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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 historian
一个工人阶级历史学家的养成
﹝英国﹞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
1993年10月
卡卡 译、月影 校
原载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第168期，1993年10月，20-22页。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人。他曾写道：“在这样一个无限同化的文化中，想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生存而不被同化，你不得不置身于很多尴尬的场面。你必须让所有的感官都覆满结节──所有那些怀疑与拒绝的膝与肘。”
这是他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但也是他最大的弱点的根源。幸运的是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伟大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即得益于团结、集体主义、为大局牺牲自我的信念（事实上书中充满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同志们在斗争中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与弱点。
他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父母都是印度的新教传教士，但他们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由于这个背景，以及当时的局势，E.P.汤普森在1942年加入共产党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当时他18岁。二战战况正烈，激进主义在不列颠以及不列颠海外军团中滋生。不到一年，他成为一名驻意大利的士兵。
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是要建立极端的人民阵线的路线。由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当时的最高目的。尽管如此，左翼力量的潜流仍在暗暗涌动。欧洲抵抗运动、爱国者、地下党和红军，这些组织对数百万人具有号召力。
汤普森自然也受到影响。他的兄长参加了一个保加利亚的爱国者组织，被捕后即将被枪毙。在北意大利，大规模罢工动摇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党的统治基础，同样在那里爱国主义运动不断壮大。在这些运动中，各个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1946年底，已成为一名充满激情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汤普森回到了不列颠。他自己未必会接受这样的描述。事实上，某种程度上这是有误导性的。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斯大林独裁的实质，表明三巨头合谋肢解欧洲，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决心来阻止数百万像汤普森一样的人们所获得他们热切盼望的真正的解放，但当时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
于是，随着冷战1947年开始，E.P.汤普森保持了对共产党的忠诚。随着不列颠工人运动向右翼倾斜，以及思想领域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左翼思想的抵制，他的信仰进一步加强了。战后不久，他幸运的在利兹大学获得了一份校外课程讲师的职位。再晚一两年的话，这恐怕就很难了。
但是任何诚实的评估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直到1956年汤普森都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
1956年对汤普森是一个转折点。赫鲁晓夫谴责过世的斯大林（某些）罪行的秘密讲话，以及匈牙利革命，标志着汤普森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这些事件的影响用汤普森自己的话来描述最为恰当：
“…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e）等人一起，我参与了另外一份党内讨论的杂志的发行，《推理者》（The Reasoner）。党的领导人并不喜欢理性，编辑们的党员身份被暂停了。这与镇压匈牙利革命（1956年10月至11月），以及将大约1万名党员开除出不列颠共产党同时发生，因此我们认为应在这个组织之外继续开展进攻性的活动，并吸取其他同志们的帮助。《新推理者》（The New Reasoner）创建于1957年。它每季度发行一次，坚持了2年半。然后它与《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并形成了《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以上是精简的描述。其主旨是，大规模的脱离共产党的行动。1956年的斯大林的共产党与其之前已被削弱的前身并不相同，与残留至今的可悲的现在自称“民主左派”也不同。在当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将自己脱离“受人尊敬”的政治，加入一个受迫害但一直坚持斗争的劳工运动的少数派；就是在不列颠帝国进行最后挣扎，试图征服重新征服埃及的时候（苏伊士远征与苏俄对匈牙利人镇压恰好同时发生），成为一名反帝国主义者；或者简单点说，成为一名斗士。然而当时的很多斗争是扭曲的，为苏俄帝国主义服务的。
来自这一背景的不同政见者约有数千人，看起来真正的革命和传统有望复苏。实际上，“新左翼”运动迅速兴起。E·P·汤普森是其领袖中最突出、最能言善辨者之一。
这是一个成员多样、充满差异的运动。它基本上是将来自共产党，工党左翼与“年轻人”的各个成分捏合在一起。汤普森本人与1959年夏在《新推理者》（The New Reasoner）上充分阐述了对其的观点：
“俱乐部和讨论中心这些地点可以避免官僚系统的干扰。在官僚系统中，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高层领导以及文件的手中… 它们的影响也将伴随着“欧洲核裁军”（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END）运动的传播遍及整个劳工运动。但由于这一影响来源于思想，它将排除行政的控制。官僚机构将控制机构，但“新左翼”（New Left）将控制机构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纽带。”
直白的说，“新左翼”将不会在劳工阶级运动的左翼与右翼间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干涉，从而也不会干涉日常的阶级斗争，因为这将不可避免的与“官僚机构”发生斗争。它本质上是一个乌托邦项目。
大约一年后，在1961年，后来的彼得·赛奇维克（Peter Sedgewick），我们组织的一个成员，在《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60年与《新左翼评论》同时成立）上为“新左翼”撰写的悼词中写道：“从1957年春直至1961年夏天左右，一个后来被成为“新左翼”运动的英国政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但随后进入了致命的衰落… 现在这一运动连一点最轻微的声音都没有了。”
这为汤普森积极参与有组织的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多年后他这样描绘最初的“新左翼”团队：
“我们在个人精力、财务、组织上都已耗尽；此时，历史的代理人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筋疲力尽，他在理论上很多产，非常自我中心，有决断。我们当时认为与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合作将是刊物重生的一个机会，也可能恢复我们被挥霍一空的智力资源。我们没有预计到，实际上他的决断力的第一次发挥作用就是将刊物的创始人们从董事会中开除。”
安德森和汤普森都为这场争论耗费了大量的笔墨。几乎所有这些文章都偏离了正确的目标：即如何与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取得联系并参与到当中去。因此，他们的争论基本上与革命社会主义者不再相干。我们说基本上，而不是完全不相干，是因为汤普森受此触发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贡献。
安德森、奈恩（Narin）等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英国不同寻常地落后在于它的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发动的过早，而且不彻底，所以贵族仍然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始终没有被彻底推翻），而且在英格兰，“一个屈服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一个从属的无产阶级。”
不需要废太大的力气，汤普森就在工人阶级，英国资本主义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包括牛顿，达尔文等先驱）的智力成就（被安德森贬低为“英国迷雾大衣”）这些方面推翻了这一著作的观点。
汤普森在思想意识领域的胜利是压倒性的。
汤普森的最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贡献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lass）。
对它所描述的那一时期而言，它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连续的历史著作，而是一系列杰出的文章。尽管如此，想要对汤普森进行阐述，如果使用资产阶级的学术方式或者安德森式的新左翼评论文章的话，至少需要十卷。
当然，书中并未解决一些存在争议的内容。“当一些人，从共同经历中（继承自先人的或他人分享的）得出结论，感觉到并说出，那些他们之间共有的利益，而这利益与其他一些人不同（往往对立）时，阶级产生了。”这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对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的定义，而不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但“自在阶级”的现实是什么？对此仍需进行进一步的批判。
无论如何，这是汤普永久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