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事件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流派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角。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
我们要藉助斯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藉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我们文库中所藏的原有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说，这个演说是被斯大林藏匿起来不公之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斯大林主义的职业官僚，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的经过，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
一 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什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政府里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报道人』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超过了革命战争中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须的限度，去限制罢工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颈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星期。
二 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斯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份（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
『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便是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地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农民，假使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影响之下，则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斯大林武装以后，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
三 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了，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做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地和斯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藉布勃诺夫[注二]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斯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勃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日事变同时，布勃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保持安静。
在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茨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斥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当共产国际的一分子，『蒋介石同志』，即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任务的蒋介石，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随意想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地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四 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那在落后国家中以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身上之企图。』
为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
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藉以欺骗和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么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
斯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 蒋介石政府好像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驳斥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么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里是加列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州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助达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助达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洛希洛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
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演说，从小资产阶级的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竟拿双倍的垃圾将他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
六 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基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斯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此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斯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得到其塔罗夫本人的同意；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完全证明着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中国革命所家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
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且怠工；另一方而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说，要准备盛大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茨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才作师长。
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回司令部去过，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叫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註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悲剧中间，斯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故意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份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斯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坚决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已默无一言。大会上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深切注意。但是斯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描绘，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
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斯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已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后来放纵它的一切鹰犬出来向他吠咬，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斯大林的掩饰品。
七 『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再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地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地转变。』
何等不祥的双关语啊！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
论及斯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
北伐怎样尽了这个作用呀！
这里是斯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地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
八 斯大林再度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地，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再纪录中三十三页）
『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据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斯大林解除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懂得了』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斯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斯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珍贵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珍贵。
这里，我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
『这是表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具有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没有与反革命的匪徒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 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
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斯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
拉菲士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彼托立乌拉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一贯拥护这种观点，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斯大林——拉菲士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
十 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再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
『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会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先后放弃一个个的阵地而不作依次斗争。以下一些事情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
[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摧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
但是这种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斯大林隐藏起来的一节：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藉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
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斯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复道：
『很明显的，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
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他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这样情形之下，斯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那有名的斯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
『在本质上，从［斯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地保留在国民党内，紧黏在他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再不利条件之下作决斗］；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的莫斯科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地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鼓励，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地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地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
十一 斯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
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组织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斯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农政部长——真是典型的人质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地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再实际中的情形吧：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发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压迫是合法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不能被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斯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再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茨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立即采去打倒左派国民党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
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茨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
十二 领袖与群众
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重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
『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洛佐夫斯基
[注五]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辞警告了他们』。）』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是怎样地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击溃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运动家，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洛夫佐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
