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十．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上面的讨论，目的不仅在于促进对现代美国经济运行原则的理解，而且也在于对我国社会中陶铸生活方式、形成心理状态、决定个人发展的各种力量获得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今天是迫切需要的。萦绕在所有各界美国人心中的迷惑、冷漠，常常还有悲观失望，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达到呈现出深刻危机的程度。这种危机影响着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在它的社会政治领域和它的个人领域——每一个人的日常生存——中起破坏作用。一种沉重的和令人窒息的生活空虚和无聊的感觉，弥漫于全国的道德和文化气氛中。各种最高一级的委员会被委托去寻找和说明“国家目标”，而在文献市场上每天出现的印刷品（小说和非小说都一样）中也浸透着阴郁的情绪。这种不健康的状态，使工作失去了意义和目标；使休暇变成了毫无欢乐和令人衰弱的懒惰；使教育制度以及青年人健康成长的条件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使宗教和教会变成了商业化的“社交”工具；并且摧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基础，即家庭。
某些批评家可能提出反对说，这些现象决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向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甚或是一般人类社会的特征。其他的批评家可能感到，这些现象代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富裕社会”的必然会有的特征，是经济进步的无可逃避的代价。有一件事情一开头就必须说清楚：我们并不坚持说我们所分析的状况是崭新的，也不坚持说它同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前的状况相比一定是一种恶化。我们的强烈印象——意见最为不同的各种派别的富有思想的观察家所同具的印象——是，危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清晰鲜明和深刻普遍，并且事情近来正在每况愈下。但是我们理解，这里我们是在一个难于得到精确的甚至是近似的数据和证明的领域中行动。简单说明一下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社会发展的统计情报是贫乏的或模糊的。〔注：其所以是贫乏，主要由于撰写报告和捜集统计资料的机构不愿泄露从消极方面反映现存社会秩序的许多过程；其所以是模糊，由于有许多概念上和理论上的问题，只在“行为主义科学”愿意把它的气力花在重大的争议问题上而不是花在现在显然支配这一领域的细微末节上时，才能使之比较接近于充分的解决。〕看一看，例如，象自杀人数这种社会病症的统计指数，除了有关数字的不完全之外，它们的价值显然随对涉及的死亡如何报道为转移。这样，在自寻绝路被认为是对遗族名望的严重玷污的时代，许多自杀案被报道为心脏病或其他自然的原因导致的死亡。当对待自杀的社会态度有了改变，不愿承认它的发生的心理已经消失时，报道了更多的自杀案件并这样记录下来了。这种报道上的改变会给人以事态恶化的印象，实际上却可能并非如此。此外在自杀方面，常常认为在美国黑人中要比在白人中少得多。可是，由于一般的当局，尤其是南方各州的当局认为黑人是不值一顾的，因此不肯费力去查明他的死亡原因，所以关于黑人自杀的统计，在无法估计的程度上低估了黑人自杀的数目。
再看另一个例子：究竟少年犯罪问题是否比过去更为严重。确实的回答首先随官方关于少年犯罪的定义以及这种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无改变为转移。如果定义变狭了，如果许多在以前会被认为是少年犯罪的轻罪现在被认为“小小的胡闹”，那末，最近的统计同早先的统计显然是不可比的。〔注：同样的考虑使得不可能把少年犯罪按阶级区分去加以比较。对一个中等或上层阶级的少年男女来说认为是一时的高兴或“恶作剧”的行为，对一个工人阶级的最黑人的少年来说就可能认为是犯罪。〕其次，答案还依法律执行机构的智谋以及它的勤勉和警觉程度改变的大小为转移。“少年罪犯”被警察和少年法庭逮捕及处罚的人数比例，比——譬如说——五十年前究竟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除了问题的数量方面之外，还有问题的质量方面：少年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动机有无重大改变？因为，究竟少年犯罪行为是谋杀、强奸、吸毒成瘾和沿门贩毒，还是小偷小摸、未得准许的开车和未成年饮酒，显然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都缺乏全面的和可靠的情报，因此不可能得出有统计资料作为根据的结论。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着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离婚（或者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分居）而吿终的婚姻比例显著增长了。〔注：附带说说，甚至这一领域的情报在“穷人的离婚”即简单的遗弃方面也是映乏的。〕可是，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自己认为，这种发展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家庭日益分裂和解体的明显趋势，而且反映了人们的日益增长的寂寞和痛苦；但是没有办法证明这种意见的正确性。的确，也可能认为下面这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是正确的：破裂的婚姻所占比例的日益增长，表明人生状况的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恶化。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现在不再是闷塞在不幸福婚姻的桎梏之中，而是更能够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论点有很大的道理，它同我们的观点只是在表面上不能相容，它比传统的关于典型美国“幸福家庭生活”——它被认为是为个性、道德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结构——的印象肯定是更接近于事实。不管怎样，这种论点有足够的说服力，使得不可能运用离婚对婚姻的比率作为人们幸福和福利的正确指标。
面对着这种障碍，我们决定不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作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是情不自愿的，因为我们深信必须要按照历史背景来观察一种现象；其次，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我们的印象在实质上是正确的，尽管在统计上无法证明。可是，为了把讨论保持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我们只限于概略地说明现时存在的状况，把它们同以前时期的状况是否不同，好一些或者坏一些的问题暂时存而不论。
在某些可以测度的社会现实情况方面，这种不作历史比较的保留是不必要的，并且的确是完全不许可的。这样，对于我们社会在现时比在任何早先的时期要富裕得多这个重大事实，肯定是能够提供数量说明的。生产力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和收入比以往要高得多；已经做到的和可能做到的两者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国民产量和收入测算领域中最为小心谨慎的语言纯洁主义者，也只能就产量和收入增长的确实数目，就现有成就和可能达到的成就之间的确实差距提出问题。而关于具体数量提出的这些怀疑尽管是合理的，却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证的性质，同它的正确与否毫无关系。因为极其重要的发现是：垄断资本主义尽管造成了它所有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却没有能够为这样一种社会提供基础：这种社会能够促使它的成员得到健康的和幸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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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章草稿于1962年在准备付印时，〔注：《每月评论》，1962年7—8月号。〕用很大的篇幅去证明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贫穷正在美国现场消失——之为错误似乎是重要的。甚至在一年之后，这样做就没有必要了。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也在1962年出版，成功地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贫穷问题上，从此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书籍以及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中的文章——的涌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后，约翰逊总统在他的1964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向贫穷宣战”，正式通知了整个世界，贫穷不仅存在于美国，而且是美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我们今天只须记下少数容易得到的统计数字，它从纯粹经济方面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失败。但在这样做之前，问一问为什么只在几年前还被当作实际上已成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了的贫穷突然又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是有益的。
我们相信，说明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以及随后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所一再证明的，资本主义到处在一极生产着财富而在另一极生产着贫穷。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最发达的宗主国和最落后的殖民地是同样适用的，但它自然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他们所宣传的是一种辩护的说法，资本主义中内含有平等化的趋势。
这里就需要有说明的第二部分。人们总是发现，资本主义贫穷的根子是失业和就业不足——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它们直接剥夺了其受害者的收入，暗中削弱了失业者与之竞争少数职位的人们的安全和讨价还价能力。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业实际上被扫除了几年。尽管最有生产能力的年龄组别中有一千万以上的人被动员到武装部队中去了，整个生产还是要扩大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劳动力的人，不问肤色、年龄或性别如何，都可能得到职位；加班变成了常规而不是例外。当每一个家庭有几个成员受雇时，处在各低收入等级中的家庭的收入急剧增长了。说在战争中贫穷已经消灭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全国穷人的生活水准的改善简直是激动人心的。所有这些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有利条件，由于战争后果的繁荣，以及朝鲜战争和伴随着它与在它以后的庞大军事预算所造成的五十年代初期的繁荣而继续存在，虽然不是那么强大。在十年以上的时期，贫穷在美国减少了，然后被抑制住了，整个经济在战争——热战和冷战——的巨大需求之下扩大了。
戴着正统经济理论的眼罩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完全曲解了这种发展。他们欢欣鼓舞，认为在这里，资本主义到底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了。过去的事被忘记了，尤其是最近的过去——大萧条；一个世纪以上的教训被忽视了；未来被描绘为环绕历史上最大一次战争的那种完全非典型年代的继续。因此有了“美国的庆典”，帯着它的自鸣得意的保证：在这个最最富裕的社会中，贫穷不久就将成为只不过是一种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规律暂时虽然被阻止了，不久却又恢复了它的作用。失业不断上升，战后时期新技术的性质大大加剧了不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不利处境。处在经济阶梯底层的人，相对说来曾经是战时充分就业的主要受益者，现在发现自己受到了加倍的打击。
到五十年代终了时，真实的事态再也无法隐瞒了：不可能继续相信存在一种改善的趋势，它到时候会自动地消灭贫穷。不仅贫穷仍旧和我们在一起，象它一向就和我们在一起那样；并且在各方面——尤其是各大城市的日益衰败的中心——都有证据，表明贫穷正在扩大和深化。富裕开始以它的本来面目出现——它不是贫穷的救星，它和贫穷是如影随形的一对朋友。
