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党代会在伦敦社会主义教堂中举行，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会期长久、气氛激烈并且异常混乱的代表大会。在彼得堡，第二届杜马还没有解散。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不过，英国政界对它的兴趣还很大。自由派名流把代表大会上的著名代表请到自己家中，以便向宾客们炫耀。但是，已经开始的革命低潮已反映在党的金库金额的减少上。经费不敷会议的开支，更不用说代表们归途的旅费了。当这个不幸的消息在教堂的拱顶下回响，打断了关于武装起义的讨论时，代表们惊慌不解地面面相觑。怎么办呢？不过找到了一条完全出乎意料的出路。一个英国自由派愿意为俄国革命贷款，记得大约是三千英镑。但他要求出席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都在期票上签字。英国人得到了一份借据，上面有用俄国各民族文字写下的几百个名字。但期票的支付却等了很久。在反动和战争年代，这么大笔的钱党连想都不敢想，只是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才赎回了伦敦代表大会的期票。革命向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往往要晚一些。
代表大会的头几天中，一次有一个个子高高的人在教堂的回廊中叫住了我，他头戴一顶圆礼帽，动作拙笨，一张圆脸上颧骨突出。
“久仰，久仰，”他亲切地笑着说。
“久仰？”我不解地问。
原来他指的是我在狱中写的几篇抨击性作品。跟我说话的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无须多说，我也久仰您的大名。”我礼尚往来地答复说。
那个时期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接近，著名女演员安德烈耶娃①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游览伦敦。高尔基朝安德烈耶娃点了点头，惊讶不已地说：“您知道吗，她哪国话都会说。”高尔基本人只会说俄文，但说得非常好。当乞丐在我们身后把出租马车车门关上时，他央求似地说：
“应该给他几个便士。”
安德烈耶娃回答说：“给了，阿廖申卡②，给过了。”
①安德烈耶娃，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1868—1953）俄国女演员，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的出版者。——译注
②阿廖申卡系高尔基的名字阿列克赛的小名。——译注
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我与罗莎·卢森堡成了朋友，我1904年就认识她了。她身材矮小、脆弱、甚至有几分病态，相貌高贵，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放射出智慧的光芒；她以其大无畏的性格和思想使人折服；她的风格是紧张、准确、无情，这永远是她的英雄精神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天性，革命和革命激情、人和人的艺术、大自然和大自然的花鸟草木都可以使她那颗博大的心灵产生共鸣。她在给路易斯·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需要一个信任我的人，他相信我卷入世界历史的漩涡仅仅是出于误会，实际上我生来是个放鹅的。”我和罗莎·卢森堡的个人关系并不密切，这是因为我们之间极少的几次偶然的见面不足以建立这种关系。我是从旁欣赏她的；很可能是我当时对她的评价还不够高……在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卢森堡和我捍卫的是同一个原则立场。在回廊中，我与列宁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半开玩笑的争论，代表们把我们团团围在当中。列宁在谈起卢森堡时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俄文说得不够好。”
我回答说：“不过她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却讲得非常好。”
代表们笑了起来，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
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有机会重新阐述我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的观点。列宁在其总结发言中就此说道：“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工人和农民在当前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就能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团结一致。”说我在1905年就“轻视”农民，听起来真像是天方夜谭！还需要补充一点，我于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的纲领性发言——我至今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十月革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态度的理论典范而一版再版。
我从伦敦起程去柏林迎接从彼得堡来的妻子。此时，帕尔乌斯也已逃出西伯利亚。在德累斯顿，他同卡登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商定出版我的小册子《往返记》。我为这本描写我逃跑经过的小册子写了一篇论述革命本身的前言，这篇前言在几个月中扩展成《Russland in der Revolution（革命中的俄国）》一书。我的妻子、帕尔乌斯和我3人一起步行穿越萨克森瑞士山。当时已值夏末，天气好极了，清晨已有寒意。我们喝着牛奶，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我和妻子试图从无路的地方走下山谷，几乎丧命。我们走出山谷，来到波希米亚①，在吉尔什贝格这座小城里住了几个星期，这是小官员避暑的地方。当钱快用光了时（这是周期性的事），帕尔乌斯或我就匆匆给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写篇文章。我在吉尔什贝格给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我在其中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05年）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爆发危机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庞大机器将会成为保守制度的主要支柱。但在当时，我自己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理论假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们离开吉尔什贝格，各奔东西，我去斯图加特参加大会，妻子回俄国去接孩子，帕尔乌斯回德国。
