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织工

19世纪织工的历史萦绕着过去美好日子的传说，这种回忆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最为强烈，但在英国大部分地区以及纺织业的大多数部门里也可以听到。关于18世纪80年代的中部地区织袜工人的情况，有过这样的记载：

他有“一套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套是在星期日和游玩时穿的服装”。^[1]关于格洛斯特郡的织工也有记载说：

有关贝尔法斯特的麻织业地区的记载说：

多萝西·乔治博士在《转变中的英格兰》一书中生动而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黄金时代”总的说来纯属神话。她的论点一时占优势

这样做也许太容易了。如果我们把“黄金时代”的论点当做九柱戏的木柱竖立起来，要击倒它们毕竟是不困难的。当然，斯皮特菲尔丝织工人在18世纪的状况并不让人妒羡，而且，西南部和诺里季毛纺业和毛织业中早期的资本主义组织还引起了多种形式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兰开郡和约克郡又得到发展。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加斯克尔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英格兰的制造业人口》（1833）中把18世纪织工地区的状况理想化了，（继加斯克尔之后），恩格斯对1844年的工厂工人们祖辈的情景推想说他们“过着虔诚和诚实的正当而平静的生活”，也把他们的状况理想化了。

但是，一方面是18世纪的艰苦和冲突，另一方面又是19世纪把它理想化，这并没有解决事实上的问题。记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证据也依然存在，不允许对它简单地解释。有事实表明，在全国多数地方都存在着从种植小块土地甚或一小块宅边地，从纺纱和收割稼禾等等来补充收入的现象。迄今为止已经得到建筑方面的证据，说明奔宁山区许多纺织业小村庄是在18世纪后期最终形成的。今天最常见的谬误并不在于加斯克尔或恩格斯，而在于乐观派的错误，他们用轻松的语言搅混了工匠在地位上向潦倒的外作工转变过程中的困难和痛苦的性质，诸如：

我们可以把18世纪织工一雇主的关系区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顾客一织工关系，像赛拉斯·马纳一类的人，住在村庄或小镇里，有独立地位，与裁缝业主十分相似，承包顾客的订货。像他这类人数量正在减少，我们在这里无须讨论。第二种是有高级工匠地位的织工，他们自立门户，可以选择老板，计件工作°第三种是织工帮工，他们可以在老板兼布匹商的作坊里工作，但更普遍的是在自己家中用自己的织机为一个老板加工。第四种是农民织工或小土地持有者织工，他们只用一部分时间做织布的工作。

后三类织工之间有重叠，不过，将他们区分开来讨论当然更好。例如在18世纪中叶，曼彻斯特大多数的细纹布料和方格纹布料是由织工—工匠（即第二类织工）制造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18世纪下半叶，随着棉纺织工业的日渐扩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即第四类织工）被高工资吸引，变成了半日制的织工。与此同时，约克郡西区的毛织业依然主要以小服装兼布匹商人为基础，他们在自己家中只雇数名帮工和学徒（即第三类织工）。如果我们说在1780至1830年，这三类织工并成一类，他们的地位大大地下降，变成无产的在自己的家里工作的外作工有的拥有织机，有的租借织机，按照某工厂的代理人或某中间商要求的规格把纱织成布——如果我们这样说，就概括地说出了他们在这些年的经历。他们丧失了第二类和第三类织工期望获得的地位和保障，也失去第四类织工的副业收入，而且面临陷入伦敦工匠眼中所谓的那种“不体面行业”的境遇。

在北方的织工当中，对失去的地位的记忆植根于真实的经验之中，因此也就连绵不绝最为长久。在西部地区，织工们到18世纪末已经沦为外作工，受大乡绅布商的雇佣。大乡绅布商“购买羊毛，付工资令他们梳毛、切条、纺纱、织布、缩呢、染色等等”。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雇佣的工人总数可以多达上千人。约克郡的一位目击者在1806年对这两种制度做了对比，在西部地区

不过，在18世纪约克郡的家庭工业中，羊毛是小布商业主的财产，而不是织工的财产。大部分织工是帮工，只为某一个布商工作，而且（不管后来被理想化到何等程度）处在依附的地位上。从“作于1730年左右的一首布商生活方式叙事诗”中可以看到布商的生活是一幅“田园诗画”，描述织工们“从早5点到晚8点，辛苦地工作，做完活”以后在公用桌子上进餐，但它没有说汤姆、威尔、杰克、乔和玛丽究竟是帮工，学徒，还是“老板”的儿女。

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起科贝特所做的怀旧式的描述，他描述了18世纪南方的小农场主与雇工之间家族式的关系，他们一起食宿，祸福与共。在哈里法克斯和利兹地区，这样的情景曾是一度可信的，当时那里的布匹生产几乎全部过程都在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内进行。到18世纪末，事情就讲究起来了。制造业主不再到沃尔兹去买羊毛，（他们现在直接向纺纱厂购买纱，）整布工序也要送到专门化的作坊去完成。他出售产品的市场也不再是“自由”市场了，尽管晚至1779年，哈里法克斯还建起了一座大型的自耕农布匹贸易所，利兹也在18世纪90年代新建一座非法经营的布匹贸易所，无执照的营业者和未经过学徒训练的“鞋匠和补锅匠”以及独立经营的织工都到那些地方去出售布匹。小布商对大商人和工厂是越来越依赖了。如果他经营顺利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小资本家，雇佣15至20名织工，大多数织工在自己家里做活。如果不顺利，他便会发现自己逐步地失去了独立性，他的利润损失在支付加工费上，在把纱织成布后落入中间商人的清单。他在行情不佳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大商人借贷，在这样的过程中，小布商逐渐完全沦为操作手工织机的织工。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老板娘的家庭经济也在生意的需求中丢失了。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起初并不十分痛苦。1807年，数百名自耕农小布商跟着其他人众前往约克，投票支持威尔伯福斯。^[7]行业的一再分工使一些小业主又支撑了50年以上，而另一些小业主却建起了整布^[8]和剪绒的小作坊；此外，纱线产量的大大增加为织工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所以1780至1820年这段时期，布商丧失独立和社会地位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时大量工作机会的存在所掩盖：如果业主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下降到帮工的地位，那么，汤姆、威尔、杰克或乔的地位看起来似乎在上升，纺纱厂和工厂在搜寻织工，于是织工得以脱离小布商业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他现在有可能挑选雇主了，这就是毛织业和棉织业中帮工的“黄金时代”

诗中所描述的18世纪早期的那种关系，只在家长制的意义上才是田园式的。一方面，帮工对业主的关系就像农场工对农场主的关系一样，没有多出丝毫的独立性。教区学徒如果分配给了一位坏师傅，他在几年里将处于近乎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帮工会自视为“布商”，而不仅仅是织工他的工作种类繁多，大多数工作是在织机上做的，但也有一些在织机外或织机边做。他希望获得借款去购进羊毛并希望成为自负盈亏的小业主如果他不在业主的作坊而是在自己家中工作，除了自我约束以外，不必遵守什么劳动纪律小业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有时还是亲密的。他们遵守同样的习惯，忠于同样的小团体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时期的小业主兼布商都是农民或富农，正因有了他们，约克郡才有了直率和独立的名气。

