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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莱特在中国革命上再一次犯错

泰德·格兰特

(1943年2月)


  写作时间:1943年2月
  出处:《社会主义呼吁》,第5卷,第5期(1943年2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威廉·韦恩莱特被斯大林主义者挑选为“首席污蔑者”,继续着他撒谎和诽谤的老把戏。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者挑选得不错。韦恩莱特似乎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自己的污秽之中,像狗回到自己的呕吐物一样,再次回到他的歪曲和谎言上。对于他提出的这些“论点”,不得不回应实在令人尴尬。
  韦恩莱特在“揭露”托派时所表现出的虚伪和欺骗,甚至连戈培尔也难以超越。然而,在其最新一批谎言中,韦恩莱特和他的“安拿尼亚斯部落”一如既往地为未来的失败埋下伏笔。任何被韦恩莱特欺骗的共产党员或诚实的工人,只需看一眼《社会主义呼声》,就能看清领导层的无耻谎言。
  为了抹黑托派,韦恩莱特编造了一个荒唐的故事,说汪精卫——日本的“傀儡”——是托派分子!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混淆工人视听的老伎俩:把每个叛徒和特务都污蔑为托派,从而煽动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仇恨和不信任。韦恩莱特在他最新的谎言中声称:
  “汪精卫,其南京傀儡政府已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是一种中国版的多里奥。
  “1938年,汪访问欧洲。回国后,他投向了日本人。他的‘左翼’立场不见了,他的报纸现在宣扬‘亚洲归亚洲人’。又一个托派以法西斯主义为幌子的例子。”
  可怜的斯大林主义诽谤者!他最好编造一个更具可信度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会反噬其党的荒谬言论。这个傻瓜竟涉足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希望被遗忘的话题——中国革命。
  毋庸置疑,汪精卫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从未参与过工人阶级运动。他最接近这一运动的时刻,是当时他与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部门”接受,这遭到了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反对与抗议。
  在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违背托洛茨基的建议和警告,支持这个傀儡式的人物,从而注定了中国工人被他屠杀的命运。就像今天韦恩莱特为丘吉尔、戴高乐、西科尔斯基等帝国主义统治者辩护,逃避列宁主义批判,为英国工人准备类似的命运一样。
  以下是哈罗德·伊罗生在《中华革命的悲剧》中引用的一段话,展示了当时中国的真实状况: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塔罗夫讲述了武汉的事件,他说:‘……在这一事件中,有一点被忽视了,那就是,当资产阶级正在从革命中撤退时,武汉政府(汪精卫是该政府的首脑)甚至没有想过要离开资产阶级。不幸的是,我们的多数同志并未理解这一点;他们对武汉政府抱有幻想。他们认为武汉政府几乎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形象和原型。’”
  然而,托洛茨基早在5月18日的第八次全会上就警告道:
  “像汪精卫这样的左翼国民党领导人,如果你们追随武汉的领导,而不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苏维埃,他们必然会背叛你们。土地革命是件严肃的事情。在困难的情况下,像汪精卫这样的政客会数次联合蒋介石,共同对抗工人和农民。”
  相反,斯大林却告诉工人们相信汪精卫。斯大林自己这样说:
  “……如果没有左翼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密切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汪精卫能够在1927年4月27日作为贵宾亲自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宣布他和他的同事“欣然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托洛茨基不断警告工人,不要对斯大林对汪精卫等资产阶级政客的信任抱有幻想。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发出警报:
  “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像汪精卫这样的左翼国民党领导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会十次联合蒋介石反对工人和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共产党员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中,要么沦为无能的俘虏,要么直接成为掩盖对工人群众新一轮打击的工具。”
  5月28日,托洛茨基在写给全会的一封信中写道:
  “土地革命不可能在汪精卫的同意下完成,而是必须在反对汪精卫的斗争中完成……但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不去向领导人乞求,而是坚决引领群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然而,他的呼吁和警告再次被置之不理,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谴责他提倡建立苏维埃,并通过了一项支持武汉政府的决议,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那些低估汉口政府并否认其现实性和伟大革命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中国的现状下,共产党支持汉口政府的战争。共产党对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并直接参与其中。它将以一切手段促进这一政府的任务……”
  如果它“对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那么它就要对中国革命失败后该政府在中国屠杀数十万工人和农民负责。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团结”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也充当了破坏罢工者的角色,试图阻止农民分土地,以维护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协议。结果是工人和农民惨遭失败和屠杀。
  放眼全球,直至今天的英国,共产党仍旧沿用这一政策,听命于斯大林的指示,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讨好资本家。
  这种政策的结果不可能与中国的结果有所不同。对于那些教育工人不要依赖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人,他们以诽谤和中伤作为回应。这就是韦恩莱特的任务。然而,在履行这个任务时,他最好不要谈论历史。未来某个时候,我们将用事实和文件回应他关于多里奥的谎言。但仅仅因为共产党不得不采用这种更适合法西斯反动派的方法,就表明他们担心我们的立场正在被更多共产党党员了解和支持。尽管有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谎言,我们终将吸引共产党中最优秀的成员加入我们的旗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