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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美〕保罗·斯威齐
1979年12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美国资本主义正走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这样，为了对问题展开明智的讨论，就必须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所了解，或者至少有所假设。因此，作为讨论的开端，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自己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方向的看法。
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或者至少作为一个体系的萌芽，资本主义在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出现于西欧。经过多少次盛衰起伏的变化，它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资本主义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发展已经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的结果又使它受到进一步的挫折。二十世纪中叶，分别拥有最大领土和最多人口的两个国家已经背叛了这个体系。东欧、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的其它许多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如果断言已经有了一种代替它或者与它竞争的世界体系，我并不认为这种话是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肯定已受到严重的损失；而且，至少就地域和人口而言，它的发展可能性与1914年以前曾有过或似乎有过的情况比较起来已经大大缩小了。
虽然如此，而且尽管受到了这些很现实的损失和挫折，但如果说世界性资本主义实际上在那时候已走向没落则未免言之过分。事实上，资本主义还有效地控制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土地面积和人口。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其中作为核心或中心的是几个先进工业国家，作为外围的则是为数多得多的一些基本上处于附属地位而且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内，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时期（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来看）。
这个时期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这是许多抱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们共同的看法。最近五、六年内出现的两个特征，即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显著降低，伴以很高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其它的不祥之兆还有：内债和外债大幅度增加；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死灰复燃；黄金以及公认作为价值保全手段具有相对安全的其它各种商品价格飞涨等等。这些都象征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一个动乱时代，摆脱这种困境的明显出路是没有的。
我同意这样的判断，但随着立即要加以补充的是，动乱时代这个词，是历史学家为了形容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创造出来的，但即使是充满各种严重危机和混乱的长期动乱时代，却也并不等于崩溃。作为社会制度，实际上是不会崩溃的。各种社会制度有可能削弱、衰退或分裂，历史提供的例证是很多的。但一种社会制度归于消失的途径，却只能是用另外的一种或若干种社会制度去代替它。而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需要经历很多阶段。根据历史经验来看，这一过程所涉及的时期长短，应该按若干个世纪来考虑，而不是几年、几十年或者甚至几代人的时间。
我认为颇有道理而且甚至可能完全现实的看法是，与包含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革命的1915－1950年期间所构成的转折点相比，．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也在同样意义上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前者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上升达到终点的时期，而现在则是它开始没落的时期。
我不想猜测这个没落过程会拖延多久，但可以断言，这必定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比方说一百多年吧，这样讲也许有助于您更正确地观察事物。我也不想猜测最后会由什么制度去代替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指出过的，资本主义已遭到严重的背叛。但这些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相对来说还是新的开端；而且关于这些社会的基本性质或者发展方向，即使在抱有同样意识形态的观察家们中间，看法也是不太一致的。目前我们所要说的只是类似性质的进一步背叛不但有可能，而且多半会成为现实，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没落全过程的一个组成方面。
我认为，这就是全面的来龙去脉，“美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可在这一范围内进行有益的讨论。首先，我根本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可能率先背叛资本主义制度的候选者。迄今为止，这样一些背叛的范例表明，背叛大多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力量强大的中心，而是在力量薄弱的外围。这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料及的，但很清楚，这一点与列宁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相符，也就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他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称呼）好比一根链条，而链条在它最薄弱的环节上是最容易断开的。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而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家，取得明显的霸权地位，它当然不是一个薄弱环节。固然，较之其它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它在最近２０年中有些失势，但它仍然是唯一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点似乎不会有什么改变。虽然整个画面在资本主义没落的下一阶段有可能发生变化，但眼下最合乎情理的设想看来是，美国将成为最后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几个国家之一。
那么，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体系没落的阶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而它又可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去应付这些问题呢？下面将按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这两个题目来加以讨论，与此同时我也考虑到，这样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是为了便于分析问题而强加于现实的，其中并不反映出事实上不存在的一条分明界限。
