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苏联有一个统治阶级吗？
〔美〕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
（1978年10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2期。译自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10月号
这个问题的最常见的答案可以分为两大类，每一类又包括若干不同答案。第一类认为苏联确实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但是，至于它的性质和特征，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说它是个资产阶级，基本上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尽管在在某些较次要的方面和较小的程度上有所区别。另一些人则坚持说苏联存在着一个统治阶级，但它是一个本质上同迄今所有统治阶级不同的新型的统治阶级。第二大类答案认为苏联没有统治阶级，论据是苏联的国家政权是掌握在一个“官僚集团”手里。但是，对“官僚集团”一词含义的理解也不一致。
我赞成苏联存在着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的说法。我将从探讨关于官僚集团的原始的、众所周知的理论，即托洛茨基及其信徒的理论入手。但是，我得马上补充说一句，我下面所说的不过是为对苏联是否有一个统治阶级这整个“疑问”进行认真分析所作的初步准备而已，我得等到以后有机会再认真地进行分析。但是，首先必须搞清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阶级，我认为，如果研究一下早在苏维埃国家初期就出现的关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恢复前不存在也不可能出现统治阶级的理论，能非常有益于说明这个问题。
这是托派的理论，其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该学说在俄国革命时期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且，在当时和以后确实都可以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派马克思主义学说按公式设想出一种阶级结构高度发达的社会。阶级是按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划分的，阶级的定义是按财产所有制——它使社会具有了一个由法律确定的，可以强人接受的结构——来下的。国家的首要的、高于一切的职能是维持和保护这种财产所有制，也就是说，国家是（一个或几个）有产阶级的工具，以维护自己能赖以受益的社会结构。
从这种国家学说必然要推导出某种革命理论。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剥削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能进行剥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国家，把国家作为镇压和压迫的工具。因此，革命就是一个被剥削阶级（或几个被剥削阶级的联盟）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所有制，即没收所有者的财产并把所有权转归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的行动。这样，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如它们不止一个，就是在革命阶级联盟中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就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把这种理论应用到资产阶级革命上，你就可以看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和新兴的无产阶级结成显然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联盟，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推翻了封建主义、剥削了贵族的财产，代之以实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私人所有制。新的国家成了保护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工具。换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用新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代替（封建阶级）所有制。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这种理论，这样说大概错不了。把这种理论进一步应用于下一场革命，即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轻而易举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雄辩地论证地那样，主要对抗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将控制国家权力（改良派主张以和平方式，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手段）和没收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地财产。但是，由于不会把生产资料分配给工人个人，所以，新的所有制必然是公有制。由于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地唯一机构就是新的国家，因此，这意味着原属资产阶级地私有财产要成为国有财产，因此，无产阶级要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要拥有自己的国家，并且通过国家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
俄国革命看来是符合这种理论的。布尔什维克——它无疑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控制了国家，没收了资产阶级（包括外国资本家）的财产，把经济“制高点”（城市大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集中起来，成立了大体上是统一的国营部门，并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诚然，在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革命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在农村，从大地主手里夺来的土地分配给了千千万万农民，仍旧不属国家控制，基本上还是没有收到无产阶级势力的影响。但是，农民在国家政权中所占的比例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限制，而且没过多久就被全部摒除在外了。因此，农民未来的作用的问题看来是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问题，而并不能表明其非社会主义性质。
托派对苏联的这种看法过去和现在都牢牢地扎根在上述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中。但是，人们早就对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提出了怀疑。马克思注意理论始终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府，不管其具体形式如何，从根本上说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社会也完全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必然长期存在，无阶级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而是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这就是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可以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和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的来源。但是，在俄国革命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一致认为而且都坚持认为，这种过渡政权一方面对旧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另一方面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最广泛的民主——比最开明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还要广泛得多的民主。工人阶级将得到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但迄今基本上只有资产阶级自己实际享受到的一切民权和自由。实际上，工人阶级只有行使了这些权利和自由，才能把自己改造成有建设新社会的本领的新人。
