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罗·斯威齐 -> 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966）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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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研究工作者和教师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所受的训练和对于自己学科的造诣，包括运用精确的数学推理和复杂的统计方法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了甚至是一个世代以前他们的前人所达到的水平。各个大学、基金会和各级政府以空前的规模组织研究计划和发放津贴。书籍、报吿和论文源源不断地涌现。然而所有这一切力量强大的学术活动，对于我们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前进方向，却很少提供什么重大的新鲜见识。
的确，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运转是根本不好的。然而，仅仅在几年以前，在C.赖特·米尔斯习于称呼的“伟大美国庆典”之中，社会科学家向我们保证，一切事情都好极了。事实恰好相反——闲散的人们和闲置的机器与国内的剥夺和国外的饥饿同时并存，贫穷随着富裕的增长而增长，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益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用途之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反动势力的象征和保护人，我们从事于几场战争并且显然是向着更多更大的战争前进——对于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情的认识，不是源于社会科学，而是源于对不可逃避的事实的观察。人们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做，是在尽最大努力阻止我们去正视现实。
有着更多的和受过更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而又日益明显地不能说明社会的现实，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矛盾呢？
答案的一部分无疑是存在于明摆着的机会主义中。谁出钱，谁点戏；人人知道谁是出钱的人和他们欢喜的是什么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的需求总是能造成它自己的供给的。
但是只说到这里，那是既不正确又不公平的。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中，有着高度正直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的动机是真正渴求真理。如果他们也不能阐明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原因就不是机会主义，而是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内在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部分地是由过去承袭而来，部分地是由他们自己的环境形成的。这种环境首先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在每一种类中和每一水平上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专业。遵循这条道路，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的从业人员变成了日益狭隘的专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受过极好训练的专门人材，但是对于其他专业所知道的、所能理解的却越来越少。至于整个社会——这在过去是伟大社会思想家的主要的全神贯注对象，因为它超越一切专业——简直是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消失了。它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没有人去注意它。
然而我们选择作为本书引语的黑格尔的格言，“真理就是整体”依然保留着它的不可磨灭的正确性。诚然，还有着无限多的小真理，这些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并且常常得到成功。读者将会发现，我们大量地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愿意轻视他们。但是，正是由于全体总是多于部分的总和，所以，关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许多小真理的堆积，决不能提供关于社会秩序本身的大真理——这种社会秩序怎么变成它今天这个样子的，它对于在它底下生存的人们有什么作用，它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大真理有权要求必须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去加以追求。而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放弃了它的全部责任。
2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却不能说是这样。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但在这里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近年来，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已经少见。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或者最晚自从列宁的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新鲜的事情。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认它们的存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极端吻合的，这次大萧条的出现自然是大大加强了这种信念：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为惊奇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严重的萧条并未重新出现。对于我们了解所谓“富裕社会”的某些主要特征——特别是它的造成私人的和公共的浪费的巨大能量，以及从这个制度的这种特点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不前，它的落后的生命力和成效性，不能用任何简单的假设来说明。既包含客观的原因，也包含主观的原因，要把两者分解开来，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计，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是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相信是能够识别出来、隔离开来并从而（至少在原则上）予以消除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到底依然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上。
熟习列宁的理论著作的人们，不问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否，可能觉得上面的说法令人诧异。因为正是列宁写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毫无疑问，列宁在分析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吿终的时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时，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所占的统治地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进步，足以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其列宁主义——以及毛主义——的形式中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和永不磨灭的中肯性。然而这依然是事实：不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任何一位信徒，都不曾企图去探究垄断统治对于作为其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原理和“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继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
马克思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在他那时代的英国经济——这是他从其中提炼出他的理论模型的真实的历史制度——中存在着垄断。但是象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他不是把垄断当作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看待，而是把它看作是封建的和重商主义的过去的残迹，为了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趋势获得最清楚的概念，必须将其抽去。的确，同古典经济学家不一样，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竞争经济中所固有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强大趋势：他所想象的资本主义的未来肯定包含了新的和纯粹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但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去研究以大规模企业和垄断的盛行为特征的这样一种在当时是假设的制度。部分的原因无疑是，作为这种研究的基础的实际材料还太贫乏，不能作出可靠的总结。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曾经预期，远在资本主义展开它的一切可能性以前，即在这个制度的竞争阶段中，它就会被推翻。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以及在他准备付印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者按语中，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垄断的迅速增长有所评论，但他不曾企图把垄断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中。是鲁道夫·希法亭在他1910年刊行的的《金融资本》这部重要著作中首先这样做的。但希法亭虽然十分重视垄断，却不曾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在质上是新的因素；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垄断只是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主要是量的限制。我们已经指出，列宁——他受到希法亭对垄断的起源和扩展的分析的强烈影响——把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统治的基础之上。但我们也已指出，不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信徒，都不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中去探索这件事情。在那里，说起来也怪，在可以认为是最直接涉及的领域中，垄断的增长却并未给人以印象。
