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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斯大林
〔说明〕载于1901年11—12月 《斗争报》第2—3号
本文没有署名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空想（无法实现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然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诚实干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作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主义者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伯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义者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用立法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着欧洲资产阶级制度，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1]、“民意党”[2]），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俄国社会民主党随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觉悟还不高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摆脱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安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党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利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1897—1898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教会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尝试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么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尽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年彼得堡各纺织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主党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注：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3]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4]所废除的节日。”（！！！）（作者注：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商人、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臣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他们不愿依照东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么俄国的专制政权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他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残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一点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校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试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5]），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
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12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阔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让人看到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撒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作者注：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条件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发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战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从前他们总是说：“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今天他们却赶忙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条件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挥舞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普通的“好奇者”，哪里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我们阵营中被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6]。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子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子弹是一种比皮鞭更能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我们并不认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作者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主义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1] 注：土地和自由社，是秘密的民粹派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最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社，1878年改用此名，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捷克曼等。土地和自由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但它错误地认为：俄国能够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农民村社是这条道路的基础；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同时政府又对革命者加紧迫害，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暗杀手段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一派（安·伊·热里雅鲍夫等人）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2] 注：民意党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彼罗夫斯卡娅等。民意党人主张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纲领包括有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他们仍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相信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人从“英雄”和“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不久，民意党在沙皇政府打击下趋于瓦解。
[3] 注：《工人思想报》（《РaбочяМъlслъ》）是俄国经济派的机关报，由弗·巴·伊万申、康·米·塔赫塔廖夫等编辑。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十六号。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
[4] 注：指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群众罢工的压力下通过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日班为十一个半小时，夜班为十小时（在这以前，工作日没有限制，甚至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同时规定节假日一年为六十六天（比习惯上的节假日约减少了四分之一）。
[5] 注：指1899年7月29日（公历8月10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一至三年。
[6] 注：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皮洛士式的胜利”表示代价特大、得不偿失的意思。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