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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革命的性质
对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联盟[1]某些同志的回应
泰德·格兰特
（1945年10月）
出版时间：1945年10月
出处：《工人国际新闻》，第6卷第一期（1945年10月）。重印于《第四国际》，第7卷第3期（1946年3月），第72-76页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第四国际前言
我们发表同志泰德·格兰特的文章，作为关于欧洲民族问题讨论的一部分，该讨论始于1942年在我们杂志上进行。我们从《工人国际新闻》1945年10月刊转载这篇文章，这是英国革命共产党理论机关的刊物。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包括：关于欧洲形势的三条理论与政治任务（1942年12月）；马克·洛里斯的《欧洲的民族问题》（1942年9月）；马克·洛里斯的《纳粹铁蹄下的革命任务》（1942年11月）；菲力克斯·莫罗
[2]的《我们与三条理论的分歧》（1942年12月）；莫里森的《被占领欧洲的中心口号》（1943年1月）。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此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于1942年10月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并已在我们1942年11月刊中以《欧洲的民族问题》为标题发布。（另见《欧洲革命与革命党任务》，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决议，1944年11月，在我们1944年12月刊中发布）。
我们德国同志的贡献（发表于《工人国际新闻》1945年7-8月的《欧洲革命的问题》）表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的一种“倒退”。他们抛弃了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中一切进程都应以阶级为标准的原则，转而采用了一种列宁之前，甚至孟什维克之前的“民主革命”理论。他们提出了一种“民族民主革命”的概念，即在希特勒垮台之后，这场革命将贯穿整个欧洲，甚至反对盟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托洛茨基为反对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而捍卫不断革命理论的伟大斗争之后，竟然在第四国际内部出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修正倾向。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用无产阶级遭受的连串失败以及同志们在流亡中被孤立的状态来解释。他们屈从于小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压力。
这些同志自豪于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却未能以真正的历史视角来分析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的社会是从什么状态向什么状态发展？希特勒的上台、战争及其后果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其解体和衰退，以及无法解决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因其领导层（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背叛而未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结果。对于这些基本观点，即便是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迷惘同志也不敢反对。然而，他们在未能清晰陈述问题的情况下，从资本主义的腐朽崩溃中得出了最荒诞的结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仍能扮演一种进步角色！诚然，他们是以“人民”运动为幌子提出这一观点的，却没有对其阶级性质作出定义。但在现代社会中，从未有过“人民”或“民族”作为独立主体发挥作用的情况。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只能支持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外的任何国家形式。列宁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写道：
“……整个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了一点什么——整个革命史、整个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历史都告诉我们，农民要么与工人结盟，要么与资产阶级结盟。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我想对这些公民说，只需回顾一下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场重大革命的发展，或十九世纪任何国家的政治历史。它会告诉你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统治力量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推翻资本的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力量。”（《列宁全集》第16卷，第217页，1919年5月19日第一届全俄成人教育大会发言）
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有意模糊提及“全体人民反对民族和政治压迫者的斗争”，目的是掩盖他们向小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屈服。面对上述引文，他们无疑会被迫口头接受它。但问题的后续是什么？这个“人民”运动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试图跳过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特征），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暴露了其思想的根源——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帝国主义的妥协。
以无产阶级未能推翻资本主义为出发点，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同志们认为社会被严重倒退，以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解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现在需要重新解决！这是何等荒谬的结论。从无产阶级的失败（由于其领导层的原因）出发，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小资产阶级“人民”。然而，正是小资产阶级在寻找新道路上的无能和其狂热，才为法西斯团伙的上台打开了大门。在现代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无法提供领导力。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中找到领导。拒绝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解决方案，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自然而然地被资产阶级牵着走。但这些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解完全决裂。在列宁的话语中，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资产阶级陷入战争和野蛮镇压的漩涡，并不是因为它能从中找到任何解决方案，而是因为这一体系的不可解决的矛盾驱使他们走向极端。战争和镇压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只能加剧问题。
德国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导致被征服国家如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与胜利者合作，成为共同剥削大众的次要合伙人。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工人阶级对外来压迫者及其国内代理人的阶级仇恨。不仅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对将利润置于“国家”虚构之上的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感到憎恶。因此，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内外压迫者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得以形成。