①波希米亚系1526—1918年捷克（摩拉维亚除外）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时的名称。——译注
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仍能感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气息，大家都向左翼看齐，但已经可以看到对革命方法的失望。代表们对俄国革命者还有很大的兴趣，不过其中已带有一点嘲讽的色彩：瞧，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了。1905年2月，当我途经维也纳回俄国时，我问维克多·阿德勒，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未来的临时政府他有什么看法。阿德勒以他的方式回答我说，你们和现政府的交道还打不过来，何必再为未来的政府伤脑筋呢。我在斯图加特对阿德勒重提此话，他说：“我承认，你们离临时政府比我预料得要近些。”总之，阿德勒对我很有好感，须知奥地利的普选权实际上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争得的。
使大英博物馆对我开放的英国代表奎尔奇①在斯德哥尔摩大会期间毫不客气地称外长会议为强盗会议。毕洛夫②公爵听了这话当然不会高兴，符腾堡③政府迫于柏林的压力而将奎尔奇驱逐出境。倍倍尔马上感到不痛快，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不敢不惜一切地采取措施反对驱逐，甚至连抗议示威都没有举行。国际会议简直成了小学教室：最顽皮的孩子被赶出教室，其他人则默默无语。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数庞大，但软弱无力的阴影却格外明显。
①奎尔奇，亨利（1858—1913）系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及在其基础上成立的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协助在伦敦出版《火星报》。——译注
②毕洛夫，伯恩哈德（1849—1929）1900—1909年为德国首相和普鲁士首相。——译注
③符腾堡从公元13世纪中叶起为日尔曼伯爵的领地，1495年起为公爵领地，1805—1918年为王国，首都斯图加特。以后为德国领土。——译注
1907年10月，我已在维也纳住下。没多久，妻子带着儿子也来到这里。我们搬到城外的Hütteldorf’e（许特尔道夫），在那里等待新的革命高潮来临。我们不得不长久地等待。7年之后，把我们带出维也纳的不是革命浪潮，而是另一种浪潮，它把整个欧洲浸在血泊中。当其他俄国侨民都集中在瑞士和巴黎时，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维也纳呢？因为在那个阶段我最关心德国的政治生活，但由于警方原因我不能住在柏林，所以我们选定了维也纳。但在这7年中，我对德国远比对奥地利更加关注。奥地利的生活过于忙乱，像松鼠蹬轮一般，忙得团团转。
维克多·阿德勒是全党公认的领袖，我早在1902年就认识他了。现在这段时间是了解他最亲密的战友和全党的好机会。
1907年，我在考茨基家里结识了希法亭①。当时，希法亭正处于他的革命巅峰，但这并不妨碍他仇恨罗莎·卢森堡，看不起卡尔·李卜克内西②。但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在俄国问题上可以接受最极端的结论。他称赞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我流亡国外之前，《Neue Zeit（新时代）》已经从俄文期刊上把它们翻译成德文），并在刚刚开始交谈时就出我意料地建议我们之间以“你”相称。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颇为亲密，不过这种亲密没有任何道德和政治的基础。
①希法亭，鲁道夫（1877—1941）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译注
②李卜克内西，卡尔（1871—1919）德国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德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注
那时，希法亭十分蔑视因循守旧、消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用奥地利的积极性与之对比。但是，这种批评是很狭隘的。希法亭的正式身份仍是德社会民主党的文艺官员。希法亭在来维也纳时就到我家作客，傍晚在咖啡馆里介绍我与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朋友们相识。我去柏林时，也拜会希法亭，我和他一起曾在一家柏林咖啡馆内会见了麦克唐纳①，爱德华·伯恩施坦充当翻译。希法亭提问，麦克唐纳回答。现在，我连一个问题和一个答复都记不起来，因为它们除了平庸无奇之外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我暗暗问自己，他们3人中谁离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远？我实在难以回答。
①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奇（1866—1937）英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24年和1929—1931年任英国首相。——译注
我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收到了希法亭的一封信。我虽然对他不抱希望，但仍不无兴趣地打开信封，因为这毕竟是十月革命后从西方社会主义界直接传来的声音。内容是什么？希法亭在这封信里请求我释放一个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维也纳“博士”战俘；他在信中对革命只字未提，同时对我还是以你相称。我对希法亭这个人相当了解，我自认为对他从未抱过任何幻想，但我当时仍不相信我的眼睛。我记得列宁曾兴致勃勃地问我：
