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的围墙上出现了这种字样Alle Serbien muessen sterben（消灭所有塞尔维亚人）。这成了街头儿童的口号。我们的小儿子谢辽沙像往常一样，在和别人对抗的要求的推动下在西维林草坪上喊出：“Hoch Serbien（塞尔维亚人万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到家里，还带回了国际政治的经验。
曾任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布坎南①在其回忆录中欣喜地讲到。“8月初的美妙天气，”那时“俄国似乎完全改变了模样。”类似的欣喜在其他国家要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虽然统治阶级的自负和局限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不如布坎南充分。在欧洲所有的首都都是“美妙的”8月天气，所有国家都由于互相毁灭的工作而“完全改变了模样”。
①布坎南，乔治·威廉（1854—1924）英国外交家，1910—1918年任驻俄大使。——译注
奥匈帝国群众的护国主义热情特别令人感到意外。是什么东西促使鞋匠学徒、德捷混血儿波什佩舍尔或菜贩子玛列什太太，还有车夫弗朗克尔走到国防部前面的广场上来呢？民族主义思想？什么样的？奥匈帝国是否认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应是其他东西。
人世间，日复一日地在单调的绝望中度过一生的大有人在。社会就靠他们支撑。征兵号召犹如许诺一般闯入他们的生活。所有令人厌恶的、习惯的都被抛到一边，新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出现了，以后还会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当然是变好！难道波什佩舍尔还能比“正常”时更糟吗？
我在我十分熟悉的维也纳中心街道上漫步，观察着在豪华的林格区中难得见到的被激起了希望的群众。难道这些希望的一部分不是在今天就实现了吗？难道在平时，脚夫、洗衣工、鞋匠、学徒和郊区少年能觉得自己是林格区的主人吗？战争涉及到所有的人，所以被压迫者和被生活欺骗了的人觉得自己似乎与富人和强者平等了。尽管貌似古怪，但我在维也纳展示哈布斯堡王朝的精良武器的人群中，的确捕捉到了我于1905年在彼得堡已经熟悉了的某些特征。难怪在历史上战争往往是革命之母。
但是，统治阶级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态度的差别又是如何之大，更确切地说应是截然对立。布坎南觉得那些日子美妙无比，俄国被唤醒了。相反，对1905年那些激动人心的革命的日子，维特伯爵则这样写道：“俄国大多数人似乎都疯了。”
与革命一样，战争也使全部生活脱离常轨，把它从上到下锤打一遍。但是，革命的矛头所向是现存政权，战争则相反，它在开始时巩固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在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中是唯一强有力的支柱……直到战争把它抛弃为止。在战争初期希望在布拉格或的里雅斯特、华沙或梯弗里斯①爆发汹涌澎湃的社会或民族运动是没有根据的。1914年9月我在一篇寄往俄国的文章中写道：
“征兵动员和宣战似乎从国土上抹去了所有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这仅仅是历史的延期，是一种政治的延期支付。期票的期限延长了，但欠款总是要偿付的。”
①梯弗里斯系第比利斯旧称。——译注
在这几行要经受书刊检查的文字下，我指的当然不仅是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
各种事件接踵而来。传来了饶勒斯遇刺的消息，报纸上险恶的谎言是如此之多，因此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内还有怀疑和希望的余地。但余地很快就消失了，饶勒斯的确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被他自己的党所出卖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战争持什么态度呢？我所看到的是：一些人对战争兴高采烈，大骂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而且对政府和人民根本就不加区分，这是些天生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还涂着薄薄一层社会主义修养的漆皮，但它现在不是与日俱消而是与时俱消。我记得尤利乌斯·杰伊奇（后来似乎当了国防部长）公然鼓吹战争的必要性和战争是出路，它可以使奥地利摆脱塞尔维亚这个“恶梦”。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其他人对待战争如同对待必须忍受的外部灾难一样。但是消极观望只能为积极的民族主义一翼提供掩护。还有人意味深长地回忆起1871年德国的胜利，它推动了德国工业、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民主党向前发展。
8月2日，德国对俄宣战。在此之前，俄国人已经开始撤离维也纳。8月3日清晨我就前往Wienzeile（维恩柴勒），以便在那里与社会主义议员们商量一下我们这些俄国侨民该怎么办。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出于惯性仍在他的办公室内一头扎在书籍、纸张和邮票堆中，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忙个不停。但会议早已被抛在一旁，舞台上已经发现了其他力量……老阿德勒建议我马上和他一起到源头、即政治警察首脑盖尔那里去一趟。在乘汽车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了一种喜庆的情绪，他马上回答说：
“高兴的都是用不着上前线的人。此外，现在上街的都是精神失常的人和疯子，这是他们得意的时候。刺杀饶勒斯仅仅是开始。战争为所有的本能和各种类型的疯狂提供了发挥的余地……”
①阿德勒，弗里德里希（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1916年因首相K.斯裘尔克拒绝恢复被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译注
阿德勒早期是位专业精神病医生，他常常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分析政治事件，“特别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嘲讽地说。当时他根本想不到他的亲生儿子会干出政治谋杀的事来。正巧在大战前夕，我在小阿德勒主编的《Kampf（战斗）》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阐明个人恐怖活动是没有前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编辑对我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恐怖行动是绝望的机会主义的发作，仅此而已。在发泄了绝望情绪后，阿德勒又回到了旧日的轨道上。
盖尔做了一个谨慎的推测：明天上午可能会颁布有关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实行保护性拘留的命令。
“看来，您想建议我们离开此地吧？”
“越快越好。”