十月革命后没有马上在工人中实行真正起作用的民主
十月革命后没有马上在工人中实行真正起作用的民主，肯定使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当时很容易解释是因为内战造成了极端困难的条件和经济崩溃——这正是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的特点。托洛茨基本人就是同意和参与当年的大镇压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那时的镇压活动绝不是全部针对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但是，随着内战结束和经济好转，这种理论不言而喻地要导致人们指望在工人阶级中逐步扩大和加强民主的制度和实践。必须记住，工人阶级这时理应成为统治阶级了。
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早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就已经播下并开始发芽的过后个人民主的真正种籽——工会、党组织和基层苏维埃——却进入了雕萎期，这个雕萎期尽管也有起伏，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组织形式上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但是却受到最上层严格的控制，成了仅仅是执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决定的机构，工人——他们一九一四年低于有生产能力的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而现在却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自己无权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工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举行罢工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了。
这种情况跟上述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无产阶级是苏联的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他们怎么会对谁在党和政府中掌权都没有发言权呢？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组织呢？怎么连讨论和辩论的手段和方发都被完全剥夺了呢？怎么会听任别人来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前途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问题呢？
托派关于官僚集团理论就是从这儿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俄国革命后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不仅在几年内，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直接执掌政权。在这些客观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不发达，也就是说人们特别是被压迫阶级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低，尤其是存在着普遍的贫穷匮乏。托洛茨基认为这种普遍的匮乏状态就是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
（在夺取政权后马上进行的）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献身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面前的困难以后，这种尝试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纲要求，国家要不断缩减强制的职能，直到只执行“核算和监督”的只能，这种改变至少要求一个条件，那就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感到满意。然而缺少的恰好就是这个必要条件。从西方得不到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顺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对于国防、工业、技术记忆科学来说都非靠他们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苏维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创造的东西拿来给一个人用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然而正由于这种做法就在分配方面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
这个“专家阶层”当然就是官僚集团，它随着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壮大和巩固，至少在它产生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即在无产阶级具备管理自己的必需专场和普遍的匮乏状态大体上消除之前，它在苏联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是会很牢靠的。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这个官僚集团也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权力，必须发动第二次革命把他们推翻。但是，这个第二次革命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那种社会革命，也不是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意义上的那种社会革命，因为它不涉及所有制的变革，它无非是要使十月革命建立起的所有制名副其实而已。进行了革命并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将第一次以不再需要官僚集团——他们凭借机会管起了暂时没有能力管的无产阶级的事务，并且在管理过程中妄自尊大和攫取特权——代行职权的积极的、自觉地统治阶级的姿态向前迈进。换句话说，第二次革命是要完成第一次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不是要否定第一次革命。
这无疑是一种吸引人的理论，这种理论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即允许其信徒继续坚持他们最初坚持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而不求助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谎言和骗人东西。但是买这种理论也有某些缺陷，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些缺陷不仅是严重的，而且是致命的。
首先，明显的一点是，所说的官僚集团统治的时间越长，托派关于官僚集团实质的理论的说服力就越小。说一个统治阶级从未实行过通知但是却始终甘受官僚集团看守政权的虐待和勒索是很难说得通的，要不是发生第二次革命来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必须抛弃这种理论而重新提出另一种新理论。暂且不去谈新理论可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理论，我们应该指出，而且确实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结论同托洛茨基本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的官僚集团政权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而已。从他一九三九年写的《苏联在战争中》一书中的下面这几段话就可以看出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看法是如何强烈：
从科学和政治的角度说……问题是这样的：官僚集团是社会机体上暂时衍生出来的赘疣，还是已经变成了从历史上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赘疣能是某种历史条件下的“偶然的”（即暂时的和不正常的）产物……
