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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社会
保罗·斯威齐
（1982年）
我认为，苏联社会作为一种在本质上是新的社会形态，具有许多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同的基本特征，值得加以思考和研究。
我的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全部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具有三个决定性的特点：1.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家所有制；2.社会总资本分散在许多竞争着或者可能竞争着的单位里；3.大部分商品（包括社会和劳务）由工人生产，而工人本身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以便获得生活资料。
在苏联式的社会中这三个决定性特点中的两个已经消失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或归国家所有，或在合作化的集体农庄里，由国家严密控制着。而分担管理的单位却没有自主权，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像竞争着的资本家。相反，它们成了等级森严的决策和控制结构的组织部分，这个结构的顶峰就是国家最高政治机构。因此这个制度的指导力量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计划，而且不管这项计划制定的好坏与否，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而不象资本主义制度下制定的计划，仅仅是用来帮助有自主权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更加合理地活动的一种指示器。
资本主义第三个决定特点，即由没有资产的工资劳动者从事生产，这在苏联式的制度下仍然保留下来，但和资本主义社会有重大的区别。新制度建立的初期，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显着地改善了，他们最大的得益就是全部的就业和从宪法上保证的工作权利。换句话说，苏联的工人，除特殊情况外，不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那样可以随时被解雇；他们享有如同美国所谓的职位保证。这种保证在美国只赋予工资劳动者具有特权的少数人。经过革命和流血牺牲而赢得的职位保证对于工人如此珍贵，以至没有一个革命后的政权敢于废除，尽管从全面的经济灵活性看，废除这种职位保证的好处很多。人们甚至可以说革命后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职位保证制度。
资本主义的活动是由竞争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以及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规律”所支配的。不存在也不需要总的指导：只要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利润并且利用其利润去扩大其资本，这个制度本身就在运行。国家当然是作为基本财产制度的保证者和竞争规则的执行者而参与这个过程。国家也在加强某些行业以反对另一些行业，在解决或缓和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或无规律的产生的矛盾中起着典型的作用。但在经济领域内，国家却被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特殊利益所左右。用一个数学上的比拟，经济是自变量，而国家是因变量。
苏联式的制度，情况完全相反。确实，在容许私人经营和自由市场继续存在的范围内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仍起作用，但是这主要是指农民在自留地上的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它对于供应某些食物固然很重要，但在整个经济中却是微不足道的。应该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表现形式在苏联式的社会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它们已经不能支配经济活动，因而也不能间接的决定政权的任务和目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是经济的奴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中，国家是经济的主人。
在苏联式的社会中，除集体农庄的成员外，大多数的消费者的收入形式是工资和薪金。利润和租金并不是个人的收入，储蓄的利息也微不足道。消费者在国营商店或者合作商店里花费他们的个人收入，商品的价格由有关部门规定或按规定的公式计算确定。但是，实际收入的分配却和货币收入的分配并不一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一些只对某些享有特权的人们开放的特种商店，在这里花钱买到的商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与供应给普通公众的不同。第二，免费提供的或着极低的价格提供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服务，在对待特权集团和普通公众在分配上也有所不同。
苏联式的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一种被称为“辅助的”或“地下的”经济（黑市），这种经济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渠道以外由私人从事的商品生产、购销和提供的劳务组成。他们通常是非法的，因此自然也没有官方和可靠的统计数字去估价它的规模以及对于整个制度的重要意义。这种经济所涉及的活动形形色色，为数众多。其中很多、甚至大多数的是国有经济中有固定工作的工人和专业人员非法进行的：为私人和家庭建造和修理，医生业余为私人治病，买卖非法生产的货物或赃物等。这些活动最为国营经济的补充在那些严重短缺的业务范围内，通常是被容许的。但是当这些活动同国营经济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比如买卖从国营企业盗窃来的货物时，就要被处以重刑。总之辅助经济无疑为私营企业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刺激剂，成为社会各阶层贪污腐化的滋生地。
迄今为止所有的革命后的社会或者已经开始成为一党制国家，或者迅速发展为一党制国家，由执政党垄断国家政权。这就是我们试图分析的革命后的社会的主要特点。
众所周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把政党看作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革命后的社会是否也适用这个理论？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比单一的阶级― 政党关系这种概念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间，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成了唯一的执政党，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在内战年代里的大量牺牲和流散，阶级和政党之间既存的关系大多消失。因此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许多年内党是通过它对武装力量和保安机构的控制来实行统治，没有明确和坚实的阶级基础。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混乱和冲突的岁月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它逐步控制了共产党，取代了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这是了解苏联的关键。