“听说您收到了希法亭的来信？”
“收到了。”
“怎么样？”
“为释放自己人斡旋。”
“关于革命他说了些什么？”
“对革命只字未提。”
“只字未提？”
“只字未提！”
“不可能！”列宁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
在这方面我比列宁强，因为我已经把握了希法亭的思路。对他来说，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悲剧只不过是他为自己人斡旋的机会罢了。我不再叙述那两三段我用来打消列宁的疑惑的情节，以免读者生厌。
希法亭最先介绍给我的是奥托·鲍威尔①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②。这些人都很有教养，他们在各个的领域中都比我学识渊博。在中心咖啡馆里，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几乎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了他们的第一次谈话。但是，很快在我的专注中已经掺杂着一些困惑。这些人不是革命者，他们不仅不是革命者，还是与革命者格格不入的人。这表现在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心理评价、他们的自负——不是自信而是自负——上。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的声音中听出了庸俗气。
①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二半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②伦纳，卡尔（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1918—1920年任联邦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译注
我觉得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要碰到重大的政治课题，特别是在爆发革命的转折关头，居然完全不能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我首先在伦纳身上证实了这点。一次，我们在咖啡馆里坐得太久，开往我住处许特尔道夫的电车已经没有了。伦纳请我到他家去过夜。那时，这位有教养有才干的哈布斯堡官员还没想到，10年后奥匈帝国的厄运（他是它的历史辩护人）竟会使他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在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我们谈起了俄国发展的前景。此时，反革命已在俄国站稳了脚。伦纳像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那样彬彬有礼、漠然地议论这些问题，他对当时奥地利贝克男爵的内阁更有兴趣。他对俄国的观点实质可以归结如下：1907年6月3日政变之后，体现在斯托雷平宪法中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完全符合俄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有一切机会保住权力。我反驳他说，据我的观点，执政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正在为第二次革命做准备，而这次革命很可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我记得伦纳在路灯下用困惑和宽容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他想必以为我的预测是无知的妄想，有如奥地利的一位神秘主义者的启示性预言一样。后者在几个月以前，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预言未来的世界革命将在哪天几点钟爆发。“您是这么看吗？”伦纳问。“也许我对贵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他又以令人难堪的客套补充了一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脚下没有共同基础，无法继续谈下去。我已经明白，此人与革命辩证法的距离与最保守的埃及法老一样遥远。
此后的一切只能加深我的初步印象。这些人学识渊博，能够在陈旧的政治框框之内写一些漂亮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但对我来说，他们是异己分子。当我的联系和观察的范围越广，我对这点就更加深信不疑。当他们在私下随便聊天时，远比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讲中更加坦率，在这样的谈话中不是暴露出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就是一心想发财的人的自吹自擂，不是在警察面前的诚惶诚恐的颤栗，就是对女性的卑俗态度。我不由惊讶地暗自喊道：“竟有这样的革命者！”我指的不是工人，在他们身上当然也能找到不少小市民的特点，但要简单幼稚得多。不，我碰到的是战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议员、作家和记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理解，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可以容纳多少完全不同的成分，在消极地感知体系的某些部分到从心理上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并用体系的精神改造自己之间的距离又是多么遥远。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只能在社会动乱、与传统习惯彻底决裂的时代形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是庸人，他们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某一部分，正如其他人研究法律（jus）一样，靠《资本论》的利息为生。在旧帝国时代，在等级森严、忙忙碌碌、虚荣的维也纳，马克思主义院士们都愉快地彼此称呼“Herr Doctor（博士先生）。”工人则往往称呼院士为“Genosse Herr Doctor”（博士先生同志）。”