棉纺织业中的情况就不同了。生产的单位一般都比较大，其间的关系类似于从18世纪后期起在诺里季和英格兰西部见到的那种关系。到18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生产细纹布和格纹布的织工已经组织了强大的行业协会，靠抵制没有学徒出身资格的劳动者拥入以求保护他们的地位。“非法”的劳工开始“成倍地迅速增加，达到隔一个大门就有一个人丁（织工们抱怨说，）一到夏天，这些人就“接受外作任务，比如当日工，而到秋天，

1759年，当奥德姆的格纹布织工要求司法依法执行学徒身份的规定时，巡回法官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判决把国家的法律抛在一边，而支持亚当·斯密当时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学说。如果要实行学徒法，“那么开设企业的自由（这是当时曼彻斯特得以繁荣的条件）［将受到］摧残”：

至于结社，“如果下级要对上级指手画脚，如果脚想要变成头，执行法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压制下去，是社会的每一个朋友所不可推卸的责任”。^[11]

这次奇特的判决预示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工匠法”的真正废除。虽然织工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由于早期纺纱厂的纱线产量极大增加，兰开郡东南部地区织布业有很大发展，从而使织工处于无法受到法律保护的地位上。威廉·拉德克利夫对这个时期奔宁山地所做的叙述是非常出名的，他说：

正是这些织机，而不是棉织厂，吸收了成千上万的移民。18世纪70年代以后，奔宁山地开始出现一个个大居民区，如米德尔顿、奥德姆、莫特拉姆、罗奇代尔等。博尔顿的居民从1773年的5339人陡然增加到1789年的11739人，战争开始时，

小农场主转变为织工，农业工人和移民工匠也进入这个行业°拉德夫利夫把1788到1803年之间的15年描绘成织布“这个大行业的黄金时代”：

在这里，实际的经历和神话混合在一起，就像加斯克尔说的织工家庭在世纪交替时每周能赚回4英镑一样，也像班福德在《早年岁月》中对米德尔顿所做的描述一样。我们从奥德姆的一个日记作者处得知，斜纹布亦即粗纹布织工并未享受这样的繁荣。^[15]事实上大约只有少数织工达到了拉德克利夫所说的那种生活水平；不过，许多织工希望达到这样的水平。在略有繁荣的这15到20年之间，织工地区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类型，比如有节奏的工作和闲暇；某些村庄的卫斯理教会在织工中间有组长和当地的牧师从而使其同19世纪头十年相比就比较温和并更为人道（班福德的主日学校教他读书写字）；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宣传，还有对独立的价值观的深深依恋等等。

不过，机器纺纱产量的增长所引起的繁荣掩盖了更主要的地位下降。织工工匠或织工帮工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开始逐步向普通的“手工织布机”织工转变的。除了少数专门的生产部门，过去的工匠（他们的学徒制壁垒已经完全破裂）已经同新来的移民处在同等地位上。与此同时，许多农民织工放弃了他们的小块土地，集中在手工织机旁。织工由于要完全依赖纺纱厂或依靠把纱带进山地来的“运输贩子”，他们的工资也在一轮又一轮地减少。

工资的降低长期以来不仅迎合了雇主的贪婪，同时也得到一种广泛传播的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贫穷是刺激勤奋劳动的必要条件。《羊毛的回忆》一书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心中也许在想着英格兰西部的工业，他说：

这样的理论在棉纺织业地区的雇主以及许多地区长官和教士当中已极为流行。^[17]织工的富庶在一些业主和地方长官的头脑中引起了极为惊恐的感情。一位地方长官在1818年写道：织工“几年以前的收入太高了，他们一周只要工作三四天就可以过上相当惬意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花在酒店里，他们每天在家中两次坐在茶桌边，有一瓶朗姆酒和最好的小麦面包与黄油。”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强制实行降低工资的有时是大雇主，有时是较为持重的雇主，有的时候则是为“委托经销商行”工作的小业主或独立织工造成的。当市场疲软时，制造业主利用这一形势，把活计分发给愿意以任何工资取得就业机会的织工。于是在“根本没有人要雇他们的时候迫使他们连续生产大量产品”。^[18]当需求回升时，这些产品被低价抛售于市场，因此，在每次小小的萧条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市场充斥廉价商品的时期，从而使工资压低到萧条时期的水平上。在某种程度上，雇主的做法是不道德的，既表现在对偷工减料施以罚款上，也表现在分发棉纱时短斤少两上。在工资越来越低的时期，织工的人数在19世纪的头30年中却不断地增加，纺织对于北方的失业工人是仅次于做一般苦力的第二大工作源，斜纹布织工的工作比较繁重、单调，但也比较容易学会。农业工人、退役军人和爱尔兰的移民都在不断增加着劳动大军的人数。

工资第一次猛烈而普遍降低发生在世纪之交。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工资有所上升，1815年工资又下降了，从此工资一直不断地下降，从1790年开始，织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在法律上规定最低工资——这一要求也是有些雇主所支持的，以便以此为手段来迫使不够道德的对手进行公平竞争。紧接1808年5月下院否决这项要求之后爆发了罢工，有10000至15000名织工连日在曼彻斯特的圣乔治广场示威游行。行政长官驱散了示威的织工，造成流血事件。国家对著名的制造商民军中校约瑟夫·汉森提起起诉并监禁，充分暴露了政府当局的报复心理；汉森支持最低工资法案，因而被控犯了在织工中纵马胡言「用恶毒和煽动的话”公然发表演说的罪。他说：

后来，织工们送给汉森上校一件礼物，那是一只由39600人捐钱购买的银杯。曼彻斯特的历史学家阿奇博尔德·普伦蒂斯评论说：“这次不明智的起诉所造成的影响是长久而犹感贻害尚存的，它带来了对雇主的痛恨感情，在1812年、1817年、1819年和1826年一再地表现出来……。”^[19]

普伦蒂斯提到的这些年份发生了捣毁动力织机（1812，1826）、背毯进军（1817）和彼得卢事件（1819）。织工们要求法律保护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更直接地转向政治激进主义。^[20]但是，1800年以后的数年间，卫斯理宗与“教会和国王派”的暴行联手，使大多数织工成为政治上的“保王派工据说，有两万名织工在战争早期加入民军；有一段时间，如果有人批评国王年金名册，就会被打倒在地。1834年，博尔顿的一位证人对下院手织工特别委员会说：“我亲眼看到两三个人因为是老改革派而陷入极大的危险。”激进运动的浪潮是战后才真正掀起的，1818年发生了雇主和织工之间的第二次大冲突。那一年，曼彻斯特举行了棉纺工人的大罢工，第一次明确地试图建立总工会（即“慈善大力神”会）。除了曼彻斯特以外，博尔顿、伯里、伯恩利等各个纺织业城市都爆发了织工的罢工，他们把织梭收起来，锁在教堂或车间里。罢工以雇主的短期让步为结束，而织工的一些领导人则被起诉，被监禁。^[21]这是兰开郡织工最后一次有成效的总罢工运动，从此以后，纺织业的大部分行当的工资不断地下降（每周工资9先令，6先令，4先令6便士，而临时工则甚至更低），直到19世纪30年代为止。

