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停滞的原由（〔美〕保罗·斯威齐，1982年6月）

经济停滞的原由^[1]

〔美〕保罗·斯威齐

1982年6月

　　我一直在认真考虑经济停滞的原由问题。五十年前的1929年，我开始从事经济工作，当时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已达最低点。这一年的失业率达到23.6%，而在1933年竟升高到24.9%。在整整十年里，失业率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上。直到1933年，经济才开始恢复，这次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之长，打破了以往的历史记录。然而，即使在经济景气最佳的1937年，失业率仍达14.3%，而在当年年底，失业率又开始猛升。那一年，我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这一连串的情况，对于当时的我——一个年青的经济学家——来说，怎么能理解到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并非经济景气的循环而是长期经济停滞问题呢？
　　随着1937年经济大衰退的来临，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经济停滞起因的大辩论。其中两位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三十年代哈佛大学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逊（Alvin Hansen）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汉逊的立场体现在他的《完全恢复还是停滞？》一书中，熊彼得的观点则反映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卷著作《经济周期》的最后一章中。
　　熊彼得把汉逊的理论称之为“投资机会消失的理论”，这倒是很贴切的。按照汉逊的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司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十分不平等，使现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巨大能力。但是，如果缺乏足够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种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就不会导致实际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只能导致低收益、高失业和长期停滞等状态。
　　要补足这一理论，就必须对三十年代与较早时期相比，为何发生这种缺乏投资机会的原因作出说明。汉逊企图填补他所认为的某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的空白，这种变化从几十年前就已开始，最后发展成为支配从1929年开始的熊彼得所称的“世界危机”以来的局面。汉逊对这些变化讲得过于简单化，他把这些变化归纳为：（1）地区性扩张的结束（有时说成是“边疆的结束”），但汉逊是从全球性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的；（2）人口增长率的下降；（3）出现了比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投资更少的新工艺技术。在汉逊看来，这一切变化引起对新的投资需要的缩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系的巨大力量往往转化为使生产停滞的力量而不是成为高速增长的动力。
　　批评汉逊的人（包括熊彼得在内）倒不是否定资本充分形成的必要性，以维持经济增长和高度就业，他们只是无法承认汉逊所指出的关于历史性变化的论点是确实的，否则他们就必须承认对于新的投资需要的减少也是确实的。批评者们指出，在美国，地区性扩张的结束是在十九世纪，那么，为什么直到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种经济停滞现象？人口的增长未必能刺激投资，而只能意味着更高的失业率、严重的房荒和低标准的生活水平。而且，汉逊所说的技术革新对投资需要的影响并未得到证实，（根据批评者的看法）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与汉逊的理论相反，熊彼得采取另一种不同的论点。他不去探究引起三十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而去探究1933年开始的周期性景气上升为何很快就告结束。熊彼得和其他人往往设想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结的正常状态——完全就业、物价上涨，银根紧缩，等等。熊彼得把经济周期分为三种类型：（1）“基钦”型（为期很短，基本上是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s〕）；（2）“朱格拉”型（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这种周期看成是商业周期）；（3）“康德拉契耶夫”型（一种想象的、以五十年为期的周期，熊彼得相信这种周期是确实存在的）^[2]。他把三十年代的经验形容为“令人失望的朱格拉”，其原因何在？
　　为了对抗汉逊的“投资机会减少”的理论，熊彼得把经济停滞归咎于当时的“反商业风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称之为“经济停滞下的新分配原理”，并为大多数政治上的保守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赞同。但是，熊彼得象过去一样，采取了转弯抹角的说法。他认为，问题的核心与其说是对“新分配法”的内容（他认为它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倒不如说是对实施“新分配法＂的全体人员抱有反商业态度的作法。他相信，当前这种态度已经使资本家的信任和乐观受到打击，使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化为泡影，从而抑制了他们的投资热情。
　　当然，在1937—193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出现这种关于经济停滞的争论，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原以为从1933年开始的经济景气有希望使高度生产力和完全就业长期维持下去。因此，随之而出现的经济大衰退无异是晴天霹雳。在1938年，失业率猛升至19%，直至1939年，失业率仍停留在17%，经济停滞的严酷现实再也不能否认了。汉逊1938年的和熊彼得1939年的著作只是经济思想史的若干古典论战中的一场突出的争论而已。不仅经济学家卷入这场争论，连弗兰克林·罗斯福，他的一次有希望的新政也因一场新的和出乎意料的经济灾难而宣告失败，为此委任了一个临时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调查出毛病的原因和制定解救措施。但是，还未等到该委员会提出它的调查报告（内容极其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突然来临。一夜之间，关于经济停滞的种种议论顿告烟消云散，从此再也无人提及。
　　战后的1952年，关于这一主题的一部认真而又重要的研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停滞》在英国出版，著者为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一位奥地利的流亡者，他在牛津统计学院消磨了整个战争时期。但是这部著作并未引起经济界的重视，并且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这本书的问世只是使人们把“莫名其妙”的经济停滞当作历史奇闻来看待而已。
　　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了那种“经济停滞永不再来”的断言是过于轻率了。我无须再提醒大家，就在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停滞问题又重新光临，而这次则使用了另一个古怪难懂的新名词：“滞胀”（Stagflation）。它的重新出现又将引起一场争论。有些入认为，经济停滞问题在五十年代后期即已出现，是越南战争起了暂时的延缓作用。有些人则认为，可能在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心的信贷危机和尼克松的正式放弃金本位及工资与物价控制等主要经历，在1974~1975年，这场经济危机即真正来临。谁都能看出，在七十年代下半期，经济停滞以新的滞胀的形式呈现。谁都不会怀疑，这场经济危机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糟，这可从以卞两方面的事实得到证实。第一，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指24个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的失业人数今年预计将达三千万（占全部工人总数的10%左右，其中妇女、青年和少数民族的比率当然要高得多）。第二，美国在一些取得成就的年份中也出现了两次衰退，而最近的一次衰退很可能导致进入大萧条时期。
　　我并不自称对最近出版的全部经济学著作都已瞭然无遗，但是，在我看来，经济学界对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的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争论迄今尚未重新开始。我想，如果你请一位经济学家作出解释，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一（经济）困境的？这位经济学家看来不是否认有这样－种困境，就是给你提出如何去摆脱困境的建议，然而却决不会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是如何陷入困境的。里奥纳德·西尔克（Leonard Silk），一位知识渊博的中间派经济学家，纽约时报的编辑，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最近多次在专栏中撰文强调指出当前经济形势的危险性，批评里根政府的政策和提出改善方向的建议。他在今年5月14日的星期日刊的“商业”专栏中，甚至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背景材料，集中在五个图表上（从1965年到现在），指出当前经济痼疾的病根起源于很早以前。该文的标题是引人入胜的：“当前不是经济萧条，而是长期性的失业和生产停滞。罪魁祸首是政府当局”。初看起来，这似乎既是对经济萧条的描绘，又是对它的说明。但是如果你通读这篇文章，你并不能找到多少有关这方面的说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从1965年以来已有五届政府更迭，每届政府都有其完全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它似乎更像一个小修道院（apriori），而不像能吸取全部经验教训的一个实体，能名符其实地担负起一切责任的政府。西尔克也并不打算去打破砂锅问到底。人们只得猜想这位晕头转向的编辑在编写这一标题时大概并没有很认真地读过这篇文章。