国内方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如果条件有利于资本积累，因而这一过程得以顺利地向前发展，其中只穿插一些微不足道的枝节障碍，这时，这个制度的一切矛盾都会缓和下来，矛盾所引起的问题或是可以解决，或是至少不会造成危险的紧张和冲突。相反，当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受到阻碍时，所有各种矛盾都会尖锐起来，问题越来越难于处理，紧张状态和冲突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种情况的时期，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现象。
顾名思义，滞胀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停滞（持续的高失业率和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通货膨胀。停滞是资本积累受阻的直接后果，通货膨胀则是通过扩大信贷以及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刺激需求所造成的后果。说什么货币需求的扩大可能与失业以及闲置生产能力并存，这种明显的谬论可由整个经济领域中盛行的垄断市场控制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价格管理措施中得到解释。
凯恩斯在关于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去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说中假定，只要存在失业工人和闲置生产能力，扩大实际需求便会引起产量上升，直到工人充分就业为止。但在无竞争价格的制度下，需求的增长可由产量增加和价格上涨两个方面加以满足，而且在远未实现充分就业之前的一定阶段上，价格的作用更会远远超过产量的作用，以致完全否定了整个战略的效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出现慢性滞胀的现象。
就美国来说，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近几年来的经济常态；在其它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旦通货膨胀已经以一个高于历史标准的比率持续多年，那么由于越来越广泛的居民阶层行动起来抵抗它的破坏作用，它就势必作为一个结构部分纳入资本主义制度。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即使采取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以限制，要制止这一过程也极为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而且我深感美国已经存在这种形势，除非来一次深刻的而又持久的经济萧条，也许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足以打断这一恶性循环，从而阻止通货膨胀的进展。
当然，美国资本主义还面临着其它许多国内问题：能源问题；内地城市的肉体衰败和社会堕落，表现为街头犯罪、吸毒、纵火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病症，白人与黑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这张清单可以无止境地加以补充。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问题都与滞胀有关，只要这种现象仍像目前这样支配着经济和政治舞台，就没有希望在解决其中任何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就国内而言，必须把滞胀看作关键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将发生决定美国资本主义未来方向的斗争。
国际方面 我已经提到过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而且正如报纸上的大标题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不稳定性集中表现于美元对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相对贬值。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要以及它的含义何在，我们就必须回忆一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近代经济史中的一个片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家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竟能把一种货币制度强加于被它击败的敌国和在战争中受到削弱的盟国，它们正式承认美元为等同于黄金（每35美元相当于1盎斯黄金）的通用货币。美元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结算单位，各国中央银行以所掌握的美元和黄金储备作为本国的基金。当世界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期时，就迫切需要增加世界通用货币的供应，而由于黄金的供应必然不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这种需要只能通过扩大美元由美国流向世界其它各国银行的流入量来获得满足。这种局面给了美国一种所谓“有毒的特权”，允许它支出大于收入，也就是说，允许它在国际收支中可以连续保持赤字，这就使它能够支配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而实际上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美元的外流不超过这种世界货币的需要量，这样的安排本来是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并不存在保证这种供需相符的机制，因而毫不奇怪，对美国来说，利用这种特权去增强它的全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另的诱惑实在大得无法抗拒。这样，美元便以日益增长的规模继续外流，终于导致1971年废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法定兑換率＇并于1973年建立起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以后，每况愈下。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性已经大大加深起来，加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和1978年两次大幅度地提高油价，更使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迄至目前，美元的“延伸量”（即外国持有的美元，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美国的权利）总计很可能大大超过8，000亿美元（确实数目不得而知，因为这些所谓的“欧洲美元”不受政府的任何控制，而且其数额可由于美元持有银行的信用创造活动而进一步增大）。
美国吁请各有关国家吸收这笔巨额的外流美元，使它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充分意识到，像其它任何供过于求的商品一样，美元很可能要失去它的价值；即使想要忘掉这件事，私商和投机家们（包括拥有巨额现金资产的多国公司）的活动也在不断地提醒着它们，这些人由于极力想要避免陷入持有多余美元的困境，总是或多或少地对美元汇率施加压力，迫使美元下跌。各国中央银行和国库同样也想减少它们的美元储备；但它们深知，这样一来，就要甘冒损耗本国货币储备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基金大多仍采取美元的形式，与此同时，也有彻底摧毁国际货币体系残存结构的危险，这样便有可能对一切有关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些官方机构不但不减少他们的美元储备，反而被迫在越来越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它们的美元储备，买进其它任何人都不想要的美元，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扩大它们本国货币的供应。所有这一切的最后结果便是罗伯特·特里芬这位世界第一流的货币问题专家所说的“国际流动性的幻想扩大”，这“无疑是引起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大因素”。[1]