我在维也纳生活的整整7年中，我不能和任何一个上层分子推心置腹地交谈，尽管我本人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出席它的会议，参加它的示威游行，为它的出版物撰写文章，有时还用德文做简短的报告。我感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异己分子，同时，我在会议或五·一示威游行中又毫不费力地与社会党的工人群众找到共同语言。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对我来说，是所有书籍中最需要的一本，它与其说是检验我的观点，莫如说是检验我的世界观的最高、最可靠的尺度。维也纳社会民主党领袖与我用的是同一些公式，但只要把这些公式中的任何一个在一根轴上转上5度，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同一个概念下放进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是暂时的、表面的、虚假的。马恩书信对我来说不仅是理论发现，而且是心理发现。Toutes porportions gardées（通过比较），我在每一页上都深信，精神上的完全一致使我和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猜出了他们没有说完的话，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好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彻底的革命家，同时，在他们身上又没有丝毫的宗派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他们两人（特别是恩格斯）随时都能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已融入神经中的革命视野使他们永远凌驾于命运的偶然性和人工所创立的一切之上。低级趣味不仅和他们水火不相容，而且只要他们在场就退避三舍，庸俗连他们的鞋掌都沾不上。他们的评价、他们的同情、他们的玩笑——甚至是最平常的玩笑，都充满了高尚精神。他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可以是致命的，但决不会造谣诽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但决不会背信弃义。他们对荣誉、头衔和官阶等身外之物无动于衷、报以极大的轻蔑。那些被庸夫俗子认为是他们身上的贵族气派的东西、恰恰是他们的革命优点，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彻底地、本能地独立于官方舆论。在阅读他们的书信时，我比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更清晰地感到，就是那使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导致我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这些人以务实和干练自诩，但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极其低能的。190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打算开办自己的粮食加工厂，旨在增加收入。这是一场极其轻率的冒险，它在原则上是危险的、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我从一开始就与这种念头做斗争，但遇到的只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居高临下的宽容的微笑。几乎过了2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吃尽了苦头之后，不得不在名誉和钱财两亏的情况下把企业转卖给私人，大出其丑。为了平息无端承受如此巨大损失的工人的不满，奥托·鲍威尔援引了我在事情刚刚开始时所做的警告，来证明必须放弃工厂。但他没有对工人说清，他为什么看不到我所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我的判断既不是依据粮食市场的行情，也不是依据广大党员群众的状况，而是依据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这好像是个教条，但却是最实际的标准。我的警告的证实只表明马克思主义方法比奥地利的赝品更高明罢了。
维克多·阿德勒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助手们要高明得多，但他早就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战士气质早已在奥地利的琐碎忙碌中消耗殆尽。由于看不到前景，阿德勒有时示威性地转过身来，背对着前方。“先知的行当是个徒劳的行当，在奥地利更是如此，”这是阿德勒的口头禅。在斯图加特国际会议时，他在侧厅中就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预言家说：
“不管怎么样，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启示录式的政治预言甚于以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基础上的预言。”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也不仅仅是玩笑。在这个对我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与阿德勒截然不同：对我来说，没有广泛的历史预测，不仅政治生活不可思议，甚至连精神生活也不能想象。维克多·阿德勒成了怀疑主义者，他作为怀疑主义者而忍受着一切，但也适应着一切，特别是适应彻底腐蚀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