把织工处境的恶化归咎于动力织机的使用，那就过分简单化了^[22]。织工的地位在1813年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当时联合王国的动力织机估计总共为2400台，机织对手织的竞争主要是在心理方面。1820年，动力织机的数量估计上升到14000台，但即使在那时，机织仍又慢又笨，还不适用于提花原理，所以不能织难织的图案。可以断言，非常廉价和过剩的手工织工的劳动力阻滞了织布业中机械的发明和资本的运用。织工地位的降低类似于不体面的工匠行业中工人地位的降低。他们的工资每下降一次，他们的处境就变得更无助。织工现在必须劳动更长的时间，以至直到夜晚，然而工资却更少；他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就反过来增加了其他织工失业的机会，就连新“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对此也吃惊。一位人道的雇主由于诚实的行为而导致自己破产，他大叫道：“亚当·斯密博士仔细思考过这样的情况吗？”

“15名织工做了15万名织工的活”——这就是不体面行业的本质，如梅休后来在伦敦看到的那样，那里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半就业的工人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互相压低彼此的工资。正是织工的这种劳动状况，特别是在山地的村庄里，给工联主义以额外的阻力。1834年，索尔福德的一名织工曾向特别委员会解释说：

约克郡的毛织业和毛纺业工人的地位下降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比棉纺织业内的变化往往晚15年以上。1806年向呢绒业委员会提供的证据表明，家庭工业制度在呢绒业中仍占统治地位。不过“小制造业主”也在减少中，“过去业主的房屋成了现在工人的房屋”；与此同时，制造商则把手工织机连同整布工序一起放在无动力的“工厂”里。（某个证人说：“工厂就是把大约200名工人雇来放在同一个屋子里J）工厂——尤其是利兹的本杰明·戈特的儿个工厂激起了业主和帮工的恶感；因为它们一直在夺去最好的主顾，在整布工序里有组织得非常好的梳工、剪绒工，但工厂却雇用“非法的”工人。一位证人声称：财富“大部分落到笨汉手里去了二帮工抱怨说，在兴旺的时候，工厂把更多的工作交给外作工去做，却毫无自责地把他们赶走，而小业主布商仍在想为自己的帮工找事做。此外，即使在动力使用以前，手工“织布厂”就冒犯了根深蒂固的道德偏见。剪绒工和织工间的一个工会组织——织造业同仁会或称“协会”——公开提出的目标是联合小织布业主发动请愿，要求对工厂施加限制，执行学徒制。^[24]

“小制造商”和帮工都未能从下院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的请愿仅仅引起了议会对他们结社的注意以及对旧家长式法规的注意，以后不久这种法规就被废除了。在利兹和斯彭河谷的纺织业地区，小布商的地位比较巩固，他们的衰败又延长到50多年之久。在布拉德福德和哈里法克斯的呢绒业地区以及哈德斯菲尔德以南的花色毛纺业地区，外作工业制度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最充分地发展。像棉纺织业一样呢绒业织工成了削减工资和“屠宰场老板”的牺牲品，那些人囤积了大批的减价商品。

就像布匹剪绒工是毛纺业中的上等工匠一样，梳毛工则是呢绒业中的上等工匠，他们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只要能限制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他们所处的位置本身就足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他们至少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当时还少有的工会组织。19世纪初，尽管有反结社法，他们仍有有效的全国性组织和堂堂正正的章程，有地下工会的种种手段，并因桀瞥不驯和不守工时而扬名。

1825年2月，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纪念梳毛工的圣者布莱茨主教。^[26]6月，就像在标志向新工业主义的转变一样，他们发动了布雷德福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罢工，2万名梳毛工人和织工参加了罢工，坚持了23个星期，结果以罢工者的完全失败而告终。^[27]反结社法在一年以前已经废除，罢工者最新提出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和工资的合理化，不久以后就转向了要求承认工会合法化的斗争。工厂主走得很远，父母若不在与工会断绝关系的文件上签字，连孩子也要开除出纺纱厂。这场斗争被全国都看得至关重要，作为支持罢工基金的捐款高达2万英镑。罢工失败后，梳毛工人一夜之间就从特权工匠变成了没有抵抗能力的外作工人。学徒制的限制早已被打消，1825年以前的几年中，数千工人被高工资吸引进入了这个行业。当有些梳毛工人在大工场里工作时，其他人习惯上是3人或4人共享一个独立的铺子。现在，他们有数百名新来的工人补充进来，在自己家中进行那种有害健康的工作，尽管到1825年已经有了梳毛机，但是那种机器能否做高质量的梳毛工作还值得怀疑。廉价的工资使他们在以后20年间仍能避免机器的威胁口在这个时期里，梳毛工人仍然以独立和“民主，'政治而著名。按照工会的估计，1825年布雷德福有7000至8000名

梳毛工人就业。2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手工梳毛工人还有1万名，许多工人是19世纪20年代从农村地区迁来的。布雷福德的一份记载说：

克莱克希顿的记载则比较阴沉：

他们的妻子也“常常同丈夫一道，站在‘填料岗位'上，从早6点一直工作到晚10点。”

梳毛工人从“体面”行业跌落到“不体面”行业，可能是工人集团中最突然的一种。毛纺工和毛织工根本就不知梳毛工人在18世纪享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为何物。他们的工资开始下降时，并没有进行太顽强的抵抗。晚至1830年，布雷福德手工织工最大的雇主曾经写道：

两年后，科贝特骑马经过哈里法克斯地区，他报告说：

哈德斯菲尔德的“花色”毛织业从1825年起就一直不断地萧条下来，1826年，2500个家庭列入了萨德尔沃恩地区德尔夫的穷人名单。（在兰开郡某些棉纺织业地区已实行的）“工业斯品汉姆兰制度”现在得到扩展，织工们一边工作，一边领取济贫税，结果他们的工资进一步降低了。（在萨德尔沃恩，织工只要每周做两天修路的工作，便可以每天领到12磅燕麦食品。）1829年，哈德斯菲尔德一个雇主委员会证实，假如把工资在家庭成员中平分，那么在29000名居民中，有13000人靠每人每天2便士维持着生活。但是，这是一种奇怪的“萧条”，呢绒布匹的实际产量超过以前任何时期。直截了当地说织工的状况就是由于那种“令人憎恶的降低工资的制度”造成的。^[32]

