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了 理 性──纪念E．P．汤普森

刘　为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此刻当我重新翻阅他的著作，依然能感到他的语言的巨大感召力。他一生为自己的信念战斗。当斯大林主义处在顶峰时，他起而抨击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践踏；将近四十年以后，当思想界由于苏联的崩溃而急剧向右转时，他却仍在为维护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而大声疾呼。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生都是，不管理想主义时髦与否。最后，在20世纪晚期这个崇尚非理性的时代，他却依然认定理性是思想的支柱。他不无幽默地写道：“我在33岁上开始了我的理性历程，从那以后它就缠住了我，我努力挣脱，但无济于事。”（《理论的贫困》前言）

　　他的全名是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家人和朋友叫他爱德华,除此之外,全世界都叫他E.P.汤普森。有一次我在他家度周末，适逢他在电视上接受BBC电视一台的采访，那位年轻的主持人竟直呼“E.P.汤普森”。我觉得十分好笑，因为英国的主持人要么称你的姓加先生或女士以示尊敬，要么去掉姓叫你的名以示亲热。汤夫人多萝西插言道：他父亲也叫爱德华，可他不愿被称为小爱德华·汤普森，所以签名时总是坚持要加上中间那个P，久而久之，就成了E.P.汤普森，以别于任何别的汤普森。

　　对于自己的名字，他还有一样固执，他从不让任何名人辞典收录自己的名字，包括那部最权威的《世界名人录》。当然，这大概也是真正的名人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的地位是通过那本如今早已脍炙人口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确立的。这是他在38岁上完成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他认为，阶级并不是一种可以从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的静止的现象，阶级并不是一种‘东西’。把阶级看成一种静止的实体并非马克思的原意。阶级是一种联系，一种在长期的共同经历中发展起来的联系，而这种共同经历则‘主要地是由人们非自愿地诞生于……或参与其中的那种不断产生着的共同环境所决定的’。因而，阶级意识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一种用文化术语表达这类共同经历的方式’。在汤普森看来，没有共同意识的人群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阶级，因此不存在什么‘自在’的阶级；没有阶级意识的自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意识则是在特殊的‘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及制度框架’内形成的对共同经历的一种反映。正是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境况的共同体会使得工人阶级产生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条件和哲学基础的批判意识。”（感谢《世界历史研究动态》允许我引用几年前我自己写的这段话。）《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在1963年出版的，将近30年以后，他认为自己在这部书中的结论仍然有效，特别是他为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解释提供了一幅比别人更为完整的图景。不过他也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新一代人出来充当旗手了。（参见《访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汤普森史学工作的第二个里程碑是1991年出版的《共同习俗》（Customs in Common,我以前曾译为《约定俗成》）。这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姐妹篇，也是他后半生史学研究的总结。这部书汇集了他20多年来研究18世纪英国民众文化的七篇专论，称得上是文化史领域当中又一开拓性的成就。在这部著作中汤普森以他特有的洞见提出，处在从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中的英国下层民众文化，是一种“叛逆的传统文化”。说它传统，是因为它顽强地抵制市场经济、法制精神和新教伦理，始终如一地向后看，从一个比当时社会更为专制的过去当中寻求习惯和规则以获得对民众当前自身利益的保护；说他叛逆，是因为这些习俗公然以神圣的往昔的名义藐视国家、教会和上流社会的权威。在这里，富有革命精神的是作为新的市场经济的人格代表的乡绅、教士和国王，而不是社会底层的百姓。由于习俗作怪，百姓在大人先生们面前表现出了双重人格：一是恭顺服从。二是蓄意违抗。“由此，我们不妨在很大程度上把18世纪社会史看成是新兴的市场经济与习俗的平民道德经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共同习俗》第一章：引言）