当我公开反对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时，我和这两个党的领导层的关系更加恶化。这是1909年的事。我在会见巴尔干、特别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里·图佐维奇①也在其中，后来，他作为一名军官在巴尔干战争中阵亡——时，我不只一次地听到他们的愤怒的抱怨，抱怨所有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报刊都幸灾乐祸地摘录《Arbeiter Zeitung（工人报）》对塞尔维亚人的沙文主义的攻击，用以证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无非是骗人的神话而已。我给《Neue zeit（新时代）》写了一篇措词谨慎委婉的文章，批评《工人报》的沙文主义。考茨基在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刊登了我的文章。第二天，与我关系极好的老侨民C．Л．克利亚奇科告诉我，党的领导圈子对我怒不可遏。“他怎么敢！”……奥托·鲍威尔和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私下谈话时都一致同意，国外版编辑莱特纳尔走得太远了，他们的看法也反映了阿德勒本人的意见。到了星期六，我和克利亚奇科坐在咖啡馆的小桌旁，奥托·鲍威尔走到我们跟前，严厉地数落起我来。我承认，在他的连珠炮似的谴责下，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使我吃惊的与其说是他的教训的腔调，莫如说是他的结论。他带着令人好笑的傲慢说：
“莱特内尔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奥匈帝国没有对外政策。没有一个人会读它，它没有任何意义。”……
①图佐维奇，德米特里（1881—1914）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创始人，1901年起任该党总书记。——译注
我睁大了眼睛听着。原来，这些人不仅不相信革命，也不相信战争。他们在五·一宣言上大写什么战争和革命，但却从不当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如此入迷地在蚂蚁窝里忙忙碌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历史已把士兵的巨大靴子带到了他们的蚁巢上，而且就要踩下。6年之后，他们不得不相信奥匈帝国有对外政策。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操起了最无耻的语言，这是莱特内尔一类的沙文主义者教的。
笼罩着柏林的却是另一种精神，尽管实质上好不了多少，然而却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维也纳院士们的可笑的官瘾在这里感觉不到，人际关系要简单些，民族主义要少些，最起码是不像在奥地利那样频繁出现和那么露骨。民族感情似乎暂时融化在党的自豪感中：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中的第一小提琴！
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是老师，是活的榜样。我们对它毕恭毕敬，把它理想化；我们满怀景仰之情说出倍倍尔和考茨基这两个名字。尽管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上述令人不安的理论预感，但我仍陶醉在它那无可怀疑的魅力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点的是我居住在维也纳这一事实。我经常去柏林，把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首都加以比较，欣慰地对自己说：不，柏林毕竟不是维也纳。
在柏林，我曾两次参加了左翼人士的每周聚会。它们于星期五在Rheingold（莱菌金梦）饭店举行。聚会中的主要人物是弗朗茨·梅林①。卡尔·李卜克内西有时也参加，但总是晚来早走。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的是希法亭，他那时自认为是左翼分子，虽然他那时已经开始憎恨罗莎·卢森堡，而且是以达申斯基灌输到奥地利的那种仇恨。那里的谈话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突出的印象。梅林的面颊不住地抽动着（他患有抽搐症），他用嘲讽的口气问我，他那些“不朽的著作”中有多少被译成俄文了？希法亭在谈话中总称德国左派是革命者，梅林打断他说：“我们算什么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是他们！”他朝我这边点了点头。我太不了解梅林，庸人对俄国革命的嘲弄又听得过多，因此我不知道梅林的话是发自肺腑还是在开玩笑。但他的话是严肃的，他以他后来的生涯证明了这点。
①梅林，弗朗茨（l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译注
我初次见到考茨基是在1907年，是帕尔乌斯领我去的。他家在柏林郊区的弗里登瑙，当我踏上这栋干净的小房子的楼梯时，心中不无激动。一位长着一双蓝眼睛、肤色白皙、表情愉快的矮小老人用俄语欢迎我说：“你好。”我已通过他的著作对他有所了解，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十分迷人的形象。特别令人好感的是他的从容不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时他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平静的结果。对手们称考茨基为第二国际的“教皇”。他的朋友们也常常这样称呼他，但却是出于爱戴。考茨基的老母亲是位倾向性小说家，她把她的小说献给“我的儿子和我的导师”，她在70寿辰的那天收到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祝贺：alla mamma del papa（教皇的妈妈）。
考茨基认为他的主要理论使命是调和改良与革命。但他本人思想是在改良时代形成的，对他来说，只有改良才是现实的，革命只是模糊的历史远景。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现成体系，并像小学老师似地把它通俗化。他根本无力驾驭重大事件。从1905年革命起，他已经开始衰落。我在和考茨基交谈中收获甚微。他的头脑呆板、枯燥，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和心理感染力，他的评价是抽象的、玩笑是平淡无奇的。由于这些缺欠，考茨基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
考茨基与罗莎·卢森堡友好时正值他的精神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但在1905年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冷淡的迹象。考茨基非常同情俄国革命，并远远地在一旁评论它，而且还颇有见地。但他从生理上反对把革命方法移到德国本土上。特别是在普托夫公园里举行示威游行前，我在考茨基家里见到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发生激烈的争论。虽然他们说话时还是以“你”相称，用的是知交好友间谈话的口气，但在卢森堡的话中可以明显地听到强压着的愤怒，在考茨基的话中则可以听到掩盖在不知所措的玩笑下的内心深处的不安。罗莎·卢森堡、考茨基、他的妻子、希法亭、现已去世的居斯塔夫·埃克施泰因和我一起去参加游行。但在路上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考茨基只想当旁观者，罗莎·卢森堡却想当参与者。
