对他们十分亲切，但她是个平淡无奇的人。司机则是个魔法师、巨人、超人，连汽车都服从他双手的魔法，能坐在他的旁边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当他们乘车顺路来到糖果店时，孩子们委屈地对妈妈不停地问：“为什么司机不和咱们一块儿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极强。由于我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工人区，孩子们除了俄语德语外，还能说地道的维也纳方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非常满意地称赞说，他们的方言讲得和维也纳的老车夫(Fiakerkutscher）一样。在苏黎世学校里又得改用苏黎世方言，因为它是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德语是作为外语来学的。在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改用了法语，在几个月内他们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看到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法语，我感到十分羡慕。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客轮上总共呆了不到一个月，但却足以使他们掌握最常用的词汇和语句、最后在美国，他们上了两个月的美国学校，又大致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以后，他们成了彼得格勒的学生。学校教学杂乱无章。外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其速度比吸收时还要快。但他们说俄语却像外国人一样。我们往往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俄语句子结构纯粹是从法语译过来的，但他们已不能用法语来构成这个句子了。我们颠沛流离的侨居生活留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就好像是写在可供刮掉的羊皮纸上一般。
当我从编辑部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彼得堡爆发了革命时，我的小儿子正患白喉躺在床上。他那时才9岁，但他早就知道革命就是大赦，是返回俄国，并有无数其他好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为革命欢呼跳跃。这表明他的病已开始康复。我们急于乘第一班客轮离开这里。我们办理证件和签证奔走于各领事馆之间。在我们起程前一天，医生允许正在康复的孩子散步。妻子让他自己出去散步半小时，她自己则在家收拾东西，这项工作她已不知干了多少次了！但儿子没有按时回来。我当时在编辑部。令人难以忍受的3小时过去了。一个电话打到我们的住宅里。先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接着是谢辽沙的声音：“我在这里”。“这里”指的是在纽约另一端的警察局。男孩利用他的第一次散步来解决一个早已折磨他的问题，即在纽约是否确实有第一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住的那条街是第一百六十四街）。但他迷了路，于是就向行人打听，人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幸好他记住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一小时后，当妻子带着大儿子来到了警察局时，那里的人像迎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高兴地迎接她，谢辽沙满面通红，他和警察一起玩跳棋，为了掩饰由于警察们的过分关注而引起的窘困，他和他的新朋友们一起用力地嚼美国口香糖。他至今仍记得我们的纽约住宅的电话号码。
如果说我了解纽约的话，那就太夸张了。我一下子就投入到美国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而且还十分专注，俄国革命又来得过早，因此，我只是抓住了这个叫做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奏。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感到我只往这个将在其中锻造人类命运的铁匠炉里看了一眼。我总以我还能再次回到这里安慰自己，我至今仍未放弃这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