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临，泥泞期就在眼前。为了加快逃跑的速度，决定把两批并做一批。一位农民朋友负责把我和马克思著作的女翻译家E.Γ．一起送出维尔霍勒恩斯克。深夜在田野里，他像装货物一样用干草和粗席把我们埋在大车里。同时，为了从警察那里赢得两天时间，在我的床上放了一个假人，蒙上毯子，谎称我病了。车夫用西伯利亚的方式，即以每小时20俄里的速度前进。道路坑坑洼洼，我的脊背在车板上颠簸，听着旁边那个人的压抑的呻吟声。途中换了两次马。我和旅伴在到达铁路线之前就分手了，以免各自的失误和危险会牵连对方。我没有遇到任何意外，顺利地乘上了火车。在车厢里，伊尔库斯克的朋友们给我送来了一只皮箱，里面装着浆洗过的衬衣、领带和其他的文明象征物。我手里拿着一本格涅季奇①用六音步译的荷马史诗，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着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护照，这个名字是我随便填的，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我终身使用的名字。我沿着西伯利亚的铁路向西驶去，各站上的宪兵毫不在意地把我从眼皮底下放过。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妇女把烤鸡、烤乳猪、一瓶瓶的牛奶和成堆成堆的面包带到车站，每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财富的展览会。一路上，整个车厢的人都在不停地喝茶，吃着物美价廉的油炸饼。我读着荷马的史诗，幻想着国外。逃跑毫无浪漫色彩，它完全被大量的茶水淹没了。
①格涅季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784—1833）俄国诗人，翻译过荷马的《伊里昂记》。——译注
我在萨马拉下车，当时，这里是《火星报》国内总部（而不是侨民总部）的所在地。它的领导人是化名为克莱尔的工程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①，他今天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和他的妻子是列宁的朋友，1894年到1895年，他们和列宁一起在彼得堡从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并和列宁一起流放。1905年革命失败后，克莱尔和几千人一起脱党，并作为工程师在工业界占有一席之地。地下工作者抱怨说，他甚至拒绝提供从前连自由派都不会拒绝的帮助。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脱党10到20年之后又重回党内，那时党已夺取了政权。这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这批人今天都是斯大林的台柱子。
①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5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火星报》国内代办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注
在萨马拉，我以克莱尔给我起的化名“佩罗”①正式加入《火星报》机关，这是对我在西伯利亚报刊上取得的成就的肯定。《火星报》组织力图重新建党。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大规模的逮捕粉碎了还没有在各地扎根的年轻的组织。此后，革命运动保持其地方性，各自为政地发展，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水平降低了。为了争取群众，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口号抛到一边，形成了所谓的“经济派②”，它因资产阶级工商业繁荣和罢工浪潮高涨而增强。在上世纪末又爆发了一场危机，它使国内的一切对抗变得更加剧烈，并推动了政治运动。《火星报》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与地方主义者—经济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总部设在国外，为了保证组织的思想稳定性，该组织是由那些精选出来的所谓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实际任务把他们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那时，火星派革命者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为争取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为筹备召开能保证《火星报》的思想和方法取胜的党代会而斗争。可以说，这是这个革命组织的第一张蓝图。这个组织在不断发展、锻炼、进步、退却的过程中，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越来越紧，为工人提出越来越广泛的任务，它通过15年的努力推翻了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①佩罗是перо的音译，意为钢笔尖。——译注
②经济派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它放弃政治斗争，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译注