国内通货膨胀与美元受到的持续压力结合在一起，终于在1978年10月底引起了一次尖锐的危机，纽约证券市场的牌价在两个星期内下跌了100点，外汇市场的状况近似于一场大恐慌。在这种场合下，美国纠合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盟友，匆匆忙忙地投入了一场挽救美元的行动，从而得以暂时把事情平息下来，但根本性的问题则毫无改变。于是一年后，事情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顶峰。这时美国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把银行利率提高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收到既制止国内通货膨胀又防止美元下跌的效果。然而形势的嘲弄却是，这一行动的“成功”，极有可能意味着把迄今尚称和缓的一场衰退转变为深刻的经济萧条。
要判断这种情况实际上会不会发生，尚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看来十分清楚的是，美国正在走向一场重大的危机，其中既包含国内因素，也包含国际因素，而且其规模和严重性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危机具体以怎样的形势出现是无法猜度的，但很可能的是，政府在某个阶段将被迫断然进行干预，以防止陷入混乱。干预的方式可能是：冻结物价和工资，延期偿付债务和强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这类行动当然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然而它却是连续过程出现突然转折的标志，并由此在美国和国际上开创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认为，这就是具体的前因后果，“美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可在这一范围内进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整整五十年以前，1929年10月开始的那次证券市场崩溃事件并没有构成这样一个猛然的转折。那次事件所起的作用是宣告二十年代繁荣的终结和周期性下降趋势的开始。但那时几乎没有任何人从诸如实际上已经具体化的经济崩溃及其所引起的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的危机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来考虑向题。危机终于来到了，只不过稍晚一些，是在1932年至1933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真正转折点，是罗斯福于1933年春任总统后宣布关闭全国的银行。新政便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不是起始于1929年的证券市场崩溃。
用历史经验去分析当前的形势是冒险的，但又是必要的，而且据我判断，尤其对新政时期和目前形势来说更是如此。那时和现在的差别既大且多：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进行分析时需要小心谨慎。但我还是觉得这两个时期的某些相似之处既引人注目，而且也带有根本性。这一点与其指经济领域而言，不如说针对政治领域更为真切。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经济经历了大量的变化。当时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滞胀，政府开支对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较现在的情况还算勉强说得过去；新政的某些制度改革，如工会的法律地位、失业保险、社会保险以及农产品价格津贴等，目前已纳入了经济结构；堆积如山的债务，虽然按当时的标准去衡量颇为惊人，但与最近十年的情况相比，就显得犹如小巫见大巫。另一方面，就政治领域而言，美国的制度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宪法结构几乎全然与过去一样，政党的地位、性质和作用也是如此。必须通过政治程序去处理的问题，国内的也好，国际的也好，都比过去更严重，更多，更复杂。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却没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这就是估计目前形势及由此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的重要线索。
新政从1933年春季的危机中产生出来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相反，罗斯福任期的最初阶段全力以赴地推行了着重商业和商业压倒一切的方针，以应付当时发展起来的灾难性经济形势（1933年失业人数约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生产能力利用率则仅略高于50%）这一点完全符合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力量的本性。主要手段即是国家产业复兴法（NIRA）和根据这个法案建立的一些工业法规官僚机构。实际上，政府全权委托商业界去组织垄断性的协会，而这正是商业界长期以来怀有的野心；笼络工人的方式是作出各种兑不了现的许诺，诸如答应给他们以组织起来和集体提出要求的权利等等；对农业则设立生产和价格控制机构。
既然工人、农民和小生产者当时的处境十分恶劣，这样的措施就应该看作是对形势的最起码的反应。当然，事实也证明其效果是微不足道的。1933年，经济周期达到了最低点，但继之而来的经济复苏却进展得很慢（1934年的失业人数仍超过全部劳动力的20%），而且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减轻群众的痛苦。失业工人除了依靠免费施饭站和私人慈善布施过日子以外，什么也得不到；在职工人反对任意削减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斗争，仍象过去一样遭到法院和警察的镇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事件之后的大约四年，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开始发展起来，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为实际人数高达好几千万的民众改善已经不堪忍受的处境。对于没有尽到起码的社会责任而且根本不想采取有效行动的统治阶级来说，十分侥幸的是，1932年被它选进白宫而且在1933年就任之后立即宣布银行停业的那个人，原来却具有一个伟大政治领袖的品质。察觉到群众风暴的潜在力量之后，罗斯福并没有跟在群众运动的后面去甘冒使它失去控制的风险，而是把自己置身于群众运动的最前面，从而引导它驶入按资本主义观点看来最为安全的水域中去。这就是新政的意义。而正是罗斯福和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但很可能并不是大部分）有相当远见因而对他大力支持的人物控制了这场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改革运动，才使它不超出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外。