如果这场战争象我们所艰辛的那样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它一定不可避免地导致推翻苏联的官僚集团和在比一九一八年高得多的经济、文化基础上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度。到那时，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是个“阶级”还是工人国家机体上的赘疣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但是，如果承认目前这场战争不会引起革命而反会使无产阶级进一步走下坡路的话，那么，还会有另一种可能：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腐朽和进一步同国家融为一体，专制政权取一切地方地民主政权而代之。由于无产阶级无力把领导社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法西斯官僚集团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从各种迹象来看，它会是一个象征着文明的堕落的没落的政权……
历史发展的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斯大林政权要么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令人憎恶的大倒退，要么就是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阶段。如果后一种设想证明是对的，那么，官僚集团当然就是新的剥削阶级。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给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提出了这项未解决的任务，不仅有一次考验了现存的各种政权的稳定性，而且也又一次考验了无产阶级取代现存政权的能力。这种考验的结果对我们以现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估计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同设想的各种可能性相反，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或者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没有在任何先进国家内发生继十月革命之后的新的革命，或者是相反，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被抛回到原来的旧状况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无疑得改变我们对现时代及其动力的概念。如果那样，这就不是一个给苏联和斯大林集团贴上一个抄袭来的老标签的问题，而是要重新估价今后几十年（即使不是今后几世纪）的世界历史前景：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还是相反地进入了一个没落的极权官僚社会的时代？”
如果认为上述段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评价和分析，那就错了。托洛茨基显然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有些激动。考验苏联——也许还有托洛茨基本人——是真是假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托洛茨基对其结果是毫不怀疑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俄国革命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产生继承俄国革命的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托洛茨基一直盼望这些地区提供支持和指导，促使俄国摆脱其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倒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肯定会在革命的大熔炉中被焚毁，在其灰烬上会出现一个要实现一九一七年的民主诺言的被解放了的工人的国家。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想对他的信徒说的基本内容。这些话本身就表明了他的乐观和坚信。他在上述著作中甚至还说：“这个波拿巴主义寡头统治集团还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要可耻地垮台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给它起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名称，那我们自己不是未免显得太可笑了吗？”胜利可能比想象要来得快，而且快得多。
从这段话来看，不应该把如不发生新革命预计会出现什么情况问题上的不祥预兆看成是一种可能，更不应该认为它是什么预言而已，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激励信徒为事业加紧准备和加强献身决心的因素。托洛茨基从来就没有愤青科学分析同宣传鼓动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证明他把宣传鼓动置于科学分析之上的一个极明显的例子。但是，他设想第二种可能的方式仍然无疑在极大程度上说明了他的基本理论立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如果“同设下过的各种可能性相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显然只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就苏联而言，必须把斯大林政权看成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阶段，“这样，官僚集团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同时，整个世界将进入“没落的专制官僚社会”。可以设想的第三种情况是继续保持现状，这一条没有被提到，托洛茨基大概甚至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苏联走到了十字路口：不是完成十月革命的任务，就是被摧毁，而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剥削社会。
评介曼德尔的观点
签于以上情况，欧内斯特·曼德尔在十月革命六十年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十多年之后重提托派的这种论调，就显然是毫无味道了。曼德尔重弹各种众所周知的老调，强调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集中性，并且声称已经证明“我们给苏联下的官僚主义的退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定义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说都是正确的”。他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如果在大战中和大战后没有发生继承十月革命的新革命，官僚集团“当然”就要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观点。曼德尔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办法不过是又一次提出了这个官僚政权能持续多久的问题。
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工业先进国家和无产阶级已在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取得胜利，是否会在这些国家和世界范围内促发一个使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非官僚化”的过程，其速度是否会快到（对社会来说）比官僚化现象的持续存在更感到难办得多而仓皇失措？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会作出最后结论。如果历史证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就需要在官僚主义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这个问题上总结出同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分析中的一般结论不同的结论。但是，在有证据之前就过早地得出这种结论是不合情理的、只凭印象和不负责任的……”（见曼德尔的《论苏联国家的性质》）
