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9节

第六章　剥削

约翰•瑟尔沃尔把每家“制造厂”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尔沃尔看到了这一点。一位贵族在1792年游历约克郡河谷时就惊讶地发现，在埃斯加思那“田园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纺厂。他说：“哎呀，现在这里有了一座火光闪闪的大工厂，它后面的那条小河夺去了桥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这些暴发户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他们依赖这种优势超过了仅靠收取地租为收入的地主；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我们的这位访问者以不可名状的仇视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与今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相去不远：

在1790至1850年之间，观察家们通常都把棉纺厂和新型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他们还把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然而，只有卡尔•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气表达了这一点。他宣称：“手工工场给予你们一个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工厂却给予你们一个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新”不仅新在产生了工厂主，而且还在工厂和工厂的周围诞生了劳动群众。1808年，一位地方官员写道：“我们一靠近兰开郡工厂区的边缘，就遇见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行为方式、就业和从属关系上，全是新的。”同样，罗伯特•欧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厂在全国的普及使全国居民有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民众基本特征的根本转变。”

到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观察家们仍然把“工厂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尔在提及工厂劳动群众时说，他们“不过是摇篮里的赫克勒斯”,“自从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以来，他们才变得极端重要，‘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加斯克尔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中的权力。”^[2]十年以后，库克•泰勒用同样的口气写道：

然而，引起这位观察家深切不安的却是这些“新事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看来，“第一批无产阶级是与工厂相联系，由工厂而产生的。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是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

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棉纺织厂＝新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而1811至1850年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历史显然证实了这个情景。18世纪90年代，英国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护，而在战争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1811至1813年间发生了卢德运动的危机，1817年爆发彭特里奇起义，1819年发生彼得卢事件。在此后10年中，工会的活动大量和全面地展开，欧文主义者的宣传，激进的报刊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运动，1831至1832年的革命危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运动最终导致宪章派的诞生。（在当时的观察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正是这种统一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规模和强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发生了某种突变。

人们可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10倍的规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发生。一小批雅各宾派的传单导致了极端激进派和欧文主义者的期刊大批地诞生。过去，丹尼尔•伊顿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处监禁。现在，理查德•卡莱尔及其店铺伙计们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刑，刑期总量竟达200年上。过去，通讯会只能勉强地在约20个城镇里生存下来，战后，汉普登俱乐部和其他政治联盟却在许多小工业村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们想起这种民众的骚动与棉纺织业中急剧的变化同时出现，它自然就使人认为其中有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从阿克莱特时代到“活塞骚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重现它的时候主要把它想象为“黑暗的、巨大的厂房”，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业革命。这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急剧的变化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想象——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厂周围的一簇簇居民点，就像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这些印象当然使人们首先想到工业，然后才会想到与工业有关的并为工业服务的人们。）另一个原因是棉纺织工厂和新兴的工业市镇——它成长之迅速，技术之精巧，纪律之奇或严格——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那么的明显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却不断蔓延的工业区来（它们常出现在内政部的“动乱登记薄”上），这些现象为有关“英格兰状况”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表征。文学传统和历史传统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状况所做的经典描述，例如欧文、加斯克尔、尤尔、菲尔登、库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几乎全部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以兰开郡的棉纺织工业为基础，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玛丽•巴顿》和《艰难时世》等一些文学作品则使这种传统永世流传，人们在后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侧重。

