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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
〔美〕保罗·斯威齐[1]
1980年10月
关于美国正处在一个危机时期的见解，目前差不多已为持各种政见和意识形态的观察家们所普遍接受。因此，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像执政当局的代表们所坚持的那样，是一场暂时的周期性危机呢？抑或像日益增多的非官方分析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更长期的危机？
我认为，当前的危机是属于后者，即它不是那种会消除畸形、纠正不平衡并重新走向发展的危机，而是如同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大危机那样能引起一系列历史变革和转变的、伴有次要起伏的延续性危机。
不管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暂时性的，或者是长期性的，凡是要对这个命题进行论述的入，都必须运用某种学说。
我的学说，在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意义上，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也吸收和结合了米哈尔·卡莱茨基的思想路线；同时接受了约瑟夫·斯坦德尔的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中的完整思想。并且在保罗·巴兰和我合写的《垄断资本》（１９６６年出版）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
我以为，这一学说的最贴切的表述是“积累过剩”论。它主张，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同二十世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一样，其强烈、持久和日益发展的趋势与其说是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还不如说是谋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凯恩斯学说的一些追随者，如阿尔文·汉森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在出现这种形势的地方，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其结果将是产量和收入的减少，或者是增长率放慢。这种形势又反过来进一步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我认为，这种趋势既是持久的，又是日益强烈的。理由是垄断化（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在本世纪一直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特征，而今天依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概括起来说：经济愈垄断化，停滞的趋势就愈强烈。
问题在于，凯恩斯学说完全集中在宏观标准上（将经济作为整体对待），而新的垄断化理论还完全停留在微观标准上（将各工业和公司单独地对待）。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第一个人是卡莱茨基，而斯坦德尔是在卡莱茨基的带头下紧跟上来的。
假如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话，（同样，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被说成是导致充分就业）那么，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持续发展和有活力的时期。换句话说，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存在缓慢的增长和持续的高失业率，而是：为什么我们出现长期高涨的繁荣，同时伴随着活跃的周期性上升和仅仅是温和的周期性下降。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来观察一下资本主义的现代史，就可了解到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是正统经济学一贯认为的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时期的特征是长期高涨和相对繁荣。
这种前所未有的长期高涨，其内在力量是什么呢？
（1）最重要的是美国在战争中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无容置疑的霸主地位。在两次大战期间，在大萧条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分裂成两个敌对的货币和贸易集团，现在，随着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极其自由化的贸易体系的建立，它又重新统一成为如同十九世纪曾在英国霸权统治下的那种资本主义了。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被确立为国际通用货币单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新的全球体系的运转。所有这些都为世界贸易和资本运动的巨大发展准备了条件。
（2）对战时遭受严重破坏和消耗殆尽的经济进行重新建设，刺激了资本积累。在这方面，还必须加上美国作为新霸权大国的军国主义化的各种影响。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均始于朝鲜战争，这绝非偶然。
（3）战争进行中出现的新技术——电子学、喷气式飞机等——开辟了扩大投资的场所。
（4）非常重要的是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汽车化”的过程。在美国，这一过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大战后就已大规模地开始了，它实际上是美国二十年代繁荣的支柱。它不仅包括汽车工业本身及
与其密切相关的石油、橡胶和玻璃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修建铁路、公路、向郊区扩散人口以及重新安排一般影响深远的经济活动。在大萧条和战争中这一过程长时期中断了，而战后它又以巨大的力量重新开始。战争结束时，由于出现了对私人和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极其有利的局面，这一过程在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但上列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基本的和有力的，但又都必然要受报酬递减律的制约。或者换言之，私人和集体对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所提供的刺激迟早一定会减弱。成为争论的问题只是：这种衰退是在何时开始出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中，这种衰退出现的先后次序如何？就美国而言，有人似乎很有道理地想证明，明确的衰退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可是由于肯尼迪政府时期加速军国主义化，以后又通过越南战争，所以至少已有部分经济得到恢复。但无论如何，到七十年代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其趋势已经明朗。合乎逻辑的结果是1974-1975年的周期性下降比战后任何一次下降更为猛烈和一致，对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也更加一致更加集中。
