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录又重新繁荣起来，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这一是因为有的可说，二是因为时代的戏剧性越强，转折越多，人们对当前的历史的兴趣就越强烈。风景画的艺术决不可能在撤哈拉沙漠中产生。我们这个不同历史时期交错的时代产生了要以其积极参加者的目光回顾昨天和已经如此遥远的日子的需要。自最近一次大战以来回忆录文献的巨大发展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撰写本书的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的中止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君士坦丁堡①是我一生中预料不及但又并非偶然的阶段之一。我在这里暂时栖身——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耐心地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者的生活没有一点“宿命论”的成分，根本就无法思议。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堡的间歇为在条件允许继续前进之前回顾往事，提供了最合适的时机。
①君士坦丁堡系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注
开始时，我为报纸写了几篇简明扼要的自传性特写并以为事情到此为止。需要马上指出的是，我在避难所中无法看到这些特写以什么样子到达读者的手中。但每项工作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只是当为报纸撰写文章的工作结束时，我才进入到这个题目之中。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我选择了一个大得多的规模，把全部工作重新搞了一遍。在最初的报刊文章和本书之间的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所讲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在所有其他方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
我格外详细地叙述了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它的开始与列宁患病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揭幕相合。追随者的夺权斗争，正如我力图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个人的斗争。它揭开了政治新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酝酿热月政变①。人们经常问我：“您是如何失掉政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此可以自然得出。
①热月政变系法国共和历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28日）推翻雅各宾派专政、扼杀法国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注
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会触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与俄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关，特别是与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危机时期相关。当然，我不能在本书中深入研究复杂的理论课题。特别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它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当前对东方各国具有如此迫切的现实意义，仅作为副主题贯穿全书。如果读者对此不满，我只能对他说，研究革命的课题实际上可以构成另一本书的内容，在那本书中，我将力图对近几十年的经验做出重要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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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拙著的字里行间出现了许多人物，我对他们的描述和他们自己及他们的政党所选择的描述并不总能吻合，于是其中不少人认为我的描述缺少最起码的客观性。在期刊上登载的片段已经引起了驳斥，这是理所当然的。毋庸置疑，即便我能把我的自传写成我生平的银版照片（但我根本不想这样做），它也仍会引起往日争论的余波，那些争论当时是由于书中所叙述的冲突造成的。但本书并非是我生平的刻板的照片，而是我一生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继续进行着那场我为之献身的斗争。在阐述时，我下鉴定、做评价；在叙述时，我自卫，但更多的是进攻。我以为，这是使传记成为更高意义上的客观传记，即使它更为等值地表现人物、环境和时代的唯一手法。
客观性不在于装出来的冷漠之中，那些不可救药的伪善者就是这样谈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在不便对读者直说的地方就拐弯抹角地暗示他。这类的客观性仅仅是世俗的圈套，仅此而已。这种客观性我不需要。我既然听命于讲述自己的必要性——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撰写自传而不谈自己，那我就没有理由掩饰我的好感和反感、我的爱和我的憎。
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生活的进程。学生对老师的无礼、充满妒意却貌似殷勤的沙龙刻薄话、永无休止的贸易竞争、在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等所有领域中的疯狂的竞赛、由深刻的利益矛盾导致的议会冲突、每天不断的激烈的刊物战、工人罢工、枪杀示威者、文明的邻国间相互发射炮弹、我们这个星球上绵延不熄的内战烽火——所有这些都是社会“论战”的不同形式，从虽然紧张但却几乎察觉不到的寻常的、每日不断的正常论战到异乎寻常的、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式的战争和革命的论战。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和它一起成长。我们和它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想永远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祖国，我们怎么能不是好论战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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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条更基本的标准，它所涉及的纯粹是叙述事实的严谨。正如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也要考虑时间地点的情况，因此，论战性最强的著作也应该遵守物与人之间固有的比例关系。我希望我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了这一要求。
诚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情况下，我以对话的形式写下了几次交谈。没有人会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现多年前的谈话，我对此也不奢求。某些对话更多的是象征性。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某次谈话特别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这类谈话往往对自己的知交和政治朋友反复讲述，因此，它们会牢牢地留在脑海中。我这里所指的首先当然是政治性谈话。
这里我想指出，我素来相信我的记忆。它提供的材料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观检验并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但是，这里必须做一个补充声明，如果说我的地形记忆相当差，更不用说音乐记忆了，视觉记忆和语言记忆相当一般，可思想记忆却远远地高于一般水平。然而在这本书中，思想、思想的发展和人们为这些思想所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占据的是主要地位。
当然，记忆不是机械计数器，它的私心最重。它往往把从虚荣心的角度来看对操纵它的意识不利的情节遗忘或推入阴暗角落。但这是“心理分析”批评的工作了。这种批评有时机智敏锐、颇有教益，但更多的是任性和胡闹。
无须表白我坚持不懈地借助文件证据来监督自己的记忆。不管工作条件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这里指的是图书资料和档案参考材料的匮乏，我仍有可能检验我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情况和日期。