我们相信，纠正这种情势并且以明白的和根本的方式来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到了。〔注：在我们自己以前论资本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两人都曾企图注意垄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请参阅，例如，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纽约，1942年，特别是第14章和第15章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1957年，第3章和第4章。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是我们以前的著作的直接继续。它也应当被解释为反映了我们对自己以前的著作的不满意。〕如果我们要追随马克思树立的榜样，并充分运用他的强有力的分析方法，我们便不能满足于对作为他的经济理论基础的竞争模型进行补缀和修改。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十九世纪英国市场关系的统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居于那种地位，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也莫不如此。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的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法知道的市场生产一种统一产品的微不足道部分的小商号，而是生产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的大规模企业，它能控制自己的产品的价格、生产的数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一度认为只有垄断组织才具有的那种特征。因此，在构造我们的经济模型时，不容许忽视垄断而继续把竞争当作一般的情况。在企图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不能脱离垄断，也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分析工作的最中心。〔注：在本书中，除特别指明者外，“垄断”一词不仅包括一种没有代替品的商品的唯一销售人，而且包括“寡头垄断”这种更普通的情况，即少数销售人垄断着多少可以互相替代的那些产品的各自市场。〕
马克思是从研究英国得出他的关于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模型的，在他那时代英国是最富的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注：回顾起来，使人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一开头不曾十分强调：同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的少数其他国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对大部分其他世界的剥削，以及从而造成的这些地区的不发达。他是充分意识到这种关系的，下列表述可以证明：“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编第13章第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495页。）其次，马克思在论述原始积累时，强调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在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马克思未能把他的理论模型扩充到既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部分，也包括它的不发达部分——如果他能活到完成他的著作，他是很可能弥补这种疏忽的——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幸的结果，即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在近年来，发达和不发达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才开始被充分认识。〕按照同一原则，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模型必须以对美国的研究为基础，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美国今天远远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就象英国在十九世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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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意图，在于以最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开始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有系统的分析。可是，这个说法需要加以澄清，因为在科学中，也象在艺术中一样，开端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先画出一幅整个概念的草图，然后加以精制和补充；一种是实际上一开始就从事最后的创作。我们所作的努力具有一种草图性质，我们曾通过称之为“普通论文”〔注：本书副标题原文如本书扉页背面所示。英文essay一词，有“小品文”和“尝试”两种意义，此处语意双关。——译者〕来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将据此来判断——不是看在事实或推理的细节中有些什么错误或缺点（虽然我们自然希望对这样的错误或缺点均将以应有的严肃性予以指出和批判），而是看我们是否足够有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样来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上，以及我们是否指出了它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可以最有成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
我们的草创论文并不自命为无所不包。它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注：关于经济剩余这个概念的讨论，参阅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第2章。〕
我们相信，这是分析这个制度的纯粹经济作用的最有帮助和最富启发性的方式。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相信，剩余的利用方式构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机构，它把社会的经济基础同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连结起来。在某些社会中，这种机构相当简单，它的效果是容易分析的。例如，在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剩余是由封建领主从农奴劳动中强迫榨取，并由领主及其家臣直接消费的，没有商人和其他类型的中间人的重大介入。在此种情况下，剩余大小的决定因素，它的使用方式，以及这些事情同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容易理解的。在其他的社会，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之间的连结机构就要复杂得多，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运转中可能要起重大的作用。我们相信，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社会，想要去了解它而又忽略或蔑视剩余的利用方式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并不主张，把注意力集中于剩余的形成和吸收就能给这种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提供一幅全面的画图。我们特别意识到，象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心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题目：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的改变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并没有试图去系统地研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征的某种技术的改变对于工作的性质、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分化）、工人的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等等所造成的后果。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重要题目，在任何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详尽研究中都是必须探讨的。
