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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以后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

〔美〕保罗·斯威齐

1983年3月


　　原文原载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83年3月号。中译文来自《共运资料选译》1983年第11期。小标题是《共运资料选译》的编者加的。译文略有删节。


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特点


　　人们经常指出马克思主义把三大思潮——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组合在一起。它对每一种思潮作出自己的解释和修改，但是它的创造性与其说存在于这类创新的见解之中，还不如说从整体来看是从这些组成部分演变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含义是崭新的，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
　　我认为，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能够找到理解这种成就的关键，特别是第11条（最后一条）提纲中的那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需说，这不是对阐明（理解）世界的需要的一种否定；这单纯是对打下变革基础的理解目的的肯定。因此从一开始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科学，另一方面作为把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的计划，就具有双重特点。
　　表面上，在这双重特点中并不存在互不一致和矛盾冲突，然而长期的经验证明，要在实践中把两者紧密有效地相结合，其难度远非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凭一股青年人的热情能够想象出来的。
　　1845年春天，当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候，他和他的终身的合作者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他们自己定下的任务，即理解世界并且在此同时发展一种改变世界的策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研究批判他们本国的思想形成，同时重视其他传统的最先进思想，特别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来开阔眼界。当时他们已经完成或者即将写成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在以大量的篇幅批判他们的德国同代人的同时，以初步形式提出了他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也能够改变世界的办法（无产阶级革命）。这两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著作及其副标题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在以后两年中，他们完成了另外三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这五部著作是两位年方二十来岁，世界观正在形成中的年轻人，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脑力劳动的产物。《宣言》在1848年革命前夕出版，他们的思想传播得广泛深远，就像我们所知那样从此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基础。这不是说他们以后的著作没有增加什么重要内容。当然增加了不少极其重要的内容。但是以后著作的纲要已予规定，已经作出的基本结论继续保留并且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状况而大大精练与提高，仍旧是理解世界的钥匙；无产阶级革命仍是改变世界的办法。而且，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认为共产主义是革命的目的起，他们就逐渐认识到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1875年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的继承者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来得及对这个过渡时期下个定义，或者描绘出一个蓝图，但是他们著作中的有些分散的章节使我们了解了他们的观点：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通过无产阶级重新改造社会，并在其过程中改造自己的革命斗争来发展它本身的积极特性（共产主义）。[1]
　　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两者的联系问题。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著作中所设想的，答案是相当直截了当、明白肯定的。可以察觉到正在席卷英国和西欧其他比较发达地区的工业革命，引起看来难以避免的必然结果：机器、工厂制度与有关部门的不断扩展，无产阶级即无产业的挣工资的工人阶级的绝对增长。根据亲身经历得出的这个过程的典型，是由恩格斯论述先进的英国纺织工业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提供的；《宣言》则简明扼要地对推动它前进的种种力量作了分析。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从它本身的生存条件演绎出来的，而且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有力地陈述：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

　　这种对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两者之间关系的观点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中基本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在理论上这个观点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得到了极为深刻详尽的发挥阐述；在实践中，这个观点也是他俩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工作时和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前担当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运动的顾问、咨询者的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是马克思恩格斯传给后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革命形势