受萨马拉党委会的委托，我前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去会见一批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已加入《火星报》组织，有些还尚待争取。我几乎是空手回到萨马拉的：在南方还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联系网，哈尔科夫的地址没有用，我在波尔塔瓦碰到了地方主义。匆匆忙忙什么事都做不成，需要严肃认真地工作。那时，列宁再三催我出国，他与萨马拉党委会之间信函往来频繁。克莱尔给我提供了路费和从卡缅涅茨一波多利斯基跨越奥地利边境的必要指示。
从萨马拉火车站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与其说是悲剧性的，莫如说是可笑的意外。为了不碍宪兵的眼，我决定最后一个上车。由大学生索洛维约夫拿着提箱为我占座，等我上车，此人今天是石油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我不慌不忙地在远离车站的地方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看车站的大钟，突然传来了第二遍铃声，我悟到人们告诉我的发车时间不对，于是撒腿就往站台上跑。索洛维约夫老老实实地在车厢里等我，直到火车开动后才拎着箱子跳到铁轨上，一个气喘吁吁、在火车开走后才飞跑而来的人更加引人注目。宪兵本来威胁要控告索洛维约夫，后来只是把我们两人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了事。
我顺利地来到国外。在出境前最后一个火车站上，警察要我出示证件，他居然没有看出我的证件是伪造的，令我不胜惊讶。非法越境的领导权掌握在一个中学生手里，今天，他是著名的化学家，是苏维埃共和国一个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就其好恶来说，他是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当他得知我属于《火星报》组织时，立即严厉地责问我：“最近几期《火星报》一直对恐怖主义进行无耻的攻击，您不知道吗？”我正打算与他展开原则性的辩论时，中学生又愤愤地补充了一句：“我不送您过境！”这个结论使我感到意外，但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事隔15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推翻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权。不过，那时我顾不上历史远景。我争辩说，不能因《火星报》上的文章而惩罚我，最后还声称，不给我派向导我就不走。中学生软了下来：“算啦，这次便宜你了，不过请你转告那边，这是最后一次。”
中学生安排我在一间空屋子里过夜。屋子的主人—独身推销员要到第二天才回来。我模糊地记得，我是从窗户钻进主人的房门紧锁的屋子里。深夜，亮光惊醒了我，一个头戴圆顶礼帽的人俯身打量着我，他身材矮小，一手拿着一支蜡烛、一手拎着一条棍子。一个巨大的圆顶礼帽的影子从天花板上朝我爬过来。
“您是什么人？”我愤怒地问。
“岂有此理！你躺在我的床上，还问我是谁！”陌生人回答说。
显然是房屋的主人回来了。我对他解释说他应当明天回来，但这一尝试毫无效果。“我自己知道我应该什么时候回来！”他不无道理地反驳说。情况复杂了。“我知道，这准是亚历山大这家伙搞的鬼，我明天再跟他算帐！”主人喊道，手中的蜡烛始终照着我的脸。我愿意支持他这个能使我幸免于难的想法，即一切误会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不在场的亚历山大。这一夜的其余时间我仍在推销员那里度过，他甚至还用茶水款待我。
第二天早晨，中学生和我的房东进行了一番言词激烈的解释之后，把我交给了布罗德镇的走私犯。我在一个霍霍尔①的仓房的干草堆上过了一天，他给我吃西瓜充饥。当天夜晚，他带着我冒雨穿越国境。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步履艰难地走了好久。
①霍霍尔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译注
“好啦，现在让我背着您走，前面都是水，”向导说。
我不同意。
“到了边境那边，您浑身湿淋淋的可不行，”霍霍尔坚持说。我只好让他背着走。尽管如此，我的皮鞋里还是进了水。15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一间犹太人的木板房里烤身上的衣服，这已经是在布罗德镇位于奥地利境内的那一侧了。这里的人对我说，向导故意带我走水深的地方，为的是多要钱。霍霍尔在与我道别时，也同样诚恳地要我小心犹太人，他们总要索取3倍的高价。我的路费的确花得很快。还要在深夜走8公里到车站。这条离边境只有一两公里的路既难走又危险：要沿着被雨水冲坏的小路走上公路。一个老犹太工人用一辆两轮车送我。
“我早晚得为这事掉脑袋，”他嘟囔着说。
“为什么？”
“士兵冲你喊，你不答话，他就开枪。瞧，那就是岗位哨的灯光。好在今天天气还可以。”
今夜的天气确实不错：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秋天之夜，雨不停地打在脸上，泥泞在马蹄下发出低沉的吧唧声。我们正在上坡，车轮直打滑，老头声音沙哑地低声催马快走。车轮陷在烂泥中，两轮轻便车倾斜得越来越厉害，最后猛地翻了。10月的泥泞又深又冷，我仰面朝天地掉了下来，半截身子陷在其中，此外还把夹鼻镜丢了。但最可怕的是在我们摔到地上之后，我们身边马上响起了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绝望的哀号、祈求帮助、对上苍的神秘的呼唤，而且无法思议，在这漆黑潮湿的深夜，这究竟是谁的神秘声音，尽管它如此富有表现力，但毕竟不是人的声音。