　　这样，我们仍不免要问：“经济停滞的原由何在”？这个从三十年代提出而至今未找到答案的问题，今天又重新提起，我看是到了接受这个挑战并探究其答案的时候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汉逊在三十年代开始探索的地方做起，将会取得好的效果。不论目前的大企业或个人规模方面的经济结构都仍和半个世纪前一样。它的自我调节能力仍是巨大的，只是在此期间发生了这种调节能力更为增强的倾向。公司的合并增加，个人收入的分配仍旧极不平均。而且，税收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对大企业和富人有利。为了长期维持这样的局面，势必要求有一种强大的和能经受风险的投资性能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对于这一点，恰恰是长期以来早已每况愈下，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情况更为不妙。因此，今天的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和三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具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和微弱的投资力量的趋势。
　　必须指出，近年来全部经济形势之所以实际上不比三十年代更糟（或一样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事实所造成：（1）大量增加的政府行政开支和行政赤字所起的作用；（2）消费者债务的巨额增长，包括房屋的抵押债款（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更甚）（3）经济的金融部门的畸形膨胀，这部分是由于债务的大量增加，其中包括各种新旧投机事业的激增，它反过来又产生出比平常的点滴购买力更多的资金流入“实际的”经济（the “real” economy），绝大部分是以扩大奢侈品需求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历来都是对付经济停滞的重要力量，但是也往往构成不可收拾的危局——如果一切走过了头，就会爆发出类似1929~1933年期间所经历过的、一场老式的经济恐慌。
　　这样，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三十年代的被中断了的争论上来：为什么对投资的刺激如此无力？我个人认为，汉逊的答案在今天已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而对于熊彼得的关于反商业政策导致投资税减的指责，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也肯定不会有人再表同意。
　　我认为，答案应从对战后二十五年的漫长时期的分析中去找寻，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没有遇到经济停滞问题。在此期间，对投资的刺激力事实上是强大而持续不断的，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原因在于战争使世界经济的原有地位发生改变，因而大大增强了对投资的刺激力。这里举出几个主要的刺激因素：（1）在战争废墟上进行重建的需要；（2）因战时所造成的物资奇缺现象而产生极大的提高生产的需要；3）大战的结果使美国建立起世界霸权，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系统的基础，战前的贸易和通货集团全被摧毁，从而产生了有助于相对地自由的资本运动的条件，上述一切都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空前扩展；（4）民用工业与军事技术分开，特别是电子工业和喷气式飞机工业；（5）由美国建立的规模巨大的和平时期军火工业，这种军火工业创始于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入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变化都是由商业风气这一基本变化所引起的。三十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悲观主义和惨痛教训尚未立即消失，但是现在已可看出，战后的投资热远比对修复战争破坏的热情为高，人们的精神状态已转变到一种长期性的乐观主义方面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重要工业中的巨大的投资热已经被激发出来，包括钢铁、汽车、能源、造船、重化工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几个较发达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南朝鲜等）中都迅速地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力量。
　　要探究在七十年代重又出现经济停滞的原因，必须牢记的关键问题是：赋予战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以动力的每种力量是（而且一定是）自我限制（self-limiting）ｏ这确实是投资的真正性质之一：它不仅对需求作出反应，而且也满足需求。战争时期的破坏已经修复，被战争所推迟了的需求已经满足。建立新型工业的过程（包括和平时期的军火工业在内）中需要比维持旧状更多的投资。然而，工业发展的能力往往由于过度滥用这种能力而丧失了这种能力。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大的投资刺激激发出一阵投资热，它反过来又使投资刺激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经过战后长时期的投资热之后，又转而在七十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当投资热开始逐渐消失时，由于在若干年内国际和国内的债务发生年年增多，猖狂的投机事业日益风行，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使得经济停滞的来临推迟了几年。然而这些治标的办法对整个经济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从而造成在经济停滞的问题上又加上财政迅速恶化的局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停滞将处于持久状态？绝对不是！某些人（我认为汉逊也在此列）以为三十年代的经济停滞已经到了头，只要改变一下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就可以克服经济停滞。但是，历史的经验指出，他们完全失算了。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也同样可证明是错误的。我个人不相信一场新的战争可以取得像上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结果（或者说，能取得象第一次大战后的那种较小的结果）。如果一场新的战争规模大到足以对经济产生很大打击，就可能导致一场核战争，战后就不会再留下什么可以重建的了。但是谁也不能断言，决不会再有其他强有力的刺激投资的因素了，（例如过去所出现过的工业革命，以及建造铁路和汽车工厂等，就是这类刺激因素）。只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出现了这类因素的迹象。因此，与其坐等奇迹出现（或者听候大难临头），倒不如趁这临危的时刻把我们的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改变现今的经济体系方面，这就是，要使经济体系作用在满足人类的需要上，而不是仅仅作为只为一小撮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资本家才感兴趣的投资机会的有无所产生的副产物。
　　这里我再稍许引用与上述分析有关的议论，以进一步阐明这一主题，即资本主义的历史究竟是否具有以五十年为期的长周期（即熊彼得所称的“康德拉契耶夫周期”）的特性的问题。首先应弄清楚，这一问题并非指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以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而在低速增长（甚至是零增长）时期告成，反之亦然。这种发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长期波动。这种以经验为依据的长期波动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统计学家运用了无数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用来计算出加速的和减速的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序列，与潜在的周期机制的存在相一致。
　　但是，这种与周期机制的存在的一致性和该机制存在的证据完全是两码事。承认这种看法（即较短期的周期的存在，其周期小于十年，相当于熊彼得所称的“基钦”型和“朱格拉”型周期）的理由是，对于在起作用的机制既可以通过分析来加以阐明，也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验证。重要的是要说明周期的两种基本状态，即扩大的和缩减的两种状态，每种状态都能彼此显示出包含着它的对立面的因素。这一原则是一切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这里从一本标准的教科书上摘录一段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