　　现在我们碰到了“道德经济”着个概念。汤普森首先发明了这个概念，这是指18世纪民众文化中的一种倾向，即人们一事当前往往并不先算经济帐，而是先看它是否违反传统的道德习俗，因为下层人民并没有最大限度获利的动机，他们也从未想到储蓄。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一连串无法预测的意外：天灾、疾病、失业、等等。一切都在人力的控制之外。他们无法计划生活，只有抓住每一个可以轻松和享受的机会，无论它多么微小和短暂。对他们说来，唯一可见和稳定的是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过去才是唯一的安慰。因此，道德经济与其说是“经济”，不如说是“非经济”。这种“非经济”正好体现了前工业社会与拜金主义的现代社会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了描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有力工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在南京大学当研究生时，作为特邀客座教授的汤普森在课堂上对经济──上层建筑理论提出的疑问。他争辩道：意识形态一定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吗？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吗？那么统治18世纪民众心理的习俗怎么解释？还有民众文化究竟是属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当时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现在明白了：他与葛兰西一样，认为当时的社会有两种意识形态：一是“官方的”，一是“民众的”。这种“民众的”意识形态有着好几个来源：从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常识，从应付艰难时世的需要中产生的与周围伙伴的认同，对上流社会权威的服从，以及──至少同样重要的──共同使用的语言（如方言）对行为的限制。但是，这种传统习俗及心理结构正由于市场经济扩展所造成的物质需求压力而遭到破坏，而这种压力又由于交流手段的发展而日益加强。“今天，十亿中国人正在感受这种压力，还有无数的亚洲、非洲农村居民也在感受这种压力。”（同上）

　　尽管汤普森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不少分歧，但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接受了思想训练并终身受益，他所使用的基本术语也大多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譬如“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生产方式”等等。他不是无产阶级，他的著作在全世界的流传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在英格兰南部伍斯特乡下的两层宅邸占地近两英亩，有三个独立居住单位；他开一辆宽敞的“富豪”，前年又买了一辆当年的新款。这些都不是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但他确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嗤之以鼻，称他们是玩弄思维游戏的经院哲学家，认为他们的唯一成就是靠马克思主义当上了年薪颇高的教授，一辈子吃用不尽。而他的学术实践则从来都是跟全世界的左翼运动和英国的劳工运动紧密相连，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相连，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我想，这除了性格原因及他所处的时代因素以外，也是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有关的。

　　汤普森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且是党的积极活动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在意大利当过坦克车车长。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民众起义。这个事件导致了许多历史后果，其中之一是西方左翼知识界对苏联的幻灭。汤普森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与他年轻的同志创办了一份油印杂志《理性者》，抨击斯大林主义，谴责镇压行动，并且不顾听命于苏联的党的领导的反对在党内广为散发，其结果是他被开除出党。以汤普森为首的这些“党外人士”组成了“新左翼”运动，依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积极参与劳工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左翼核心。此后，他又与波特兰·罗素等一起创立了欧洲核裁军运动，在这位著名哲学家逝世以后，他便成了这一运动的当然发言人。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对汤普森的政治理论和政论著作知之甚少。尽管如此，从交谈当中还是得到过一些信息。1988年夏我去伍斯特看望他，并小住了几天，得以与他进行几次长谈。可惜我没有做详细记录，只记得当时正值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我们的话题常常离不开苏联的改革。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被彻底地庸俗化了，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改革便不能走出困境。因此他的同情心完全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对于中国的改革他也相当关注，他表示了对开放政策的无保留的支持，同时也希望中国不要变成消费型社会，因为消费型社会不但是对地球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就像西方那样，他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前阶级社会，最多只能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观察，但随着工业化的成功，阶级结构将会迅速发育。

　　他对中国的关注始于50年代初。作为英共党员，他曾参与了要求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活动。我曾在他家发现了一幅署名齐白石的画。惊奇之下我告诉他如果是真迹这画非常值钱。他们夫妇俩毫不犹豫把画取下来交给我，说这是一位同志在1950年送给他的礼物，这位英共党员是他的好友，当时与他一同致力于承认新中国的活动，并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英国和平代表团，并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回了这幅画作为礼物。他们谁也不知道它的价值，如果真的如我所说，那么它应该属于中国。（很遗憾，我父亲第一眼就看出了这只不过是幅还算过得去的赝品。）