从1897年起，我主要是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因此在32年间，我的生活事件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几乎是连续不断的痕迹。对自1903年起的党内派别斗争具有丰富的个人经历。我的对手和我彼此攻击、毫不留情，所有这一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字痕迹。自十月革命后，革命运动史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许多学术机构的研究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务厅的档案中寻找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将它们出版，对其中的事实加上可靠的注释。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那时还没有掩饰和伪装的必要，这项工作得以十分认真地进行。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宁文集》和我的部分著作，在每卷中都附上长达几十页的注释，其中包括有关作者活动及相应时期事件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所有这些都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我确定正确的编年顺序、避免事实性的错误，最起码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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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否认，我的生活道路的确有些不凡之处。但是，其原因与其在我个人身上寻找，不如到时代环境中去寻找。当然，同样也需要一定的个性特征，才能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或好或坏的工作。但在其他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特点可能会平静地沉睡，正如人的无数天赋和激情在社会条件不需要的情况下始终沉睡一样。但也可能会出现今天被排斥或压抑的其他素质。客观因素凌驾于主观因素之上，而且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客观因素。
我的自觉的积极活动大约从17—18岁时开始，它始终是为一定思想的不断地斗争。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件单凭它们自身值得引起社会的注意。我身后一切多少有些出众的事实都与革命相关，并从革命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只有这一情况能够为我的自传问世辩解。
但是，这个根源也给作者造成了困难。个人生活事实与历史事件的内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彼此分开。然而，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事件的取舍不是根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取决于它们与个人生活事实的联系。如果本书对个别的历史事件和几个阶段的评述中没有一部历史著作中所应有的匀称比例，这并不奇怪。自传和革命史之间的分界只能凭经验去摸索。既不把生平记述消融到历史研究之中，又要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依据。我根据读者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轮廓，他的记忆所需要的只是对历史事实及其间先后顺序的扼要提示，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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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问世时，我已年满50周岁。我的生日与十月革命日正好相合。天知道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①的信徒们会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十月革命后整整3年，我本人才发现了这一有趣的巧合。在9岁前，我一直居住在偏远的村庄里，从不外出。在中学读了8年，第一次被捕是在中学毕业后。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侨居国外成了我的大学。我曾两次被投入沙皇的监狱，前后一共蹲了4年。曾两次被沙皇流放，第一次流放了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曾两次逃出西伯利亚。两次侨居国外，在欧美各国度过了近12年：1905年革命前两年，革命失败后近10年。世界大战期间，我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第二年从法国被驱逐到西班牙，在那里，经过马德里监狱的短期囚禁和在加的斯警察的监督下过了一个月后，被驱逐到美国。当我在美国时爆发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我在离开纽约回国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并在加拿大的集中营里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1905年曾任彼得堡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度当选。后来，我亲身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是苏维埃政府成员。我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我用了近5年的时间组织红军和重建红军舰队。在1920年间，我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担负起恢复被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网的领导工作。
①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相信灵魂轮回说。——译注
但是，党务活动和写作活动构成了我一生——内战年代除外——的主要内容。1923年国家出版社着手出版我的作品集。它只出版了13卷，早出的5卷军事著作不算在内。1927年，当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变得格外残酷时，我的著作的出版工作被中止了。
1928年1月，我被当今的苏联政府流放，在中国边境上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我今天在君士坦丁堡写下了这几行文字。
即使在这样简要的阐述中，我一生的外在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单调乏味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起落沉浮的次数之多，我的生平毋宁说是充满了“奇遇”的。同时我要说一句，就天性来说，我与那些探险求奇者毫无共同之处。从习惯来看，我毋宁说是一个有几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欢纪律和制度，这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是出于实事求是。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无秩序和破坏。我始终是一个非常勤勉认真的学生。我一生都保持着这两种品质。在内战的岁月中，我乘着专列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绕赤道好几圈，我每看到一道用新松木做的新围墙都感到十分高兴。列宁得知了我的这个癖好，曾多次友好地拿它取笑。一本从中可以发现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和借助于它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的漂亮文笔，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我最珍贵和最喜欢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过学习的愿望。我在生活中曾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即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完全被革命斗争所占据，尽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一条道路。
我不得不在国外流亡（算来已是第3次了）时写下这些文字。这时，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却都被赶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或被关进监狱。在共和国的创立过程中，他们的参加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动摇、退却、向对手投降，一些人是因为道德沦丧；另一些人是因为不能独立地找到摆脱环境迷宫的途径；还有一些人是由于顶不住物质惩罚。这样大规模的背离旗帜的情况，我曾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次是在世界大战初期。因此，我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历史潮流的起落，它们服从自己的规律。单凭急躁不能加快它们之间的交替。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前景。认识所发生的一切的规律性，并在这一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革命者的首要责任，同时，这也是不把自己的任务消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
于普林吉坡①
①普林吉坡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是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