对待贫穷的看法和态度现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贫穷从一个行将消逝的讨厌的东西，突然又一次变成了一个问题，象在战前一样。这种改变所造成的第一个结果是关于贫穷的新文献，第二个结果是贫穷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约翰逊的“向贫穷宣战”，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一个人所熟知的题目的不同说法。赫伯特·胡佛在1928年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时，即曾宣称：“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贫穷从我国被消除那一天。”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发誓要改变这种情况：“一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不好，穿得不好，吃得不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不论是上帝还是罗斯福，都没有办法获得成功，也没有理由认为林登·约翰逊会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可是在同时，我们可以问问，他的“向贫穷宣战”所要对付的问题究竟有多么大。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自然首先必须给贫穷下个定义。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理论家常常表示束手无策。他们说，贫穷是一种相对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权给它下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定义。有些人甚至竟然主张说，既然最穷的美国人——比如一个在密西西比的靠公共救济维持生活的不能被雇佣的人——毫无疑问地比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工人或农民能够支配更多的收入，所以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贫穷。可是，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主观的判断往好处说是没有意义的，往坏处说是故意骗人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衡量贫穷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在数量上无法使之精确，可是它们是实在的、客观的事实。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的概念，它在马克思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理论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认为最低生活费是从生理学方面来确定的。他写道，“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工人的〕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注：《资本论》第1卷，第2编，第4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可见，最低生活费是随着历史而变动的，但在任何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它可以加以认识并大致衡量。从这里可以在逻辑上得出贫穷的定义：它是一个社会中自己的收入不足以维持那个社会在当时的最低生活费的那些成员的状况。
当劳工统计局给工人阶级家庭的“适度的但又充足的”预算下定义时，它的工作显然是以上述推理为基础的——自然并不是从马克思得来。如果我们把这种预算同传统的最低生活费等同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收入在这种规定水平之下的人都是生活在贫困中。
根据这个标准，美国在1959年——最近的人口普查数字能够应用的一年——究竟有多少贫穷的人呢？
在这一年，要保持一种“适度的但又充足的”生活水平，在美国的二十个大城市中，每个家庭需要五千三百七十美元（休斯顿）至六千五百六十七美元（芝加哥）。〔注：《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第359页。〕同时，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二千八百美元；另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在二千八百美元至四千八百美元之间；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六千五百美元之间。〔注：赫尔曼·P.米勒，《富人，穷人》，纽约1964年，第7页。〕
我们怎么能避免得出下列结论呢：根据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的标准，将近有一半人民生活在贫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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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转到现代美国现实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既然这个国家所生产的钢铁、水泥、铝、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至今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个国家的住宅状况怎么样呢？
在1960年对全国五千三百万所有人居住的住宅进行的“住宅普查”中，发现有八百八十万所（百分之十六点六）列为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或自来水。〔注：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1960年住宅普查：住宅特点初步报告》（1961年4月）计算。〕这些住宅中将近有三分之二是普查所称的“正在变坏的”或“已经坍坏的。”〔注：正在变坏的住宅需要比在正规维修过程中所提供的更多的修理。它具有一种或更多的中间性质的缺点，如果该住宅要继续提供安全的和充分的掩蔽，就必须予以补救。……已经坍坏的住宅不能提供安全的和充分的掩蔽。同上书，第2页。〕居住在一所住宅中的平均人数估计为二点九人。因为平均数是观察资料在上限和下限各占一半的数值，因为穷人的住宅通常比富人的更为拥挤，我们不能拿这个数字当作居住在不合标准的住宅中的人数的适当估计数字。然而即或使用这个数字，我们也得出二千五百五十万人。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写道：“每十个美国家庭就有一个居住在坍坏了的住宅中；甚至更大比例的住宅单位还缺乏平常的卫生设备”，〔注：切斯特·拉普金，《经济发展对城市性质的某些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第295页。〕他肯定没有夸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以上是就整个居民而言。非白人的居住条件还要坏得多。在非白人居住的五百一十万所住宅中，约有二百三十万所（百分之四十五）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或自来水；正在变坏和（或）已经坍坏的住宅比例比全国的要大得多。由于每一住宅中居住的人数在非白人中比在白人中通常要多得多，可以确有把握地估计，至少有一半非白色居民缺乏适当的住宅。
当注意力不是集中于全国总数而是集中于各个城市时，事情更加显得阴暗。《幸福》杂志的编辑们在1957年报道说：
我国各大城市中的贫民窟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糟。今天约有一千七百万美国人居住在不能再住人的住宅中：腐朽，肮脏，鼠害严重，没有象样的取暖、照明或水管。这个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的大城市，但在最大的、最富有的和最工业化的城市中最严重。〔注：小威廉·H.怀特等，《人口激增的大城市》，第93页。〕
实际上，最大城市中情况最坏的看法似乎只不过是古老的浪漫观念——大城市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的一种反映。根据一种比《幸福》编者们所作的更有系统的研究：“从最广泛、最一般的意义可以……说，实际上在所有的城市都呈现一种枯萎病。……这同人口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总之，这个问题显然并不以大城市为限。所有的城市，大的和小的，郊区城市，核心城市，独立城市，全都被卷入了。”〔注：鲁埃尔·赫姆达尔，《都市重建》，纽约，1959年，第46页。〕
这样，例如，1950年在伊利诺斯州的罗滨斯，人口四千七百六十六，全部住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点六是已经坍坏的，缺乏自来水、厕所或浴室；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区，住着五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七人，可比的数字百分之三十一。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1960年人口十二万零七百四十），1958年发现“百分之五十七的剑桥住宅在现时是不合标准的；百分之二十二的住宅实际上不能再住人。”〔注：剑桥城市协会，《市民公报》，1958年11月。〕
的确，在大都市中心，这种癌症似的枯萎病最为显著，它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特别令人吃惊。
纽约这个城市就象一个伸开手脚的吃人的怪物。它占地三百十五平方哩；它贪婪地呑噬了八百万人左右。至少有一百万人，占它的全部居民的整整八分之一，居住在拥挤的肮脏处所，六个人到十个人住一间房子；他们居住在鼠害严重的贫民窟住宅中，平均每年有一百个人被老鼠严重咬伤，就今年来说，实际上有两个人被咬致死。象征性地说，纽约的老鼠或许比人还多——估计共有九百万只。〔注：弗雷德·J.库克和吉恩·格利森，《纽约的耻辱》，《民族》，1959年10月31日。〕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1958年用更有统计根据的话来说：
在〔纽约的〕二百二十五万所住宅中，估计有四十万所是在贫民窟的建筑物中。其中有二十八万二千所由于缺乏私用厕所或浴室，是“凉水公寓”，或没有自来水，或处于物质上恶化的不良状态，而不合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住宅要求标准。另有十一万八千所，虽然合乎人口普查局的最低结构要求，却因住人十分拥挤，以致违犯了城市的健康。卫生或居住标准，完全可以算作贫民窟。〔注：《纽约时报》，1958年11月30日。〕
但是正如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发展行政官爱德华·J.洛格所说：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太多的统计数字，而是代之以少数好的旧式步行参观：走到贫民窟中去，爬上发恶臭的楼梯，走进过分拥挤的、破旧的房间；走到颓败的商业地区去，留心看看在底层店铺门面上头被人舍弃不住的几层楼房上灰尘封满的窗户；走到浸满油污的、沉闷的工厂统层楼去，那是在装配线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时候兴建的。污秽、苦难和危险全都在那儿——很容易看得见，而且一经看过，就不可能忘怀。〔注：《都市毁灭，还是都市重建？》，《纽约时报杂志》，1958年11月9日。〕
上引两段文字的写作日期——战争以后从十年到十五年——拆穿了这种广泛持有的意见的虚伪性：在“富裕的”战后时期，住宅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情况正好相反：不管政府——联邦的，各州的和地方的——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去解决住宅问题，不仅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根源，而且实际上使已经变得严重的全国危机进一步恶化了。结果，情势越来越坏：贫民窟和枯萎区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纽约是在这方面的最著名的实例，它在1950—1958年中
完成了或开始进行了十三个联邦补助的计划。它们包括清除二百二十七英亩的贫民窟，并用二万一千八百二十所新住宅去代替二万零四百三十七所坏的住宅，此外还点缀着科勒西恩〔体育馆〕和林肯广场文化中心。面临着住宅短缺，净增一千三百八十三套住房是微不足道的。全部计划是……在今后十年改建总数为九百零六英亩的贫民窟，并提供六万五千套新住宅……这个野心很大的计划只能……清除现有贫民窟面积的大约八分之一，还不一定能阻止新贫民窟的形成。〔注：查尔斯·格鲁兹勒，《纽约时报》，1958年11月30日。〕
洛格先生在上引文章中说，“事实是，每年从有限的联邦资金中赠给纽约的二千万或三千万美元所能完成的一切，远远不足以使对贫民窟的扩大所进行的斗争仅仅保持使它不增不减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某些对现状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它归咎于人民对普遍的状况不够理解，这种状况是由于政府用于所谓“公共部门”的资金过少造成的。其他的人则责备各级地方政府的职权重迭混乱，各个市政府几乎完全不受真正的民主控制，因此造成的市府官吏的贪污腐化，以及所有各级立法人员对压力集团臭名昭著的敏感反应。所有这些责难都是有道理的，但它们甚至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表面。首先，在城市设计和住宅领域，比在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事业领域或许有着更多能干的、不自私的和具有献身籍神的男人和妇女在工作。如果贪污和腐化继续不断地阻碍着他们的努力，使得他们造成与预期相反的结果，那末，这种现象就必须加以说明，而不能仅仅假定并归咎于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人性”。此外，主张说造成住宅方面可悲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拨款不足，也是令人误解的。军队也属于公共部门，肯定不能把它视为被当作前房子女对待的，除此之外，置于政府支配之下的资源是否分配得当，足以促进公共福利，是大可怀疑的。〔注：关于这些题目的详细讨论，见上面第六章和第七章。〕还可以为下述命题提出充足的论据：政府用于公路——也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的支出是太多了而不是不足。