在落后国家，列宁和托洛茨基（尤其是后者在“不断革命”理论中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最终会选择与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由于小资产阶级无法扮演独立角色，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领导对外来压迫者的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任务是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并争取平民大众站在自己一边。
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思想修正了托洛茨基为中国和印度革命所发展出的观念，并将这一修正观念应用于欧洲的先进国家！
这些同志思想的混乱还表现在他们坚持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必须进行一次过渡性的“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重复了斯大林-布哈林在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的所有错误。但不同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在东方尚未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下，能够为自己的立场勉强制造出一个理由。然而，即便在东方，正如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显示，这种观念也只能导致灾难。而将这一比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应用的还要荒谬的理论应用于欧洲，则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达到了极限。至少斯大林试图用布尔什维克过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公式掩盖自己的混乱。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描述亚洲“民主”革命的阶级公式。而我们的德国同志还未能充分思考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未作回答。这场民主革命将是什么样子？哪个阶级将在其实现中发挥主导作用？哪个阶级将在政府中统治？这种“民主”革命的政权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有什么不同？
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已经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了。而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些同志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空谈的迷雾中。
在任何初学托洛茨基主义的学生都应该理解的问题上居然会有争论，这似乎不可思议。尤其是那些自诩拥有巨大“理论”能力的人。这强调了定期重新阐述运动基本理论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新成员的利益，也是为了那些本应对这些命题了如指掌的人。
在讨论中国的不断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早已预见并回答了流亡中的同志的疑问，他指出：“……在中国，民族解放问题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表明，用‘民主专政’的公式（取代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公式）提出问题，呈现出一种更加危险的反动陷阱……”他又说：“在一个已有明确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存在资产阶级的公开或伪装的专政，或者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可能谈论任何过渡性政权。”
我们的同志未能将自己的思想推演至逻辑的终点，因此他们的政策最终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荒谬模仿。他们辩称：
“资本主义的倒退性发展导致了欧洲最重要国家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破坏。运动从未超出资产阶级要求的范围，欧洲被压迫群众实现民主革命并重新赢得民族独立的第一次尝试注定失败……第二波民主革命将遇到许多阻碍第一次革命的障碍被清除……”
既然这些同志认为欧洲被历史抛回了几个世纪，任务是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就是“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又如何完成这一目标？过去，这种革命是由无法超越资产阶级财产形式的平民群众完成的。如果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要由无产阶级完成，那么整个设想就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起到主导作用，那么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在批评斯大林主义者时提到将“民主”从其社会内容中剥离的企图。他说：“追随者的无助最为粗暴地表现在，甚至到现在，他们仍然试图将民主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意味着民主专政必须具有过渡性特征，即小资产阶级内容。”如果这些同志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那么资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就会被强化，他们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批评也就变得荒谬。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法国及其他被占领国家发展了一条与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非常相似的路线，他们坚持“民族解放战争”，所有阶级都参与到为“民主”而斗争中，却不解释其社会内容。因此，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对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角色的批评完全不切实际。如果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就不应批评，而是应完全赞同欧洲老工人组织的路线。
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问题在于，他们因反动浪潮而偏离了方向，将历史的后视误认为其面貌。他们寻找一种不可能的“民主”革命，却无法看见无产阶级革命早期阶段的面貌，把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民主”反革命与其上升时期的民主革命混为一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将无产阶级的民主诉求与无产阶级面对的革命性质混淆了。民主诉求，如罢工权、组织权、言论自由权、出版权、选举权、立宪会议权等，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过渡性要求的一部分。这些诉求必须写在革命党的旗帜上，以动员群众斗争并教育他们认识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近代无产阶级革命中，各种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都发挥了作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无产阶级所从事斗争的性质。
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些宗派主义者早已被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采取的策略所回答。在朝着十月起义方向前进的过程中，基于对无产阶级所面临任务社会性质的理解，布尔什维克将这一战略目标与灵活的战术相结合。他们争取民主诉求，但这种斗争始终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紧密相连。
我们的时代，即使在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时代（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绝不是民主革命的时代。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未改变政权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中各阶级的作用。战争的胜利、一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和民族压迫，本身并不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变化。民主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因此，那些基于并不存在的“民主革命”幻影的政策，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欧洲被德国占领期间，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以“为民主而斗争”的名义进行了他们的反革命工作，这绝非偶然。