不过，这里面依然有不少问题。棉纺织工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4]棉纺织工厂是工厂制的突出雏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棉纺织工厂“崭露头角”（约1780年）的半个世纪以后，棉纺厂工人人数依然只是棉纺织业成年劳动力中的少数。19世纪30年代初，单是使用手工织机的棉织工人，在数量上仍超过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纺纱和织造工厂中男女工人数量的总和。^[5]此外，在1830年，成年的男性棉纺工人并非所谓的“一般工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20世纪的年代考文垂的汽车工人也不是这种“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样。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份地强调棉纺织工厂是一种新的事物必然会导致过低地估计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整体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连续性。工厂工人远非“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出现得比较晚。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例如在诺里季和中西部地区的呢绒工人和曼彻斯特的窄幅衣料织工当中。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某些市镇，1832至1834年直至工厂大歇业之前），除了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工厂工人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主义在手工工匠当中有最深厚的根基。卢德运动的主体是小作坊的技术工人。从1817年到宪章运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一次激进骚动，家庭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一样极有声势。在许多市镇，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组织和领导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织工、制鞍匠、马具匠、书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贩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在1815至1850年之间．伦敦广大地区激进运动的中坚不是来自于大型重工业（当时的造船业正趋于衰退，机械工人到19世纪末才发挥作用），而是来自于一批较小的行业与职业。^[6]

事物经历的多样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对“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单数）等术语产生怀疑。不过，我们的讨论没有必要停留在前一个提法上。^[7]这个提法从其一般含义上来说有足够的使用价值。至于后一个提法，有许多作者倾向于使用复数来指称“工人阶级”，强调复数的“工人阶级”含有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生活状况等各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样做实际上是响应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普雷斯显然是正确的。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看来，森德兰的水手、爱尔兰的挖土工、犹太人水果贩子、东盎格利亚村庄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报》的排字工人，都属于“下等阶级”（复数），而他们自己却可能相互听不懂各自说的话的意思。

尽管如此，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1790至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到1832年，已经成立了基础雄厚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事业机构（工会、互助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各种工人阶级群体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感情。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反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学各流派观点，而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看法作辩护。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现在仿佛已是学术性争论的领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灾变论”已经一点一点地受到争议。这一论调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现在，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增长率（以及从经济“起飞”过渡到自我持续不断地技术再生产阶段的种种困难）。对圈地运动的研究现在受到了重视，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驱赶穷苦农民所显示的残酷性，而是此举成功地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粮食。在他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苦难并不是由于剥削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交通不便、银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场不稳定和贸易周期打乱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众骚动是由于小麦价格上升而同时又出现商业萧条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这可以用有关数据所揭示的“社会紧张”图表来表达。^[9]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0]

现在，经典灾变论的正统观点，已经被一种反灾变论的新正统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以根据经验谨慎地对待证据而著称。它的著名倡导者（约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乔治博士和艾什顿教授）严格地批评了过去的学派中某些作者不够严谨的态度。新正统观点的著作丰富了历史学的学术性，修正了经典学派的一些重要论述。但是，新正统观点如今也变得陈旧了，并且在大多数学术中心扎下营盘，所以现在就轮到它们来面临挑战了。这些实证主义大师的继承者们表现得意满志得、孤陋寡闻，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他们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了解，但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杜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他们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作为有价值的验证，他们绕过察觉不到的阶段到达新的普遍化（不过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并从普追化而取得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