这样，这个难题的答案必须从别处去寻找。作为第一步，先看一看所谓都市更新计划的实际执行过程，也许是有益的。用极其简单化但不省略整个链条的任何主要环节的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简略描述如下：市政府指定自己辖区以内的一个地区作为需要重新开发的对象。一个“地方公共机关”——其确切的性质，州与州不同；即在各州以内，在某种程度上亦有所不同——利用征用权将指定地区以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完全收买过来，付出的价格是以估定价格（由该区域的现存状况所决定的）为基础的。将现有建筑物全部拆毁，然后把土地售与开发人，他们承担重建该地区的责任。〔注：主要由于需要弥补各市政府在这种交易中所蒙受的损失，联邦补助以及因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的联邦控制才参加进来。〕重建计划的性质普通是由“地方公共机关”同开发人共同商订的，除了原有的区域划分规程和建筑条例之外，可能还向开发人提出某些特殊条件。公共住宅管理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医院等等可能参加计划的制订；但是一般说来，都市更新立法——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的——的动机和效果是，恶化的和其他不可取的地区最后应当在幸运的私人企业家手中变成有价值的资产。
熟习“贪污经济学”的人们在这种方案中很容易看出腐化的可能性。第一，既然一个城市的地图上一般都星罗棋布着或多或少是广大的贫民窟和枯萎区，当选定下一个更新地区时，总有着可供选择的广阔范围。很明显，负责当局是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他们让作出的决定为许多重大的考虑所影响。例如，一种考虑可能是，市政当局特别喜爱体面和炫耀，这就将暗示，清除那些使本市最有势力的高贵人士及其国内外访问者感到看上去不舒服的地区会给予高度优先权——这就不一定包括该市最糟糕的贫民窟。这种地区常常能在城市最好的区域附近找到；开发人可能对它们感兴趣；因此，这些地区的更新，不仅从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方面看来，而且还由于它们对市府财库来说费钱较少，似乎是最吸引人的。或者，创议能直接来自房地产利益集团。一个地区可能由于若干理由（接近“好的”邻居，自然风景，交通设备上的方便）对建筑公司来说成为优良的新住宅建筑基地，而它的投标出价可能使市政当局深信，指定这个地区作为值得专新的贫民窟区域是迫切需要的。一般说来，赋有作出决定之权的人在作出选择时，显然受到强大的压力，不仅要考虑住得不好的人的住宅需要，而且还要考虑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利益。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第二步，即选择承订合同的公司。尽管着重以秘密竞争投标作为指导原则，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个原则的作用是模糊了而不是明确了实际作出选择的动机。同机构庞大的市政府的政治联系，公开的贿赂，重要官员在各种交易中的“插手”——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声名狼藉的作法，每天在报纸上报道着，被认为是在获得人所觊觎的合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难设想，在作出最后决定时，除了标价上所列的美元美分数目之外，还有投标公司的信用地位、名誉以及其他规定得很模糊的特点可以——而且的确可能是必须——考虑，这当中有多少进行贪污和运用裙带关系的机会啊。其次，如果考虑到重建者的利润主要依存于必须同负责官员讨价还价才能订立的合同的具体条款，那么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诚实和文官责任并不属于同都市重建计划有关的人员的显著美德。因为他们也是——借用奥斯卡·王尔德一句话——最不能抵抗引诱的。
都市重建计划一般都包括把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家庭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去，普通都是贫穷的家庭，并且常常完全是或主要是黑人的家庭（因此，在黒人中，把都市重建同“黑人迁居”痛苦地等同起来）。他们的遭遇又怎样呢？
从法律上讲，“地方公共机关”有责任提供重新安置的服务，并寻找另外的“象样的、安全的和卫生的住宅。”但在实际上，尽管许多专业的城市设计人员和社会行动集团作出了动机良好的努力，被驱逐的居民还常常是需要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到处奔忙地寻找另外的住所，同其他的人合住，整个整个的家庭挤进提供膳宿的寄住处所的单人房间或合住一套房间，这样就把贫民窟的状况从其刚刚被消除的地方移到了同一城市的另外地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旧环境中所保持的一点点友谊和个人联系全都被摧毁了，这种友谊和个人联系在苦难的日子里曾使他们的生活负担略为减轻，并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慰和安全。1960年刊行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个详尽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按这种计划现在进行的情况来看，真正的穷人并没有得到都市更新的帮助，他们当中许多人由于被从熟识的邻居关系中连根拔出而移入他们没有联系或威情的其他地区而弄得处境更为悲惨了。”我们可以补充说一句，在这些地区，他们通常须为更小的面积付出更大的价钱。〔注：爱德华·希格比，《挤：没有空间的城市》，纽约，1960年，第83页。〕1960年以来，情况也没有什么改进。最近在1964年刊行的关于重新安置问题的一个详细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有：
除了强迫的重新安置所造成的个人关系方面的破坏之外，绝大多数被迁移的家庭负担了增加的住宅费用，而这种增加的比例常常是很大的，并且不问住宅有无改善和家庭有无财力。其次，看来似乎是，最可能由于重新安置而获益的，是具有足够的财力和办法的家庭，这些家庭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动地使它们的住宅条件提高。为移动或为应付这种改变而具有的财力或办法最小的家庭，受到了重新安置的最不良的影响。还很可能，“地方公共机关”有关重新安置的报吿，对于重新安置的最不良的影响没有充分表达实际情况。〔注：切斯特，哈特曼，《重新安置的家庭的住宅问题》，《美国设计师协会期刊》，1964年11月，第266页。应当补充说说，关于都市更新的唯一新的东西，就是名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道：“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2页。）〕
现在我们来谈都市更新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在发展地区的建筑物被拆除、居民被驱散以后，幸运的合同持有人就着手进行他的计划，目的自然是在使他的投资得到最大限度的收益。替“地方公共机关”工作的设计人员可能成功地在合同中写进某些限制条款，希望防止私人土地开发的最坏的弊病。但是他们不能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为收入低的家庭建筑坚固的、租金低廉的（或价格低廉的）住宅，是不能得到利润的。要能得到利润，只有建筑和出租或出售豪华的成套的建筑物，供商业用途的摩天楼，或供中等阶级或上层阶级居住的私人住宅。因此，“按现行规程进行的清除贫民窟应当恰当地称之为贫民窟的搬家或贫民窟的转移。它并不是真正的都市更新。住宅区域的大规模更新计划并不象有时描述的那样是社会促进计划，而是被称为由政府补助金资助的土地强夺和著名房地产的强大特权。”〔注：希格比，《挤》，第£6页。应当附带说说，文中提到的政府补助金不仅包括联邦补助金，而且包括用于新学校，道路、公园等等上面的开支，这些是市政当局用公款来为重新开发地区的新住户提供的。〕这些没有一样同解决全国的住宅危机——为全国社会地位低下的三等人提供象样的住宅——有任何关系。事实恰好完全相反。詹姆斯·马斯登·菲奇说得好：
许多……都市更新计划似乎……只不过是造成一群一群的上等阶层的成套住宅。即使这些计划不涉及营私舞弊或有牟取暴利的嫌疑，究竟清除贫民窟而代之以豪华住宅是否做得明智，也是值得严重怀疑的。巨大的高楼耸立在人工美化的荒凉地区，这种格局正是最明显的阶级建筑风格。〔注：《保卫城市》，在政治科学院关于“都市问题”的春季会议（1960年4月29日）上的发言。政治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第10页。〕
在未来的年代中，情况改善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很不幸，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很微小的。不是缺乏关于应当做些什么事情的知识，也不是缺乏做这种事情的手段。在这两点上，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任命的“国家目标委员会”的报吿是明确的：
到1970年时，在美国应当有大约一千万所新增的住宅，还应当有将近一千万所住宅用来代替严重不合标准的住宅以及大量通常因其他原因而遭毁损的住宅。……每年兴建两百万所住宅，比1950年的最高产量大约还高百分之四十，比达十年的年度平均产量高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这种数量，加上维修和服务，是建筑业的预期的生产力所完全能够完成的。……但是如果对新住宅的市场需求依然只限于现有人口上层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发展区域还要少些），而在底层则只有微量的公共住宅建筑（1959年占新建筑的百分之二点五），那末，上述建筑率是不能达到的。〔注：凯瑟琳·鲍尔·沃斯特，《一个都市社会的结构》，《美国人的目标：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报告》，纽约，1960年，第234—235页。在准备她的备忘录时，沃斯特夫人有一个由在此领域的杰出权威组成的专家小组充任顾问。〕
这一段话自然是意味着，上述建筑率是不会达到的。不论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任何时候，各个低收入集团都没有为新住宅建筑提供过市场，战后各年度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富裕”的时代也同在早先的“匮乏”的时期一样真实。只要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在一个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手中，公共住宅建筑想要达到巨大的规模是毫无希望的。所夸耀的都市更新，正如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富人而不是为穷人提供住宅。在六十年代能够预期的，只能是先前的“伟大美国庆典”年代的趋势的继续：为上层阶级提供越来越多的豪华住宅；为中等阶级提供较好的住宅；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则毫无改进，并且枯萎区和贫民窟行将越来越扩充到广大的地区。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可以主张说，社会缺乏解决住宅问题的资源，而且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来剥夺多数人是文明和进步的代价。这个论点早就失去力量了。正如沃斯特夫人在上引文字中所说的，提供所需要的住宅在今天是“建筑业的预期的生产力所完全能够完成的”。现在需要的“只是”为了穷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来利用这种生产能力的决心；不再空谈富裕社会，福利国家，向贫穷宣战，如此等等；不再通过使土地投机商和不动产投机商发财致富的伪善立法；不再进行调查去证明已经证明过一百次的东西——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设计和坚决的行动，去为美国的大多数人民重新提供住宅。可是，这样的设计和这样的行动，决不是经由富人和为了富人来进行管理的政府（每一个资本主义政府都是而且必然是这样）所能承担的。向一个资本主义政府要求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求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政府。
4
有两种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美国社会的性质，现在必须予以考虑。一种是都市郊区发展的惊人，另一种是全国交通系统拥挤的同样惊人，在某些地区甚至有断绝的威胁。这两种发展自然是同住宅问题密切相关的；的确，枯萎区和贫民窟的扩大同都市郊区的发展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当一个街道接着一个街道、一个居民区接着一个居民区陷入肮脏、拥挤和坍毁的状态时，比较富裕的住户就迁往别处。由于在城市的较好地区土地价值很高，因而成套住宅和独户住所费用昂贵，除了真正富人之外，所有的人的确都无法享受，所以需要居住面积的带着子女的中等阶级家庭就迁出市区。结果，自从战争以来，发生了大量的内部移居，新建了将近一千五百万所独户住宅——大多数在都市郊区。市郊生活的这种惊人扩大，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年中美国幸福形象的出现。市郊住宅备有电气厨房和洗衣机；多个洗澡间；地下娱乐室，家庭起居室和电视室；后院，屋前草地和能容两部车子的汽车房：这种住宅变成了美国富裕生活方式的象征和展览品。用来使外国人对美国的成就留下深刻印象的国外展览会，一定要陈列一个某种这样的“住宅”的复制模型，作为它的主要项目。
然而，如果相信所有的城市郊区都是由这种豪华住宅组成，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毫无疑问，市郊化是一种奶油分离过程，收入较多的中等阶级自行浮游出去，去到在公共福利上花费较少，在自己的欲望上花费较多的地方。”〔注：希格比，《挤》，第100页。〕但是不论在郊区与郊区之间，还是在各个郊区之内，都有着巨大的质的差别。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或因比较邻近较大城市而大为扩张的某些郊区，全部或部分地是由宽敞的和建筑坚固的房屋组成的，这些房屋位置于大块的土地上，为它们的住户提供了直到最近只有统治阶级的上部阶层才能享受的那种居住条件。这些住宅群集在“排他的”居民区，享有良好的公共服务，宽敞的和设备优良的学校，娱乐设备，如此等等。这种奢华的富人住宅的集中产生了可以称作“第二次奶油分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等的和中上的收入阶层移入壮丽的地区，使自己同居住在绝大部分市郊地区的中等阶级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最后这个社会集团的住宅占郊区住宅的大多数，其中大部分是建筑在小块土地之上的质量低劣的房屋，预期的使用年限很短，而维修费用则相应地很高。说这种房屋的大部分是由它们的住户所拥有这种广泛宣传，不应过分认真地看待。正如希格比指出的，一所住宅的“所有权”，在今天“只不过是掩盖赤裸裸的长期贷款的一层薄薄的遮羞布。”〔注：同上书，第40页。〕贷款的偿还，高额（并且是急剧屡退）的房地产税的缴纳，公用事业帐单的支付，以及木工、铅管工、屋顶修缮工和电工的继续不断的反复修理工作的工资，占去了“所有主”收入的主要部分。〔注：参阅格伦·H.拜尔，《住房供给：事实的分析》，纽约，1958年，第163页。〕由于修理工作经常拖延和被忽视，由于坍坏老早就已经开始，拥挤在狭小地域并只具备最小限度社会服务的都市郊区小分区和发展地带迅速地退化，并表现出有发展成为郊区型的贫民窟和枯萎区的强烈趋势。