1910年，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为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这个问题上公开爆发。那时，考茨基阐述了strategie d’usur（消耗战略）这一战略哲学，以消耗敌人（Ermatungsstrategle）来反对推翻敌人（Niederwerfungsstrategie）。这是事关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考茨基的路线是越来越彻底地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下，“耗尽”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群众的革命理想，所有的庸人、所有的官吏、所有的名利之徒都站在考茨基一边，他在为掩盖他们的本来面貌而编织着思想遮羞布。
战争爆发了，政治消耗战略被战壕所排除，考茨基就像当初适应和平一样地适应了战争。而罗莎·卢森堡则表明她知道忠于自己的思想……
我记得一次大家在考茨基的家里为累德堡①庆祝60寿辰，在十多个客人中还有年满70的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是党的鼎盛时期，党在战术上完全一致。老人们记录下取得的成绩，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庆祝会的主角累德堡在吃晚饭时画了几张可笑的漫画。在这个小规模的生日宴会上，我结识了倍倍尔和他的朱丽叶。包括考茨基在内的所有出席庆祝会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至于我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①累德堡，格奥尔吉（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在倍倍尔身上体现出一个新阶级从下向上的缓慢而顽强的运动。这位干瘦的老人似乎完全是用对准目标就契而不舍、坚不可摧的意志铸成的。倍倍尔在其思维、雄辩的语言、文章和著作中，根本不在与直接任务无关的事上消耗精力，他的政治激情的特殊魅力正在于此。他反映了一个阶级，它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学习，它珍惜每一分钟，贪婪地吞噬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无与伦比的人的形象！倍倍尔在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布加勒斯特和平会议期间逝世。我在罗马尼亚普洛埃施塔赫车站上听到了这一噩耗，觉得难以置信：“倍倍尔逝世了，社会民主党怎么办呢？”我马上想起了累德堡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生活的话：百分之二十的激进分子、百分之三十的机会主义分子，其余的跟着倍倍尔。
倍倍尔选中哈阿兹①做他的继承人。无疑是哈阿兹的理想主义吸引了这位老人。但这不是远大的革命理想主义，哈阿兹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而是更狭隘的、凡俗的个人理想主义，如为了党的利益而甘愿放弃在柯尼斯堡的收入甚丰的律师职业。倍倍尔居然在党代会（好像是在耶拿举行的）上发言时赞扬这个并不怎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的壮举——实在令俄国革命者大惑不解——并推荐他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主席。我相当了解哈阿兹。在一次政党代表会议之后，我和他一起做了一次短途旅行，游览了纽伦堡。哈阿兹在私人交往中是个温和殷勤的人，在政治上是其天性使之所然的不折不扣的诚实的庸才、没有革命气质和理论视野的土气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哲学领域中，他有些腼腆地自称是康德派哲学家。在任何危机关头，他都不愿意当机立断，而是敷衍观望。后来，中派分子的党选他做自己的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认识他已有几年之久，但每次见面都要隔好长时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住宅是俄国侨民的大本营。在需要抗议德国警察为沙皇政府效劳时，我们首先去找李卜克内西，于是他就不辞辛苦、四处奔波。李卜克内西是一位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位实干家。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政治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他是一位革命家。正因如此，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充满了官员的慢条斯理和随时准备退让的大家庭里总是个怪人。我见过多少凡夫俗子居高临下、嘲弄地看着李卜克内西啊！
①哈阿兹，雨果（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派分子，1918年11月革命中与F．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译注
1911年9月初，人们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建议我就沙皇政府胁迫芬兰问题在耶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但在我发言之前，收到了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的消息。倍倍尔马上盘问我，暗杀意味着什么？哪个政党应对暗杀负责？我的发言是否会引起德国警察当局对我的注意？“您是否担心我的发言会引起麻烦？”我想起了奎尔奇在斯图加特的遭遇，谨慎地问。
“对，恕我直言，我觉得您还是别发言的好，”倍倍尔回答说。
“既然如此，我就不发言了。”
倍倍尔松了一口气。一分钟后，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跑到我跟前，问道：