工资的降低又进一步引起了与动力织机严重的竞争。毛纺业一直没有引进动力设备，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30年代末，“花色”毛织业才开始（但只是部分地）使用动力织机，而直到1851年动力机才有效地适用于织地毯。即使在与动力发生直接竞争的地方，织布的速度也只是缓慢地达到3倍或4倍于手工织布产量的速度。^[33]不过，当织工从平棉布和斜纹布的生产上被逐出来，而转到丝织、毛纺乃至高级呢绒和毛毯业时，无疑发生了连锁反应。^[34]的确，在10年、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里，动力在各种纺织行业中始终充当手工织布的辅助手段。一位证人（多少有些不合逻辑地）告诉特别委员会说：

这里的动力织机显然是降低手织工工资的杠杆，或者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工厂主十分满意他的做法，可以把自己稳定的经营置于动力织机的基础上，而在市场繁荣的时候又可以把更多的工作分发给手工织工，由他们自己承担房租，织机等固定的开支。一名助理特派员1839年对约克郡西区进行调查后报告说：“在需求缩减的时候，”

大多数织工的状况，从19世纪20年代（棉织业中更早）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常常被说成是“无法描述的”或“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状况确实值得描述，或更好地了解。直到19世纪30年代，还有某类织工因其有特殊的技术而保持住了工匠的地位。利兹的呢绒织工的境遇比大多数人好，而诺里季的毛纺工人有特别强烈的雅各宾派和工会的传统，并把布置纠察绒、恫吓业主和“非法”工人，参与市区政治、猛烈反对机器等手段结合起来，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使工资持续上升——但这些却导致了约克郡西区的工业超过了诺里季。^[36]但是，绝大多数的织工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有的已经处于饥饿之中。1827年，移民问题特别委员会所提供的证据说明了兰开郡某些地区的状况，读起来就像是预见了爱尔兰的马铃薯灾荒：

这是来自西霍顿的报告，那里5000个居民中一半人“没有床铺，甚至没有衣服：报告中还对6个将要饿死的人作了描述。

的确，这里所提到的当时的低工资（从10先令到4先令）可能只是同一个家庭中好几份工资中的一份，因为许多的妻子、女儿和年轻人在使用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但是，这些工资中也暗含另外的支出和扣除。1835年，布雷福德的织工说，从10先287令的平均工资中需要支出4便士用于上浆，3便士用于租织机，9.5便士用于捻经线，3.5便士用于照明，还有4便士必须用于织机的折旧。如果加上房租（1先令9便士）、燃料和洗涤（1先令6便士）的支出，总共的扣除达到5先令3便士，尽管有些地方，妻子或儿子也在合用一架第二台织机工作，这些经常开销中的有些钱可以从两份工资中分摊，^[37]有些情况下，织机是租来的，有些情况下织工自己有织机，但是，他们必须向雇主租用传动装置才能织出图案。许多织工长期处于对运输贩子负债的状态下，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分期还清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拒绝无论多么低的工资。

随着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却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无报酬的工作，例如取东西，送东西以及其他许多工序等。1844年，一位观察者写道：

来自帕德西的报告还有更生动的叙述，描写这些没有报酬的辅助工作。

然后，才能开始织布，直到深夜，在烛光或油灯下「一个男孩或女孩，有时是织工的妻子，站在织机的一头，看管着织机，注意纱线断头，织工则注意着另一端，因为一根线断了，另一投梭走过时，也许有十几根线断掉「布织好后，还有六七个零星工作要做，才能由运货人把织好的布匹运到利兹去。

棉纺织业没有这样一些做法。毛纺业中某些做法早已转为专门的工序。这说明，小规模的毛织业已过时而萎缩。但是，在花色毛纺业和高质毛织业地区同样也有费时间的工作要做。在山区分散的纺织村里，有一种称做“驮夫”的人，那里的男人或女人要用自己的体力背着沉重的布，走5英里甚至10英里的荒原小路。在布雷德福、基思利、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托德莫登、罗奇代尔、博尔顿和麦克尔斯菲尔德等中心城市周围的纺织地区，可以找到完全陷入绝望境地的大量外作工人。1834年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它发现“那批数量大又很宝贵的人所经受的痛苦，不仅没有被夸张，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广度和深度几乎不为人所相信，也不为人所描述”。约翰·菲尔登在1835年向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声称，数量非常多的织工无法得到足够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他们衣衫褴褛，以至于不好意思把儿女送到主日学校去读书。他们没有家具，有些人还睡在草铺上，“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现象并不少见二廉价酒使他们道德败坏，营养不足和不健康使他们身体衰弱。“黄金时代”获得的财富已经从织工的房子里流失了，博尔顿的一名证人说：

这位证人是个制造商，他“记得我的织工中很多年里只有一个人买过一件上衣「一床价值2先令6便士的粗呢床罩，新的时候常常代替毛毯使用。“我看到很多人家中只有二三只三脚凳，在有些人家中，我连一只凳子或椅子都看不见，只有一个茶柜，用来放衣物，又当凳子用。”

穷苦织工和他们一家人的伙食，是单调划一的，即燕麦粥、燕麦饼、土豆、洋葱粥、搀水牛奶、糖浆或家酿酒，而茶、咖啡和咸肉算是奢侈品。理查德·奥斯特勒说：“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年到头不知道什么叫做吃鲜肉……他们的孩子有时跑到哈德斯菲尔德去乞讨，带回来一片鲜肉，那就是相当奢侈的东西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请看那些助理特派员们细心的调查，他们在1838年被皇家特派委员会任命之后，走遍了全国各地。处境最糟糕的也许是在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大城镇发现的地窖里的住户，他们从爱尔兰来，是企图用手工织机赚几个先令的失业者。

人们很容易假设，农村织工住在坚固的石头房子里，织布作坊里有长而直的窗子，在奔宁高原的考尔德河谷上游、沃夫代尔河谷上游、萨德尔沃思或克里特罗，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以此来补偿他们的贫穷。但一位外科医生曾在赫普顿斯塔尔附近一个小村庄里调查过传染性斑疹伤寒的情况（那里在内战时期曾是一个繁荣的毛织业小城镇），结果留下了这一类社区的可怕的图像：居住于高高荒野之上的人们，水源却受到了污染，一道溪水，被屠宰场污染了，到了夏天，就像是“令人作呕的动物养殖场”，阴沟从一户织工农舍前的石板路下直接穿过，房屋潮湿，寒冷，地板比地面还低。“完全可以这样说，燕麦粥和土豆是他们生存的惟一依靠”，还有陈奶和糖浆。如果无法弄到茶和咖啡，就用薄荷、艾菊或海素草泡的水来代替。就连这样的饮食“它们也根本不够……居民的生活状况迅速恶化工医疗费和丧葬费在济贫税中支付，只有1/10的产妇在生育时能够得到医生的照料。

这位仁慈的医生惊呼：“他们究竟怎么设法地活下去的，听起来都叫人目瞪口呆。”^[40]