显然，托洛茨基在说这些结论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得出的话的时候，是为时过早了。但是，曼德尔没有推论说现在或可见的将来即将出现更加决定性的考验。他说，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就这种理论而言，它看上去好象永远不能成为事实，除非等到迟迟没有发生的二次革命果真发生。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姑且退一步承认历史现在还没有作出结论，这是不是说就不应该较多地注意历史了呢？举例来说吧，苏维埃政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了，对这一情况又该怎么说呢？诚然，苏联，特别是苏联“帝国”存在着危机，但是，它的危机绝不比历史更悠久的资本主义帝国的危机更加慎重，如果硬要说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任何时候都处在危险中的话，那是荒唐可笑的。相反，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在不断增长，而且，苏维埃政权控制和为自己的利益利用这种日益增长的力量的能力从来都是没有多大争议的。
我认为，斯大林的逝世及其影响是对“官僚集团”理论的一个尤其重要的考研。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是个标准的官僚，身为一个兼施恐怖的大棒政策和物质特权的胡萝卜政策的专制独裁者，他的统治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甚至存亡来说是关键性的。假定这种前提成立，那么，预计斯大林的逝世不仅会使苏维埃政权陷入危机，而且会使它无法再继续保持当时的存在形式。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得解释一下艾萨克·多伊彻五十年代中期写的论述斯大林身后俄国情况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很有才气的著作。多伊彻无疑是当时最著名的托派历史学家。
评介多伊彻的观点
多伊彻是从仔细研究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三年的苏联入手的，他的所有基本观点都同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阐明的观点一致。工人阶级在一九一七年的力量强大得足以夺取政权。但是等到内战结束之日，工人阶级的力量已非常虚弱，无法担当起统治阶级的重任。这种状况使得官僚集团乘虚而入并且在越来越趋于绝对化的斯大林独裁之下统治苏联。但是，官僚集团的统治从逻辑上说是导源于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其结果是，生产力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包括生产的规模、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科学和技术等各个方面），总的生活水平虽说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也有相当的提高。然而，由于经济的复杂性越来越大和群众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官僚集团统治方法之粗暴，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使得这个集团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阻碍越来越大。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情况已经发展到危机的程度。多伊彻认为，斯大林的亲信尽管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敢采取反对他的行动，然而，他们非常清楚真情实况，同时也认识到他们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能否实行范围广泛的改革。
那些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怎么会对他们所帮助建立起来的制度实行改革呢？要改革，又把错误归于谁呢？这是使多伊彻着迷的问题。他在这段时期的所有著作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为此而搜罗了历史上的许多先例，其中包括十六世纪初期罗马天主教会制度改革的先例。他的这些著作强调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两难性。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次改革运动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其结果只能是使苏联社会朝好的方向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现在从他的《历史的嘲弄》一书（一九五六年出版）中《非斯大林化意味着什么》一章中摘录如下几段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梗概：
如果说“自由化倾向”的定义是要求从根本上削弱政府实行的高压手段和争取建立一个人民同意的政府，那么这种倾向不仅已经明显地而且十分明显地存在于苏联社会之中了。
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地牢固建立，计划经济的巩固和扩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地传统在苏联深入人心，苏联终于和斯大林主义决裂而重又向平等和社会主义民主前进了。
在一个（因为群众被分隔孤立以致）政治意识无法集中或者弄得不能成形地社会中，即使有一种非进行重大政治改革不可的社会需要，这种改革也只能来自统治集团。在俄国情况就正是如此。不管人们多么不喜欢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用事实证明他们自己能够对改革的要求作出比一般预计的要敏感得多得反应。
目前所达到的自由化的程度大概刚刚足以产生某种余地，容许知识界和工人阶级中得以逐渐形成新的政治思想和见解。就这种过程的本质来说，这仅仅是一些微小的进步，要达到成熟阶段还需要时间。然而，一旦成熟，它就肯定会深刻改变共产主义的全部道德观念和政治气候，使它变得符合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
按照托洛茨基关于官僚集团的理论，多伊彻所说的意思是，官僚集团已经发展到原先预言的阶段，由于官僚集团业已完成了代替工人阶级执政的任务，它不仅已经没有必要，而且如果要继续进步下去的话，它还非退出不可。然而，看来多伊彻又增加了某些新思想：这个官僚集团的领导班子已经懂得很难保住自己的地位，尽管它在拼命设法拯救自己，但是事实上它却在走向自杀。还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这个理论，多伊彻的意思似乎是说：托洛茨基早已预料到的第二次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尽管同托洛茨基预计的相反，这个革命是以和平和改良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多伊彻又退了回去，并没有明确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说：
改朝换代的进程是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实现，还是以暴力骚动和不可调和的冲突方式来完成，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需要也不可能根据推理而在事先求得答案。事态发展的全部过程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方程式中的未知数实在太多了。人们充其量只能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某个变化或者一系列变化可以在相对和平的和改良主义的情况下进行；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良主义的阶段只不过是暴力动乱的序幕。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了，顶多只好猜猜而已。
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多伊彻在他此后的著作中再也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对苏联会出现和平改良的可能性的兴趣也很快消失了，按照这个思路解决苏联历史发展的责任也许是落到了丹尼尔·辛格的肩上，它是多伊彻的朋友，比多伊彻年轻，也是有资格继续多伊彻的研究工作的人。辛格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谈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弱点和潜力”的题目时，他对听众回顾说：“对斯大林死后的俄国的变化的性质的看法可以说争论由来已久了。”
有人认为：这些变化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可以来自最高当局，也可以来自基层群众；既可以来自党内，又可以来自党外……而按照渐进主义者，或者说时费边派比较深微奥妙的说法，变化不能光寄托在改良主义者的善良愿望上。他们还把这个因素同社会关系的紧张和来自基层的压力合起来看，认为这些都是使俄国开始走回头路的力量，把俄国走过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到总书记专政的路子倒过来走。这种争论现在已经过去了。甚至在赫鲁晓夫倒台以前，肯定地说，到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而它的一套组织机构也有自己的求生本能，如果它的利益遇到危险，它将毫不犹豫地、不惜一切地出击。