为了便于当前的讨题，对新政只需要再注上一笔也就够了。1936年新政运动达到了顶峰。对公众有影响的各项改革，诸如劳动救济、公用事业、失业保险、社会保险、农产品价格津贴、瓦格纳法案等等，皆已付诸实行；开始于1933年的周期性复苏正处于高潮。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赢得了48个州中除两个州以外的全部选票。自1929年以来前途的展望第一次呈现了光明。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末又开始了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从1937年的14.3%上升为1938年的19%。新政的改革手段已经用尽了，看来其中并没有哪一项改革能对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过剩和生产过剩趋势产生任何影响。罗斯福所能做的只是建立一个临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TNEC），并委以硏究经济和提出新建议的任务。对他本人和美国资本主义来说，幸而这个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期待它去解决的问题不久都成了过时的东西，因为旋即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掩盖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并给它带来了新生的希望；这个希望只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才又似乎正在消失。
就实际意义来说，美国资本主义今天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和推迟的危机的重现。问题的症结在那时是停滞，在今天则是停滞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国际上极为复杂的货币与财政混乱的局面。新政时期实行的各种改革已经证明应付不了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改革今天当然不切合实际，加之长期以来已经制度化，并且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机能结成一体了。美国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行动；政治领袖们甚至不懂得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全部能力仅限于制订紧急措施以防止国家陷入混乱。但在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想别人谁也不会知道。我只能推想，对经济恐慌的冲击和混乱即将来临的恐惧可能会释放出长期蛰伏的政治能量，从而很快地导致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像1933-1934年期间发生的情况那样。
如果这种推想是正确的，那就必然可能期待左右两极的分化，而且分化的某些迹象已经可以觉察出来了。很明显，右派的目标是依靠牺牲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去寻求解决办法。左派首先关注的，则是防止进一步削减工资，而且也许要试图为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恶化而受到的某些损失取得补偿。但由于即使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也丝毫未触及基本问题，所以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左派将不得不制订某种综合性的纲领，其目的在于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多为低收入阶层做些事情，而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其中大多数是挣工资的工人或失业者。
看起来，我所描写的只是资本家及其高收入的同盟者与工人阶级之间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背景。而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在任何时期，甚至在新政时代，工人阶级始终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有生存能力的政党，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觉察到，至少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一斗争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
从这一角度观察事物的人们（在左派中，这样的人也很不少）大多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美国式的总体国家[2]，对内实行独裁和镇压，对外则日益军国主义化和加紧侵略。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样来“解决”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里假定的前提是，由于工人阶级从未组织起来投入有效的独立的政治行动，所以将来也永远不会组织起来。我以为，这反映了对美国阶级斗争史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而且完全没有道理地排除了产生新的行为方式和斗争形式的可能性。这里又假定，资本家们将在法西斯式镇压政策的幕后联合起来；而依我看，这一点也值得怀疑。正如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战略不仅对大部分中层和上层分子来说代价很高，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根本解决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实际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的病根在于积累过剩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在大致接近充分就业时，有产阶级得到的盈余就会远远超过他们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能够用于投资的数额。企图用进一步压低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的办法来弥补这一点，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需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应该保证低收入阶层享有富裕的而且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为此并不一定要采取增加个人消费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更重要的是较大幅度地提高集体消费和生活质量。
由此可见，至少在那些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害最深的人们与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分子之间，结成跨阶级联盟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这一点与于1933年间促成新政的形势很相似。但历史实际上决不会重演，而且没有必要去假设这种联盟会以半个世纪以前的同样形式出现。那时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小伙伴。如今难道还是这样吗？我认为，答案并不取决于逻辑或理论，而是取决于斗争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且我以为，这一点不但是我们不能够预测的，而且也是不应该试图去预测的。最好是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并力求影响斗争的进程。不仅对美国人民来说，而且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斗争的结局都是利害攸关的。
（彭年译自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79年12月号）
[1] 罗伯特·特里芬：《美元的国际作用和它的命运》，原载《外交》杂志1978/79年冬季号第273页。
[2] “总体国家”又称“组合国”，指三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组织形式。——译者
感谢 雨宫花凛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