哈蒙德夫妇的著作现在引起极强烈的反感，以致在引用这一类资料时总要被指责为心怀叵测。而这一类资料现在实在是多得举不胜举。但是又非得引用不可，因为没有这些细节，便会忽视“手工织工的衰落”这种事实，认识不到他们的悲惨生活达到何种程度。织工的社区在中西部地区和奔宁山区连绵存在了三四百年之久，在其他地区形成较晚，但仍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传统——这些社区，竟是全然消失了。赫普顿斯塔尔——斯莱克的人口模式是特殊的：有348人，一半以上在20岁以下（15岁以下的147人），只有30人超过55岁，它并不表明这是个正在发展的地区，而表明它对生命的期待不高。在19世纪30与40年代这些大灾难的时期，动力织机出现了，爱尔兰移民大量拥入，新济贫法开始实施，从而使削减工资所开始的过程最终结束。这时，随着宪章派织工中滋生着反抗的希望，更可怕的情景却在发生。儿童丧葬协会成立了（主日学校的每个学生每周交纳1便士，作为他自己或同学的丧葬费），（署名为“马库斯的”）一份小册子广为传播，鼓吹杀婴，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情。直到这些最后的痛苦到来之前，旧的职工社区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仍使其居民流连不已，而不向往物质生活较好的工厂城镇。赫普顿斯塔尔一名织工的儿子在19世纪20年代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说，织工过去“有过幸福的时代”，“当时的空气还没有……被工厂的浓烟弄得臭气熏天”，

一些织工可以从自己的园地里采摘水果、蔬菜和鲜花，“我在织机旁工作，当不捻线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教我读书，写字，还教我算术。”基利一个工厂的孩子在18岁时离开了工厂，回到织机旁边，他对萨德勒委员会（1832）说，他宁可回到织机旁，也“决不愿意”到工厂去。“我轻松多了，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也可以走出去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在布雷福德，中午休息时，织工们聚在一起吃午饭，这成了他们的习惯，

社会保守主义，地方的自豪感和文化特色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约克郡或兰开郡织工社区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社区真是“落后的”——他们以同样的执着墨守着当地的方言和习俗，没有一点医学知识，而且迷信。但是，我们越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越会显出关于经济进步和落后的简单理论站不住脚。此外，在北方的织工当中，颇有造诣的自学成材的人以及思路开阔的人，的确发挥影响。每个织布地区都有自己的织工诗人、生物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玛丽·巴顿》一书中的老织布工形象无疑是取材于生活。北方一些博物馆和博物学会至今仍保存着由织工记载和收集的鳞翅目昆虫标本，还有一些记载叙述了偏远村庄中的织工们在石板上用粉笔自学几何，并且很喜欢讨论微积分。^[42]在粗纱一类的单调工作中，还可以在织机上放一本书，一边工作，一边看书。

织工们还写了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有的比较传统，有的比较复杂。兰开郡一首叫“格林菲尔特的琼”的歌谣经历了战争初起时的爱国周期（与雅各宾的反歌谣一起），再经过宪章运动，一直流传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但是，最动人的还是战争结束时唱出的一首歌“格林菲尔特的小琼，”歌中说：

保安官员冲了进来，经过一番搏斗后，拿走了他们的家具。

当琼把织好的布匹送到老板那儿去的时候，他才知道，织好的这些布还不够抵偿他欠的债，因为上次那匹布多付给了他钱。于是，他绝望地走出仓库，回到了妻子身旁

另一种织工诗人是自学成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托德莫登的织工塞缪尔·劳。1772年，他发表了一首诗歌，是模仿汤姆逊的《四季歌》的风格。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反映出他对维吉尔、奥维德和荷马的原著有所了解，时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也有所了解：

后来的织工诗人往往表达出一种哀切之情，自觉地模仿外国的文学形式（特别是“自然诗”），很少涉及织工的真实生活。有一位织工在1820至1850年一直是手工织工，后来在机织厂找到了工作，他抱怨这个变动对他的诗产生了影响，他写道：

多年的自学只带来一些陈旧的诗篇，这确实令人伤心，但这些成果本身带来了真正的满足。这位在19世纪20年代末还很年轻的诗人对自然的观察比对失恋姑娘的观察深刻得多：

塞缪尔·班福德是把18世纪民众的社区传统（还延续到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和19世纪初较自觉的思想成就沟通起来的一座桥梁，他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经历了两种深刻的转变，即卫斯理宗的经历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经历。^[46]在叙述其思想的影响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有相当一批小布商业主下降到织工的地位，他们有时会带来教育的成果和小图书馆。^[47]

织工群体的价值观念充分表现在宪章运动的历史上。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宪章派地方领袖中，绝大多数是外作工人，他们成熟的年代是在1810至1830年之间。其中一名是哈里法克斯的本杰明·拉什顿，生于1785年，到1832年已经成为“老一辈”改革家。还有一名是巴恩斯利的亚麻织工威廉·艾什顿，生于1806年，1830年因参与策划罢工骚动而被流放，1838年获释，得到织工同伴的捐助而从澳大利亚返回家乡，他在宪章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因此再次遭到囚禁。另一位织工原是手工织工叫理查德·皮林，后来成为机织工人，以兰开郡活塞骚动之“父”而著称。此外，约翰·斯克文顿是原教旨卫斯理宗的地方牧师、织袜工人、拉夫巴勒的宪章派领袖；威廉，赖德是利兹的毛料织工；乔治·怀特是布雷德福的梳毛工人等等。^[48]

叙述这些人的生平会脱离本书的范围，但是，兰开郡1816至1820年的激进运动在很大程度是织工的运动，这批后来的领袖就是在这类织工社会中形成的。他们对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不可忽视。他们像城市工匠一样，意识到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长期保留着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独立的价值极为珍视。就此而言，他们自然成为1816年科贝特著作的热心读者，除开截留纱线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外，几乎所有证人都指出织工诚实而具有自立精神，“同陛下臣民中一切法人团体一样忠诚，讲道德和值得信任”。^[49]但是，和城市工匠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平等思想。在繁荣时期，他们的生活方式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他们的痛苦也就为全体所分担。他们的地位已经降低到在他们之下不存在非技术工人和临时工之类的程度，因此无须垒起经济和社会的高墙来反对他们。这使他们的反抗活动具有道德上的共鸣，而不一定要以欧文主义或圣经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诉之于基本的权利，诉之于人类共存共荣的基本思想，而不要一部分人的派别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要求改善生活，而那些想一举之下重新设计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欧文式公社，全面大罢工和宪章土地计划，像火焰一样燃遍了他们的全体；他们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梦想，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建立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实行产品的直接交换以避免雇主和中间商人的剥夺。晚至1848年，巴恩斯利的一位亚麻织工（与威廉·艾什顿一道遭到流放的宪章派）在全国宪章派公会上宣布，当宪章派取得胜利后，“他们将把土地分成小农场，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而生存。”^[50]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19世纪30年代织工的真正处境以及可能改善的办法。他们的苦境被习惯地描绘成“没有希望”，经营着“病态”或“过时”的行业，“斗争注定会失败”，并且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衰落”。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直到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机被当做借口，用以掩盖造成手工织工衰落的其他原因。^[51]1830年以前，动力织布和手工织布之间直接竞争的事例尚未出现，尽管棉纺织业中动力织机的数量成倍地增加^[52]，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时期的棉布消费也有了成倍的增加到1835年为止，毛纺业中也是类似的状况，毛织业的其他部门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也是这样。^[53]因此，手织工的衰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30年或1835年以前，在这个阶段里，动力织机是潜伏的辅助因素，它造成的压力主要在心理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又是造成工资降低的杠杆）；在第二阶段里，动力织布代替了手工生产。工资的降低主要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大约从20先令下降到8先令）。

