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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下签名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阿斯特罗夫，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和谢姆柯夫斯基。
这封「信」对革命问题作了极概括的叙述。当传单的作者们从说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而谈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的明白性和准确性便消失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护国思想（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第二种情绪是普遍的不满（从反对现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怠工行为到街头骚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护国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护国」事业对立的（像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造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是革命的矛盾或者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1905年第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混乱，似乎「全体有血性的俄国人」都沾染了反击德国鬼子的愿望和敌视六三政权的情绪。但是，正像爱国分子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警察的「关爱」，从而表明六月三日的俄国政府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而爱国分子的「人民战争」是团空气一样，进行「人民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普列汉诺夫这个社会主义警察。的确，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分子和民族自由派分子的话，人们本来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全部跟班都看成是一团空气而置之不理。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民族的阶级划分，这个民族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民族主义分子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的反革命性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而且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以革命方式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是十分孤立的。这是第一个结论，我们对此必须有最清楚的认识。
当然，政党还不是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政党本身的行为可能有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在作政治考虑时，不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主要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即依靠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什么是1915年俄国「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末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指这些人。
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我们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我们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探讨了1905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呢？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现在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现存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
在1905年革命中，手工业和商业小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论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办法比老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猛烈得多。
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完全决定于他们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甚至是相当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不用夸张知识分子性质的办法来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立场。城市民主派作为革命因素来说已不值一提了。剩下的是农民。但是就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得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革命作用寄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得出在最近十年来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的结论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全部历史经验。
然则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有革命形势作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是它丝毫不取决于这点：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和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地，如果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体制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那些六三派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着由于军事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阶级进一步走帝国主义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加倍地重要起来。
六三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叠，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离这种情况还很远。但是当局政策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将进一步发展），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进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出现，它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它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那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关键——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士兵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是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得到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现在这种情况和1905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月三日君主制度的全民斗争中为首」。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上面所引的「为首」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担当整个斗争的政治领导（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而是关于革命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取政权的问题。
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的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末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度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上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至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最坏的幻想一直就是指望别人。
[1] 原载1915年10月17日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我们现在把这篇属于稍后时期的文章重新发表出来，因为它对第一次革命（1905年）向第二次革命（1917年）过渡的条件作了扼要的说明。——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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