可是，我们对于劳动过程的忽略，并不意味着本书与阶级斗争无关。由于若干原因（其中一些将在第7章中加以分析），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完全国际化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动权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操在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手中的，现在却落到了不发达国家贫苦大众的手中，他们正在为使自己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斗争。正是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紧急状态，象我们所企图表明的，在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在剩余如何使用的决定中，从而在社会的整个性质上，起着日益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在第9章也将探讨美国的种族问题，这是国际阶级斗争与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势力内部平衡之间的重要纽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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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剩余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在每一个国家，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对剩余的发展具有完全的统计记录，那显然是极为称心合意的。不幸，就我们所知，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是一个短时期的。达有各种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也许是，对剩余这个概念缺乏了解和缺少可靠的统计。但即使在拥有相当大量统计资料的美国，要对剩余的数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作出精确的估计，也是非常困难的。
企图充分说明这些困难，不免为时过早。此刻只要提出这一点就够了：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剩余采取多种形式和伪装。〔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采用“剩余”这个概念，而不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因为后者在大多数熟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们的心目中，或许等于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诚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些分散各处的段落中，表明了剩余价值也包含其他的项目，例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支出，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但是，一般说来，他把这些看作是次要因素，并将其排除在他的基本理论图式之外。我们的论点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程序不再是恰当的了；我们希望，术语的更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转变〕问题的一部分是要从理论上辨认出这些最重要的形式和伪装，其余部分则是从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设置和编制的统计中找出对它们数量的合理估计。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理论分析上，引用数字资料主要是提供说明或例证。然而，提供关于剩余及其组成部分的系统估计，似乎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关于统计资料来源的知识和避免统计错误的技巧评价不高，所以请求我们的朋友约瑟夫·D.菲利浦斯来准备这种估计，他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极为钦佩的。他在阅读了有关各章的草稿并考虑了资料来源的问题以后，得出结论，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因而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他对1929—1963年间美国的剩余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估计，载在本书附录中。我们完全相信，虽然要作一些限制性的和防止误解的说明，但作为有关数量大小顺序的指标，这些估计是可靠的。
所使用的某些统计范畴，只在尚有待于阐述的理论的指导之下才可理但有必要先行引述菲利浦斯的两个主要发现，因为它们对于本书的论证方法有所帮助。
第一，1929年，美国的剩余在数量上等于国民生产总値的46.9%。这个数字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中下降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又急剧上升。除了这些间隙之外，趋势是稳步上升，1963年达到56.1%。在这里，显着地表明了剩余作为一个研究题目的重要性。
第二，在同一期间，普通认为等于剩余价値的那一部分剩余（利润+利息+地租=菲利浦斯的“财产收入”）则急剧下降了。1929年财产收入为剩余总额的57.5%，而在1963年则仅为31.9%。很明显，不但对于确定剩余总额的各种力量需要加以分析，而且对于影响其分化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增长率的各种力量也必须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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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分析他那时代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时，着重吿诉那些生活在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中的人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又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两处引语均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家今天还需要对资本主义世界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说同样的话吗？
当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时，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对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所说的话，实际上只适用于其中的少数几个——这些国家从来没有陷入，或是逃避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统治，因而能够仿效它们，而不是被它们剥削并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受到阻碍和歪曲，以适应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的需要。〔注：马克思的话，也许只是针对一群独立的和实际上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是专门对德国人说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能够逃脱英国的命运；至于他说到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看到自己未来的景象，他心中设想的也许是按当时的标准要算是发达的国家，只是发达的程度不及英国。他是否把先进资本主义强国附属的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包括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之内，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同样的限制在今天肯定也是适用的：只有少数国家——西欧的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许还有南非——可以设想能够追随美国的脚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余地区，许多的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注定要停留在他们的不发达的和悲惨的落后状况中。对它们来说，唯一的前进道路就是径直脱离资本主义制度。〔注：这自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见解，后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忙着宣扬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处方。对于许多这种文献的批判，以及证明不发达国家在现存世界体系中实际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参阅保罗·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第6章和第7章。该书写成后十年以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均证明该书就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提出的论据是正确的和中肯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归结起来是，美国的经验对于也许是一打左右资本主义发达但不及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的关系如何。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上的考虑是否也适用于这些“第二等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抑或象我们常常听到的，它们已经进入一个“新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取消了旧的帝国主义纽带；由国家同大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工密切合作，实行合理化计划；超越了在美国过去环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出现的并且现在依然明显可见的那些矛盾和冲突（尽管其形式并不总是人所熟知的那些形式）？
我们不能自称是根据对有关各国最近历史的详尽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表示自己所坚持的意见：证明的责任不是落在我们这些预期经济发展处于类似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相似经验的人们身上，而是落在那些宣扬一个新的天命的预言家身上。在我们的一生，美国经历了两个时期，在其中，资本主义的问题广泛相信并由最高权威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接近最后解决——二十年代的“新世纪”和五十年代的“美国庆典”。两者都变成了短命的幻想这一事实，应当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今天在接受类似的保证时务必十分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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