这两个阶段是否都不可避免？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有时也认为织工本应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在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织工以及他们的代表们看来，这并非不可避免。在工资下降的第一个阶段，互为作用的原因有十多种，其中包括战后7年中通货紧缩的普遍影响，但基本的原因首先是中断了习惯和工会的保护作用。其次是全体织工暴露于削减工资的最坏方法下，第三是这个行业积累了过多的失业者，对失业者来说它是“失败者最后的庇护所，博尔顿的一名制造商言简意赅地说明白了动因：

但是，与此同时，1834年——繁荣的一年——的博尔顿“并没有失业织工，同时也没有任何失业的危险。”^[54]

习惯的破坏以及工联主义的崩溃是由于国家的干预直接造成的。如果我们接受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反对革命的基调，那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织工及其支持者用完全相反的分析和政策来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要求规定最低工资，并由制造商和织工组成的行业委员会来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地否定“供求关系”的信条。当人们问道，是否应该让工资自己去寻找某个“水平”，曼彻斯特的一名丝织工人答道，在“所谓的资本和劳动之间没有相似之处”：

理查德·奥斯特勒作证说：织工看的很清楚，“资本和财产受到了保护，他们的劳动则要靠碰运气。”奥斯特勒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受到了一位“政治经济学”党人的诘难，他们的对话构成了两种不同社会责任观的戏剧性对话：

对于委托经营所或“屠宰房”的问题，奥斯特勒则主张直接地进行立法干预。他说：

资本家“似乎是人类中的特权等级，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特权等级”。^[56]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织工们在织布而他们自己却穿破衣服，还要强迫他们接受正统经济学谬误的教育。兰开郡的织工面临着动力织机的竞争——同时，他们的人数大量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唱出了“悲凉的歌”：

织工的孩子们穿着破衣烂衫，“你们的孩子却打扮得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

他们所受的剥削日益明显，从而增加了他们的愤怒和痛苦；把军队调往彼得卢广场，或者雇主们可以在工业地区建立高楼大厦，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规定工资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二但他们却从不感到需要用具体事实来加以证明。约翰·菲尔登提出的由地区行业委员会定期进行审查、实行最低工资的建议，其可能性并不小于遭到同样反对但经过30年深入的鼓动终于得以通过的十小时工作法案。站在菲尔登这一边的不仅有织工，而且有许多工厂主，他们也希望对比较恶劣的工厂主和“屠宰房”做一些限制。困难并不在于（斯梅尔泽教授所说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在于少数工厂主强有力的反对和议会的态度（斯梅尔泽教授却恭维它成功地“处理”和“沟通”了织工们“不合理的骚动迹象”）。^[58]1834年，议会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佩斯利的一位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马克斯韦尔担任主席，他与（该委员会的成员）菲尔登一起确保能提供有同情心的证人。这个委员会虽然对织工的苦难境遇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但在1834年却没有提出有力的建议。1835年，该委员会在进一步收到证据以后提出了明确的报告，支持菲尔登的最低工资提案，”这项措施产生的结果将剥夺那些现在有规定工资权的支付极低工资的工厂主手中的权力”。为这项措施举行听证会是必要的，“这至少证明议会同情受害者，愿意倾听他们的祈求”：

根据这项建议，约翰·马克斯韦尔的议案作为法案于1835年7月28日提交上去了。普勒特·汤姆森的发言持反对态度，显示了反对派的力量。他说：

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暴君的行为”。鲍林博士和爱德华·贝恩斯（《利兹信使报》）劝织工让子女到别的行业去就业，自己“解救自己工《汉萨议会记录》说约翰·菲尔登的发言“听不见”，因此不予记载。这项法案以129票对41票遭到否决。1836年，马克斯韦尔再次提出这项法案，但多次被延期，终于被搁置起来。1837年5月，马克斯韦尔在延长会期的动议提出时再次提出让这项提案成为法案，结果以82票对39票被否决。面对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立法机构的凶残扼杀，佩斯利和托德莫登的制造商（其选民中有许多处于饥饿的边缘）继续进行斗争，1837年12月21日，约翰·菲尔登提出一项新提案，被以73票对11票遭否决。但是菲尔登从席位上站起来发出警告说，如果议会对此无所作为，他将反对一切拨款法案。这次，菲尔登的声音“听得见”了，于是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老资格的正统“政治经济学”老前辈纳索·西尼尔紧紧地控制，另一个“处理和沟通”的阶段开始了°1838年，助理特派员被派往各个贫困地区调查，西尼尔事先告诫他们要做好准备，”与许多流行的理论作斗争，可能会使人们对许多含糊不清、狂妄自大但被长期珍视着的某些预想感到失望。”在一些地区，仁慈和明智的人员，对织工的环境做了细致的调查，但他们毕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空想家，他们的报告以及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1839和1840年发表；约克郡西区的助理特派员那份枯燥的报告说，他的辛苦本来就是多余的——除非对后来的社会史学家有使用价值：

然而，就连他的报告也认为，“即使有俄国沙皇那样的权力，

所有这些“处理和沟通"至少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它把织工转变为宪章运动中坚定的“实力派”，二是仅在棉纺织业中，1840年的织工人数就比1830年减少了10万人。不错，菲尔登的提案只可能产生一部分效果，只可能使织工在19世纪30年代面临动力织机越来越强的竞争时“稍微得到一些解脱”，而有可能把大批的半失业工人赶到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去。我们必须审慎地选用措词，这个措词就是：“稍微得到一些解脱”。但在30年代，这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之间的差别。1834年，奥斯特勒对议会特别委员会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拖得太久了，我相信时日的拖延已经把成百上千的英国工人送进了坟墓。”兰开郡在1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10万织工，其中也许只有少数人找到了其他职业，大部分人中，一些是自然死亡，而另一些则是过早地“夭亡”。^[61]（有些人要靠进入工厂工作的儿童养活。）而到1834年，那个发现自己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去救济织工的立法机构，却又用济贫法修正案来主动直接地打击他们的生活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末起，许多地区所依赖的救命稻草，有时以“斯品汉姆兰”比率实行的户外救济形式，（至少在理论上）被“巴士底狱”取代了，其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如果斯梅尔泽教授去考察一下织工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他就会发现一切济贫方法都不受欢迎，而对马尔萨斯式的济贫院来说，独立和婚姻的价值观念成了绝对的忌讳。新济贫法不仅拒绝给织工及其家庭以救济，把他们终生禁锢在这个行业中，而且实际上还把其他人——例如一些贫穷的爱尔兰人——赶进了这个行业。博尔顿一名平纹布织工对1834年议会委员会说：“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决不可能无动于衷”：