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武装军队则有两万人，其中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一之次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
[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纪录三十四页）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重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纪录三十六页）
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毁坏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 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罚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全部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斯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胜利，藉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暴动竟急促地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如此，斯大林之击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是当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
起草新的清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
『许多省军，都一致地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
『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斯大林于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机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描画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常这些军队击碎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的前段，这同一的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民众。』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在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可曾见过像这类的事情吗？
十四 盲动主义时期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开会，那是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它怎样估计中国的情势呢？这里是它的决议之确切的字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与那些诋毁中国革命业已完结的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斗争。』
这是怎样一种奸诈同时又是可怜的狡猾手段啊！社会民主党以为蒋介石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昏乱的乌尔班士[注七]，也迷糊于这同样的立场）。左派反对派则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从来没有说过且也从不能说，中国革命是一般地完结了。那被消灭、被混乱、被欺骗和摧毁的，只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仅仅这个，已足够表示领导绅士们之成就了！
我们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革命的退潮以摆在中国的面前，无产阶级是向后退却，而反革命则已奏凯旋。斯大林的立场是怎样呢？
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趋向武装暴动。中国整个的情势证明着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它一切努力于日常的广泛的与谨慎的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行动主义上，作了含糊两可的官僚主义的保留，来批准这种冒险主义的路线。这种保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预先掘些洞穴，让那些『领袖们』要作新的退却之时好爬进去。
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的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它要促成新的冒险，新的散战，打破党于群重的关系，使党失去地位，把最好的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的火坑里，摧毁党的尚存战士。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整个时期是彻底地渗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就是斯大林派的领导，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最后的一些打击。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才承认：
『广州暴动，在客观上说来，已经是革命退潮时期之「退兵一战」。』（『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那暴动的自觉的制造者——领袖们呢？这是掩饰的承认广州暴动之冒险性质。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它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 Fl-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的中心地，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是一个强硬的东西！这也不得不被第六次大会所承认了。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现在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名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把所谓『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定的时期来划分开。这是企图用术语，来拯救威望，最好也企图拯救它的一部分。
十五 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
『只有托洛茨基派叛徒和中国陈独秀派，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不幸的人，假使他们不从事辱骂反对派，便永不能住到洛格斯大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乃是他们唯一的生财之道。谭平山在他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那罕有的赤裸裸的无耻，便是企图嫁罪于我们左派反对派，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斯大林的仆从们，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都在怒不可遏了，因为第六次大会以后的时候，有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环境的变迁和将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一个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路线，曾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如下：
现在，情势将要逆转到相反的方向；工人群众将要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却下来；党将要穹弱下去，纵然有农民暴动的持续。这间战争之减弱与无产阶级罢工暴动等之减弱，同时将不可避免把国家导入于经济生活之某种初步的进程，其结果，将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商业与工业的活跃，纵然是非常微弱的。这种活跃将要恢复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并且将容许共产党，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再来建立它的关系与影响，以便稍后几时，但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使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被他们叫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谩骂以外，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工业与商业上，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的恢复。』
他继续又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是更较巩固而且很快地发展。』
很显然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去相信共产国际所发表的数字，自然周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我们且不管那夸张数字的可能，周的报告，正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初的预言。
不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从正相反对的出发点，预计问题。武装暴动的口号，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但是在这种纯粹否定的决议以外，党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向。经济恢复的可能，从没有被党考虑一下。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范围，但它是与党分离的。假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那样愚蠢地说反对派是取消主义，并且能及时了解情势，如我们一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显然强固起来了，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革命中之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有两百八十万工人组织在工会里。但是现在，按照周的报告，共有六万人，这还是全中国的数目！
十六 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的阶级转换中，什么位置曾被指定给它的呢？它与那一个阶级的统治联结起来呢？
当北伐时候和武汉时代，我们听见斯大林说，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之后，倔强地拒绝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只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且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使假使工人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则他们将不停留在这上面。他们将要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假使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那么我们不能压迫资产阶级一点吗？不能没收他们［一点］吗？假使有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而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则共产党人将变成一些吹牛家。在现在，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将变成什么呢？斯大林对于这个，都计算好呢。在他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引过的），他回答说：
『我以为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变现在这种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而变为与它作党外的同盟。』
我们这些伟大的战略家，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的，他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可是除掉阶级斗争，——甚至关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斯大林还热心地供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同盟者，这同盟者即是那同一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共产党还只准许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还不与他打破联盟。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为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最好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论，是非常确定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没收资产阶级财运连在一起。在那时候，他确实需要这种『急进主义』，他并不是拥护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反之正是拥护资产阶级避免没收。这种有定见的立论，无论如何是很清楚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与独裁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他们宣布了许多步骤，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概归国有等），这可以说我们是面对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了。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广州暴动曾作了一个总结。其结论是什么呢？
『今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若企图跳过革命中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又估计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五年托洛茨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宣说这同一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苏维埃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可是现在，当试尽了国民党的一切变型以后，当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才能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这表现了斯大林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曾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是绕了别的道路。
真的，共产国际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一个决然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之最重要的任务中，纲领上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须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当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理论的解释来：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严厉的行政方法之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那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宣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他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十七 在联共党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他那十点钟长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可是他恰好对它只说了五句话。那是什么话呀！真如拉丁人所说的『multum in 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之点，不敢作一般的概论，更不作具体的预言，斯大林在这五句话当中，完成了他一切未曾完成的错误。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恶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回答，而且还回答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那么帝国主义者怎样还仍旧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分子呢？是那一个政党领有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不懂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面目，竟不能给我们一个报告，在这样事实之下，还说没有一点惊奇，那么世上还留下什么事情去教人惊奇啊！