然而，就最狭义的住电供给而言，迁入即使是不那么称心如意的郊区地点之一，对中等阶级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妇女和儿童们）的物质福利也是一种重大的改进，这些家庭从前闷塞在黑暗的、窒息的、拥挤的都市住宅中。一些新鲜空气，少数树木和植物，额外增加的三两百平方呎的房屋面积，以及儿童在户外游戏的机会，对于拥挤的都市社会的禁闭生活方式来说，全都是一种改进。但是，即使郊区有这种微小的好处，我们在承认它以前，还必须考虑郊区生活的一个特征，它主要影响到各个家庭中赡养家口的成员。这就是严重的和日益尖锐的交通危机。
交通设备的演进在美国生活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又是自相矛盾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都市中心工作的人们想要定居在市外地区，是或多或少受到铁路网结构的严格限制的。由于铁路仅限于提供从一站到一站的服务，只有住在路轨两旁比较短的距离之内的人才易于利用，这种可以定居的地区必然是十分有限的。直到二十年代汽车大量推广之后，遥远的地点才有可能变成大面积市郊居民区的基地。汽车的不平衡的然而又是不止息的激增，是促进城市郊区惊人扩大和城市本身同样惊人改变的主要力量。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到的，在二十年代这个繁荣的十年中，美国登记的客车数目从八百万辆增至二千三百万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萧条十年中，只稍有增加（增四百万余辆）；然后在1950年跃增至四千万辆，在1962年增至六千五百万辆以上。
这种发展的全盘经济影响，已在第八章讨论过。这里所要强调的一点，是它对运输和对城市与郊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的直接影响。正是在这一方面，这个过程的辩证法是最引人注目的。由于根本“否定”了马车的缓慢和带轨火车的严格限制，汽车使得城市的内部住宅区有可能惊人扩大。直接驾驶汽车或把驾驶汽车同乘坐火车结合起来，使得人们每天能在直径长达五十哩的范围之内上下班，结果，在几十年中，全国某些人口最多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变成了面积辽阔的连续不断的大片都市和市郊地区。
“否定之否定”不久就来到了。正象在一群人中人人都跟随某一个人的榜样，站到椅子上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结果弄到没有一个人能比以前看得更多，只不过使全体都从坚实的地面上换到了摇幌的椅子上一样，汽车的激增在全国许多地区使原先的所有主享受的最初好处几乎化为乌有了。事态发展的进程很快就招致了无可避免的结局。当汽车拥挤、烟雾迷漫、喇叭嘈杂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法子住下去时，移出市区的人数增加了，而他们依靠来每天上班工作的汽车数目也就增加了。道路和公路的拥挤达到了阻塞的地步，停车场所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汽车变成了原先用途的对立物：从一种迅速运输的工具变成了不可克服的交通障碍。
这样，原先被有迅速而方便的运输工具可供利用所引诱而迁出城市的郊区居民，上班和回家变得越来越消耗时间、使人厌烦和伤脑筋。而“一旦停车费和公路、桥梁、隧道通行税加在私人汽车支出之上，美国人在汽车运输上的支出总额就占他们个人收入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一部分。”〔注：琼·戈特曼，《特大城市：美国东北部都市化的海滨》，纽约，1961年，第679页。〕作为游赏和娱乐的手段，汽车也不再是旧日那样的情形。随着都市郊区的扩大，需要驶过越来越长的距离才能去到任何值得一去的地方。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世界上最超级的超级公路只是引导到无何有之多。
汽车的迅速走向自我否定所带来的影响，比对汽车本身要大得多。在这个过程中，它对各个方面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它迫使指定日益增长的一部分资源供修筑额外的公路之用，而结果是这一整个巨大的努力总是赶不上车辆交通的甚至更加迅速的扩大。它迫使划出日益增大的空地供停车设备之用，而结果是“在城市为车辆提供的面积越多，使用车辆的需要就越大，因而需要为它们提供更大的面积。”〔注：维克托·格鲁恩的话，简·雅各布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引，纽约，1961年，第351页。〕它使得越来越多的长期车票使用者离开铁路，从而导致铁路旅客服务的越来越贵，越来越坏，而这又增加了马路上的汽车数目。它依照同样的方式（并具有同样的效果），削弱城市中现有的（或曾经有过的）任何迅速的交通系统，以致“许多专家认为，要挽救美国的公共交通，为时已经过晚了。”〔注：戈特曼，《特大城市》，第658页脚注。〕
对于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人们来说，结局真正是戏剧性的。汽车——它是在城市中孕育、出生和抚育的，它自己又产出了郊区——现在正呑噬着它的父母和它的后代。作为一种新自由——移动的自由——的预兆出现的东西，它正在减少城市内的移动性，使得郊区生活对所有必须每天上下班的人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经历。象在资本主义下许多技术进步的情形一样，汽车的结局正在变成它的无限巨大的潜力的对立物。它不但没有把它从中出现并对它大量采用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够生活得更好的国土，反而使得富有思想的观察家认为：“可以很有理由地说，我们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于居住。对‘适于居住’一词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它表明一个可供工作和休憩之用的生存处所，是一个健康的处所，还能对快乐的感觉有所贡献。”〔注：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为爱德华·希格比的《挤：没有空间的城市》一书所写的《前言》。〕
5
“不单纯是靠面包。……”大多数不仅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视为当然而且走得更远的人，大多数思考它的存在理由并试图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而为之辩护的人，近来都把他们的论据集中在这一点上：这个社会具有所谓满足其成员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的卓越能力。〔注：在这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捍卫和对于社会主义的攻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久以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盘经济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文化的和伦理的理由来说可能是最可取的，但在经济上是完全行不通的：取消了私人财产制度，剥夺了利润动机的好处，没有竞争的市场作指导，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必然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们今天读到的东西同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同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论据，有待仔细考察。幸而，这个任务由美国派赴苏联的第一个官方教育代表团锐敏地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而大大地变得容易：“任何一国人民或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文化的辉煌灿烂的照明面之一。”〔注：《苏联承担的教育义务》，美国卫生、敎育和福利部，公报1959年第16号，华盛顿，1959年，第116页。这个文件以下简称《德塞里克报告》。〕记住这一点，我们把本章剩下的篇幅用来考察美国今天的教育。
美国教育制度的状况怎样？它的官方宗旨和目标常常得到了表述。《德塞里克报吿》说，“我们的制度旨在向青年人传授实际知识，帮助他们去在他们的最好的努力领域中作为自由的个人而显得出色。我们从每一个儿童寻找创造性的火花，试图教导我们的青年人怎样独立地思考，并怎样去工作，以便在他们可能为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中为了一种有益的和幸福的生活而发展他们的才能。”〔注：《德塞里克报告》，第116页。〕约翰·W加德纳博士是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总经理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董事长，曾作为“全国最受尊敬的教育领导人之一”，受“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的委托，撰写关于教育的报吿，他宣称：“象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致力于个人的价值，承担了培养自由的、理性的和负责的男人和妇女的义务，是有特别的理由重视教育的。我们的最深刻的信念，迫使我们去促进个人的成就。我们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完成他所能完成的事业。我们渴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社会的人，有能力去加强一个自由社会。”〔注：《美国人的目标》，第81页。〕事实上，现在流行的关于“人民资本主义”、关于无阶级的社会在美国的出现的谈论，有许多是以下面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美国的教育制度，通过日益增多地为所有的公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均等机会，正在消除古老的阶级障壁。〔注：“若干种有影响的喉舌一直在向我们发出忠告：不管过去我们有过一些什么社会阶级，它们现在的确正在消失。我们被告知说：我们国家的人民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平等。”万斯·帕卡德，《地位的追求者们》，纽约，1959年，第4页。“能够吸收机器的永无穷尽的产品的一种市场组织，已经废除了阶级，并且大大缩小了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差别。”奥古斯特·赫克谢尔，《美国人的目标》，第131页。〕
这里包含了若干重要的主张：让我们从事情的纯粹物质的、经济的方面开始。我们相信，特雷斯教授这样强调是正确的：”有着最新的建筑物，最宽敞的图书馆，最现代化的体育馆，最明亮的教室，最少人数的班次，最闪闪发光的设备，和最热的午餐供应计划的一个学校，可能还只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在那里进行的学习是非常之少的。”〔注：小A.S.特雷斯，《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纽约，1961年，第5页。〕然而，重要的是要知道：究竟一个社会把多大数量和多大比例的可用资源置于其教育机构的支配之下，这些资源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1960年，全国用于所有各级教育的支出总额，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约达二百三十一亿美元。这个数字必须联系到其他的数量来加以考察。首先，在这一年用于教育的支出总额占全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五。当然，加德纳博士这样说无疑是对的：“即使我们确实知道苏联的教育是在向何处去，这种情报的关系也是不大的。离开了一种教育制度所反映的并为其服务的社会，就不可能去对它加以评价。”〔注：约翰·W.加德纳，为詹姆斯·B.科南特的《今天的美国中学》一书所写的《前言》，纽约，多伦多，伦敦，1959年，第Ⅺ页。〕然而，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在教育上的全部支出，据权威性的估计，为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注：《德塞里克报告》，第31页。〕这件事情肯定是意味深长的。由于苏联按人口平均的收入至多只有美国的一半，这种在教育上承担的义务，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是远更沉重的负担。
但是，把教育所获得的支持同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分配相比较，对于我们社会给予教育的相对重视，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这样，在1960年，军事组织的支出为全部教育支出的二倍以上。用在购买金融机构、股票经纪人、房地产代理人、投资顾问人员等等的服务之上的部分，同分配给军事组织的数目大体相等；而汽车的购置，维修和使用共达三百七十亿美元以上——用在公路修建上的一百亿美元还没有计算在内。同时，广吿支出将近为我国所有高等院校全部预算的三倍。
美国教育总署报吿说，小学招收的学生超过它们的正常设备能力约一百七十万人，结果，许多教室异常拥挤，多班轮流上课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此外，约有二百万儿童在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学校上学。当各州和地方政府每年用在校舍建筑上的钱不到三十亿美元时，估计在六十年代每年至少需要六十亿美元去消除现存的校舍短缺现象，并赶上日益增多的入学人数。