“好，我明天就举家迁往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走。”
这次谈话是下午3点的事，晚6点10分时，我已和我的家人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车厢中了。7年来建立的联系、书籍、档案材料和一些已经动笔的著作（其中有就俄国文化的命运与马萨里克的论战）都留在身后。宣告德国社会民主党投降的电讯对我的震动比宣战还要强烈，尽管我远没有把德国社会主义理想化。“欧洲社会民主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争取到的群众越多，保守主义就越强……鉴于这点，社会民主党在一定时刻可能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公开冲突道路上的障碍。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时刻会阻挡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我早在1905年就写下的话，此后还多次重申过。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
当刊载有关8月4日德国国会会议报导的那期《Vorwaerts’a（前进报）》送到苏黎世时，列宁认为这是德国总参谋部为了欺骗恫吓敌人而伪造的报纸。尽管列宁有很强的批判态度，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心仍很大。与此同时，维也纳的《Arbeiter—Zeitung（工人报）》宣称德国社会主义投降日是“德国民族的伟大日子”。这是奥斯特尔利茨①的高潮。它的“奥斯特尔利茨！”……我不认为《前进报》是伪造的，我在维也纳最初的直接印象就使我对一切最坏的情况有了思想准备。虽然如此，8月4日的表决仍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之一。恩格斯会怎么说呢？我问自己。答案我是清楚的。倍倍尔已不在人世，只剩下哈阿兹这个没有理论视野和革命气质的地道的地方民主主义者。他在所有危急关头都力求避免当机立断，而采取敷衍观察的措施，他无力驾驭重大事件。而谢德曼②、艾伯特③、韦尔斯走得还要远……
①奥斯特尔利茨系1805年拿破仑战胜俄奥联军的地方。——译注
②谢德曼，菲利浦（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9年2月到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③艾伯特，弗里德里希（1871—1925）德国总统，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译注
瑞士仅仅是德法两国的中性反映，即这两国的和缓及形式简单的反映。瑞士议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加会议的两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姓名完全一样，他们是来自苏黎世的约翰·西格和来自日内瓦的让·西格。约翰是明显的亲德派，让是更明显的亲法派。第二国际的瑞士这面镜子就是如此。
大概是战争的第二个月，我在大街上遇到了专程到这里来制造舆论的老莫尔肯布尔。我问他他的党是如何预见战争进程的，这位老委员回答我说：“在最近两个月中我们就能干掉法国，然后再挥师东进，消灭沙皇的军队，3个月后，至多不会超过4个月，我们将给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我把他的话逐字记在日记中。莫尔肯布尔表达的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估价，他不过是转达了社会民主党的见解。同时，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和布坎南打赌，说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并押了5英镑的赌注。不，我们这些“乌托邦主义者”远比这些社会民主党和外交界的现实主义先生们高明。
我在瑞士躲过了战争，这里使我想起芬兰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我就是在那里得到革命浪潮高涨的消息的。当然，瑞士的军队也已经动员起来，在巴塞尔甚至能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但面积广阔的海尔维地亚①疗养院主要担心的是乳酪太多和土豆太少，真像是被战火围绕着的世外桃园。在理工学院礼堂中与彼得堡工人见面的时刻是否已经临近？但这个时刻是在过了33个月之后才到来的。
①海尔维地亚系瑞士的拉丁文名称。——译注
为了说明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日记。8月9 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十分明显，问题不是失策、偶然的机会主义措施、议会讲坛上的迫不得已的声明、巴登大公国的社会民主党赞成预算、法国米勒兰主义①的实验、几个领袖的变节，而是第二国际在最关键时期的覆灭。相对于这个时期来说，以往的一切工作都是准备工作。”
①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指法国社会党的一些领袖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思潮。米勒兰主义因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译注
8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觉醒，而且一开始就是暴风骤雨式的觉醒，才能为新的共产国际奠定基础。未来的几年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我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生活。国际主义几乎得到了基层工人的一致支持。每次会议都使我对我的立场的正确性信心倍增。我首先在由各国工人组成的“Eintracht（团结）”工会中找到了第一个支柱。经工会理事会允许，我在9月初起草了反对战争和社会护国主义的宣言草案。工会理事会邀请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我将在会上用德语做捍卫宣言的报告。但领导人没有出席会议，他们觉得在如此尖锐的问题上表态过于冒险。他们宁愿等待，只是在私下里批评德法两国沙文主义的极端行为。团结工会的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我起草的宣言，尽管不能畅所欲言，仍成了党内舆论的重大推动力。这几乎是从大战开始以来第一份由工人组织提出的国际主义的文件。