『毫无疑问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与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崔勒特里的苏维埃，那托.鲍威尔和夏台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崔勒特里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是向着转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把苏维埃变为一种武器，解放了劳动群众。中国的苏维埃是那一种苏维埃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它不能说出什么来，那就是表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它呢？既然不是共产党领导，那么祇有那些偶然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人们，总之，那些第二种与第三种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能够领导苏维埃，能够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斯大林还以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究竟有一些意义的话）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其微弱的。它的党员之工人成分，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即刻的任务，那是显然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动地发展起来，这里面有许多游击队参加。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受了多年的不肖门徒领导所败坏，可是对于中国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农民们把他的运动叫做『苏维埃』，并且把他们的游击对叫作『红军』。这又表示了那时斯大林的庸俗之深刻，当他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工的苏维埃化』，把中国人民群众吓走了。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变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的，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不少的幻想。他们是可恕的，但是那些领导的尾巴主义者，把自己限制在将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以卑怯的与含糊的引伸，而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变的真实意义，这是可恕的吗？
斯大林说『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那意思即是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没有一点惊奇。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之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崔勒特里的政府，或者半政权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的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市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的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现时中国工人运动之薄弱，而尤其薄弱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到的。这是为什么斯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的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接合起来的原因。这种专政的领导，对于共产党是一个太重的工作，它让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阻碍了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去引导他们的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斯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五个论证，作为这种新的前途之发动力。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五）『毫无意义的』。这里就是那行政的论据之最权威与显赫的地方！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整个的可耻的计谋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将要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
十八 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考察对象之不足，或因事实材料不充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思考，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之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是政治范围里面一种整个的连续的错误之模型。一个有学问的敏于理解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较一个经验的天气预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纵然后者有时也偶然的被事实所证明。但若一个有学问的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的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个鲸鱼上面的，那我们将要说他什么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昂扬到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他只是很条文式地利用一些『类似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在实际行动上便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的偏见作他的出发点。但这正是事情发展的辩证法：那许多偏见，在革命低落时代，却变成了斯大林之主要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演出了他主观上不愿有的作用。那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它攀缘在斯大林的经验主义之上，因为他是贪求权位的，因为他在原则方面是完全的犬儒主义，所以使他成为它的领袖，造成斯大林的神话，而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节日传奇。这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解释：那些顽强而绝对中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占在三四等作用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生时候，在共产国际之衰弱与苏维埃官僚制度在广大的范围内向保守方面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乃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那正可以说：『他的缺点，证明了对他有利的』。阶级斗争的轮齿，陷进了他那理论的贫乏，政治的顺应性和他的精神的紊乱上面去，简言之即陷进了他的许多缺点中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使他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脱离出去的时代的政治家。
中国革命是斯大林的新作用之考验，可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之帮助，更由于间接的但是非常实际的敌人之帮助，斯大林自动地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也只有由于这些，又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之幕后的保守的英雄，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表现出他的方法和性质。在这个潮流当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的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崔勒特里仅仅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点是：崔勒特里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以后，就企图把被镣铐欺骗的工人阶级，贩卖给资产阶级，他必须即刻并且当场负担这种责任的。至于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一个有权的机关所掩护，而且悬挂着布尔什维克旗帜。崔勒特里藉资产阶级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以支持自己。而斯大林则由自己把这种压迫施诸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资产阶级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所打碎。斯大林的镇压，则被革命退潮所抚育。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的原因，亦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之原因。
斯大林的政策最近有了一个左倾的突变，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向左盘旋和它所有的意义加起来，将构成历史上一个阶段），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之关系，才会看出它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有一种矛盾。革命的衰弱与它的上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落时的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惊恐自己之身临叛变的深渊，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他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边缘，而且他是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半敌人所利用的。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你是被推着走了』，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之走向退化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当中的革命倾向还非常强固，所以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之边缘，转变到左边来，即刻就有充足的拥护和保持的力量。这个转变，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这正是因为这个经验主义者，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向左跳跃的观念，还是左派反对派地他准备的。他祇利用左派反对派的一些零碎的工作，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左倾主义之尖锐的爆发，并不改变官僚制度在演进上的基本进程，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之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广大的观察力和创造的理想力——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独立的工作——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是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人，并且他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明白，这个位置会带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
斯大林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他自身是常常而且不变地保持着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斯大林与列宁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的冲突，如同布哈林、加明尼夫、季诺维也夫、甚至赖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来不曾坚持他的原则的意见，并且在每次发生不同意见时候，总是保持静默，退到旁边，在那里等待。但是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实际的组织上的与道德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正因为斯大林的那许多缺点；列宁对于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共同工作者，手携着手地进行工作，那些共同工作者，每人对于工作，都增加了知识，都有个人的创造力，都有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俗人物，特别是在他清除右派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国际的观察力，而且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一个简单问题，也不能产生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官僚机关的重要性，自从列宁死后，就变地无比地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将那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偏狭性结合了的结果。斯大林已经证明他自己不能学习了。它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是澈头澈尾的渗透了他那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是在中国人民斗争以前的一切阶段上，统治着斯大林政策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负责人，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绞杀中国第三次革命，当它开始的时候。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 F. Chitarov——曾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校者
[注二] A. Bubnov,—— 斯大林派官僚，积极从事红军政治工作；一九一八年参加布哈林的『左派共产党』，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曾继鲁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长。——校者
[注三] 据陈独秀说，根本不曾有过这件事。——原译者
[注四] 据陈独秀说，并未解散童子团。——原译者
[注五] A.Losovsky——当初反对十月革命，后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职工运动，曾任赤色职工国际书记，以此资格于一九二七年来华参加五次劳动大会，现任苏联政府外次，拥护斯大林。——校者
[注六] 据陈独秀说，此非事实。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后，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就逃走了。——原译者
[注七] Urbahns——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之一，被开除后成立『列宁团』，一度同意托派，后即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及中东路等问题（见本卷『保卫苏联与反对派』）上与托派决裂。——校者
[注八] Hotel Lux——第三国际之多数外国代表与俄国官员居此。——原译者
[注九] 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经『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士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德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藉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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