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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民主
〔美〕保罗·斯威齐
1980年6月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仅有的历史形态，在这种社会中经济是独立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要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产生，既是由于资本竞争的相互作用，也是由于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存在、也不需要总的指导方针：只要资本家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并利用这些利润扩大资本，这个制度就会自行运转。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作为基本的产权制的保证人和竞争原则的实行者必然要参与经济过程，国家尤其在支持一些人去反对一些人，在力图解决或减缓这个制度所引起的矛盾方面，是有作用的。但是，国家的作用取决于经济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和谐共存当然有着明显的限度。如果大多数人民不愿接受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如收入分配、就业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以及对病人和老年人的供应等方面），那么，资本主义同民主显然不能和谐一致。
资本主义从十八世纪开始出现于世界，从西欧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除个别的原始社会，各地政府均属于贵族性质的或寡头性质的政府。政治思想家们认为，如果群众掌握了政权，他们必将推翻现行的制度，摧毁整个社会。由于资产阶级要求分享与其日益增长的财产相等的权力，所以无论作出什么让步，总是要伴随着严格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下层阶级的任何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便具有许多当今“共产主义”所具有的涵义；共产主义是一种能够激起上层阶级的极度政治热情的含有彻底的颠覆意义的主义。毫不奇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工业无产阶级中间便产生了类似的但又是对立着的思想。作为新工人阶级的第一个运动的宪章运动，它的政策纲领只有一个核心，即争取实行《人民宪章》。宪章的六点要求是：成人男子的选举权、废除候选人的财产资格、国会每年改选一次、选区平等、议员支薪及秘密投票。现在看来，这些要求并不激进，但在当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无论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敌人都认为这是革命的要求：如果工人获得了政权，他们将用以按照日益增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所广泛议论的路线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在其形成阶段，无论它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它与民主是绝对不能共存的。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西欧和北美，资本积累急剧扩大。这种情况，连同从欧洲向美洲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促进了实际工资的提高。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的工人们开始享受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收益。工会和新建的工人政党逐渐在实践中，如果不是在理论上的话，转变他们的目标：由推翻和取代这个制度转为从中获得好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渐渐意识到，接受下面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不但不会对整个制度造成威胁，而且实际上还能强化这个制度。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政治学方面的经验教训：即在大多数从未有过很高愿望的人民所过的生活一代比一代好时，旧有的对于民主的顾虑是没有道理的。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民主已从被诅咒的东西转而成为最好的、代价最小的统治方法。
然而，这种认识与为民主而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也要制订在发生危机时使用的例外条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中企图实现民主原则的努力当然收效甚微。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只是为了有利可图，只要占统治地位的一方（资本主义）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它就随时可以解除这种结合。
根据这种论点，我们可以推论如下：按照资本主义的观点，民主是否可被接受或可行主要取决于大多数人民（包括工人阶级）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制。随着这种信念的减弱，民主对资本主义来说便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马克思所揭示的法国1848年宪法中所存在的矛盾便成了事实。马克思写道：“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下面这点：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阶级正是它要使它们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被它剥夺了维持旧有社会权力的政治保证的阶级正是它批准具有这种权力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勉强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1]
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民主的未来我们能谈些什么呢？当然，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正像我和其他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战后经济扩张确实在七十年代结束了，如果我们面临的只是1974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状况（缓慢的增长与日益严重的失业、通货膨胀、金融与贸易危机）的继续甚至是加剧，那么，在我看来，甚至在美、英这样民主历史悠久、基础牢靠的国家中，民主的前景也是不妙的。
一种可能性是，群众日益加剧的不满可能导致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力图通过民主的手段采取一种不是以私人财产和市场为基础而是以集体所有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这种运动取得成功，或者似乎将要取得成功，那么控制着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的资产阶级将毫不迟疑地抛弃民主，并以某种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甚至在强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尚未起来之前，也会出现这种结局。民主在经济发展时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但不适合于解决严重的经济危机。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在那种形势下，资本家可能采取独裁的统治形式，以强制推行其不得人心的政策，镇压反抗运动。
在大部分人民都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发达国家里，民主的前景更为暗淡。尽管这些国家实行了颇有民主味道的宪法，但极少有哪个国家有过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求的那种民主政府。既然世界资本主义的前景是停滞、通货膨胀和危机，那么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任何争取民主的真正突破的可能性只能是接近于零。
这并不是说，在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镇压性政体中就不会出现相对自由化的局面，也不是说，这种转变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任何言论、结社和集合等自由的增加不仅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是受欢迎的，而且还因为这样可以创造条件，使争取根本变革的运动可以积蓄力量，准备应付难以容忍的局面，就像1979年在伊朗所出现的那种局面。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准备完善的运动就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促使社会制度向着比较符合人民需要的方向转变。但是，我们不应抱任何幻想，甚至最为民主的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也不能导致这种转变。
（真明译自美国《每月评论》1980年6月号）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27-428页。
感谢 雨宫花凛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