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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党政策的关系问题是非常不简单的，特别在我们这时代。近来，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我党理论传统与实践传统的重大意义，而且宣称过无论如何都不容许断绝我们这个思想的承续。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对怎样了解党的传统这个问题，有一个一致的见解。为此，我们一定要在很大程度内，用反面的方法开始，并且举出几个历史例子，藉以作我们结论的根基。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国际的“古典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它那半个世纪的“传统”政策是根据于对国会活动的适应，以及对组织、刊物与财源之不断增长的适应。这个传统，对我们说是极其不熟悉的，却具有半自动的性质：每一天都是“自然地”从上一天发展出来，正犹之乎今天“自然地”准备下一天的到来一样。组织发展，刊物扩大，钱袋膨胀。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而然的情态中，形成了倍倍尔以后的整整一辈代的人物。这是一辈代的官僚、俗子与蠢汉，他们的政治面目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内就给完全暴露出来了。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次大会都不变地谈讲着因传统而神圣化的党的古老策略。传统也实在是有力的。这是一种自动的传统，无批评的，保守的，结果则窒息了党的革命意志。
大战最后结束了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传统的”平衡。年青的共产党从其正式存在的最初几天起，便踏进了危机和激动的风暴时代。但虽如此，在它全部比较短暂的历史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它的创造作用，也可以看到它传统的保守作用。这传统，在每一阶段上，当每一转折时，都与运动的客观需要及党的批评的判断相冲突。
早在德国共产主义存在的第一个时期，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成了它英勇的传统。1921年3月间发生的可怕事变，充分暴露出党尚无足够力量来达到此一目标。在它再度开始去从事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前，它得来一次激剧的转变，即转向于争取群众的斗争。
此一转变是难于完成的，因为它违反了新近形成的传统。在俄国党内，现在有些人专爱重提近几年来发生于党或其中委会中的一切不同意见，甚至那些最荒谬的都给提出来了。那末，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1]发生的主要不同意见，也回忆一下，不会有害处吧。当时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所提出的那种转变（这提议起初受到大多数人，后来仍受不少人的疯狂反对，而终于通过的），使共产国际免于破灭与瓦解，现在看来是很清楚的；但在那时，人家不顾此种危险而拼命反对，只因那个自动的，无批评的“左派主张”，在短短时期内却已成了僵硬的传统。
第三次大会之后，德国共产党很痛苦地完成了那个必要的转变。然后，在联合战线的口号之下（以及随以俱来的冗长的协商与加紧的教育程序），开始了争取群众的斗争。这策略延长了两年有余，收获了出色的结果。但在同时，这些新的宣传方法，拖延很久的，却变成了……一种新的，半自动性的传统，它在1923年后半年的事变中起了很严重的作用。
下面这个事实现在看起来是无可争辩的，即：从5月（鲁尔抵抗运动开始）或7月（这一抵抗告终）起到11月，即当锡克脱将军拿取政权时候止，乃是德国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危险阶段。那个被绞得半死的哀尔勃——孔诺底德意志共和国，企图给法国军国主义以抵抗，结果是垮了，跟着垮的是那个国家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可怜平衡。鲁尔的惨剧在某一程度内，对于“民主”德国所起的作用，跟五年前德国军队溃败对霍亨索伦德国所起的作用是同样的。
马克的叫人难信的贬值，经济纷乱，普遍的兴奋与不安，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工人们的大量涌入共产党，人人都在期待一次大变。如果共产党能够突然改变它工作的步子，能够善用那历史给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去进行直接的、政治的、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以此夺取政权，那末事变的结果将完全不像我们在11月[2]间所看到的那样了。这里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进入这个世界史上也许没有前例的短暂的危机时期时，却携带着过去两年中所定形的现成老法子，这法子是适宜于争取群众影响的宣传斗争的。这时需要的是新的方向，新的调子，新的接近群众的方式，联合战线的新的解释和新的应用，组织和技术准备的新的方法——总之，需要一个突然的转变。无产阶级此时本应该遇见一个直接进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
但是德国党却衷心地继续着它昨天的宣传性的政策，虽然规模上是大了一些。一直要到10月里它才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到了那时候，为展开冲击所需的时间已经太少了。准备工作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群众跟不上去，党的缺乏信心从两方面泄露出来，而在决定性的开头，党却不经一战便退却了。