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谈一谈，资本主义从大萧条中继承下来的、得到凯恩斯主义最明确阐述的信条：即政府有权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其经济，使周期性波动保持在很小的限度以内。这个处方要求紧缩银根，在上升中平衡预算，在衰退中放宽货币和赤字。根据这种设想，经济将环绕趋向充分就业的方向而运转，预算盈余和赤字将相互抵消，结果将是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和保持物价稳定。
但是，如果真正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长期停滞，那又会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新的停滞期开始形成的形势，不断运用凯恩斯的政策才能逐步找到。预算赤字逐渐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私人借贷的结构——特别是抵押贷款和消费性分期付款——越来越迅速地增长。按传统理论的说法，结果应当是有效需求相应扩大，并导致充分就业、以及需要适当的限制性政策。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日益强烈的非竞争性条件下，货币需求方面的增长却大部分被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升吞没，而木是用来增加产量。因此，以1974年的下降为开端，出现了前所未闻和从未预料到的“滞胀”现象——停滞和通货膨胀。既然传统学说对这种病症从未作过说明，当然也没有相应的处方。
根据我提供的分析作出的预测，显然并不令人欣慰。这种延续性滞胀（在组成滞胀的两个因素之间具有某种交替换位作用，即严重的停滞减缓通货膨胀，而缓和的停滞导致通货膨胀加速）只有当经济上的金融上层结构发生严重危机和大恐慌时才会中断。
但是，并不仅仅是激进派的评论文章得出悲观预测。代表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尽管他们没有什么理论来解释我们所处的困境，但对于能否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却越来越悲观。能够说明这一思想倾向的是1980年3—4月号《挑战》杂志上刊载的一篇女章，作者是一位保守的经济学家，曾任福待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2]。他将今天的形势与1929年相比后指出，今天的股票市场并没有过分的投机活动。但他认为，近年来住房价格的迅速上涨依然可以起到与过去相似的作用。这种现象——刚巧与二十年代佛罗里达州不动产生意突然兴隆有某种相似之处——与最近消费贷款周期性上升中的巨大发展有着因果关系。格林斯潘认为这种消费债务正是美国国内经济最薄弱的部分。政府的统计表明，可自行支配的个人收入部分所承担的债务已达历史最高峰——28%。但是，这还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因为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是不负债的，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要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一半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及时加以制止，不然，这种下降趋势就会导致急转直下的破产和在有效需求方面的灾难性下降。
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除了这种国内的危险形势以外还必须加上两个国际上公认的类似危险：（1）第三世界非石油生产国所欠多国银行的债务正在大量而又急剧地增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尚未出现能制止这种导致第三世界借贷激增的因素，问题只能是越来越恶化，这同样也威胁着欠债国政府的偿付能力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最大的银行。（2）与上述情况有关，但范围要广泛得多的是欧洲美元问题，因为涉及的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甚至还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各国。
关于经济发展的日积月累的影响，我们对此一直环绕着美国政治领导的精神状态和信心进行讨论，现在让我简略总结一下。
首先，必须了解，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实际上在全世界——的霸权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乎意外的结果。三十年代末，美国的统治阶级曾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制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方面是成功的，但对未来的信心却远未恢复。然而，随着战争的来临，这种状态就改变了。很快就意识到，美国将会名列前茅，同时这也将为亨利·卢斯提出的所谓“美国世纪”开辟道路。美国在战争期间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筹划和实现这一前景而制定的。这首先是对三十年代新政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回答。美国曾多次发表声明，特别是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终于把问题明确地讲了出来。
1942年7月，赫尔再次明确地将美国霸权所必不可少的遗漏部分作了补充。兹引柯尔克（《世界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作者）的一段文字：
未来要求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对殖民地国家，赫尔以新殖民主义者的腔调反复传话；“通过国际投资，资本必须用来使相对久发达地区的潜在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得到合理开发”。但美国在这项事业中的最高任务，对许多盟友却是个打击，因为这对他们的利益是个潜在的破坏。“在贸易和其它经济事务方面的国际关系新体系的领导责任由于我们巨大的经济力量，主要将转移到美国肩上。我们应该承担起这种领导任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责任。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纯粹的民族利益”。正是这个现实的问题，在盟友中引起了忧虑。
美国不顾这些忧虑，在整个战争期间顽固地坚持其既定目标，当时盟国极其需要租借法援助，因此美国便利用这种政策对盟国的巨大作用。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结构已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奠定基础，虽然当时对何时结束战争尚难预料。美国的主要资本主义的敌手德国和日本在军事上战败之后，即被相应统一于新的结构之中。只有俄国人是反对的，但是，他们的力量到战争结束时已几乎消耗殆尽，以致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留在这个体系之外，对其采取消极立场并将全球事务的主动权让给美国。