不难理解，任何追随托洛茨基关于官僚集团的理论的人都难免象多伊彻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样犯错误。然而，象欧内斯特·曼德尔这样的托派大理论家在一九七八年居然又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而且在重复这一理论时不仅没有作什么重大的修改，而且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斯大林离开历史舞台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事件，这一点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我再补充一点关于历史上时怎样论述苏联社会特点的意见。根据曼德尔阐述的托派学说，无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这是根据所有制的性质用三段论法推出来的结论。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是拥有财产的阶级。但是，既然生产资料已归国家所有，而社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因此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这样求证就算完成了。但是曼德尔同其他人一样明白，这种教条主义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生活的现实情况的。有一处，他甚至说：“很显然，从简单的常识看来，说苏联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在行使专政的权力，甚至连什么权力也没有”。但是问题的实质要深刻得多。有一个时期，当托洛茨基还在世的时候，倒还可以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刚刚在不久前进行了一场革命，因此认为它已赢得了成为统治阶级的权利；它的胜利果实正在被剥夺：因而只要情况允许，它就会尽快取得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思路甚至在多伊彻的著作中都还强烈地流露出来。但是，在曼德尔的著作中就看不出来了。从下面的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已经如实地——我认为是确切地——承认了苏联工人的实际情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苏联工人阶级对由于斯大林主义式的退化变质使十月革命的道路转向不能满足工人要求的社会主义领导（socialist leadership）的模式这一点非常失望。工人们也没有被资本主义模式所吸引。但是，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种模式……在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就退而只关心私人生活，要求满足眼前的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只求个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所有这种种后退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工人所以如此沉寂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了不容否认的改善。自从斯大林逝世后，也就是说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可以说几乎一直是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情况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一种可以说是要求改良甚于要求革命的气氛……自然……苏联工人希望通过在这个制度内部施加压力而不是向这个制度提出全面挑战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在我看来，上述对苏联无产阶级状况的判断对托派关于官僚集团的理论来说，无异于在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托派理论认为，官僚集团临时代替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执政）。现在成为改良主义者的工人阶级是接受目前的制度的，不论它多么不情愿和不热情。这个制度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社会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工人阶级服从一个工人阶级外部的力量，这支力量自从六十多年前出现以来已经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如果谁还要否认这支力量代表着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并且被这个阶级所控制，就是闭眼不看事实，并且将造成毫无出路的理论上的混乱。
下面我们引述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曼德尔为他的理论所进行的最后的辩护：
如果有谁要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由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新型社会，那么，他必须拿出证据说明这个新的神秘的统治阶级的起源，它在夺取政权的时刻还完全不存在。他必须揭示出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而这一点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谁都没有能做到的。他还必须能拿出证据，说明这种生产关系——据说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要有自己特有的生产关系——具有进行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自身再生产的稳定性和能力，而这和我们所知道的苏联社会是完全相反的……
然而，这里所说的问题只有对那些坠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死板教条的陷阱中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其问题。一个社会在革命之前的阶级结构总是包括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革命阶级。后者推翻前者。革命阶级继续在位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原先的统治阶级要么进行反革命而获得成功，要么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允许出现的变异情况是：如果革命阶级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准备好或者不能担负其新的职能的话，就会有一个官僚集团取代它的地位，直到等革命阶级作好一切准备时为止，因此，这场中断的戏将根据原来的剧本演下去。不可能出现其他变化，也不容许出现新的阶级。
托洛茨基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说：“如果斯大林政权是一个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官僚集团就会成一个新剥削阶级。”换句话说，这个新剥削阶级是从革命本身所创造的条件中形成的。这当然不是使托洛茨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坚信这种情况永远不会便车给现实。但是，他的理论设想根本就不可能排除这一点，因而曼德尔对这个问题显得如此不可理解是很难想象的。
至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曼德尔无疑可以认为现在还没有探索清楚。另一方面，最近对苏联历史所作的新解释——最著名的是夏尔·贝特兰写的《苏联的阶级斗争》一书，迄今为止，该书已有两卷问世——开始为认真研究（如果已经嫌晚的话）苏联社会的发展情况打基础了。肯定地说，贝特兰等人为我们调查和分析这个已经兴起的新的统治阶级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最后，说到“各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自身再生产的稳定性和能力”的问题，除了这个社会经历了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七八年这段不十分平静的时期和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个事实以外，难道曼德尔还需要些其他更多的证据吗？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