所有这一切是够严重的了，但它对于教育制度的影响，同另一件事情产生的影响比较起来还算是小的：这就是我们社会对于自己委托其教育自己的青少年的人付给的薪金极其微薄。1957年，城市公立学校专职教师每年平均薪金为四千三百二十四美元。据说在1957年至1959年间平均工资户增加四百二十四美元，〔注：海伦·T.列森斯基，《城市公立学校教师的薪金，1957—1959年》，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劳工评论月报》，1961年3月，第250页以下。〕在随后两年中也可能有同样的增长，条末，到1961年平均薪金或许已增至五千美元左右。〔注：这些数字指城市教师；乡村教师的薪金氷平还要低得多。〕这样，即使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教师薪金有了“跃进”，全国也还有一半教师的薪金比可以认为是最低的生活工资至少还要低三分之一。
关于学校设备和教师薪金的总的情报，自然是掩盖了地区的和社会的重大差别。以公立中小学平均每一学生支出（1958年为三百四十一美元）的百分之八十作为基点，经济发展委员会发现，“有十一个州在1957—58年达不到这个百分之八十的水平——其中大多数要低得很多。这些州是：密西西比，亚拉巴马，阿肯色，田纳西，肯塔基，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西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缅因。而这十一个州占全国公立学校入学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注：拉尔夫·拉扎勒斯，《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学校》，经济发展委员会，纽约，1960年，第14页。应当注意，还有若干其他的州，如爱达荷、夏威夷、俄克拉荷马、犹他和佛罗里达，比“典型南方“〔theDeepSouth，指美国典型的南部保守地区，包括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各州的南部——译者〕的可怜的标准高不了许多，在后者中以密西西比为最低，每年每个学生的支出仅一百七十四美元。〕
在教育制度内部，社会的差别或许甚至比地区的差别更为惊人，这同我们社会“没有阶级”和教育制度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机会的一切谈论是完全相反的。处在社会金字塔顶峰的有钱的寡头统治集团，多数根本不把子女送入公立学校；而是送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这种私立学校的数目，也象惠顾它们的富有家庭的数目一样，是相当少的：其学生总数约为六万至七万人。它们的设备通常都是头等的，它们的教师是慎重遴选和报酬相当优厚的——平均每一学生的支出估计远在每年一千美元以上〔注：提供教学、住房和膳食的寄宿学校，每学年约需二千五百美元，衣服、零用和车费不计在内。〕——它们的毕业生（特别是男生）常常去到第一流的高等院校继续接受教育。达种中小学和大学的社会职能是极端重要的。正如米尔斯所说：“如果想要为美国今天的上层社会各阶级的全国统一性找出一条线索，那末最好莫过于收费真正奇昂的女生寄宿学校和男生预备学校。”〔注：C.赖特·米尔斯，《权力人士》，第64页。〕
但就整个资产阶级、就为了某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将自己的子女送入私立学校的中等阶级广大阶层来说，“奶油分离过程”是在公立学校制度本身内部进行的。用一个卓越的教育家的话来说，“有着具体的证据，令人无法怀疑地表明，我们的公立学校制度已经放弃了它的促进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在事实上变成了美国社会中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区分的工具。”〔注：肯尼斯·B.克拉克为帕特里夏·卡约·塞克斯顿的《教育与收入：我们公立学校中的机会不均等》一书所写的前言，纽约，1861年，第Ⅸ页。〕的确，正如塞克斯顿教授在她的值得注意的书中所表明的，“在现代美国的学校中，我们仍然发现，来自‘不舒适的小屋’的儿童，或者把时间和地点换一下，来自‘都市贫民窟’的儿童，不能同高贵人物的儿童竞争。其所以是这样，不一定是因为前者缺乏天资或能力，而是因为由这些高贵人物所统治的社会给予了他们的子女一个良好的开端，学校也总是效法成种榜样，为他们提供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优越的教育服务，从而加强了这种有利地位。”〔注：同上书，第XVII页。〕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教育混合物的几个成份，暂时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问题的经济方面。当我们谈到总支出时，最好莫过于从最近的一个有权威的报吿中引证有关的一段：
富有的郊区学校可供利用的金钱同一个大城市中的学校可供利用的金钱两者的对比，动摇了人们关于机会均等的意义的概念。面对贫民窟学校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起他们在富有的郊区的同事所面临的教学任务来，要困难得多。然而富有郊区的学校每一个学生的支出高达每年一千美元。大城市学校的这种支出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观看学校设备和注意专职教师数目所提供的对比。在郊区，常常有宽敞的现代化学校，每一千名学生有七十个专职教师之多；而在贫民窟，人们看到的是拥挤的、常常是颓败和令人讨厌的学校，每一千名学生只有四十个专职教师或者更少。〔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贫民窟和郊区：关于大城市地区学校的评论》，纽约，多伦多，伦敦，1961年，第3页。〕
其他的不平等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塞克斯顿教授在报吿她对“全国最大城市之一，而且根据许多标准来说是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所进行的调查时，提供了大量的富于启发性的情报。在低收入集团，全部学校约有一半缺乏供进行科学研究之用的适当设备；而在高收入阶层中，只有百分之二的学校感到缺乏这种设备。不管美国教师的资格和能力的一般水平如何——我们马上就要回过来讨论这一点——实习和代用教师肯定不是最有资格和最有经验的。然而恰恰是在低收入的一半学校——在那里对最有训练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需要也是最大的一中，人们发现由所谓“正规职位的紧急替代者”任教的班次所占的百分比，比在为高收入的学生服务的学校中要高两倍以上。同样，学校提供的医疗服务也是最不平衡的。虽然风湿病、脓毒性咽喉炎、白喉症在低收入的儿童中比在来自富有家庭的儿童中远更常见，低收入背景的儿童所得到的医疗照顾却比上高收入学校的儿童要小得多。据塞克斯顿教授说：
可以认为是表明学校服务分配得不均等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能够从免费午餐计划中找到。……在低收入集团，在午餐时对均衡的、适合卫生的饭食可能感到有最大需要，而且最可能是营养不足和患病的儿童中，几乎有一半（百分之四十二）所上的是不供给免费午餐和免费牛奶的学校。……除了在最感需要的地方被拒绝提供免费午餐之外，在没有设置午餐室的学校上学的儿童们也被拒绝给予拨给付款午餐计划的补助金。高收入学校通常供给热午餐，在那里上学的儿童能够买到的午餐，就象在家里能为他们烹调的午餐一般便宜。此外，这些儿童能享用合乎卫生的、均衡的午餐；他们节省了回家午餐的时间和避免了这种麻烦。……在低收入地区，成员们常常在工作，午餐时不在家，儿童们可能根本不吃“午餐”。〔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134—135页。〕
这里描写的是小学的情况。当谈到中学——它在决定青少年的床来生活中起着主要作用——时，情况更为复杂，甚至更加引人注意。由于中学一般比小学要大得多，并且从较为广大的地区招收自己的学生，它们就倾向于包括一种更有代表性的社会横断面。可是，城市的情况不尽是这样，它需要有不只一所中学。在这里，差异和歧视的方式同在小学所通行的颇为类似。在这些地方，“各个地区……是按社会阶级而具有选择性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邻近地区——或者至少是郊区在那里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学生是预定要上大学的。……所有较大的城市也在肮脏破烂的贫民窟设立地区中学，在这些学校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曾经考虑过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而学科上的选择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注：马丁·迈耶，《中小学校》，纽约，1961年，第323—324页。〕分别为高收入集团和为低收入集团服务的中学之间的纯粹物质上的差别，也同在小学一样引人注目。这种差别可以从建筑物的质量和安全，从可供利用的各种设备，从教师的遴选，以及从各种学术奖励和奖学金的分配中见到。
在较小的学校区，只设立一所中学去为整个市镇服务，可能还要加上附近的郊区和农村地区；在这里，歧视过程是在学校本身内部展开的。塞克斯顿教授写道广就某些方面讲，中学比小学更能透露社会阶级制度的运用。……所有的小学儿童，不问其出身和志愿如何，都学习大体相同的课程和经历相同的科别。只是在中学这一级，他们才开始各走各的路。在中学，学生被按照学校对他们一生的目标所作的评价而井井有条地分成许多类——就象邮局的信件一般。”〔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152页。〕由于这种分类，学生被分配到可供选择的三种典型科别——常常称为“轨道”（Tracks）或“航道”（Lanes）。——之一：大学预备科，普通科和职业科。“分配在哪一科就可能决定了一个学生的整个未来的一生。例如，如果一个学生被分配在普通科或职业科（在年龄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他想要具备进入大学的资格是很困难的，即使他被允许进入大学，也很难读得下去。因此，他进入专门职业或获得要求高度技术的职位的机会是同样受到限制的。”〔注：同上。〕
学生出身旳社会阶级同他被学校行政人员、顾问和教师所塞进去的中学“轨道”或“航道”之间的关系，在阿瑟·B.霍林希德对“埃尔姆斯市”的典型研究中作出了详尽的探讨，他把埃尔姆斯市称为“标准的中西部社会。”〔注：《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令人无可置疑地表明：上层阶级的学生比起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来，有着无比优越的机会，被接纳入大学预备科并读得很成功。除了前一类儿童在家中一般被照顾得更好因而能更好地完成学校作业以外，每一种可能有的特权和偏爱均有利于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男孩或女孩的学习生涯。霍林希德援引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这种差别待遇。这样，
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一个教师认为一个学生的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她将对他进行课外帮助；但是看起来是合理的事情并不是实际会发生的事情；相反地，据报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的学生，并未列入接受课外帮助的学生名单中。例如，II级学生中据报有百分之二十七为在某一时候作业不佳或未能完成作业，而这样的学生在V级中有百分之九十二；其他各级则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与此相反，百分之六十三的II级学生得到了课外帮助，而在V级中则只有百分之八。〔注：同上书，第179页。在霍林希德的分类中，I级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而V级是社会地位最低的。〕
或许甚至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在执行纪律和评定学业成绩方面——对这些工作人们预期会以最大的公平去进行——行政人员和教师均倾向于按照学生的阶级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标准。霍林希德报吿说，“广泛相信，在IV级和V级中，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在III级中，学生得到的分数是由他们的父母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本人的能力或勤勉所决定的。这种信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就象我们所遇到的另一个坚持的信念一般，后者已由若干年来关于对来自显赫家庭的学生评定分数的可疑作法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故事得到了阐明。”〔注：《埃尔姆斯市的青年：社会阶级对青少年的影响》，第181页。还可以参阅关于“纪律”的富有意义的讨论，第185—192页。〕霍林希德得出结论说：
很明显，平均说来，一个青少年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得到高分数的机会就越大。反之，在成望结构中的地位越低，这个青少年得到低分数的可能性就越大。诚然，家庭环境这个真正有差别的因素，可能决定着每个级别中一个小孩对学校情况的反应，但这并不能否定阶级与分数之间的关系。〔注：同上书，第173页。〕
这些事实，自然是在教育制度中有实践经验的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引起愤怒，而是通常被接受为一种“明明白白的道理”的证明——上等阶级的学生比他们的下等阶级的同学更聪明，更具有学术才能。其实真正得到证明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统治阶级，也象从前的统治阶级一样，在被统治者的心目中成功地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少数人的财富和特权是以天然的、生成的优越性为基础的。既然这种信念是同“美国信条”的全部项目中最空洞的一个项目——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直接冲突的，那它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哺育和扶持。这个课题就——可以说——交给了公立学校制度，它欣然地接受了，有效地完成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泛而有效地利用了的武器莫过于所谓“智力测验”了。塞克斯顿教授写道：“就象统治的权力是由上帝赋予国王们的一样，上等阶级的统治权力是由‘大自然’赋予他们并凭借他们所暇定的自己的优越的智力来得到的。”〔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51页。〕