如果党不经战斗便放弃了它非常有利的阵地，则主要理由乃是：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7月），证明了党不能从过去政策的自动性中解脱出来（这个政策之确立仿佛是为未来数年之用的），不能在其鼓励、行动、组织与技术诸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
时间是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当革命时代。为要补偿几个月的错失，常会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如果我们的党没有在1917年4月间完成那次跃进，因而在10月间夺取政权，则情形正复相同，我们有一切理由来相信，德国无产阶级不将为此错失付出太高的代价，因为目前德国的统治，首先由于国际局势的结果，其稳定性是极其可疑的。
很清楚，作为一个保守的因素，作为昨天对今天的一种自动性的压力，传统代表了一个极重要的力量，它为保守性的政党服务，却深深有害于革命的政党。后者的全部力量恰恰在于它之从保守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否说：我们要从任何传统中解脱？绝对不是。但是一个革命党的传统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
如果我们现在从其革命的历史及从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来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我们会认识到，我党最可贵的基本策略性的品质即在于：它有无可比拟的适应性，能够迅速地给自己定出方向，迅速地改变策略，革新武器与应用新的方法，一句话，能实行突然的转变。狂风暴雨般的历史条件使这样的策略成为必要。列宁的天才则赋予此一策略的党不可能有这样理想的自由。是说，我们的党完全不受某些保守的传统主义的束缚：一个群众的党不可能有这样理想的自由。但它的力量和能力却总是在这样的事实中表明出来，那就是：惰性，传统主义，常规事务主义已被减至最低限度，因为它有远见的、极度革命的策略上的创意力，它是既勇敢而又现实的。
党的真正传统归结于此，也应该归结于此。
党机关的相当大的官僚化，不可避免地要随伴着保守的传统主义及其一切后果的发展。夸大这个危险，要比低估它为佳。机关中最保守的分子总是想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方法与他们的错误和“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是一个东西，企图把那对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看成是破坏传统，这一个明显事实，我说，其本身便已经是某一思想僵化的无疑的表现了。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政治估计的方法，并非事先预备好的一大批决议。列宁主义乃是此一方法在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条件中之应用。正是时代特点和那个方法的此种结合，决定出那种勇敢与自信的突兀转变的政策，列宁曾经给了我们最好的范例，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用理论来阐明它以及加以概括化。
马克思说，先进国家在某种限度内显示了落后国家以它们未来的形像。这一个条件性命题，有人企图将它变成为绝对的法则，这个法则，实质上就是俄国门雪维克主义的“哲学”基础。利用着这个法则，他们给无产阶级划定了界限，那些界限不是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生出来，而是从机械的模型中引申出来。因而门雪维克派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只是，现在仍旧只是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公式，适应于晚起的确的“民主主义”的一个公式。事实是，由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中结合着极其矛盾的现象，因而它是首先被推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国家。
无论十月革命，无论布列斯特和议，也无论正规农民军队的创立，粮食征购制度，新经济政策或国家计划委员会，都不曾被十月革命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所预见或预定的，也不能够预见或预定。所有这些事实与转变，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在每一不同局势中的独立的与批判的应用，这里有显著的创意精神。
上述诸事的任何一个决定，在采纳实行之前，都曾引起了斗争。简单地求之于传统是决不会解决任何事情的。事实上，每一个新的任务，当每一个新的转变时，问题都不在于寻求传统，不在于从传统中发现那并不存在的答案，而是要依赖着党的全部经验去自行寻找一个适合于局势的新解决法，并且在这样办的时候，让传统丰富起来。甚至还可以更尖锐地如此说：列宁主义（的卓越处），正在于它之勇敢地从保守的回顾中，从先例的束缚中，从纯粹形式的引证和摘引中解脱出来。
列宁本人在不很久之前就借用过拿破仑的话来表示这个思想：“先打起来，然后再看”（On S'engage et Prruis on Voit）。把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来说，那就是：一经进入了战斗，就不要过于关心规范和先例，而是要投身到真实性的情况中，在那里寻找出争取胜利所必需的种种力量，以及走向胜利的道路。只因为遵循这样的路线，列宁曾经不是一次而是数十次地被他自己党里的人指责为破坏传统与放弃“老布尔什维克主义”。
