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一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政治发展以10年为单位来计算。克里木战争①之后的60年代是启蒙时代——我国短暂的18世纪。在下一个10年中，知识分子已试图从启蒙思想中得出具体结论；它从到民间去进行革命宣传开始，以从事恐怖活动而告终。70年代主要是以“民意党”②的年代载入史册。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在炸弹斗争③中烧成灰烬，敌人仍固守着自己的阵地。继之而来的是颓丧、绝望、悲观、宗教和道德探索的10年——80年代。但是，在反动的掩盖下，资本主义的力量在默默地进行着它的工作。90年代带来了工人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新的高潮在新纪元的头一个10年中，即1905年革命中达到了顶点。
①克里木战争（1853—1856）系俄国与土耳其争夺近东统治权的战争，后来，土耳其联合英、法、撒丁3国联合抗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在巴黎签署和约告终。——译注
②民意党系俄国革命民粹派的最大组织。1879年成立于彼得堡，其纲领是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把土地交给农民。主要活动是在各阶层居民中进行宣传及恐怖活动，曾8次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成功。后因多数成员遭逮捕而衰败。——译注
③指民意党人曾多次用炸弹谋刺沙皇。——译注
80年代是打着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印记的年代。他是专制政权和全社会停滞的典型代表。自由派认为他是一个不理解生活的纯粹的官僚典型。但事实并非如此，波别多诺斯采夫对隐藏在人民生活深处的矛盾的认识远比自由派要清醒、严肃得多。他明白，如果把专制的螺丝帽放松一点，来自下层的压力将会彻底掀掉社会的上层建筑，那时，波别多诺斯采夫和自由派心目中的文化和道德基础将会化为乌有。就其本身来说，波别多诺斯采夫看问题比自由派更深刻。如果历史过程比这位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鼓动者所竭力捍卫的拜占庭制度更强大，那决不是他的罪过。
在沉闷的80年代，当自由派们认为一切都已停顿时，波别多诺斯采夫感到脚下起了涟漪和地下传来的低沉的震动。他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平静的年代中也始终忐忑不安。他在给他信任的亲信们的信中这样写道：“说来痛心，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十分艰难。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我的心头，因为我时刻看到时代精神和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把现在与遥远的过去相比较，我们会感到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倒退向原始的混乱，而我们在这种迷误中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波别多诺斯采夫活到了1905年，这时使他胆战心惊的地下力量喷涌而出，头几道深深的裂缝穿过了整个旧建筑的地基和山墙。
一般认为，以歉收和饥馑为标志的1891年是俄国真正的政治转折的一年。新的10年，工人问题不仅在俄国是核心问题。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教皇利奥十三世①发布了有关工人状况的教皇通谕。威廉②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荒诞的无知与官僚主义的浪漫情调结合在一起。沙皇与法国的靠近保证了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任命维特为财政部长揭示了工业保护关税制时代的来临。资本的迅猛发展产生了那种“时代精神”，它折磨着波别多诺斯采夫，使他产生种种可怕的预感。
①利奥十三世（1810—1903）1878年起任罗马教皇。——译注
②威廉二世（1859—1941）1888—1918年德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译注
政治向积极方面的转变最先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表现出来。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果敢。沉睡了多年的民粹派也同时开始复苏。1893年第一本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问世，它出自司徒卢威①的手笔。那时我刚刚14岁。这些问题离我还很遥远。
①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译注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在这种场合下，自由派总是试图在继位者身上为其希望找到支柱。他却把这些一脚踢光，年轻的沙皇在接见地方自治工作者时，称立宪的希望是“无稽的幻想”。这句话刊登在所有各家的报纸上。但人们私下相传，似乎在沙皇的讲话稿上写的是“无根据的幻想”，但沙皇由于激动说得比原想说的更粗鲁。我那时已满15岁。我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无稽的幻想一边，而不是沙皇的一边。我模模糊糊地相信不断完善论，它将使落后的俄国接近先进的欧洲。我的政治思想仅限于此。
民族众多、色彩斑斓、人声鼎沸的贸易城市敖德萨在政治上远比其他中心城市落后。那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教学机构中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小组了，但在敖德萨却没有。1895年恩格斯逝世。在俄国的许多城市中，在大中学生的小组中做了悼念恩格斯的秘密报告。我那时已经16岁，但我还不知道恩格斯这个名字，关于马克思也未必能说出点什么，对他一无所知。
