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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格兰特
斯大林取消了两个共和国
泰德·格兰特
（1946年7月）
出版时间：1946年7月
出处：《社会主义呼吁》（1946年7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6月28日《每日工人报》在标题为“被降级的苏维埃共和国未能反对叛徒”的栏目中不加评论地报道了以下内容：
“被剥夺地位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和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大部分人口，没有反对那些与德国侵略者合作、背叛红军的叛徒。
“当巴赫穆罗夫副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解释废除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并将克里米亚共和国改为克里米亚地区的法案时，提出了这一点。
“因此，车臣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已被迁往苏联的其他地区，并在那里被分配了土地，并获得必要的国家经济援助。
“车臣人和鞑靼人是拥有15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这两个共和国曾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于是，150万男女老幼的强制迁徙被看作与运输若干袋土豆无异。两大由俄国革命建立的自治共和国的解散被辩解为其居民未能反抗那些向纳粹出卖的叛徒。
这些不幸的人们遭遇了伏尔加德意志（居住在伏尔加德意志共和国）在纳粹入侵苏联时的命运。当时，整个共和国的居民作为“预防措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将整个民族连根拔起并流放的行为，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野蛮行径，可与现代历史中纳粹的暴行相提并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对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彻底嘲弄。
这种压迫措施的真正目的，是恐吓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让他们臣服于大俄罗斯官僚统治。这是对任何敢于反抗斯大林主义怪物般政权的人民所施加的例子。以这些人中存在叛徒为借口完全站不住脚。无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共产党员——所有人都要遭受同样的命运。这些暴行居然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
如果我们接受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为什么俄国革命解放近三十年之后，被革命解放的整个民族竟会宁愿选择纳粹的奴役而非斯大林的统治？
西伯利亚的劳动力需求
这一措施的真正理由，自然不会被斯大林主义者公开声明，但不外乎以下几点：这些民族对斯大林政权缺乏信任，需通过树立惩罚性榜样来恐吓其他少数民族的任何反对意见；以及满足斯大林主义者在东部新工业化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尽管有相关法规禁止，但战争期间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被撤离的人口，仍持续回流至乌克兰及俄罗斯西部的其他地区。由于无法获得自愿劳动力，斯大林便简单粗暴地将人口迁徙到他最需要的地方。
令人深思的是，就在几个月前的苏联斯大林主义选举中，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几乎百分之百投票支持斯大林这位“人民之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些选举完全是极权主义的虚假伪装。
少数民族支持革命
1917年，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沙皇帝国的被压迫民族纷纷投向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尽管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还十分脆弱。没有这些民族的支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无法存续。他们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政策主张所有俄罗斯被压迫民族的平等与自由。
然而，随着斯大林的崛起，苏联少数民族的民族自由被限制和削弱。随着群众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任何控制，俄国大民族官僚的权力和特权却稳固地确立起来。秘密警察机构的暴政笼罩着各族人民。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任何一大批民众背叛苏联、投向纳粹侵略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背叛若有，也仅限于个别孤立的个人。
1918年，在苏联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了德国大使，以此挑衅刚刚通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向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施压的德国帝国主义。德国政府借此要求在彼得格勒的德国大使馆驻扎德军士兵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对此，列宁回答道：“你们想要德国人？我们会给你们德国人！”布尔什维克对所有俄罗斯民族忠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信心如此之高，以至于列宁愿意让伏尔加德意志执行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赋予了所有苏联民族和少数民族自决权，包括脱离联邦的权利。苏联各共和国的联盟本应是自愿的，如果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或受到了俄罗斯这一主导民族的压迫，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退出联盟。即使在斯大林的宪法中（尽管实际已形同废纸），这一权利仍被庄严地保障。
然而，在斯大林官僚看来，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不过是供他们驱使的牲畜罢了。
白卫军获准完全公民权
如果人民无法确信该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根本优势，那么制度本身岂不是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事件正反映了斯大林主义政权下苏联所经历的深刻退化。尤为显著的是，斯大林政府如今正在向那些在革命后逃亡海外并一直与苏联作对的前白卫军提供完全的公民身份。政府为此辩解称，制度的优势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以至于这些白卫军分子可以被自由吸纳。
然而，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少数民族对斯大林政权毫无认同感，而白卫军的资本主义分子却看到了所谓的“优势”呢？
这两件事件在同一周内发生，成为揭示斯大林主义俄罗斯内部变化的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