“它非毁了我们不可，它非毁了我们不可……”老头子绝望地嘟囔说。
“怎么回事？”我屏住呼吸问道。
“这是公鸡，该死的公鸡，女主人让我把它带到屠户那儿杀了过周末……”
现在，刺耳的声音隔一会儿响一次。
“它非毁了我们不可，这儿离岗哨只有两百步，士兵马上就会冲出来。”
“掐死它！……”我怒不可遏地低声说。
“谁？”
“公鸡！”
“让我上哪儿找它？它准是让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我们两人在黑暗中爬来爬去，双手在泥泞中乱摸。大雨倾盆，我们诅咒公鸡，诅咒命运。最后，老头子把这个倒霉的牺牲品从我的毯子下面放了出来，感恩的公鸡马上就不叫了。我们两人一起把两轮车翻过来，继续往前走。在车站上，在火车到来之前，我几乎用了3个小时来整理、烤干我的衣服。
在兑换钞票之后，我才知道，我的钱不够买去目的地苏黎世的车票，我应该到那里去见阿克雪里罗得①。我买了去维也纳的火车票，先到那儿再说。尽管我在学校时学过德语，但我谁的话也听不懂，大部分行人也听不懂我的话，这是在维也纳最叫我吃惊的事了。最后，我总算让一个头戴红色制帽的人明白了我要去《工人报》编辑部。我决定去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②，对他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需要我马上前往苏黎世。向导答应带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后，发现这家报社早在两年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了报社。门房对我说，现在不是接待时间。我没有钱支付向导，我饥肠辘辘，而最主要的是我要去苏黎世。一位神情傲慢、身材高大的先生走下楼梯，我向他打听阿德勒。
①阿克雪里罗得，帕威尔·鲍里索维奇（1850—1928）俄国革命家，70年代初参加民粹派，1883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0年为《火星报》编委，1903年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
②阿德勒，维克多（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您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严厉地问。
我不知道。在车厢、大车、推销员的家和霍霍尔人的仓房以及深夜和公鸡的战斗的种种经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日期的概念了。
“今天是礼拜天！”那位高大的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并想从我身边走开。
“无论如何我也要见阿德勒，”我说道。
“告诉您，阿德勒博士礼拜天不会客！”那位先生吼道，声音就像在暴风雨中指挥一个营一般。
“但我有重要的事情，”我固执地回答说。
“哪怕您的事再重要上十倍也不行，明白吗？即使您带来的是你们的沙皇遇刺身亡或你们那里又发生了革命的消息，听见没有？您也无权在礼拜天打扰博士的休息！”这位先生就是这样用他那霹雳般的声音使我敬畏。他就是弗里茨·奥斯特利茨，这个编辑部中最令人恐惧的人物。雨果会说，他的话简直是暴风骤雨。
但我仍觉得他在胡说八道，礼拜天的休息竟会高于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可能。我决心不屈服，我要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我。此外，我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这毕竟不同寻常。我站在楼梯下面，挡住了和我谈话的先生的去路，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利茨告诉我我所需要的地址。我仍在那个向导的陪同下朝阿德勒的住宅走去。
一位中等身材的人出来迎接我，他背有点驼，几乎可以说是个驼背，两眼肿胀、脸色疲惫。维也纳正在选举地方自治代表会，头一天，阿德勒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讲，又连夜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是一刻钟后我从他儿媳嘴里得知的。
“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礼拜天的休息……”
“说下去，说下去……”他说话表面严厉，但声调却不是要把人拒之门外，而是在鼓励。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露出智慧。
“我是俄国人……”
“噢，这点您没有必要对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把我在编辑部门口的谈话讲给博士听，他迅速地审视了我一番。
“是这样？是这么对您说的？这能是谁呢？高高的，大喊大叫？这大概是奥斯特利茨。您说他大喊大叫，是吗？准是奥斯特利茨。您别介意。如果您从俄国带来了革命的消息，可以深夜来按我的门铃……卡嘉，”他突然叫道。他的儿媳走了进来，她是个俄国人。“现在您的事更好办了，”说完，他离开了我们。
我下面的旅途有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