我在学校时的政治情绪是模糊的反对派情绪，仅此而已。在我上学时，学校里根本不谈革命问题。人们低声相告，有几个小组在捷克人诺瓦克的私人体操馆里活动被逮捕了，在我们学校教体操的诺瓦克因此被解职，由一个军官来接替他的工作。在我通过施宾策尔的家庭而有联系的那一圈人中，他们普遍对制度不满，但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其中最大胆的也顶多幻想能在几十年后实现立宪。至于亚诺夫卡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学毕业后，我带着一些模糊的民主思想回到农村，爸爸马上警觉起来，反感地说：“再过300年也实现不了。”他坚信改革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为儿子而担心。1921年，爸爸历尽白军和红军的危险来到克里姆林宫找我时，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您还记得吗，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能延续300年？”老人狡黠地微笑着，用乌克兰语回答说：“这次就算你对吧”……
9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已经气息奄奄，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发起了胜利的进攻。这场思想斗争在各种倾向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处都提到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我在1896年才初次接触到这些问题。
我曾一度考虑过和80年代的消极思想体系紧密相关的个人道德问题，那是在“自我完善”①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思想倾向，不如说是精神成长的有机需要时期。但是，自我完善很快就遇上了“世界观”的问题，后者又导致根本的抉择：是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我投入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只比全国性的思想转折晚了几年，当我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俄国是否应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时，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找到接近工人的道路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①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通过自我改造进而改造社会的学说，一度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注
当我在自己的人生途中接近第一个重大转折关头时，我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的年龄来说也是如此。过多的问题一下子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团团乱转，无从下手。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生活已在我的意识中储备了大量的社会抗议。它来自哪里？来自对被侮辱者的同情和对不公正的愤怒。后一种感情可能最强烈。在我的所有生活印象（从很小时开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最粗暴和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公正往往厚颜无耻、不受惩罚，人的尊严受到重重蹂躏。只要想想抽打农民就够了。在我还没有接触到任何理论之前，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就十分强烈，它们给我留下了具有巨大爆炸力的大量印象。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做出从我生活第一阶段的观察中势必得出的重大结论之前，似乎犹豫了一阵。
但是，在我的发展中还有另一个方面。在两代人更替时，死人往往抓住了活人。俄国的一代革命者也是如此，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80年代气氛的压迫下度过的。尽管新学说揭示了远大的前景，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都往往是80年代保守思想情绪的俘虏，他们没有表现出大无畏的首创精神，一遇到障碍就气馁、把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长达几百年的进化工作。
在施宾策尔这样的家庭里，几年之前或几年之后，政治批评的声音都要响亮得多。但我正好赶上最沉闷的几年。那时，他家里不谈政治，对重大的问题不闻不问。学校里也是如此。我无疑也从这种80年代气氛中吸取了不少东西。后来，当我成了一名革命者时，我发现我仍不相信群众活动，对革命抱着书卷气的、抽象的怀疑态度。我不得不通过思考、阅读、主要还是经验，在自己的思想中与所有这些进行斗争，直到战胜自己心理上的保守成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得不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身上的80年代的余音这一情况，使我有可能更严肃、更具体和更深入地对待群众活动的基本课题。只有通过斗争获得的东西才是牢固的。但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后面几章中叙述的话题。