然而这种测验实际上并不能衡量天赋的才智。用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位学者的话来说：
标准的智力测验包括要求对知识作出回忆的问题。有些问题要求作算术上的推理，其他的问题要求懂得空间上的关系。许多问题测验儿童识字的多少。儿童必须阅看的测验是印出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衡量他的阅读能力。现在，很明显，知识的回忆，算术的推理，空间关系的理解，字汇的广博，阅读的能力，这些都是学习的产物。因此，每一种智力测验都是测定儿童学得了多少东西：但是一个小孩学得多少，部分地随他有多少机会学习为转移。……关于儿童的一个主要事实……是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不具备同样的经验，他们不是都有相同的学习机会。〔注：欧文·艾德勒，《我们所要求于我们学校的是什么：教育漫谈，从理论到预算》，纽约，1957年，第71—72页。〕
可以从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权威人士引证许多类似的言论。的确，现在占压倒优势的一致意见是：“智力测验的记录，从比奈〔注：艾尔弗雷德·比奈（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他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西蒙（1873—1961）一道首创了智力测验。——译者〕到现在，从最高到最低的两端，都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阶级偏向’。”〔注：迈耶，《中小学校》，第107页。〕
在智力测验以及类似测验的阶级偏向被这样表明以后，它们的拥护者们却以实用主义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就算这种测验并不能证明有关天生才能的任何东西，他们仍旧坚持，这种测验在预测学生的未来学术事业中是有用的和可取的。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值得认真对待。的确，它比下述自由主义的学校改革家们的托词更接近于事情的要点：他们要试图通过优良的教学方法去提高甚至是最低的智力测验记录。用来衡量——智力测验事实上是这样——社会经济背景而不是用来测验天赋才能，用来或多或少可靠地预测——智力测验事实上也是这样——学生的学业成就，测验记录具有远远超越教育制度范围以外的意义。它们在事实上雄辩地证明了在一个阶级深刻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的程度。抱怨测验的“不公平”，要求在教育制度中采取补救措施去改进其结果，或者要求将其根本废弃不用，就象由于一架照相机照出了一种丑恶现实的相片，而要设法去加以改进或把照相机打碎一般。诚然，智力测验及类似的记录所描述的现实，并不是自然的、天生的人类不同能力、天才和潜力的现实。揭露比奈、特曼〔注：刘易斯·麦迪逊·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译者〕和其他的人的这种主张是一种谬论，无疑地是现代“反智力测验”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可是，超出这一点，否认测验记录或多或少充分地反映了在现存社会经济秩序内人类能力。才具和机会的现实，就无异是用一种谬论去代替另一种谬论，没有掌握问题的关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用肤浅的改善主义作为处理这样一种人类的尴尬处境的方式，这种处境的根子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子是同样深的。〔注：彻底否认智力测验的效力和用处，也可能导致对其在一种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误解。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学习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变得至少是大体平等的，采用智力测验这种方式来调查天赋的能力是富有意义的。这时，只有在这时，这种估计才变成有用的工具，有助于对教育过程作更合适的组织，并为每个儿查提供更好的机会，让他或她去发展自己的自然兴趣和倾向。〕
重要的是要懂得，这种尴尬处境不仅影响着下层社会阶级的在智力测验中得分很低的儿童，也还影响着上等阶层本身的青年们。它涉及到美国中小学和大学向全体美国青年——有特权的和下层社会的——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坚持说被歧视的人的处境加倍悲惨是有理由的并且的确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因此在言外之意中造成这种看法：上层各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是良好的。
这远远不是事实。如果一种教育制度的目标：——把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的极好的说法解释一下——是帮助人们发挥他们的最大力量，变成他们可能变成的那样明智的人，〔注：罗伯特·M.哈钦斯，《美国的中学教育》，纽黑文和伦敦，1962年。特别参阅平装本序言。〕如果使一个儿童的能力发达到他的力量所及的限度的唯一途径，就是力图经常使他的力量超过他的现有能力的限度”，〔注：艾德物，《我们所要求于我们学校的是什么》，第91页。〕那末，今天的美国学校所完成的差不多是它们的本来任务的反面。这可以从教育制度的所有各级——小学，中学，学院，大学——看到，“只有一个东西阻止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随同过去设计它的才智之士一样化成灰烬，而这就是各个教师的顽固性格。”〔注：埃里克·林克莱特，《拉克斯德尔学园》（Laxdale Hall）。艾伯特·林德《公立学校的骗术》一书中所引，后者出版于纽约，1953年，第Ⅹ页。〕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非常之多的，困难不在于将其搜集起来，而在于只对其中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东西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就小学一级而论，最近刊行的一项调查报道说，全体美国青年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在阅读上感到严重的困难，另外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能象他们可能做到的那样很好地阅读。以下的事情，被描述为美国小学情况的典型：第一册学前儿童识字书只有十五个字。第二册只增加了二十六个字，随后的初级课本有八十个生字，再有一个读本另有一百十四个字。这样，一个成功的启蒙读者共熟习二百三十五个字，而一个九岁的儿童读完三年级时共“熟习”或者毋宁说认识一千三百四十二个字。把这些字一再连缀起来，组成课文，这就包含了无止无休的和令人厌倦的重复，因而不免阻碍了儿童继续阅读的兴趣和愿望。〔注：参阅查尔斯·C.沃尔卡特编，《明天的文盲：今天的阅读教学的状况》，波士顿，1961年，书中各处。〕诚然，有些学生到九岁时在某些学校还额外学到了一些字，但以上所述是小学教学中的通行标准。
为了免得被人认为这种标准是由“事物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是由于一般儿童的天生能力不许有所增加，看一看苏联学校中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富有教益的。这一点由于有特雷斯的研究〔注：《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书中各处；关于本段引证的消息，特别参阅该书第30—51页。〕而变得很容易做到。重复一句，美国儿童在读完三年级时所熟习的不到一千五百个字；而苏联三年级的《国语》读本却约有八千个字；美国四年级的读本只包括五百三十二个以前书中没有教过的字，而苏联同年级的教科书却大约有一万个字，这就是说，比以前的读本增加了大约二千个字。
如果我们从字汇——这是我们衡量阅读上的成就的一个最简单的尺度——转到提供我们小学儿童的读物的内容，情况也是一样。在美国，“初年级的小学读本所选的，主要是关于幻想的男孩和女孩所参加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琐事，牵涉到的是妈妈和爸爸，最小的妹妹和来访的阿姨，自己有一个农场的爷爷，邮递员，拐角上的警察和拐角上的杂货店，其他在一种假想的和索然无味的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课文的文字在文学，意味上是极端贫乏的，它们要不是读本的编者们自己的作品，就是出于“毫无想象能力的或不知名的儿童读物作家之手，这些人只懂得控制字汇的规则。”反之，相应的苏联读本所包含的，绝大部分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科罗连柯、涅克拉索夫，高尔基以及其他杰出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散文和诗歌）。总结起来，特雷斯写道：“我很愿意能够说，在美国的基本读物中，能找出这样一套，它的选文在难度上、在文学质量上、在知识价值上勉强可以同俄国的《国语》读本中的选文相比拟，但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套书。关于这些基本读物，往最好的地方说，也只能是：某些课本。比另外一些更坏；但也坏不了许多，因为彼此全都不好。”这样，我们的小学所“不断工作”的，远远不是使儿童变成宿们可能变成的那样明智的人，远远不是力图经常使他的力量超过他的现有能力的限度，而是使儿童的智力压缩到“一种过分简单的，纯粹中等阶级的被理想化了的东西中去，几乎永远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注：《什么是伊凡知道而约翰不知道的东西》，第21，28，29页。〕——或者，用莫蒂默·史密斯的严峻的然而是恰切的话来说，“摧残儿童的心灵。”
小学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爬上阶梯的上面各级时，情况变得或许略为复杂一些，但决不是更好。诚然，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项主要成就：童工已经大为减少，虽然没有完全消灭；差不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十四——十七岁的青少年均已经入学。有可能实行这种将近是全面的入学一事，似乎表明了现行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并为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所能达成的事业提供了具体的说明。可是，根据客观事实来看，这种统计不免带来一种最富欺骗性的印象。这种统计使人联想到，教育上的成就是能够从数量上去衡量的；入学的学生人数，上学的年数，以及每星期上课的时数都是教育工作的数量和成就的富有意义的指标。
然而，当谈到了关键性的东西——教育质量时，下面的一段文章或许是最好不过地总结了现实的情况：
在美国教育中有一种“格雷申规律”〔注：“格雷申规律”（Gresham’s Law）——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相传为英国理财家托马斯·格雷申爵土（1519—79）所发现。——译者〕在起作用。水平都在全面下降。今天的平均分数八十五分只等于一个世代以前刚刚及格的分数六十分——表明中学文凭的国家要求一般都降低了。越来越多地，中学必须讲授小学的课程，因为小学没有教过这些课程。大学必须给中学——有时甚至是小学——的课程补课，因为一年级的新生拼写错误，作文不合语法，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因为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在数学上是无知的。每一年我们高兴地看到，有更大数量的美国儿童学习的年限比较长些，并达到了教育的更高各级。但在同时，更高的级别变得更低一些，因此我们最终走到了一百年前开始起步的地方——大多数人只达到初级职业教育的程度，少数学生只学到了可怜的大学预备课程。〔注：H.G.里科弗，《教育与自由》，纽约，1959年，第145页。〕
这种发现已经被许多不同的和独立的调查和研究所证实，它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在1960年，“才能调查方案”——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测验方案，包括四十五万学生——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的全部中学生不能写出一篇能说五分钟的文章而不犯英语上的错误。测验的负责人威廉·A.戈勒姆得出结论说，“测验的结果对我们中学的产品是一个可悲的评论。”〔注：基本教育协进会，《公报》，1960年12月，第8页。〕这种毛病也不限于英语。用基本教育协进会的话来说：
我们怎么能期望中学生去掌握各种外国语，如果他在小学时从来没有学过他本国语言的基本结构？他怎么能够懂得历史，如果他对事件的按照年月的进程没有概念；或者懂得别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对地理上的意义或地理位置没有概念？他怎么能懂得高等数学或新物理学，如果算术主要是为了它的社会实用性而教的，作为当你想要找零钱或者填写你的所得税报表时迟早总会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怎么能懂得和欣赏良好的书籍，或者在写作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他从来没有学习过很好地阅读和怎样写作？〔注：基本教育协进会，《公报》，1960年1月，第8页。〕
同时，中学的课程表充塞了摄影术、木工手艺、家庭生活的调整、怎样处理成为关系相当确定的情侣的问题。约会、打字、演说、开车、零售，等等，等等这样的科目。正如哈钦斯所特别精辟地指出的，“美国的教育标准已经化为乌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专门化的主张，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和讲究琐碎的事情。”〔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Ⅺ页。〕