让我们记记吧：当年“召回派”[3]的出场总是以保卫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幌子来反对列宁的偏差（在第九期《红色编年史》中，有着这方面的一些最有趣材料）。在“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盾牌之下，其实是在形式的、虚构与虚伪的传统这块盾牌之下，党内所有安常守故的人们全体起来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党史家（迄今为止，不幸我们党内的历史家都相当倒霉）之一，当十月事件的高潮时期曾经告诉我说：“我不同意列宁，因为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继续主张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主张进行革命战争，也用的是拯救党的革命传统名义，用的是保持“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纯洁性以防国家机会主义危害的名义。“工人反对派”的全部批评归结于埋怨党破坏了旧有的传统，这件事是记忆犹新的。还只在最近，我们看见了在民族问题上，有些最正式的关于党传统的说明人采取了一个立场，它与党政策在此问题上要求明显对立，而且也跟列宁的立场明显对立的。[4]
这些例子，历史意义较小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可以举出几倍来，甚至要举出多少就可以举出多少。不过我们在上面刚刚说过的一些已足以指明出：每当客观条件需要一次新的转变，一次勇敢的转变，要有创造的主意，此时保守的抗拒都透露出一种自然倾向，它要把“老传统”以及所谓“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只是过去时代的空壳）和新任务，新条件，新路向对立起来。
党机关愈加长成得内部充实，它愈加感觉到自己的真正重要，则其对下层发生的要求反应愈慢，并且愈加倾向于将形式的传统对抗新要求与新任务。如果有一件事，将给党的精神生活，年青人的主义训练以致命打击的，那就莫过于把列宁主义从一种方法（为要应用此方法是需要创意力、批判思想和思想勇气的）变成为一个教条（它需要的仅仅是唯唯诺诺的阐述者）。
没有理论上的广阔眼界，没有对政治过程的物质基础作批判的分析，列宁主义是无从思议的。马克思派研究的武器必须不断地加以磨砺和应用。传统的意义正在如此，而不在于形式上的引证和他们著作的断章取义。列宁主义最不能与思想的浅薄和理论的粗疏相调和。
列宁不能任意加以砍劈，不能取其一言一语来凑合每一个可能情形，因为在列宁看来，公式从来不站在比实际更高的地位；总是工具使人能够把握实际，并驾御实际。在列宁的著作中，不难找出几十与几百段话，在形式上说它们似乎是矛盾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并非这一段和那一段之间的形式关系，而是每一段话对具体的实际情形（公式被当作一支杠杆应用于此情形中）的真实关系。列宁主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作为革命行动的一个体系，列宁主义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为反省和经验所磨砺的革命意识，它在社会领域内，即等于体力劳动的肌肉运动的感觉。不过革命意识不能与煽动性的才识相混淆，后者可能获得短暂的成功，有时甚至可以得到炫人的大成功。但这总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本能。它老是倾向于最少抵抗的路径。列宁则相反，他设法提出与解决基本的革命问题，克服其主要障碍；而着重煽动的人的方法则在于规避问题，造成虚幻的慰抚，将批判思想催眠。
列宁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站在革命行动的立场上，对现实作最高级的质量上与数量上的估计。正因为此，它和那种对现实的逃避是不可调和的，后者躲藏在空洞的鼓动性的辞句的幕后，在拯救党传统的藉口之下，消极地坐耗时间，傲慢地为昨天的错误辩护。
列宁主义是一种真正的解说——它从形式主义的偏见，从道德教条，从一切企图束缚革命行动意志的心智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不过如果以为列宁主义的意义是指“一切都无所谓”，那便是不可救药的错误。列宁主义中包括有群众行动与群众党的道德——不是形式的而是真正革命的道德。对列宁主义最不相牟的乃是机关人员的傲慢与官僚化的犬儒主义。一个群众政党有其自己的道德，这便是战士们在行动中与行动的那种结合。煽动作风之所以不能与革命政党的精神相调和，因为它是欺人的：它对目前的困难提出此一或彼一简单化的解决方法，却必然要毁坏下一步到来的前途，减弱党的自信。
为劲风所扫，为严重的危险所胁，煽动容易消解成为狼狈。可是狼狈和列宁主义却使在纸上也难于并列起来的。
列宁主义是从头到脚都有战斗性的。战争不可能没有巧计，没有伪装，没有对敌人的欺骗。胜利的战争的巧计，乃是列宁主义政治中的构成要素。但在同时，对于党和工人阶级，列宁主义却是最高度的革命诚实。它绝不允许有虚构、吹牛与假冒的荣耀！
列宁主义是正统的，冷峻的，不容减损的，但它可没有包含即令是一丝一毫的形式主义与教条，也没有官僚主义。在斗争中，它总是击中敌人要害的。若把列宁主义的传统变成为传统解脱者们的一切言语和思想永不错误的超理论的保证，那是对真正革命传统的嘲笑，且将之变成为正式的官僚主义。谁若企图将一个同样的公式不断重复念诵，以此催眠一个革命党（根据那个公式，党的正确路线不应该在每一个问题的本质中去寻找，也不在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寻求，而应在一种传记性质的……情报中去寻找），那是既可笑而又可悲的。
因为我不得不给本人说几句话，我愿意说：我不以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比别人所遵循者为较不安全或较不可靠。我是和列宁斗争着而走向了他的，但我是彻底地与全程地走向了他[5]。我对党服务的行为乃是这方面的唯一保证；我不能提出其他补充的保证。如果这个问题要在传记研究方面提出来，那至少应该公正地处理。
然后我们必须来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是否在小事情上矢忠于大师的那些人，在大事情上也对他忠诚呢？在大师面前表示得如此顺从的人，是否当他不在之后也还继续如此顺从呢？是否列宁主义的全盘能事尽在此顺从之中？我绝无意于举出个别同志来作例，藉以分析这些问题，因为和这些同志，至少在我一方面，是想继续和他们携手工作的。
将来不管有什么困难与不同意见，要想胜利地加以克服，总只有靠全党才智的集体工作，在每一个时候检讨自己，以此保持发展的延续。
革命传统的此种性质，与革命纪律的特殊性质相结合着。如果传统是保守的，则纪律是消极的，且能在危机的第一个瞬间就被破坏。如果，像在我们党内那样，传统包含于最高度的革命行动中，纪律就完成其最大限度，因其决定性的意义是经常在行为中加以检查的。因此，革命的创意力，对问题之批判的与勇敢的考虑和解决，同行动上的铁的纪律结合得不可破坏。青年们只有经由此种卓越的行动，才能从老辈那里接受这纪律的传统，并加以实行。
