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
托洛茨基
亲爱的第果·里维拉同志[注一]：
近日，我读了奥列尔派和埃费尔派[注二]（不错，确有这样一个派别！）发的关于西班牙国内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几篇文字。列宁曾经称这种人底思想为「幼稚病」[注三]。一个病儿是能得人同情的。但从那时至今已过去二十年了。幼儿已经长大，生了胡子，甚至秃了头发了。但他们尚未抛弃其幼稚的辞语，反而双倍，十倍，增加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蠢事，而且添加耻辱在那上面。他们一步步跟在我们背后走。他们取去了我们的分析底若干因素。他们无限制地扩大这些因素，使之与其余的因素对立起来。他们要纠正我们。当我们画一幅人像时候，他们就在那上面添加一个驼背。如果画的是女像，他们就添加一对浓胡子。如果画的是公鸡，他们就添加一只鸡蛋在公鸡下面。所以这种胡闹的事情，他们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在这信里只限于说说中日战争问题。
在我向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注四]，我曾说道：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可是，埃费尔派喊起来道：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投降蒋介石，这是抛弃阶级斗争底原则！布尔雪维克派曾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可是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立场是一样的。中国工农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独立的力量起来斗争，反对双方军队，反对中国军队同反对日本军队一样。」这几句话是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埃费尔派底文件摘出来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表明：说者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才了。但是愚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
我们从来未曾将一切战争置于同一平面之上，也不会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爱尔兰人对英国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人对俄皇的革命战争，虽然在这两次民族战争里面，大部份领袖都是资产阶级人物，有时还是封建人物，总之是天主教反动派。当阿卜德克临[注五]起来反抗法国的时候，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带着鄙视态度，说起一个「野蛮的暴君」在反对「民主」。莱翁·布伦底党就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雪维克派，我们则把里夫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看做一种进步的战争。列宁写过了几百页书来说明：有分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之重大的必要，后一种国家包含全世界人类中极大多数。仅仅一般地说起「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分别压迫人的国家和被人压迫的国家，——那是给布尔雪维克主义画了可怜的漫画，而拿这漫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
在远东，我们有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它变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呢？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中国整个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于爱尔兰和波兰底统治阶级不存幻想一般。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这一点，无需要别人提醒我们。但是今天，违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为了中国残余的独立地位，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明天，他又要背叛。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这而且是必然的。但今天他在作战。唯有懦夫，流氓或十足的蠢才，才能不参加这个战争。
为了使这问题更能明显起来，我们试拿罢工来譬喻。我们并不支持所有的罢工。例如，罢工若是为了要求工厂开除黑种工人，中国工人或日本工人的，我们就要反对罢工。但若罢工是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的，无论所改善的如何微不足道，我们要首先参加罢工，不管领导者是谁。在极大多数情形下，罢工领袖是些改良派，职业的叛徒，资本家走狗。每次罢工，他们本都反对，但是群众压力或客观局势常常迫得他们走上斗争道路。试设想有个工人，他说：「我不愿参加罢工，因为领袖们是些走狗。」这个教派，或者这个极左派蠢才，应分得到他的真正的称呼：罢工破坏者。从这观点看来，中日战争是与此类似的。日本既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既是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我们就应站在中国方面。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合当的和进步的。将这两个国家置于同一平面上而说什么「社会爱国主义」，——那只有那种人做得出来，他们未曾读过列宁著作，他们不了解布尔雪维克派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态度，他们只能败坏和污辱马克思主义教训罢了。
埃费尔派曾听到社会爱国派骂国际主义者是敌国底密探，他们于是反驳我们，说：「你们也这般骂！」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那决不是为民主的，也不是为民族独立的，而是为了压迫落后的非帝国主义的民族。在这样的战争中，两个国家是处于同一历史平面之上的。革命者在双方军队中，都应是失败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并非处于同一历史平面之上。日本胜利，意即中国奴服，意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止，意即日本帝国主义惊人的强大。中国胜利，恰好相反，意即日本社会革命，意即中国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即不受外来压迫所阻碍。
但是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么？我不信他能够。怛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底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
当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我们曾经鞭挞共产国际。可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应当了解的。埃费尔派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这是因为这些愚蠢的人并不了解我们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态度。我们从来未曾否认共产党应当参加南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北方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战争。我们并未曾否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缔结军事联盟之必要。恰好相反，我们是第一个主张有些必要。但是我们要求共产党保持它的全部组织的和政治的独立；换一句话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内战争中，同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一样，无产阶级先锋队，一面在军事战场上第一线作战，一面就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资产阶级。我们在现在的战争中也主张同一政策。我们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态度。但是奥列尔派和埃费尔派丝毫没有了解我们的政策，无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时的政策，或今天的政策。
东京和南京此次冲突开始时，我向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曾特别指出革命的工人应积极参加抵抗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战争。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看来，这是正确的；第二，从救护我们的中国朋友观点看来，这是必需的。明天，与国民党同盟（正如在西班牙与尼格林同盟一样）的格别乌将要骂我们的中国朋友是「失败主义者」，是日本密探。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也许会在国内和国际被人诬蔑，被人枪毙。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同时，我又添加一句话说：却不抛弃它的纲领和它的独立。
埃费尔派蠢才图谋嘲笑这个「保留」。他们说：「托洛茨基派要事实上替蒋介石服务，而言辞上替无产阶级服务。」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这并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至于反对国民党的「言辞」则是教育群众所的工具，为了推翻蒋介石。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埃费尔派拿「阶级斗争」政策来对抗这个「民族和社会爱国的」政策。但列宁一生就打击这种抽象的毫无用处的对立。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使他负有责任去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爱国的斗争中帮助被压迫的民众。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之后也有二十年，凡不了解此点的人，就应当被视为内部最坏的敌人，而被无情地逐出革命先锋队以外去。埃费尔及其一类的人，正是应当如此处置！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注一] Diego Rivera——墨西哥人，有名的壁画家，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努力奔走为这位「全球没有护照」的革命领袖，在墨西哥觅得容身之地。但后来，为墨西哥国内问题与托洛茨基破裂。托洛茨基此信写于一九三七年，当时两人尚未破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发生，中日战争一般都被视为两国之间单独的战争来处理，无论信中说的埃费尔派和奥列尔派，无论托洛茨基本人，无论其它考虑此问题的人都是这般看法。后来虽然世界大战发生于欧洲了，但托洛茨基仍视中日战争为单独进行而尚未与世界大战纠缠一起。他遇难前不久起草的「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仍是这般看法。这是凡读此信的人所必须知道的历史背景。——原译者
校者案：托洛茨基将中日战争单独来处理，是明显地说明于他的「中日战争与国际现势」文中。当时的中日战争既然如托洛茨基所说，美国、苏联或欧洲列强对它的「直接军事干涉是不可能的」，那么它的主要意义自然是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之是「正义的战争」，因之便得出了托洛茨基对此战争所得出的整个态度。反之，如后来中国的反日战争参加在列强反日战争中，即中国战争成了世界战争底一部份，托洛茨基是否也会采取同一立场呢？我们认为不会的，因为在「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二章中曾经对这问题给了回答：「中国底参战（按指第一次大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于主人间的格斗。」毋须说，这样的格斗不是正义的战争了。
[注二] Oehler Eiffel——美国工人运动二个人物，曾参加美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现在在此组织之外。——原译者
[注三] 见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原译者
[注四] 即上面的「中国与日本」。——原译者
[注五] Abd-el-Krim——北非洲里夫族领袖，生于一八八二年，曾领导里夫人向西法两国作战。一九二六年战败投降于法国。——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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