实证主义正统观点的发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实现的。确实，哈蒙德夫妇显然是想把历史道德化，从而过多地以“激愤的情感”来排列材料。^[11]后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著作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或者需要验证，而且我们打算提出其他的见解。不过，为哈蒙德夫妇作辩护也就说明了他们关于劳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广征博引的史实，仍不失为有关那个时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的透彻叙述表现出他们对工业革命发生时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对某个棉纺织厂的帐簿进行过考察的学者看来，拿破仑战争只不过对国外市场及其起伏多变的需求发生了异常的影响而已。哈蒙德夫妇却从未忘记那也是一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战争。他们在《技术工人》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书中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在《城市工人》的结论中，他们在评价其他无关紧要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深邃的洞察力，从而使这整个时期的历史豁然开朗：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判断可能会引起怀疑。然而，正是这样的洞察力——即在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革命却比法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场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看清那个时期真正的灾变性质。在那整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这两个，而是三个，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长（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上升到1841年的1810万。其中，1811至1821年间的增长率最大），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影响，而且，1792至1832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总之，同蒸汽机一起，政治环境对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式的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18世纪末争取进行政治改革的各种力量（如威尔克斯，城市商人，米德尔塞克斯的小乡绅，乡绅和“暴民”亦或是怀威尔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贩）在18世纪9O年代正处于取得部分胜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这种“自然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会有一个结果，以大地主、大商业集团为一方，以工业家和小乡绅，以及紧跟在中等阶级宣传鼓动运动后面的工人为另一方，最后一决雌雄。实际上，即使当1792年，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改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各种力量之间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权论》^[12]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并造成了恐怖，皮特开始镇压以后，只有下层的通讯会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战争对峙。这些下层团体尽管在1796年还很弱小，却构成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地下活动”传统。贵族与工厂主因法国的榜样而感到惊恐，又处在好战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他们因此结成同盟。英国的“旧制度”不仅在国家事务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团能够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这些市政团则在对膨胀的工业市镇进行错误的统治。工业家则由此获得了重要的让步;特别是废除即取消了关于学徒制、工资调节和工业劳动条件方面的“家长式”法令。贵族所关心的是镇压人民当中雅各宾派的“密谋”，而工厂主所关心的却是去挫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密谋”；反结社法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目标。

在战争期间，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时，他们还不得不加人战争）。这的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出现；与自觉性的增强和希望的扩大（例如“自由之树”已从泰晤士河播种到泰伯恩河）发生重迭；与人口的增长发生重迭——在伦敦和其他工业地区，对人口增长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趋于明显（随着人口数字的增长，他们对主人、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的依从趋于减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显的剥削方式发生重迭。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也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明显了。在农业中，1760至1820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利，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或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人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女工下矿井）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纪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也造成了被剥削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汇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了；同时也可以明白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不错，这确实使工人的潜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农场里的雇工或家庭工业里的帮工（按汤因比的话来说）“被放在农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间”，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感觉到了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这种说法决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导过去而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1818年（即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厂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剥削过程。这是一名“棉纺帮工”向正处在罢工风潮中的曼彻斯特公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其叙述一开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这些事实读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这像布鲁厄姆勋爵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面之词。所不同的是，这位“棉纺帮工”描述的事实是另一类型。我们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断是否都可靠。他的公开信详细诉说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变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满，比如缺乏传统权威或义务的一个雇主阶级的兴起；主人与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利用他们的新财富和新权力进行的剥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独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厂主的生产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传统家庭经济的瓦解；劳动纪律、单调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丧失了闲暇时间和人生的乐趣；工人沦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不管怎么说，工人觉得不满——而且是强烈地不满——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有力地提醒我们，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9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骚动所涉及的各种争端，工资是次要问题：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年东北部煤田的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的问题。

剥削关系不只是不满和相互对立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与所有制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对应的不同形式。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过的政治经济学。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实际上，任何复杂的工业企业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哲学来运行。出于对工业劳资关系和睦、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纺织厂已经非提高管理技术不可，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在过去的分散家庭手工业制度下，劳动力供应过剩，总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为就业而彼此竞争，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现在，旧的习惯已经衰落，旧的家长制已被抛弃，这种剥削关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把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冷酷性的“责难”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最近的许多研究揭示了英国的这一过程存在一些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风险；战争给商业和金融带来的重重后果；战后的通货紧缩；贸易条款的变动；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压力等等。此外，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使我们对笼罩在经济增长上的问题有所了解。可以说，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遇到了“起飞”的种种问题；对运河、工厂、铁路、铸造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大量的长期投资是以牺牲当时的消费为代价的；1790年至1840年的那几代工人为了将来而牺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增长的希望。^[14]

有许多论点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关于南美市场需求的起落变动以及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造成个别工业部门成长或停滞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术观点相左并不等于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对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由于产生这些事件的条件是假定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自己的含义上加以解释。例如支付战费必须加重税收，战争便以这种方式加速经济增长，或以那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既然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这是必然的。但当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赞同托马斯•比尤伊克所谴责的“这场最邪恶的战争”。^[15]不公平的纳税负担、债券持有人从国债和纸币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当时许多人所接受的设定的数据；相反，这些是激进派的大事谈论的主要证据。