美国统治阶级在国际范围取得了这些成就，而在国内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为了贯彻新政时期的改革，罗斯福需要有一个把工人、农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结合起来的民众基础——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衰退中受害最甚，具有组成一支朝着反对资本主义方向迅速前进的独立政治力量的潜力。在战后的新形势下，美国资本主义的所有领导人，不管他们是否还有别的分歧，均认为三十年代这份遗产对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或许不会立刻降临，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将是肯定的。因此，他们联合发动了一场广泛而又空前残酷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镇压运动，这在历史的记载上称之为麦卡锡主义。各工会首先被清洗，随即就受到了管制；激进的组织实际上被宣布为有罪；知识分子则要么是被恐吓而保持沉默，要么是通过收买和捧场的手段，被争取过去为新帝国效劳。
到五十年代中期，新秩序看来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个人的英雄形象也已奠定。美国的统治者们考察了世界，对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感到满意，再加上当时凯恩斯学说已成为正统的信条，赋予政府以控制企业周期的权力——从而可以防止严重衰退的复发。
今天，又一个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之后，1939年结束的那些病症，又在原地再度出现。停滞，这次是与通货膨胀并发。整个世界、盟友、附庸国和敌人，都正在明显地摆脱美国的控制。即使凯恩斯学说对企业周期波动也无能为力，看来“美国世纪”早在半途就夭折了。
如果我们要了解美国今天正在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就不得不设法探察一下这些突如其来、打击力极大的事件，对我们的统治者思想状态的影响程度。他们从极为自信突然陷入怀疑和混乱，甚至是惊慌失措。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该怎么办？出路何在？
问题就是这些，但在今天的美国却的确还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清晰而有条理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避免地会从某种本能出发转而求助于美国最近历史上的所谓的教训，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是战争和战备。但不管这些战争或战备的意向如何，均能迅速解决经济上的困境。这就是通过本世纪所有战争（最为明显的当然是两次世界大战[3]]）而得来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近几年来一直朝着愈加军国主义化和好战的方向发展，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诚然，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结束了一场不得人心的卷入，而且随着当时战争的拖延曾激起美国大部分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这迫使华盛顿的政治领导暂时降低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调门。但是，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基本战略的改变。随着越南战争的记忆的冲淡，美国政策的新形象也褪色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在伊朗的人质问题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提前发生。这些危机的爆发，也揭示了美国政治领导的真实思想状态，到1980年春，华盛顿就已形成某种接近于战争的精神变态，并重新确立了以冷战作为国际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基调。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把美国方面这种干涉主义和冷战的复活看作并非一时的失常，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世界历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多久？当然，可能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中结束——然而，对这种实际可能性是无需多说的。否则，我们只好等到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的发生：（1）要么是出现有利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高潮的条件，这可使美国统治阶级恢复其安全感和自信心。正如资本主义历史所表明的，这也是一种实际可能性，尽管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出现任何迹象；（2）或者是美国学会使用迄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仍不愿考虑采用的方式控制其经济。当然，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迁延，特别是上面已隐约提及的极为严重的财政上“危机中的危机”的后果，也可能导致发生这种变革。社会主义者相信，为社会需求，而不是为私人利润进行生产的中央控制的经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符合构成这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然而，劳动人民本身现在并不相信这一套，他们将来相信与否以及何时才会相信，很难预言。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了解在历史新转折中孕育着极端危险的人们来说，不能只是坐等灾难的降临或者是任人搭救。我们迫切需要让越来越多的各个阶级的美国人相信，世界已经变化了，过去的战争曾给经济带来繁荣，而今天，即使是一次非核战争都有可能使我们原来就感到痛苦不堪的种种弊病——石油和原材料短缺、通货膨胀、失业和城市混乱更加恶化。同时，我们还需要使美国以外的朋友和盟国相信，只要他们坚决拒绝与新的好战冒险家用任何方式合作，就会为其本国和全世界的利益服务。
（美国《每月评论》1980年10月号 邢一摘译 谈谷铮校）
[1] 保罗·斯威齐（PaulM.Sweezy）是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与保罗·巴兰合写过《垄断资本》一书。本文系斯威齐1980年5月在英国和欧洲所作讲演，根据记录重新整理而成。
[2] 里根总统于二月十日宣布格林斯潘为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译者注
[3] 原文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陷入严重衰退。1914年失业率达8%，1915年为9.7%， 1918年下降到1.4%。同样，在大萧条快结束的1938和1939年，失业率分别为19%和17.2%，1944年下降到1.2%。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虽然是以更为温和的形式出现，但显示了类似的格局。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1949年失业率为5.6%，到战争最后一年，即1953年下降 到2.7%。确定越南战争的时期比较困难，但六十年代的前五年和后五年的平均数字很说明问题：1960-1964年失业率为5.1%，而1965-1969年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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