试图详细讨论学院和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索尔斯坦·凡勃伦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所说的话在今天加倍地适用：“不管在较早的时期——美国的大学首先成长和发达的时候是多么真实，今天取代了大学的‘大学生部’不能列为高等教育的机构是毫无疑问的。”〔注：索尔斯坦·凡勃伦，《美国的高等教育：关于商人管理大学的备忘录》，纽约1918年，引自第三次印刷本，斯丹福，加利佛尼亚，1954年，第24页。〕这一点也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所承认，他说“一个学士学位，作为一种学术成就或是完成了一个正式的学术训练课程的标志，早已丧失了它的意义。”〔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今天的美国中学：对感到兴趣的公民们的第一次报告》，纽约，多伦多，伦敦，1959年，第6页。〕事实是，大学通常变成了只不过是中学的延续，部分地为了补救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最大缺陷，部分地为了给它们的顾客提供另外四年同样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地是由于，象《纽约时报》的教育编辑所说的，“归根到底，甚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权力，也是由小学和中学所支配的。”〔注：弗雷德·M.赫软格，《大红校舍》，花园市，纽约，1962年，第17页。〕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决定我们教育制度的质量的那些力量，在大学一级也同在这个结构的下面各层一样，积极发挥作用。结果，引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最近一次重大研究的话来说，“仔细看一看美国大学毕业的人就足以消除任何这样的想法：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正在把自由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很好。”①
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美国的大多数大学里，不论是好大学还是坏大学都一样，课程表的前半部分——通常称为下半部或普通科目计划——所包括的课程，是按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说应当列入中学甚至是小学的课程。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努力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注定要失败的。企图在两个学年中去改正在小学和中学的十二年教学课程中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对待学术工作的态度和学习的方式，这是一种西西弗斯的努力。 情况实际就是如此，可以从一切方面看到。就英语来说，绝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不但不懂得英国和美国文字（更不要谈世界文学）的内容、趋势和意义，而且也不能从事在文体和拼写方面都能勉强过得去的写作。②而在必须肯定视作全部人文主义教育的支柱的领域——历史中，情况是特别惊人的，并且是不幸的。这里，在一门一学年的死记硬背的课程中，“包括了”从史前人类到最近的总统选举的全部历史时期，加在从小学和中学教过的所谓“社会学科”这种大杂灯中可以获得的片断历史知识上。考虑到关于“西方文化史”——或它们可能列入的任何类似的名目——这类概论课习惯上是由不能胜任的、没有经验的助教和讲师来讲授的——的确，谁真正有资格来担负这种任务呢？——并且是根据必然是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和大部头的原著选编（包括从苏格拉底到汤恩比每一个“伟大”作家的著作各选几页）讲授的，那就很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摧毁学生对历史的一点点兴趣和作历史思考的一点点能力呢？在“普通科学”这个送料斗里加进三两门初级课程，就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提供一点点肤浅的知识，整个情势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进。这种“教育”所传授给它的接受者的，是一种关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知识和理解的假装，这种假装很快就发展成为进行学习的有效障碍物，从而变得比纯粹无知更具有破坏性。
从大学课程的下半部转到上半部，包含了一定的中断。为了补救入大学以前的教育的不足而订立的那种“补课”十划，假定是在头两年完成的；后两年的任务是比较多样化的。有相当一部分未来的大学毕业生——或许多到三分之一——继续学习上半部课程，没有任何具体的职业目标。大部分来自上等或中等阶级家庭，“做游戏又年纪太大了，作工作又年纪太小了”的男生们，就追求一个学士学位，作为社会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标志，作为在商业界获取任何一种白领职位的必备条件；而对上大学的女生来说，也是通向合适婚姻的最好途径。这些学生大多数不对任何特殊的专门领域感兴趣，每每选定大学里普通认为是“容易到手的主修课”，把他们的努力限制在得到高贵绅士的及格成绩所要求的某种最小限度之内。点缀着各种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这个上半部的教学计划包括若干这样的课程：它们的内容在最后考试一经完毕就立即从学生们的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们不要求阅读很多东西（通常只要读教科书），对已经获得的知识增加甚少。这对于美国最好的大学来说就是如此；而在占压倒多数的大学所达到的效果还要更小得多。哈钦斯的话对于所有的大学都是适用的：“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之一，就是拼凑一个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所开设的热闹科目的课程表。这些课程反映了在这些高等院校中的完全缺乏连贯性和合理的目标。”〔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XIII页。〕
或许能够争辩说，就学生界的这个三分之一的“高贵绅士”而论，所有这一切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学生们感兴趣的只有学士学位，没有别的东西。但当考虑到另外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时，情况就变得真是惹人注目的了：这些人读大学，是为了要在小学和中学去从事艰难的和负责的教学和（或）教育行政事业。我们的教育者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劳伦斯·A.金普敦在他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对这个问题曾经给予了一个严厉的回答：“训练教师和为中等学校制定课程的师范学院总的说来是一种蹩脚的地方，常常同大学的主体是分开的，标准是令人怀疑的，内容是非常薄弱的。”〔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2月，第5页所引。〕另一位观察家在对我们的师范教育作了广泛的研究之后，作出总结说：“有着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教师训练机构———用《哈佛报吿》的话来说，他们教一切的东西，就是不教必不可少的东西：对知识的热爱——向我们提供的教师乃是我们当中受到教育最为贫乏的公民。”〔注：莫蒂默·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对我们公立学校中按计划产生的平庸之辈的研究》，芝加哥，1954年，第87页。〕这个发现被一系列的测验和调查所证实了，这些测验和调查按大学各系现有学生的普通智力来划定这些学系的等级。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师范是处在分配的最底层。“这种次序的一个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它反映了在大学生一级所通常讲授的各种课程的不同难度。这种次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同各个学系在大学生当中所享有的难度名声实质上相符合的。”〔注：卡尔·贝雷特和默文·B.弗雷德曼，《研究的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的人们》，见内维特·桑福德编，《美国的大学》，第564页。〕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一个有志充任教师或学校行政人员的学生的学习课程表中，充满了一整套这样的课程，它们以内容空洞、琐碎平凡、单调无味而臭名昭著。学科内容的讲授，所培养的是装模作样的无知，“就象一个师范学院的暑期讲习班一样，它讲授从古代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全部在三十天之内讲完。”〔注：莫蒂默·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第93页。〕而对于“如何教”的全神贯注，把对于“教什么”的全部关怀推置脑后了。强迫学生接受这种混杂的课程、“实验班”研究班讨论会，以便有资格得到毕业证书，这就保证了师范学院能得到一批非听讲不可的听众，而“在这个事实上，善意的批评家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它很快就会成为在不很高尚的活动中的一种极端的和庸俗的诈骗。”〔注：埃德加·W.奈特，《对中小学校的专业教育的义务》，载《学校与社会》，1951年10月6日（见史密斯，《被削弱了的心灵》，第91—92页所引。从书中看到，奈特直到1953年逝世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育史凯南讲座教授）。〕
教育者所受教育的性质和质量，可以通过对授予最高教育学位的基础得到一个概念来进行估价。这样，全国最主要的教育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用下列题目提出论文的研究生授予教育博士学位：
《通过花园市各公立学校三年级的教学计划来进行对为幼儿园服务的学校设备的合作选择》。
《学校野营指南，特别以布朗克斯维尔为例》。
《形成一个专业护士的混合理想形象的方法论刍议》。
《美利坚合众国各学院和大学划船竞赛的历史》。
在密执安州立大学，为满足最高教育学位的要求提出的论文包括下列题目：
《根据某几种冲击测量来对十三种牌号的足球防护帽进行评价》。
《在足球防护帽的坪价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调查》
《对一群曾经参加成人教育计划缝纫班的妇女和她们的一群不曾参加任何成人教育活动的朋友和邻居之间在个性上的差异的研究》
北达科他大学对一篇题为《在教授第一年的打字术中的若干主要问题》的论文授予它的最高教育学位；而印第安纳大学中一篇博士论文的重要目的，是在“确定教师和学生所使用的大笑和微笑对教学效果所能产生的影响。”〔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1月，3月，11月；1961年5月，12月。美国对于“自由世界”的文化影响从下面的言论中可以见到：“我们看到合众国际社有一天从日本发来的一个不是没有关系的电报，日本这个国家……是充分得到美国的指导的。他们显然学习得很到家，因为新闻报道说，岛根大学的助理教授大塚淑江提出了一篇以《洗碟子》为题的论文，刚刚获得了她的博士学位。”同上，1961年3月。〕
可能有人提出反对说，这些情况都是可悲的例外。很不幸，这种反对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各个师范学院宣布的在内容上极端空洞无聊的开设课程和授予博士学位的论文的名单；是很容易列举一大堆的。但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常常恰恰是李嘉图所说的“强有力的事例力（The“strong case”）和按照普通说法可以视为“夸张”而弃置不顾的东西，最能说明研究中的现象。“强有力的事例”和“夸张”要求对潜在的状况予以注意，否则这种状况是不会被人注意的。在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使我们能看出师范学院的本来面目：“大学校园里的智育上的贫民窟，在学校中被人嘲弄的正当目标。”〔注：同上，1960年2月，第5页。〕
关于攻读《工商》专业的将近百分之十五的学生在大学上半部课程表中所受到的教育，不须多谈。提供会计、推销、广吿、打字和类似科目的训练，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职业课程，同人文主义的教育没有关系；由许多人看来，在大学文科的课程表中是没有地位的。这种教育事实上主要是由州和市政府资助的学校提供的，比较有名的私立学校以不屑于提供这类教学计划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注：差不多是一致地，这些名牌大学设立了工商研究院。尽管它们的课程表近年来由于把经济理论、统计学、“经理科学”这一类的课程包括进去而变得花样翻新，这种研究院在大学组织之内究竟有无存在的理由，也同大学中的工商学系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大学里的这些工商学系作为在商业中就业的踏脚石，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对于这一点有很大的怀疑，即使在商人之中。但是不论你怎样幻想，也不能主张说，这些学系所提供的知识和技术能够扩大它们的学生的视野，或是提高它们的学生的智力。
其余六分之一左右的大学生，把他们的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用在各种专门职业的预备科目上。就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训练以得到工程、应用科学、农学之类的学士学位而吿终。其他的人继续到专门学校（法律。医学等等）当研究生，或进入文学和科学研究院，在那里他们绝大部分是为在学院和大学中充当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政府机关、私人基金会和工业实验所担任研究或行政职务作准备。不论他们在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一部分学生所受到的教育被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们认为是从相当好到最好的，随具体的学校为转移。在这里，普通都承认，美国的教育是最好的部分。