正是在诸如艾什顿（宪章派牧师约瑟夫·雷纳尔·斯蒂文斯在那里发表过煽动性的演说）、托德莫登（菲尔登在那里断然公开反对济贫法）、哈德斯菲尔德和布雷德福等纺织业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和反抗最为猛烈、持久和紧张。

进入织工地位下降的第二阶段——与动力织机全面竞争——以后，采取了什么弥补措施呢？克拉潘写道：“除了国家设立织工的老年金，立法禁止动力织机或禁止教授手工织布以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63]这些并不是织工们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虽然他们提出抗议，反对……

这些决议证明，织工对机器做出的反应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不加任何区别。直接毁坏动力织机之举已少见了，除非恰逢经济极端萧条和大批失业的时候（如1812年的西霍顿，1826年的布雷德福）才会发生。从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织工提出了三项坚定的主张。

首先，他们建议对动力织机征税，以保证平等的竞争条件，可将税收的一部分款项拨作手织工的济贫。我们不应忘记，手工织工不仅本身要交纳济贫税，还要承担沉重的间接税：

这是1835年利兹毛织品工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65]当我们讨论财政问题的细节时，有时会忘记战后税收制度疯狂地剥削的基础以及它的再分配功用，即从穷人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需要课税的其他东西还有砖、蛇麻子、醋、窗、纸、狗、蜡烛、桔子（穷人家孩子的奢侈品）。1832年，国库收入约5000万英镑，主要取自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其中2800万英镑以上用于偿还国债，1300万英镑用于军事，与用于行政机构的35.6万英镑，用于警务的21.7万英镑形成对照。1834年，一位证人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每位工人一年要承担的赋税量：

这个税单上所包括的项目极少手工织工能负担得起，连面包都常常包括在内。埃比尼泽·埃利奥特的《谷物法诗集》中有一首写道：

正因如此，科贝特对债券持有者的攻击立即受到欢迎；正因如此，费格斯·奥康诺在北方发表演说时，“穿平纹布和粗布”的人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奥康诺说：

当然，对动力织机课税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比课窗税、桔税和碱税更为困难。

另外两个建议，一个与动力织机工厂劳动的时间限制有关，一个是关于成年男子动力织机工人的就业问题。前一项建议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引导许多手工织工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始终阴云不散，工人被骂成“躲在女人裙子背后”，或拿儿童的苦难做幌子提出自己缩短工时的要求，事实上，工厂工人和织工公开宣布了自己的目标；缩短工厂劳动时间将会减轻儿童的劳动，使成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得到减少，可以让更多的手工织工和失业者来从事现有的这些工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另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精髓所在。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精纺机基本上是由成年男工人操作的，而大多数动力织机却是由妇女或少年操作的。这样，我们就要来进一步考察手工织工反对工厂制的原因了。

“原因”一词的使用也许不太合适，因为这是两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早在动力织机出现之前，毛织工就十分憎恨手织机工厂。他们首先不满意工厂的纪律、铃声和汽笛，不满遵守时间，因为它有害于健康，不利于家庭的安排，也不利于对其他职业的选择。威廉·蔡尔德是一名织工帮工，因积极进行1806年“协会”的活动而受迫害，他拒绝进手织机工厂，因为他反对“那种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都按部就班的工作以及那里面所做的种种坏事……”：

在“黄金时代”，人们常常可以听到雇主的不满，他们说织工有“神圣的星期一”——有时星期二还放假——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才把工作补足。按照传统，织机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以慢吞吞的节奏响着“啪啦一滴嗒、啪啦一滴嗒”〔plen-ty of time， plen-ty of time，即时间还多，时间还多之意〕。但在周末织机咯 咯地响着“啊滴特啦，啊滴特啦”〔A day t'lat. A day t'lat，即一天完了，一天完了〕。19世纪的织工当中，只有少数人的生活像持有小土地的织工那样多变，18世纪80年代的日记表明，后者只在下雨天纺织，天气晴朗时则做别的活，如赶车、挖渠排水、刈草、制乳酪。^[70]不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和活动一直存在到最萧条的年代，他们要养家禽，某些园艺，“假日”或节日活动，甚至花一天时间带着猎狗打猎。有一首诗写道：

“必须听从命令”——这是他们感到最为不满的侮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布匹的真正制造者（他们的父母还记得当时的棉的或毛的纱都是在家中纺成的）。有一段时间，工厂只被看做是赤贫人家孩子的工作地点，即使当这样的偏见消失以后，进工厂就是从自己做主的人（无论他们多么穷困）下降到做仆人和“长工”的地位上。

其次，他们抱怨工厂制对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即使纺纱已经不再是在家庭中进行，但织布为全家提供了就业。小孩子绕筒子，大一点的孩子看差错，分档投梭，或帮着把梭子投入宽织面。年龄再大的孩子看管第二台或第三台织机，妻子轮换着在织机上织布，或做家务。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吃的无论多么差，至少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间坐下来吃饭。以织布作坊为中心的家庭和社区的整个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谈天或唱歌。只为儿童提供就业的纺纱厂和只雇女工和少年的动力织布厂一直受到抵制，直到贫穷挫败了他们的抵抗能力。这些地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充满了性放纵、说脏话、残暴、斗殴、格格不入的举止等。^[72]证人们向议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对工厂的看法：

曼彻斯特有一位证人，他的儿子在工厂的一次事故中丧生。他说：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既然他们发明了机器取代人力劳动，他们也必须找到用铁做成的汉子去管理。”^[73]

最后，我们不能个别地看待这些反对意见，而要把它们看做是社区“价值观念体系”的反映。这的确可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个“多元的社会”，工厂区、纺织区和农业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规矩和期望，相互撞击着。在某种程度上，1815至1840年的历史是前两者汇合在一起的历史，汇合在共同的政治鼓动中（激进主义、1832年议会改革、欧文主义、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宪章运动）；而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之间艰难的共存和最后的解体的历史。在曼彻斯特或利兹等大城市，手工织工有工匠的许多传统，与他们通婚，很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工厂，因此，与工匠的差别最不明显。在山区的村庄中，亲族特征则较强，他们看不起“城里人”，说他们“讨厌而无聊”。^[74]像萨德尔沃思、克利特罗、考尔德河上游等地区，住在山腰的织工与河谷下的纺织厂长期地不发生联系，他们培养自己的子女来顶替他们在织机旁工作。

以后，当然是在19世纪30年代，我们开始说到了“垂死的”职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本身的社会保守主义而葬送了自己。但是，即使在那些织工们俯首听命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皇家委员会向他们发出“脱离这个行业”的劝告仍旧是文不对题的，孩子们可以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正在成长的姑娘也转到了动力织机旁去工作。有一首诗歌说：