我们和任何人一样珍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但不要让任何人敢于将官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视同一物，将传统与无聊的常规老例混为一谈。
[1] 1921年3月，为了配合德国中部发生的革命斗争，德国共产党号召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这乃是所谓“进攻理论”的一个例子。在俄国，该项理论的主要发挥者是布哈林，其次是齐诺维也夫。当其时，德共不但将全体党员投入一次为极小数工人阶级所参加的先行注定要失败的军事行动中，而且在失败之后，党的领导还宣称将来一有机会要重复这种行动。据那些左派说，这些行动会给工人阶级通上电，使它一次比一次动员出更大的力量，终于会推翻资本统治。据德共领导马斯洛夫说：“假使有人问，三月行动中究竟有什么新的东西，那一定要用恰恰是我们对手所指责的话来回答，即是：党投入战斗之时，毫不关心到有谁会跟在它的后面”。（见1921年，柏林版，国际杂志，254页。）又据另一领袖泰尔海默说：“把三月行动当作党的一个孤立行动看，那它会是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宗罪孽——在此限度内我们的反对者是说得对的。若把它当作一连串不断上升行动的一个引子看，那便是一种赎罪济世性的行动了。（见1921年柏林版的《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一书，第六页。）同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遭遇了这个问题，几乎弄到分裂。大多数代表和领袖都拥护布哈林一派，那些领袖包含有贝贝尔与拉可西——他们二人是指挥三月起义的代表，有倍拉·孔、蒙直堡、泰尔海玛、弗娄立希，以及大部分意大利人等。列宁自居于“大会的右派”，如果拥护布哈林的“进攻派”得了势，他是不惜使大会破裂的。托洛茨基拥护列宁，又经拉狄克从中起了调解作用，使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在俄国代表团中成为少数，结果列宁的见解通过了。第三次大会上的提纲与“走向群众”的口号，不久便被采纳为联合战线的广泛政策，以此给了“左派”一个打击，使共产国际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盲动情绪。
[2] 1923年，德国发生了日益尖锐的革命局势，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却犯了与两年前恰恰相反的错误，他们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使党与工人阶级及时改取新的方向，去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党的领导者对反动势力的攻击投了降，革命浪潮便后退了。读者们倘想详细研究此一事件，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十月教训》。
[3] 召回派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发生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派，他们主张把选取入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召回，理由是国会的极端反动性质。列宁坚决反对这个主张。
[4] 在1922年与1923年间，列宁在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了一次猛烈斗争，反对斯大林、捷尔顺斯基与奥强尼基次，并在某种程度内反对加明尼夫，为的是他们对于苏维埃乔其亚的局势所采取措置，一再破坏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传统政策。列宁指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十足十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勾结”。因为他病倒在床，于是吁请托洛茨基领导全党来反对他们。详情，包括列宁关于此一问题的函件在内，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一书65——71页。斯大林的路线最后（1924年）在乔其亚引起了武装起事，被斯大林们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5] 1917年以前，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展开过很猛烈的争辩。主要的不同意见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此外列宁的组织观念与组织方面的实践，为托洛茨基所猛烈反对，他常愿设法使布尔什维克与门雪维克二派合作。二人的冲突到1917年的革命时，在实质上解消了。在此过程中，列宁多少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论，而托洛茨基则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他和托洛茨基的一致，并勒令别人不要直接或间接地提起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旧争论。列托二人的主要歧见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不断革命论》。关于其他的歧见，实有的与捏造的，可参阅托洛茨基《写给党史局的偏差》以及他1926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席上的第二篇演说词，二稿均收入于《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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