然而即使对这个特权集团的学生所受到的教育的质量，人们也不能不作坚决的保留。有送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专业化开始得过早，预先占去了学生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就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专家所作的嘲弄已经接近于击中要害，对于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隔开来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的哀叹是确凿有据的。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结构内所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是教育制度中的上等产品也不免是“科学野蛮人”和“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最高的低能儿”。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教育制度中没有产生出有思想的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是，他们的数目是少得可怜的。而他们之所以达到了智力上的优越的水平，并不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功绩，而是由于藐视这种教育制度的结果；他们不是流行的文化和学术风气的产物，而是同这种风气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他们的成功证明了，即使在最不顺利的环境下，人类追求知识和理解的努力也是不能完全被阻止的。在现有条件下还能有这样的人，这就说明了：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总之，就整个国家来说，教育的状况是阴暗的。受过十二年公立学校教育的人很少有几个不是半瓶子醋的，算是读书识字和上过学的人——很大一部分中途退学，从来没有在中学毕业的人就更不用谈了。能够设法进大学并读到毕业的那些比较幸运的人，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有极少数的大学生受到了可以真正被认为是一种富于理性的和强大有力的人文主义教育，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大学很少能在态度或价值上成功地带来重大的改变，四年大学教育的主要效果是使学生彼此更加相象。”〔注：P.E.雅各布，《大学中对价值的改变》，纽约，1957年，内维特·桑福特编《美国的大学》第13页所引。〕哈钦斯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研究，提出质问说，“为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同从来没有他们那种幸运得到上大学机会的人民大众比较，甚至在他们的语法上也没有差别呢？他们的语法或许是由于美国学校的缺陷所造成的，我们的同胞直到最死之日都带着这种不可消除的烙印。但是在求知的兴趣，关于推理的意愿和能力，思想和品格上的独立性……方面又怎么样呢？”〔注：《自由，教育与基金：论文和演说，1946—1956年》，纽约，1956年，第76页。〕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应有的这些必不可少的特点，即使在成功地爬上了学校阶梯的顶峰，最后在真正的学术领域得到了博士学位（甚至最终成为教授）的那些极少数大学毕业生的精华中，绝大多数人也毫不具备。事实上，为在数学、科学和技术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领域中获得成就而进行艰苦工作的紧张压力，剥夺了我们大学教育中最卓越的产品的机会，去发展哈钦斯所正当地将其同受教育者联系起来的那些基本品质。在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中，从底层到顶峰，很少有形成和发展才智的余地，很少有使这样的个人出现和发展的机会：他对周围的世界能采取理智的、批判的态度，他被教导并学到了将现在当作历史来思考。而绝大多数的人，那些只不过受到一种马马虎虎的中学教育或设法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大学学位的人，就这样走上了生命的旅途：他们不能清楚地思考，关于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对于理智、对于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智慧毫无尊重之心。
由于苏联在1957年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而引起的对于教育制度的突然出现的忧虑，其本身就是为教育状况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除了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参加美国教育批评者的行列的人是最不关心它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退化”——用哈钦斯的话来说〔注：《自由，教育与基金：论文和演说，1946—1956年》，纽约，1956年，第16页。〕——的人。他们全神贯注的，并不是教育制度既加以反映而又有助于使之永久化的对于人类能力和潜力的大量的残酷的摧残。只在大约二十五年以前，当教育状况并不比今天更好的时候，“政府和企业对于教育是基本上漠不关心的。它们不给教育提供资金，因为它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应当这样做。它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使教师不要激起学生的任何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注：哈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第Ⅹ页。〕在今天，与这种保持现状的兴趣相辅而行的，是要充分理解统治美国社会的军事和公司绝对主宰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需要不是对人民进行更有理性的、更合乎人文主义的教育——的确，它们是反对这种教育的。它们所要求的，是合格技术人员和人数令人满意的头等科学家的充分供给。为了得到二者，不须教育群众；对于最有希望的、智力测验得分最高的少数人进行适当的训练就是需要加以组织的全部东西。〔注：利用工业中和军事系统中现行“科学工业革命”的成果，似乎不是依靠对整个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的改进，而是依靠有人数相对甚少的受过高度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一个小小阶层的技工和工头可供使用。对普通工人的技术要求在事实上可能正在下降，因为他的任务变得越来越惯例化，降到了最简单的动作。参阅在下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詹姆斯·R.布赖特，《自动化与经理》，波士顿，1958年，第176页及以下。〕
因此，现在的提高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水平运动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所谓“天才”儿童身上。虽然“这种‘天才’儿童计划几乎完全是为高等收入集团服务的”，〔注：塞克斯顿，《教育与收入》，第60页。〕我们的关心教育的政治家们却毫不踌躇地把它当作通向教育上的“惊人进展”的一条最有希望的道路来推荐。这样，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最近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报吿的杰出的作者们，谈到了“我们”对“个人的尊严”，对他的“智育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成长”，对“所有的人均有平等机会”所承担的义务——只不过用这样的悲叹来作结束：“我们的社会对于具有特殊优异的才能或潜力的个人注意得太少了这种映点，现在正由“对于优秀的追求”来补救；为了使那些可能怀疑这种“追求”将对普通人的教育树立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的人敞开思路，就加上了这么几句：“我们关于优秀的概念，必然包含在某种水平上的多种成就。……无论在抽象的智力活动中，在艺术中，在音乐中，在经理活动中，在工匠手艺中，在人类关系中，在技术工作中，都可能出现优秀。”〔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对于优秀的追求：教育与美国的未来》，花园市，纽约，1958年，第1、2章。最后一句见第10页。〕想要让挖沟的人在挖沟中去“追求优秀”同时对已经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赋予更多的特权，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公式吗？
值得称赞的还是科南特校长，他在对教育制度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以后，坦白地承认，他的兴趣是在他所列为“具有学术才能”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中学生身上。证明了“隹备充当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大学教师的青年人的百分比在美国也同在欧洲大致相同……约为一个年龄组别中的百分之六”〔注：科南特，《美国今天的高等教育》，第3页。〕以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和关怀倾注在这个精华的身上。他觉得，对“在学术上有才能的人应当给予他们一个突破的机会：应当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应当把他们的学习课程计划格外加强和扩大，应当让他们学习更多的外国语，应当引导他们在学校更努力地学习。”〔注：我们并不是主张说，在某种情况下，严格的选择性甚至是所谓的天才儿童计划是不需要的。这样，一个刚刚从落后状态中走出来的贫穷社会，可能无力提供高质量的大众教育。但是很肯定，如果苏联能在经济上维持“非常接近于欧洲上等中学的优秀水平，在学术上远远超过美国的通常为大学作准备的中学水平的大众教育”（里科弗，《教育与自由》，第177页），那未，美国就物质条件来说，是能够维持一个甚至更具雄心的教育制度，而无需乞灵于教育上的“定量供应”的。〕
对待其余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人，科南特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他为这些平民们所开的处方，是“一系列有意义的循序渐进的课程，导致能找到出路的技能的发展。”这些课程的设计，应当取得“由经理部门和劳工的代表们组成的谘询委员会”的协助，学生入学以后，也应当教一些英语、社会学科等等，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不应当不适当地强调各种学术科目。事实上，就这些学生而论，现行教育制度被认为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对于这样一些男生和女生——他们在中学的几年是花在学习这样一些课程上：速记法，打字，使用办公室工作方面的机器，家庭经济学，建筑行业，零售和汽车检修——科南特所忧虑的，不是他们没有接受真正的教育，而是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而且是黑人中的多数——在中学退学或毕业后不能找到职业。
当我在1961年6月写作时，全国的失业率就所有各种年龄的人来说为百分之七以上，但在年龄不满二十一岁的青年人中失业率约为百分之十七，为全国所有工人失业率的两倍以上。这些青年人是我所主要关怀的，尤其是当他们大量麕集在大城市贫民窟的四壁之内的时候。象“自由”（freedom），“自由”（liberty）〔注：英文freedom指行动上的自由，liberty指从解放得到的自由，在某些场合亦可通用。——译者〕和“机会均等”这些名词，对这些青年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能够期望从他们得到何种热忱与献身精神，去抵抗共产主义的无情压力呢？〔注：科南特，《贫民窟和都市郊区》，第34页。〕
科南特“所主要关怀的”似乎不是“这些青年人”以及在寻找职业中比较幸运的那些人的继续处在没有文化和愚昧无知的状态，而只是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抵抗可能削弱，他们可能变成“社会上的具有爆炸性的东西”。
又一次，值得称赞的还是科南特，他把统治阶级对于教育状况的真正兴趣明白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了。他的残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比起所有的关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在精神上的提高”的空洞词令来，远远更能说明当前状况的真相。然而，这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我们社会的文化破产：一个全国最有名的名牌大学之一的前任校长毫不客气地把全国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人看作是“不可教育的”——当有人提出我们需要说出我们所谓的教育是什么意思时，他同样毫不迟疑地宣布，“一种令人不快的厌恶之感突然向我袭来”。科南特，就他来说，是“愿意给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的：教育就是在中小学和大学中所进行的一切。”〔注：基本教育促进会，《公报》1960年1月，第3页所引。〕如果这不是一种对人类的整个人文主义传统的完全的、绝对的否定，那末，请问，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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