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总是存在。在许多纺织厂，纺纱工人和原来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有优先安排自己的子女的特权。而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地方，织工靠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生活，这就增强了他们的羞愧感，传统的角色以强制和受侮辱的方式被颠倒过来了。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早期的工厂里，成年工人与少年工之间缺乏平衡。19世纪30年代初，棉纺织厂工人（从事各类劳动）有1/3到一半是在21岁以下的。在毛纺业中，少年工占的比例却高得多，在成年工人中，妇女占了一半以上。尤尔牧师根据1834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做出的估计是：英国纺织厂的成年劳动力总数为191671人，其中102812人是女工，男工只有88859人。^[76]男性就业模式非常清楚：

在这样的就业模式中有极其明显而又非常重要的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点已经同“不体面”行业联系起来了。即在我们的心里，不能武断地把工厂里的“高”工资同“过时”行业中的低工资截然分开。在以“只要情况允许”工厂主就会削减成年男工为基础的制度下，工厂技术工人的工资与16至21岁时被工厂解雇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当然，在呢绒纺织业中，十几岁就被工厂解雇的童工有时被迫回到手工织机上去。第二，对于成年男手工织工来说，即使困难的处境迫使他们丢掉了成见，他们在工厂就业的机会也不比农业工人多。他们很难适应工厂的工作。他们既没有“强壮的体力”，又没有工厂所需的工艺技能。1835年，最善良的工厂主之一的约翰·菲尔登回忆说：

19世纪30年代初，兰开郡工匠行业中的工资按理说是比较高的，例如铸铁匠、机械匠、鞋匠、裁缝和技术建筑工人的工资从15先令到25先令不等（机械匠的工资更高）。但是这样的工资是靠结社的力量取得的。他们结社的目的之一是坚持要求把工厂开除的年轻工人和手工织工排除在外。如果织工有可能改行——或让他们的儿子当学徒，转到别的任何工匠行业上去，社会保守主义是不会阻止这样做的。一些完全可以理解的成见对非技术劳动很不利，即把这类工作看做是社会地位的完全丧失。格林菲尔特的琼“在痛苦至极”的时候宣称：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曼彻斯特一个丝织工人曾向下院详述劳动价值论的精华，但却无法转行变成搬运工人（工资为14先令到15先令）。织工的体力难以承担沉重的非技术劳动（砌砖工人和挖掘工人的工资为10先令到12先令），也竞争不过比他们强壮又愿拿较低工资而工作的爱尔兰工人。^[79]大城市的织工无疑可以找到其他各种各样报酬很低的临时工作，而农村的中年织工却无法举家迁居：

手工织工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深深触及了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普遍问题。在最初的若干阶段上，显然为“乐观派”提供了证据，例如纺纱厂的成倍增加，吸收了成千上万的外作工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是，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地位和自卫能力却下降了。从1800到1840年的记录几乎摆脱不了“悲观派”。如果我们不从“未来学”的角度，而是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几代人的角度来衡量生活水平，我们定会看到，织工作为一个群体不但没有“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反而承受了急剧的衰落。由于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中的支柱，而且成年织布工人远远多于成年纺纱工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叙述那个时代的经历如同其他角度一样有效。也许是出于大事宣扬的风格之故，习惯的描述都集中在增长的东西上（精纺机、工厂和蒸汽），因此，我们也就考查了成倍增长着的劳动者。

当然，“乐观派”是承认织工的苦境的；但他们的陈述都带着些保留语句，除了“少数极为不幸的那部分人例如手工织工”，“繁荣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或者“技术方面的就业不足造成的小小的影响”^[81]等等。但克拉潘十分清楚，在19世纪40年代末以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织工说成为一“小”群。在英国，织工曾经是，也许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是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是我国主要工业的耕耘者。在1820到1840年之间，他们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和家庭仆人，占职业人数的第三位，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产业工人群体。“对它们〔指联合王国的织机数量〕虽从未普查，但决不可能少于50万也许还要多得多。”^[82]据估计，联合王国的棉、毛、丝、亚麻等纺织业和一些专门行业如织带业中的织机（但不含纬编）曾一度增加到74万台。不过，许多家庭可能有2台、3台甚至4台织机。1834至1835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估计，有80至84万人（织工及其家庭）完全靠织机生活，这个数字比较接近我们的估计。

在陈腐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关于自由的神话，认为立法机构应该无所作为，让“自然的”经济力量去打击社会的某一部分，这可以构成完整的自卫能力。动力织机为国家和雇主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但是，我们从织工的事情中也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工业革命中存在的一种极为反常的状态。在织工的历史中，我们还看到了对那一部分没有工会保护的工人进行压迫和剥削的制度的范例。政府不仅积极干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而且用资本自由的消极信条来打击织工，就像他们用这样的信条无情地打击爱尔兰饥瑾的受害者一样。

这种信条的幽灵，今天仍在四处游荡。艾什顿教授叹息金融的因素耽误了对动力织机的投资。他说：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动力织机雇主们说来，这却非“战斗”，而不过是最最方便地拥有廉价劳动，作为在繁荣时期的一种贮备和压低管理动力织机的女工和女童的工资（1832年曼彻斯特为8先令至12先令）的一种手段而已。此外，并不是没有“向工厂的转变”，如果动力的使用比实际上还要更快，它的后果（其他一切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就会更具灾难性。

在铁路时代来到之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确实取代了成年技术工人（冶铁工业例外）。有些经济史学家（也许因为隐藏在心中有一种把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等同起来的“进步主义”的思想之故）看来并不愿正视这一明显的事实。这种被排挤出去的劳动力遂为全凭人体肌肉并且耗费时间的艰苦工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在矿井、码头、制砖场、煤气厂、建筑工地、运河开凿和铁路修建、货车运输和搬运等工地上很少或根本没有机械化。煤炭仍然靠人背负着，从长长的跳板梯运进船的货舱。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人们仍然可以以一天1先令的工资，受雇并用手推车运送砂石到9英里远的地方，然后推着空车再走9英里回来。1832年的工资在机械师（26至30先令）或木工（24先令）同挖掘工人（10至15先令）或织工（约8先令）之间的差别就是如此悬殊，我们不能听任社会保守主义的独家解释，它说技术性的行业才是例外，而非技术的体力劳动和外作业远不是什么“特别不幸”，它是雇主、立法者和意识形态专家精心设计出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降低体力劳动工资的一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候，织工大量过剩这个事实就是一种明证。马克思曾经写道，外作工业中的剥削“更加无耻，”因为在这些被现代工业和农业造成的大量‘剩余'群众的最后一个生存手段中，为工作而竞争达到了顶点。”^[85]

当然，有一种“未来学”的论点值得注意，经历了苦难时代而后来有所好转的许多工人实际上采纳了这样的论点。无论在这个转变中如何充满了痛苦，有这样一位工人却说：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手工织工的劳动，那显然是痛苦和过时的，无论有多么大的苦难，转变都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种论点是用未来的收益去轻视一代人所经受的痛苦。对于受尽苦难的人们来说，这种回顾的欣慰却是令人心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