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我们仔细考察信贷机构或贸易条款，发现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

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确曾存在，这当然是事实。1811年，枢密院令几乎使某些商业活动中断，战后木材价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饰品的变化（例如丝带花边）可能使考文垂的织机无法开动，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展开竞争等等。不过，即使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有关的证据也还应当提一些问题：谁的枢密院？为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从木材紧缺中渔利的是哪些人？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姑娘迷恋上了花边却又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织机都无法开动？节约劳力的发明，靠什么社会炼金术才不致造成灾难的推动力？简单的事实——例如一场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却要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法律、所有权、权力而显现的。我们听到某些生动的词汇时，例如“贸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应当立即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种贸易周期背后的还有社会关系的结构，它支持着某类掠夺（地租、利息和利润）,而使其他掠夺非法（盗窃、封建税等）；使某些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的战争）；同时又禁止另一些冲突（工会、面包骚动、群众政治组织等）。从未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野蛮于一时的结构。

提出这些大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因为不能总是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社会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人们提出来的，其中不仅有上层阶级（雪莱、科贝特、皮科克、汤姆森、欧文、霍奇斯金、卡莱尔），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代言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而且对其社会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怀疑。对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说，他们反对了他们自己的论据和计算。早在1817年，莱斯特的织袜工人就在一连串决议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理论：

如果把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业者便可以获得工作，用他们的劳动直接交换产品——缩短难以预测的资本市场的循环周期——商品将会更便宜而劳动却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用“新道德秩序”的说法来反对自由市场的词藻。正是因为在1815到1850年之间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运用最起码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纱帮工”是如何看待证据的，恐怕就很难写出当年民众骚动的历史。他所说的“雇主”并不是指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阶级。他说，“他们”否认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营业萧条，“他们”便减他的工资。假使营业兴旺，他须同“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利益。假使粮食丰裕则“他们”得利，如果粮食短缺，“他们”盈利更多。“他们”不仅在这样和那样的个别事情上耍滑头而且在根本的剥削关系上玩弄阴谋，使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化。确实存在着市场的兴旺和疲软、农业歉收以及其他，但是，尽管这些原因造成了种种困难，加紧剥削的过程却始终不断。它不是直接地给劳动群众带来负担，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极不公平地分配经济得失的所有制和权力上。

近几年来，所谓的“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在学术界开展（一切学者都必须在这个争论中表示赞同或反对），妨碍了前述思路开阔的考虑。1780至1830年之间，或1800至1850年之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17]为了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扼要地考察一下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

有关价值观念的争论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开始了。而有关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却是从较近的时候开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混战更是最近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中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在《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版（1926）的前言中，约翰•克拉潘爵士写道：

对此，J.L．哈蒙德在《经济史评论》（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批评了克拉潘有关农业部门收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把各郡农业的平均收人数字相加后除以郡数，从而得出全国农业的平均收人。但是，实际上，南方工资收人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人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农业收人还因靠近工业地区而贬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国平均收人”掩盖了一些郡中60％的劳工工资低于“平均数”的事实。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则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一变而转到了对于价值（幸福）的讨论上。对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国现代经济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说这是“用词语构成的曲线”，是“较高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从根本上说，我充分同意……决不能用物质福利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群众的幸福程度。”此外，他还指出，在批评“一切都恶化了”的观点时，“我并不是想说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说近来的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恶化，看轻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实。”对此，哈蒙德夫妇在《惨淡的时代》1947年的修订版中表示赞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满意地看到收人已经增长了，而当这种不满之声喊得响亮之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处境比他们在18世纪开始像秋天那样平静地发展时还好一点。当然，这种总的看法证据不足，解释起来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确的。”对群众不满要做出解释“必须到严格的经济条件以外的领域中去寻找。”

