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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
斯大林
〔说明〕1905年5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出版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2]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应当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3]，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4]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2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1898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5]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6]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7]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斯大林加的。）本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6页）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即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二十九页）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么“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屏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作者注：马克思《宣言》第15页），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卡·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7页，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见该杂志1901年至1902年第3期第79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8]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6页）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本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学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0—21页）。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7页）。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乱，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阿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9]第6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么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么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9页。）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作者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批评家”阿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黑体是我用的〉‘崇高理想’等等。”（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第71页）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么阿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阿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造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造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阿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崇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阿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阿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这倒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版。）。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工人按其地位〈黑体是我用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版）真是蠢话，即使这样的作者我也没有料到会说出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这里谈到的工人阶级的情形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总是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作者注：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47页。记录里载有一项次议， 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相一致。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请记住：是工人政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地方，这个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也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最终它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政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政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
意识〈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地利草案〉可以想见：……这一……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
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
不正确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
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
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
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
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
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
[10]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
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作者注： 见“新时代”杂志（1901年至1902年）第20卷第3期第79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第27页。）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作者注：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么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天生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的一切重要特征。”（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3页。）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卡·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工会运动”（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
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变得烦琐而具有“狭隘工会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94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孟什维克“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利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么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作者注：如果读者手边没有《雾月十八日》，就请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11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么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
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摸索，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这种摸索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作者注：马尔托夫《红旗》第3页。）
再看维拉·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注：《曙光》杂志
[11]第4期第79—80页。）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把“我们的父”
[12]那篇祷告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3页。）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么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注：党总委员会 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章建立的全党最高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并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二人（列宁、列·叶·加尔佩林），中央委员会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以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一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党总委员会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立场上。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夺去了中央机关报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注：《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26页。）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生气了，他们不大自在，——他们确实是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的，——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13]，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作者注：《火星报》第91号第3版。）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作者注：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作者注：见《爱尔福特纲领》第88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作者注：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 ※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
[1]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这本小册子是斯大林于1905年4月底写成的。它是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年7月18日，国外局秘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索取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小册子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年5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6月用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印刷的，每种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
[2] 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3] 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公历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两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宁因被流放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次大会既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委员们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没能开展工作。
[4] 注：《火星报》（《Искр》）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
[5] 作者注：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于1905年4月20日—11月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
*《工人事业》（《Рa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是经济派著名领袖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等人。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册）。
[6] 注：指列宁所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
[7] 作者注：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
*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
[8] 注：《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4年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和帮助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不时地对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9] 注：《旅行家》是一种格鲁吉亚文的历史－考古学和地理－民族学杂志，于1901—1905年11月在梯弗利斯出版。从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菲·马哈拉泽主编。它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
[10] 注：海因菲尔德纲领是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的论点。后来，在1901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它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取代。
[11] 注：《曙光》（《Зaря》）是列宁创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和《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四期（第2、3期为合刊）。
[12] 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9—13节。——编者注
[13] 作者注：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uкСоuuaл-Демокрama》）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办的不定期杂志，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但只出了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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