七年级我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这座城市更土气一些，学校的水平也更低一些。但在尼古拉耶夫学习的那年，1896年，却是我青春时代的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提出了我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在我借宿的那个家庭里，成年的孩子们已经对新思潮产生了一些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在谈话中坚决回击“社会主义乌托邦”。我把自己扮成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的怀疑主义者。那时，我总以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口气谈论政治问题。我寄居于其门下的女主人惊讶地看着我，甚至把我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诚然不太有把握，她的孩子比我大几岁，有些左倾。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实力悬殊的战斗。我力图避免受那些命运使我和他们碰到一起的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我的个人影响。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只延续了几个月。那些不胫而走的思想比我更强大，况且在我的心灵深处一心只想服从它们。只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放弃了假装的保守主义，急剧向左转，这吓跑了我的几个新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女主人问，“看来，我是白把你树为我的孩子们的榜样了。”
我开始旷课。不过，从敖德萨带来的知识足够维持校方第一名学生的地位。我越来越轻视这所学校。一次，学监到我的住所来调查我缺席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但学监很客气，因为他看到在我寄宿的家庭中和我的房间中秩序井然，并和气地走了。可是在我的褥子下面压着几本非法小册子。
除了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之外，我在尼古拉耶夫还初次遇到了几个处于警察监视下的过去的流放犯。这些人是民粹派运动衰败时期的二流角色。社会民主党人刚刚被流放，还没有从那里回来。两种对立的潮流的碰撞形成了思想漩涡，我一度也卷进其中。民粹派已散发出腐朽的味道，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的“狭隘性”又使人敬而远之。我心急如焚地试图用嗅觉抓住思想。但要抓住它们却不那么容易。在我周围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可靠的支柱的人。此外，每一次谈话都迫使我痛苦、屈辱、绝望地相信自己的无知。
我结识了捷裔园丁什维戈夫斯基，并与他接近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工人：他订报纸，懂德文，熟悉经典作品，能自由地参加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分子的辩论。他的那所在花园中的独间小木房，是过往大学生、过去的流放犯和本地青年聚会的地方。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搞到禁书。在与流放犯的交谈中有时听到民意党人的名字，如热里亚鲍夫①、佩罗夫斯卡娅②、菲格纳③，他们不是作为传说中的英雄，而是作为流放者或他们的年长的朋友们曾与之交往的活人出现在这些谈话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大链条中的小小的一环。
①热里亚鲍夫，安得烈·伊万诺维奇（1851—1881）俄国民粹派分子，“柴可夫派”小组成员，民意党及其军事、工人和大学生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1881年4月3日被处绞刑。——译注
②佩罗夫斯卡娅，索菲娅·利沃夫娜（1853—1881）俄国民粹派分子，“柴可夫”小组成员，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881年4月3日被处绞刑。——译注
③菲格纳，维拉·尼古拉耶夫娜（1852—1942）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1882后，她试图恢复民意党组织，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流亡国外。——译注
我如饥似渴地扑到书本上，惟恐我有生之年不够用来做行动准备。我紧张急躁、没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从过去的非法小册子，转而阅读约翰·司徒亚特·穆勒①的《逻辑体系》，《逻辑体系》读了还没有一半，又啃起了利帕特的《原始文化》。我觉得边沁②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新成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边沁主义者。出于同一原因，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十分着迷。还没有读完利帕特的著作，我又读起了米涅③的《法国革命史》。每本书都各行其是，找不到各自在系统中的位置。为系统化而进行的斗争是非常紧张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那时，我一度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①穆勒，约翰，司徒亚特（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译注
②边沁，杰里米（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译注
③米涅·奥古斯特（1796—1884）法国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人。——译注
同时我开始从政治的角度阅读报纸，已不像在敖德萨时那样读了。当时最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派报纸《俄国新闻》。但是，我们不是泛泛地阅读这份报纸，而是从萎靡不振的教授腔的社论开始直到科学小品文都一一加以研究。海外通讯，特别是来自柏林的通讯，是这家报纸的骄傲。通过《俄国新闻》我初次获得了有关西欧政治生活，特别是议会政党的概念。现在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多么激动地注视着倍倍尔①、甚至还有叶甫根尼·里克特的言论。我至今仍记得塔申斯基对进入议会大厅的警察们说的那句话：“我代表加里西亚3万名工人农民，谁敢动我。”我们据此描绘了加里西亚革命者伟岸的形象。可是，议会制的舞台无情地欺骗了我们。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选举，奥国议会中的争吵，法国保皇分子的阴谋，我们对所有这些远比对我们之中每个人的个人命运更加关注。