到此为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丰富的想法——但不严谨——却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实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结果，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尽管双方之间的争论后来导致了更激烈的争论，但双方相互争吵的学者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分歧。如果没有哪位认真的学者提出“全盘恶化论”的观点、就不会有认真的学者坚持“全盘改善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悲观派）和艾什顿教授（乐观派）一致认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霍布斯鲍姆博士不同意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顿教授则认为经济气候在1821年以后“转暖”——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运动，仅由于1825至1826年和1831年的萧条才有所中断”，而且从茶叶、咖啡、食糖等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来看，“很难相信工人没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编制的奥德姆和曼彻斯特地区的物价表证明，“1831年，穷人在日常伙食上的支出不可能明显低于1791年，”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工资表。他的结论提出，工人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阶级”，另一个是“大批的非技术工人或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季节性就业的农业工人和手工织工，他们几乎把全部收人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能够从经济改善中获得好处的人数大于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数。前者的数量正在稳定地上升。”^[18]

实际上，从1790至1830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1790年相当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应当看到40年是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对于各个工人阶级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得更清楚。1832到1834年间工会活动大为开展，加人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无疑有了增加。但是，在1833至1837年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会因遭政府、地方官员和雇主的协同打击而瘫痪；而1837至1842年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因此，“大致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某一个时候，比如说，从1843年的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始，情况开始逆转。此外，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群体的境遇仍然悲惨，而铁路建设的衰退又导致了1847到1848年的经济萧条。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并非全体工人，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在生存线上。

然而，当时出版的多数著作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早一代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家（例如索罗尔德•罗杰斯，阿诺德•汤因比和哈蒙德夫妇等），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无独有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们把对历史的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19]1954年出版的由F.A．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的汇编的出版，是一个转变点的标志。这本书汇编了一批专家的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维持自由社会不受专制主义威胁的问题。”这批国际专家把“自由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理论同具体的辩护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顿教授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把1949年得出的谨慎结论变形为直言不讳的陈述却又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总的说来，学者们一致公认，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所得是很可观的。”^[20]争论到这个阶段进人混乱状态。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努力恢复其学术性，^[21]但在许多方面仍是混乱的主张与各取对自己有利的论点进行诡辩的论战。

这场大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要根据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证据着手建立工资序列、价格序列和统计指数，这一点极为困难。我们在后面讨论有关手工工匠的情况时，就要考查对证据进行解释的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一连串新的困难，因为“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工资或消费品）带到了有时被统计学家描述为“不可计量”的方面去。我们从食品进入家庭，从家庭到健康状况，又从健康状况进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闲暇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娱乐、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于是，“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生活方式”上。但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量的测度，后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描述（有时也是估计）。统计数据的证据仅适用于第一部分，在处理第二部分时，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文字证据”。之所以产生混乱情况，主要原因是从只适合于某一部分的证据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结论。统计学家们常常说：“这些指数证明茶叶、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幸福了。”但是，社会史学家却回答说：“文字史料揭示，人们是不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恶化了。”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出简单的观点。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完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用数量来说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时完全可能发生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力质的方面大大地失调。人们在消费品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的最大劳动人民群体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们绝大多数是同东家住在一起的仆人，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挤在狭窄的小房子里，劳动时间很长，每周只赚几个先令。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们列入工业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费）略有提高、处境比较幸运的群体中去。但是，那些濒于饥饿边缘的手工织工及其妻子仍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这些“奴才”。我们再来看看诸如煤矿等一些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实际工资在1790到1840年之间有所提高，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养家糊口的人不到40岁就“精疲力竭”了。但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为一个上升的曲线；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恰似一种实际的灾难。

因此，漫不经心地看，显得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1790到1840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1840年，与50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的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为了探索这个经历，我们应当做的几件事是：第一，我们要考查三类工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即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22]第二，我们将讨论有关人们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来”的因素。第三，我们将讨论工业生活方式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卫斯理宗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要考查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整体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