这种对无产阶级任务的错误认识无异于一个“民主的绞索”，扼杀无产阶级运动。它代表了一种对小资产阶级角色的理想化，因为它屈从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必然将无产阶级束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
正因为如此，“三大纲”的同志们所谓斯大林主义者“巧妙”利用“民族”运动的看法，实际上构成了最大的背叛。我们的同志宣布对“抵抗运动”无条件支持。但他们并未解释支持抵抗运动的哪个部分。他们显然拒绝支持戴高乐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领导。但对抵抗运动的无条件支持在其本质上必然意味着对控制它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或许他们的意思是对抵抗运动中斯大林主义派别的无条件支持？可以想象，这种建议会让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同志们感到不寒而栗。
然而，他们正是因为未理解或遗忘了“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最终落入了斯大林主义理论的阵营：建立民族国家；推翻封建主义并引入资产阶级关系；实现政教分离；进行土地革命。
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的基本内容——组织自由、言论自由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这是资本主义框架内无产阶级民主的支柱，是旧制度框架内新制度的支撑点。恰恰在这里，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倒退性”标志显现出来：彻底摧毁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组织。不无重要的是，这一工作是通过利用小资产阶级作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杠杆来完成的。当然，在某些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只有当无产阶级在独立斗争中努力争取中间阶级站到自己一边，而不是将自己融化在小资产阶级的沼泽中时，才可能实现这种角色的转变。
确实，平民群众在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在社会发展中再次发挥主导或独立作用。他们始终会是两个基本阶级之一——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附属力量。历史表明，在他们不追随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落入反动阵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无论是在纳粹统治下，还是在“解放”国家和盟军的政权下，无产阶级通过经济以及民主的过渡性要求，争取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斗争可能会经历多次高潮与低谷。在某些阶段，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要求争取地方或国家选举、立宪会议等。但无论这些要求是否实现，它们都只能是通往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的片段，而这些过程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相结合。
同志们在一段与其余所有文字相矛盾的表述中指出，他们设想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完成，这显示了他们的无望混乱和折衷主义的视角。实际上，以他们设想的“民主革命”的意义来说，西欧议会民主的存在并非完全排除，哪怕只是暂时的。这一进程在他们眼前的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中正发生着。然而，他们被所谓的“民族问题”所蒙蔽，看不到这一过程的本质，也无法理解其意义。不，同志们，这不是民主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采用的工具——民主的反革命。
过渡性要求如果被当作目的本身，脱离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政策，必然会成为无产阶级的陷阱。因此，在纳粹统治下，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与争取社会主义欧洲合众国的斗争相结合。民族国家的崩溃从客观上提出了欧洲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所有压迫者的问题。
各国的抵抗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底层的阶级运动。如果在正确的指导和领导下，它本应同时针对伪政府资产阶级。然而，事实证明，群众组织构成了抵抗运动的核心。尽管斯大林主义者试图通过向“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来调和无产阶级，这种企图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阶级斗争，最终在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地以内战的形式爆发，甚至在德国人被驱逐之前。这是否也是试图推进民主革命的结果？
实际上，所谓的“民主”斗争，即团结“全体人民”，本身就是人民阵线和阶级合作的最糟糕的讽刺。在团结中产阶级的名义下，这种团结成为了与资产阶级代理人合作的掩饰，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部分则站在外国压迫者一边。
在对抗外国压迫者的斗争中，正如欧洲的同志们正确理解的，这场斗争只能作为一场阶级斗争，诉诸德国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团结。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沙文主义方法只能为希特勒的事业助长势头。欧洲的“民主”阶段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客观需求的结果，而是旧工人组织出卖的后果。如果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之上，那么就可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所缺乏的正是能够使群众意识到其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政党。革命党的弱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角色给了资本主义一个喘息的空间。由于实际上不可能继续通过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方式统治，资产阶级暂时准备转向利用其斯大林式改良主义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操作。这并不构成民主革命，而是现代条件下针对无产阶级的防范性民主反革命。
例如，在1918年的德国，正是社会民主党以“民主”的口号进行的刽子手工作。但这并不是一场民主革命，其中不同的阶级取代了现有的统治阶级；而是一场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扼杀的无产阶级革命。
同样地，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害怕的并不是意大利、希腊、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像丘吉尔明确说明的那样。
在最近的欧洲经验之后，只有那些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观念的人才会对此有任何怀疑。我们的同志以严肃的态度说：“今天的形势在其基本特征上仍与1941年相同，三篇论文的实际提议不仅得到了证实，而且仍完全有效。”为支持这一点，他们指出：
“民族压迫仍然存在，唯一改变的只是压迫者的制服。对法国人来说，由美国恩赐的‘民族独立’是一场闹剧，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民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帝国主义对恢复其旧帝国主义竞争者没有丝毫兴趣。因此，它对重建已经彻底崩溃的法国工业及其民族独立毫无作为。”
将美国对法国和“解放”欧洲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压力维持的——与纳粹的直接压迫相比，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在群众意识中，尽管他们可能不喜欢“山姆大叔”，但群众的仇恨是针对法国资产阶级、信托公司和财团的。这种“只是制服变化”的说法，显示出同志们已经偏离现实有多远。
如果继续沿着三篇论文中所描绘的道路前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与第四国际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决裂。
[1] 译者注：德国国际共产主义1933年从德共中独立并参与了第四国际的建立。与1918年建立的德国国际共产主义并非同一个组织。
[2] 译者注：菲力克斯·莫罗（Felix Morrow），1906-1988年是年是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家和报纸编辑，是美国为人所知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派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