　　根据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来的经验来看，如今对无产阶级是革命变革的旗手和代表的信念又是如何呢？回答是不太妙。
　　首先，除了从《资本论》中阐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作出预期中的革命外，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存在革命形势。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很清楚的，即在1850年之后，大约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上述五部著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发展同引自《神圣家族》中的那一节所预见的不一样了[3]。实际工资（劳动力的价值）逐渐增长，阶级斗争虽然仍在继续而且往往是高度紧张的，但革命的目的，从工人方面来说已逐步变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改善他们的条件，而并非革命地推翻这个制度。因此，甚至在十九世纪末之前，那些继续声称专注于革命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改良主义组织。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无产阶级早期形象，与他们周围多年来、几十年来现实之间的差距熟视无睹。可以从许多例子中引用一例。1863年4月8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说：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与之联系的工人阶级运动，以第一国际与德国社会党最为著名。他俩指挥了一场紧张的、不屈不挠的反对工人阶级运动中缺乏革命理解力和献身精神的斗争。马克思发表的一切纲领性声明中最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事实上是针对一个言之无物、不革命的纲领草案——1875年为当时存在的德国两大工人政党合并而准备的纲领草案。一所开展的一场持久的后来并没成功的论战。
　　由于我们不能在此加以分析的种种原因，这些反复重申的，对185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发展的否定意见与反感丝毫没有影响创始人传给后来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仍旧是运动的权威教科书，而且1888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首的领导人，继续在口头高唱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只有在1914年，当凑合第二国际的各国党由于在战争中各自支持本国一方而发生分裂的时候，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革命潜力才成了神话。
　　奇怪的是，正是出于这种局面，神话才获得了富有希望的新生。列宁，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主要发言人，本人是一个地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谴责那些倒退的社会党和派别集团的领导人不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合法代表，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其种种特征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加强了这种论断。布尔什维克党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来看的确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中的革命派在关键时刻战胜了动摇分子，胜利地夺取了政权。这个经验证实了列宁从1914年分裂以来一直为之争辩的那种分析，即妨碍无产阶级完成它的革命使命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早已脱离无产阶级阶级根源，不再代表整个工人阶级，而代表实际上早已倒向资本家一边的一小撮上层寄生阶层（“劳工贵族”）。
　　这种解释和以此为根据的劳工贵族理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观念。先进国家里的新的共产主义政党会承担起领导本国工人阶级的责任，援救被围攻的俄国革命者，并把第二国际和它的改良主义成员党暂时弄出轨的历史列车重新纳入轨道。
　　情况并不如此。先进国家里的共产党得不到他们本国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只有少数例外；他们阻止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推进；他们也没有一个接近于取得政权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长时期扩张期间，那些相对来说最有成就的共产党（所谓的欧洲共产党），越来越变成改良主义的。今天，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百年，对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这种观点，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必然成为革命变革的代表的观点，还无法用一个适当的例子来加以证实。[4]
　　这种在运动处于低落、走下坡路的一定时候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致命的缺点。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地和获得早期成就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事态的实际发展中，这种预期也的确得到了证明。那里的工人阶级有轻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中的一种改良计划而非原先要推翻和代替这种制度的计划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会第一个起来坚持，去掉了革命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既无存在的理由，亦无生存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中心地区扩展到边缘地区


　　然而，自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但存在下去，而且在人类历史中，比任何一种宗教的或是世俗的思想体系更为吸引人，更为人们所接受。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看来似乎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中心自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的地方）转移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在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的重商主义的年代里深深扎下根基，只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繁荣起来，成为使整体与各个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相互关系具体化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否认或者忽视过资本主义的超国家性质，但他没有试图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的理论加以详尽的阐述；因此对几段有关此问题的零散章节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当然是可能的。在此，我们只需要指出，在十九世纪末被人看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用这样一种简单的办法回避了整个问题，即：把《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先进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说成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遍规律。依此观点来看，在西方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一定会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演：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化，阶级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中心已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到世界资本主义，因此只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的纯粹数量问题。然而，逐渐地，而且通过我们不需在此提及的步骤，这种看法越来越清楚是完全不适当的。资本主义从中心（地区）扩展到边缘（地区）并没有采取一个简单的扩张形式，而是中心利用它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力量使边缘处于从属地位，而且把故意设计出来有利于中心及其统治集团的经济关系和制度机构强加在边缘身上。因此在边缘建立了一种非常高而且不断上升的剥削率，在地方名流、中心的统治阶级之间，还有一些中心工人阶级之间共享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5]
　　问题的另一面当然是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大量失业，为出口和高级奢侈品市场而生产的农业和工业，迅速增长的人口和相对少的就业机会。在边缘，资本主义的蔓延制造了一批跟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描绘极为符合的，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这些人的“生活条件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
　　那么对资本主义在边缘中蔓延并随之带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而且当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的边缘现在已经扩展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里，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受欢迎就不再有什么奥秘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来观念规定的新无产阶级是现在通常称之为“第三世界”中迅速增长的丧失了人性的人。