“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而您答应了，是吗？”
“我怎么能不答应呢？”我回答说，又辩解道，“须知这里的主人是倍倍尔，而不是我。”
李卜克内西把他的愤怒发泄在他的演说中，他在讲话时无情地抨击沙皇政府，对主席团的警告置之不理，后者不愿因侮辱陛下而引起麻烦。后来的一切发展都肇始于这几件小事中……
* *
当捷克工会组织挺身而起反抗德国领导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对分裂的论据，并巧妙地把它们装扮成国际主义。在哥本哈根的国际会议上，普列汉诺夫以此为题做了报告，他像所有俄国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完全支持德国立场反对捷克。普列汉诺夫当报告候选人是老阿德勒提议的，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上，让一个俄国人充当反斯拉夫沙文主义的主要公诉人，他觉得更合适。至于我，当然与涅麦茨、索库普或什麦拉尔①这类人的可怜的民族局限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人竭力要我相信捷克人有理。但同时，我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内部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我不能把全部或哪怕是主要责任推到捷克人身上。许多事实说明，捷克党的广大群众比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激进，捷克工人群众对维也纳机会主义领导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被涅麦茨一类的沙文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了。
①什麦拉尔，鲍古米尔（1886—1941）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捷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在从维也纳赴哥本哈根参加大会的途中，我在一个车站换车时意外地遇到了从巴黎来的列宁。我们大约还要等一个钟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前一半相当友好，后一半则不那么友好。我证明捷克工会搞分裂，主要罪责在维也纳的领导，它先是踌躇满志地号召包括捷克在内的各国工人进行斗争，最后总是以跟君主专制搞幕后交易而告终。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他有其特殊的注意听别人讲话的本领：当他严格地从交谈者的话中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时，眼睛却越过对方看着远处。当我对他叙述我最近为《前进报》写的一篇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时，我们交谈的性质马上就变了。文章是为大会写的，它遭到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方面的尖锐批评。在文章中格外尖锐的地方是所谓的“剥夺”问题。在革命被击败后，武力剥夺和恐怖主义的袭击已成了促成革命政党本身涣散的工具。在孟什维克、波兰人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下，伦敦代表大会做出决议禁止剥夺。有人在座位上喊：“列宁持什么看法？”对此列宁只是神秘地微微一笑。在伦敦代表大会之后，剥夺活动继续进行，给党造成了危害。我在《前进报》上不遗余力地攻击这一点。当我在列宁的坚持下凭记忆把文章的主要思想和提法告诉他之后，他谴责地问：
“您真是这么写的吗？不能打电报把它扣下不发吗？”
“不，”我回答说。“文章定于今天早晨见报，而且为什么要扣发呢？文章是正确的嘛。”
事实上文章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党应通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融合及消除极端而确立，而实际上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无情斗争而确立的。列宁试图争取俄国代表团谴责我的文章，这是我一生中与列宁发生的最尖锐的冲突。此外，列宁当时身体欠佳，受着剧烈的牙痛的折磨，他的头上缠满了绷带。代表团对文章及其作者充满了敌意。因为孟什维克对这篇文章也同样不满，原因是它原则上主要是反对他们的。
1910年10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马尔托夫的信中写道：“托洛茨基在《Neue Zeit（新时代）》上的文章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比在《Vorwarts（前进报）》上的还甚。”
卢那察尔斯基叙述说：“显然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的普列汉诺夫利用这一局面试图对他进行审判。我觉得这不公正，我相当坚决地支持托洛茨基，并和梁赞诺夫①一起努力，使普列汉诺夫的计划彻底破产……”
①梁赞诺夫，达维德·鲍里索维奇（l870—1938）俄国革命者，1917年为“区联派”成员，后任马列研究院院长。——译注
代表团中的大多数人对我的文章仅有耳闻，我要求宣读这篇文章。季诺维也夫争辩说，没有必要为批判一篇文章而去了解它，大多数代表不同意他的看法。记得是梁赞诺夫朗读并翻译了这篇文章。据在侧厅里的事先私下口头相传，大家都觉得这篇文章十分可怕，所以宣读使人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印象：文章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拒绝谴责它。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现在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是错误的。
在有关捷克工会问题上，俄国代表团在大会上赞成维也纳的决议案反对布拉格的提议。我试图提出修正案，但没有成功。归根到底，应对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提出的“修正案”是什么，我本人还远没有搞清楚。修正案应该是对这个党的宣战，与它进行圣战。不过，我们是在1914年才踏上这条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