不过还要补充说明，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清洗领导干部的做法停止了。结果就使这个领导集团从斯大林强制推行的对党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由于这个转变，党在实际上就从最高领导集团的主人变成他们用来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问题仍然是这些领导人是否构成一个真正的阶级。可以设想，他们也许就是赖特．米尔所说的“权贵” ，即在某一时期占据社会“指挥职位”的一群人。要是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权贵的阶级组成可以是来源不同的，也许能反映出全体居民的阶级组成。但是这显然完全不符合苏联权贵的情况。确实，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最初是从革命前的社会各阶层选拔领导人的。可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和老的领导人的消逝，情况发生了变化。享有大权和特权的最高领导人逐渐把自己看作一群特殊的人物，用研究苏联社会的主要西方历史学家莫舍• 卢因的话来说，他们是“靠纪律、特权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形成一种独特的组织、作风和“精神”。他们挑选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当然优先选择那些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和自己相同的年青人，就是指出身于他们自己那个社会阶层的年青人，他们生长在享有特权的环境里，很容易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如同在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中那样这种机构正日益承担起培养能胜任社会领导的一代人的任务和责任。
这一切意味着在苏联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群与众不同的人是在长期紧张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一个自觉的、基本上是自我再生的统治阶级。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曾写道，“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倒一切的最重要事实。
与资本主义不同，在革命后社会里资本的这种压倒一切的优势已经被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直接统治所冲破和代替，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取得权力和特权不是根据它对资本的所有和（或）支配，而是由于它对国家和形形色色强制机构的直接控制。这意味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不再受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而成为一种政治进程以及包括（但不是唯一的）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政治斗争的中心。
剩余产品利用过程的政治化使苏联式的社会能够有效地处理一些影响群众生活的最基本的间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土地改革。在按人口计算收入大体相同的国家间作适当比较时，已经屡屡发现在这些领域内，革命后的社会远远走在前面。革命时期的领导人实际上代表着被剥削的贫苦大众，并依靠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掌握政权，一旦条件许可，就立即进行典型的改革、试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改革逐渐制度化：围绕着改革建立起强有力的官僚机构，人民不仅希望将这些改革继续下去， 而且希望加以扩大和改进。以致于即使一个同他们的革命前辈毫无共同之处的新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把这些改革列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削减或破坏这些改革的企图就会引起不仅对这个领导而且对制度本身合法性的怀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革命后的社会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前进。而且对于居住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被剥削人民来说这个前进的步伐极其巨大—— 从早年夭折转为乐享天年，从半饥不饱转为丰衣足食，从慢性疾病转为正常的健康，从文盲无知转为能够读书写字，从毫无保障转为工作稳定和享受养老年金的宁静心情，总之，从非人的生活转为至少开始人的生活。无怪乎革命后社会的榜样对第三世界的群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虽然剩余产品利用过程的政治化使革命后的社会能对付像失业这样基本的问题，但还不能说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消除。实际上，其中最根本的矛盾即财富的实际生产者不能有效地掌握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生产的用途。这种脱节现象不仅存在并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化。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和冲突将同某些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一样难以对付和无法容忍。
我强调了俄国革命的最重要成就是工人的就业保证，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就业保证取消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刺激原则。如果他们分配到的工作条件低劣、令人厌烦和使人衰老，他们显然会对工作不感兴趣，就会设法少做工作。资本主义对这种情况采取的可靠而实际的补救办法就是失业，它胁迫工人加倍努力以免解雇和丧失生活资料。
就苏联而言问题是它已经消除了失业危险，但却没有代之以别的东西。在工业化初期，广泛使用了极端的强制手段，包括没收私房、食物配给甚至遣送到劳动集中营去。尽管这些措施勉强得以把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工业无产阶级，但这并未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没有打算长久实行。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主张必须对劳动和劳动者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包括工人在各级经济和社会机构中的决策作用以及鼓励工人承担起使劳动人道化的任务。当然在苏联的环境里走这一条道路是绝不可能的。可以说，走这一条道路需要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并献身于它的解放事业的党的人们却在内战的战火中消失了。至于随后出现的新的统治阶级是决不会选择一条导致全面民主化的道路的，因为这将使它失去权利和特权垄断。
这个统治阶级保持了它的出身和本性，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剥夺他自行组织和自我表现的所有手段，把它变成只不过是日益集权的国家手中的工具。到目前为止这条道路看来很有成效，但这种“成功”付出了很大代价。一个建立在没有资本主义刺激制度上的非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对于为赶上资本主义、扩大军事实力或诸如此类的目标而拼命工作看起来并不是怎么感兴趣的。
结果，苏联经济的完成情况若干时期以来即便在数量上也一直落后于领导人的勃勃野心和人力资源的应有潜力。尽管苏联正在试图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引进资金和现金技术来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症结在于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日益依赖资本主义，如果搞得过分的话，很可能会使国家软弱而不是强大。当然，要说革命后的社会已经走入死胡同也许言过其实。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他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时期，虽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有别，但仍看出不明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