　　经济周期包含着经济活力中的扩大和缩减的反复交替现象……经济似乎难于停留在稳定不变的状态，而经济的发展时期往往无例外地走向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更严重的是，问题的本质在于每次上升或下降趋势都是“自我加强”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作用在自身，并产生出在同一方向上的加速运动，这种运动只要一经开始，它就顽固地按照原来的方向运动，直到力量积累到足以逆转其运动方向为止。

（见罗伯特·戈尔登著《经济波动》，1952年版，第214页）。

　　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直到力量积累到足以逆转其运动方向为止”。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正常的经济周期的扩大和缩减状态，但是当它成为长期波动时，它的对称性就告破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第二次大战后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情况那样，与此相反的情况目前无疑地正在进行：这是投资热耗尽了投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从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验中都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波动的经济停滞局面并没有产生什么“逆转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果真出现，它决不是来自经济的内部逻辑之中，而只能产生于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在该历史事件中，经济起了主导作用。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三十年代的经济停滞的告终。我们迄今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历史事件将会导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经济停滞告终，或者它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胡天民译自〔美〕《每月评论》，1982年6月号）

^[1] 本文为斯威齐在1982年5月22日于哈佛经济俱乐部所作讲演的整理稿。

^[2] 基钦（Kitchin）、朱格拉（Juglar）和康德拉契耶夫（Kondratieff）都是最初研究这些周期现象的人名，熊彼得以此来命名上述三种周期旳类型。

感谢雨宫花凛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