在那些日子里，我初次与拉狄克①接近，他是在战争初期从德国来到瑞士的。他在德国党内是极左翼，我曾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同志。确实，拉狄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的看法十分尖锐而且不可调和，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我在谈话中惊讶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近期内根本没有可能。他回答说：“不行，对此来说，人类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说俄国生产力不够发达，因此工人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这种论调我是太熟悉了。但我不能想象，这类的答复竟会出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政治家之口。拉狄克在我离开苏黎世不久，就在同一个团结工会做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广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①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1885—1939）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因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判处死刑。——译注
瑞士作家布鲁普巴赫尔在其不无趣味的回忆录中叙述了拉狄克的报告以及在大战初期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的转折关头。有趣的是布鲁普巴赫尔把我那时的观点称为……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对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就不得而知了。他在自己的一本小书的书名中对自己从那时起的发展做了这样的鉴定：“从市民到布尔什维克”。我对布鲁普巴赫尔那时的观点相当清楚，我完全同意书名的前半部分，至于后一半，我不对它承担任何责任。
当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已经描绘出正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灾难的鲜明图景时，我放下日记，着手写一本以战争和第二国际为题目的小册子。我根据我与拉狄克初次谈话的印象为小册子写了前言。我在这里更加坚决地强调，当今这场战争正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起义，它一方面反对私有财产，一方面反对现有国界。《战争与共产国际》这本小册子有如我的其他著作的命运一样，先在瑞士出版，然后在德国和法国，再晚些时候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关于这点我有必要再谈几句。
据手稿翻译我的这部著作的是一个远非精通德文的俄国人。苏黎世教授拉加兹承担了校对译稿的工作，这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奇特的人。拉加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就其所受教育和职业来说是一位神学家，但同时他却站在瑞士社会主义的最左翼，赞成反对战争的一切极端措施，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他和他的妻子以深刻的道德严肃性对待政治课题使我非常钦佩，也使他们高于奥地利、德国、瑞士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思想的领袖。据我现在所知，拉加兹后来不得不为其观点牺牲了他的大学教授的职务。对他所处的环境来说，这是重大的牺牲。但在我和他的几次交谈中，我除了对这位非凡的人的尊重之外，几乎还从生理上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层绝对不能穿透的薄薄的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尽管他没有把他的信仰强加给我，甚至连提都没提过，但在他嘴里，武装起义本身却散发着彼岸的气息，使我不寒而栗。从我开始能独立思维以来（开始是直觉的唯物主义者，后来是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我不仅没有感到需要其他世界，而且与那些居然能同时既承认达尔文又信仰三位一体的人，从来找不到心理共同点。
由于拉加兹，我的小册子以地道的德文问世了。1914年它从瑞士传入奥地利和德国。操持此事的首先是弗·普拉廷①和其他瑞士左派。这本小册子以德语国家为对象，它矛头首先指向第二国际的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我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的记者海尔曼将我的小册子视为疯狂的作品，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之作。我不能期待更大的褒奖！当然，也不乏这类暗示，说小册子是协约国的巧妙的宣传工具。
①普拉廷，弗里德里希（1883—1942）瑞士社会主义者，瑞士共产党组织者之一。——译注
后来，我到了法国。一次我在法国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一条瑞士电讯，一个德国法庭据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将我缺席判处监禁。由此我得出结论，小册子达到了目的。霍亨索伦王朝法官的这一判决（我并不急于兑现）为我帮了大忙。协约国的诬陷者和密探为证明我实际是德国总参谋部的特务做了卓越的努力，德国法庭的判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但这点并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扣住我的书，因为它“来自德国”。为捍卫我的小册子免遭法国书刊检查机构的查禁，在爱尔威①的报纸上出现了模棱两可的简讯，我想它是出自并非无名的Sh．拉波波尔特的手笔，他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起码是大量的双关语的作者，这些双关语是漫长的一生都致力于它们的人在某个时候创造的。十月革命后，机灵的纽约出版商把我的德文小册子当作有分量的美国书籍出版。据他本人说，威尔逊②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让他把校样给自己送来：当时总统正在泡制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据知情人证实，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居然抢先想到了他的最好的提法。在两个月内，小册子在美国销售了一万六千册。但是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的日子来临，美国报刊掀起对我的造谣诬陷的轩然大波，小册子马上从市场上消失了。
①爱尔威，居斯塔夫（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译注
②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主张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注
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我在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态度的参考资料一版再版。直到1924年后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现在这本书仍像在革命前一样，是一本禁书。由此可见，书籍也确实有它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