“一百周年议事日程”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这些发展并不会引起人们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产生疑问。它仍旧是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计划。但是这些发展已经这么广泛地改变了这两项任务的内容范围和复杂情景，以致对多年来已经形成的，往往达到宗教半迷信状态的整个思想和信仰体系产生了怀疑。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解释世界，并在此过程中批判过去所作的种种陈旧解释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只能在此指出应该列入可以称之为“一百周年议事日程”的一些重要问题。
　　（1）新的无产阶级毫无疑问能够为革命变革提供动力。这点在第二次大战以来在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早已得到证实。回顾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是早期产业无产阶级的作用，但在其实质上比原先由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在中心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那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更为接近于一次“第三世界”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加深，强烈地打击着边缘国家，进一步发生更多的“第三世界”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更多地了解它们一一它们的共同特点，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的不同点，在全球制度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不同的天赋自然条件。如果缺乏这种知识，我们对二十世纪末世界的理解只能说是肤浅极了。
　　（2）当要把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的时候，在许多领域里存在着问题。首先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二十世纪革命实际上产生的是何种社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一个工作态度起了变化的、按需分配的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它们新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达到什么程度？它们本身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带来的新阶级社会达到什么程度？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对后革命社会在将来革命中的潜在作用，对从它们迄今为止的经验中可以并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将会有不同的看法。
　　（3）历史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潜力至少到目前和不久的将来是在边缘而不是像以前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那样在中心。但这不是意味着中心不像边缘那样需要革命：两者是互相联系在一起难解难分，而且最终命运相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并非同中心无关，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遭到长期低落时也是这样。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在资本主义扩张到边缘的新的理解基础上的再生；当不存在革命成功条件的时候，在需要以一代一代人来计算而不是以年份和几十年来计算的时期中；对革命者的作用重新估价基础上的再生。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方面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医治他们大多数人自出娘胎就显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骄傲专横和种族主义，同时应该诚恳地接受这种强烈趋势的含义：即从现在起他们是或者将是革命的追随者而不是领导人。其中一个这样的含义是以他们的力量尽一切努力来挫败他们本国统治阶级的全球反革命活动。而且，实际上不必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进行不懈的斗争来保护工人和其他资本主义的牺牲者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利益，不只因为这是该做的事，也因为归根到底它是为革命事业争取群众的最好办法。
　　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迄今无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反常情况，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把自己变成脱离那些实际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或者凌驾在群众之上的倾向。这种分裂一出现，就产生一种统治寡头以最完善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使其统治合理化、合法化的谬论。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目前最闻名的波兰的经验表明，这种反常情况的悲剧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群众眼里信誉扫地。
　　或许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常情况。一位革命领袖能在达到革命目标时放弃马克思主义吗？这样提出问题就大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的目标不是夺取政权。在斗争进行到某个时期是必须这样做的，但它最多只是一个事件，或许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但仍旧只是一次事件而已——革命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共产主义，而且明确承认它只能接近，而永远达不到。那也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它的目标不光是革命而是继续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这点。列宁也是，其他任何了解在夺取政权之后他的后期斗争情况的人也很清楚。但是对它最了解，而且表述得最清楚的革命领袖是毛泽东。


注释：

[1] 这个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3条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原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卷第45页。——译者注

[3] 这个次要的理由只能顺便提一下。《宣言》中认为在消失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中间阶层，实际上在数量与种类上都在扩大，这样就妨碍了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压倒性多数。——原注

[4] 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将来不能预料的时候，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是历史现实，而不是未来学。——原注

[5] 从边缘榨取的部分财富，中心的工人从中得到一点残羹剩饭这个事实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心工人改良主义特点日益增加的上述诸理由的一个补充。——原注

感谢 佐仓绫奈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