①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译注
就在这时，我同我亲人的关系开始恶化。爸爸到尼古拉耶夫来卖粮食，不知怎么了解到了我的新朋友。他感到危险临头，但还希望能以父亲的威信驱散危险。我们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谈话。我毫不妥协地为我的独立性和选择道路的权力进行了斗争。最后是我放弃了家庭的物质帮助，离开了我的学生寓所，和什维戈夫斯基住到一起，那时，他已租赁了另一所果园，那里的房子更宽敞一些。我们6个人在这里生活在一起，像“公社”一样。夏天，我们这里还要增加两个需要新鲜空气的患肺结核病的大学生。我开始给私人授课。我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睡光板床，喝自己熬的汤。我们身穿蓝色上衣，头戴圆形草帽，手持黑色棍子。以致城里人认为我们参加了什么秘密教派。我们杂乱无章地阅读，发狂地争论，充满激情地注视着未来，自有我们独特的幸福。
过了一段时期，我们创立了一个社团，旨在在民间散布有益的书籍。我们收集了资金，买了廉价版的书籍，但却不会散发。在什维戈斯基的花园中干活的有一个雇工和一个少年学生。我们的启蒙热情首先倾泄到他们身上。但是，这个工人原来是化了装的宪兵。他是专门派到果园里来监视我们的。他叫基里尔·特霍热夫斯基。他把少年发展成宪兵的眼线。后者偷了我们的一捆普及读物，并把它交给了宪兵队。开始显然是失败了，但我们却坚信将来一定能获得成功。
我给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出版物写了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反对俄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杂志。文章中有不少格言、引文和恶毒的言语，但相比之下，内容却要少得多。我把文章寄给编辑部，一个星期后，我亲自前去打听回音，编辑透过大大的镜片好感地望着作者，后者长着一头蓬松的头发，脸上还没有长胡须的迹象。文章没有问世。谁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失，我个人所失比任何人都少。
新当选的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把读者的年费从5卢布提高到6卢布。我们认为这是企图隔断民主并敲起警钟。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埋头筹备召开图书馆读者的全体会议。我们抖空了自己民主口袋里的钱，1卢布、1卢布、50戈比、50戈比地凑钱，用这些钱为那些更激进的成员登记。他们中远非所有人都能拿出6卢布，有人还不到规章中规定的20岁。我们把图书馆的申请簿变成了激烈的评击性文章的文集。在年会上，以官吏、教师、自由派地主和海军军官为一方，以我们这些民主派为另一方的两派发生了冲突。我们获得了全线胜利，我们恢复了5卢布的收费制并选举了新的管理机构。
我们东闯西撞，最后决定办一所互教大学。学生约有20名。我负责开社会学讲座。社会学听起来挺带劲。我全力以赴地备课。在两次成功的讲座之后，我觉得我的潜力消耗殆尽。第二个讲课人负责讲法国革命史，他没讲几句就乱了阵脚，于是答应提供书面讲义。他的许诺当然没有实现。我们的这项事业也就到此告终。
那时，我和这位第二个讲课人——索科洛夫斯基兄弟中的老大——决定写一个剧本。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甚至临时退出公社，躲进了一间屋子，地址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打算用我们的剧本充分反映各种社会倾向之间的斗争，它以两代人的斗争为背景。虽然两位剧作家对马克思主义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是剧本中的那个民粹派分子却更像个畸形残废人，而朝气、清新和希望是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这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这里：被生活压垮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却申斥他，无情地宣告民粹派已经破产了。
为写剧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时我们一起写，彼此促进，互相修改；同时，我们把一幕分为几部分，在一天之中，我们分头写场景或独白。需要说一下，我们的独白写得倒不少。傍晚，索科洛夫斯基下班回来，他的工作允许他自由地加工那个被生活压垮了的70年代人的凄惨哀怨的台词。我授完课或从什维戈夫斯基处回到这里。房东女儿给我们送来茶炊，索科洛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和香肠。神秘的帘幕将两位剧作家与世隔绝，整个上半夜他们都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第一幕我们写完了，甚至连落幕时的剧场效果都写好了。其余的4幕仅仅写3个草稿。我们越往下干，对自己的工作就越冷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出结论：我们那神秘的房间应该放弃，剧本应推迟到将来再完成。一卷手稿被索科洛夫斯基转移到另一所住宅之中。后来，当我们一起被关在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试图通过自己亲人寻找手稿。也许他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流放是加工剧本的最合适的时机。但手稿没有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可能的是，保存手稿的主人在倒霉的作者被捕之后，认为最好把手稿付之一炬。我接受这一事实更加容易，因为在日后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我丢失了重要得多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