　　他认为西方，特别是英国已是一个身染沉疴的病人，他看不出能开什么药方来救治。他说当今世界对思想来说是个灾难。他怀念战后初期，那是左翼知识运动的黄金时代，而今天的思想界陈旧保守，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多萝西讲过一句让我很难忘记的话：“我很庆幸我老了。我对年轻的人们深表同情，不知他们怎么应付这个糟糕的世界。”我想这大概也表达了爱德华·汤普森的心情，因为多萝西不只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大半生的同志、战友和学术伙伴，并且她本人也是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他是英国史学界罕见的那种思想家型的学者，与典型的古板的英国历史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他还是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文章中他喜欢引用诗词、戏剧，并总是用画面式的比喻来激发读者想像。在课堂上他满屋子走,用各种各样的生动语言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他的课总是满堂笑声。如果你跟他交谈，会发现在他的机智和幽默之中不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常常是一两句话便让你回味不已。他是个好动的人，一生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喜欢驾车，开得飞快。他也喜欢户外活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健康情况限制了他的活动，这时他的习惯之一是每天晚餐前带着狗去半英里外的私人信箱取信，风雨无阻。我问他为什么把信箱放得那么远，他说这不但省下了邮递员的时间（因为半英里内无邻居），而且对健康有益，因为书斋生活实在不是长寿之道。

　　他死于肺衰竭。在大半生中他都是个很厉害的吸烟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61岁，烟量已经减了一大半，但还时不时吸上半支。掏出烟盒时，他会对在座的女士说：“对不起，我又要减你们的寿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2年3月，那时我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特约记者去采访他。那大约是他一生中倒数第二次接受采访。(最后一次是BBC在他逝世前不久对他们夫妇的电视采访。)那时他已几次病危，住在医院的时间多于在家里了。但我在这以前并不知道，只听说他的健康时好时坏。在火车站我看到来的是多萝西，知道情况不太妙，因为以前都是他本人来接。从车站到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医生们很不乐观，一直说他现在是“活在借来的时间里”，他的生命现在是靠医学的最新成就在维持。

　　我怕我见到的将是一个躺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人，可他却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系着领带，一头白发纹丝不乱。他笑着说：“还能见到你，在我是个奇迹。”

　　寒暄过后，他坚持驱车带我到附近的乡村酒吧去吃午饭。多萝西悄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爱德华依然爱开车。”午饭后他说他累了，要小睡一会儿，可躺下以后一直没再下楼：他体温升高，一直昏睡不醒。多萝西并不惊慌，看来已经司空见惯，只是抱歉说看来正事只能明天谈了。

　　第二天早上他情况稍有好转,便挣扎着起来接受采访。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间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三次，让他喘息。他谈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生涯，谈了对这个世界的期望，也谈了自己今后的研究计划，那将是一部关于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书。他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都明白他不可能完成这个计划了。

　　在他家这最后的两天一夜，我几乎是带着悲剧式的心情度过的。我看着一个老战士作殊死的后卫战，或者更糟一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尽管我们都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左翼思潮一定会重新兴起，因为思想界就其本性来说不会允许自己长时期如此沉闷。但此刻他仿佛在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现在我累了。

　　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夫妇俩平静地讨论着今后的事：如果爱德华还活着，那么就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地方越冬；如果他死了，那么多萝西就该卖掉这幢大房子，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买一幢小一点的房子住。

　　我只希望自己也能以这样的勇气面对死亡和永久的离别。

　　汤普森以他特有的顽强精神又活了几乎一年半。这当中间或有多萝西的信，说他健康情况有好转。他本人也曾来信讨论出他的新著中文版的问题。今年听到他们夫妇又出现在电视上，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

　　离开伍斯特不久，我在伦敦访问了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谈到汤普森时，他十分惋惜地叹道：“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没想到却要先走了。”

　　（本文作者刘为，1955年生，浙江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