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四章 第二国际的死灰复燃和共产国际的发展
（1919—1923年）
第一节 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的和解会和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的建立
当每天都有成千的无产者被屠戮于帝国主义战争前线时，当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行动成为工人阶级生命攸关的需要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并没有找到互相会见的道路，但是炮声刚一停止，瓜分战利品的帝国主义者们刚刚在巴黎集会，这时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忠顺奴仆也决定在仆役室内召集会议。但是这些固执己见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各国革命浪潮高涨的压力又不得不尽量以国际主义姿态出现。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仆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必然找不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讲坛，但他们却力图找到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共同讲坛。
在俄国像在德国一样，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即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改良主义者便立即在“纯粹民主”的幌子下扮演汇集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的角色。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当然也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存在。对改良主义者来说，他们重建“国际”主要是保卫自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社会爱国主义者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了和解会。遵守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决议的一大批党派都没有出席。例如，俄国、意大利、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青年国际和国际妇女书记处都没有派代表参加。德国的独立派和法国的中派虽然以客人身分列席齐美尔瓦尔得大会，但他们认为和一群社会爱国主义豺狼一同咆哮是合适的。相反地，比利时的党也未出席。这些沙文主义者还不敢和来自“敌人”阵营的同类坐在一张桌子旁。
会议是由激烈争论战争责任问题开始的。各国资本家应该对世界规模的大屠杀负罪——这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所当然的答案，在这里却没有人主张。胜利的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则希望通过人们谴责德国为侵略者，将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行动判为有罪，称赞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保卫祖国的正当主派，从而便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举动理解为正当的行动。如果德国是战胜者，那么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会要求“敌国的社会党人”承认相应的罪过。特别是法国军需部长阿尔伯特·托马斯以“不可调和的人”自居，他诅咒多数派社会党人并誓言：“此刻我除去怀念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和战死沙场的士兵以外，不能再想到其他事情”。
德国独立派接受了请求宽恕它的多数派同志的肮脏任务。康尔特·艾斯奈尔狂热地谈论社会民主党未来的统一。他声称：战争的责任应由德国的“一小撮普鲁士的狂妄军国主义者”担负。在战争的开始时大家全都误入歧途，但是现在德国人已是世界上最激进的人民。考茨基也鼓吹联合，认为在联合时统一起来了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受“独立派的精神”的领导；从反对两种危险的角度来说，即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就，需要联合。
法国的中派分子龙格宣传各方面都合乎正义。他说人们既不应该排斥布尔什谁克（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参加这种团体），也不应该排斥德国的多数派。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作了同样性质的发言。会议一开始就得到了诺斯克的雇佣兵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消息，因此，德国多数派增加了绝不光荣的孤立，最后，多数派决定了一项宣言，其中包含着羞怯地认罪的词句。[1]
“德国无产阶通过革命推翻并粉碎了对战争不能辞其咎的旧制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管人们怎样详细地批评它在战争期间的政策，现在宣告它将决心以实际行动全力去建议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而且本着国际的精神和为国际服务的思想和各国社会党人一同在国际联盟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于是，伯尼尔会议便在它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宣告战争的“直接责任”问题已经澄清，并决定把“世界史上的责任问题交付将来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定罪并被赦免。协约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就和他们“受到攻击的政府”一样，同样都是白壁无瑕的。
在讨论第二项时，即讨论关于使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和平主义欺骗时进行得较为平静。这就是战争结束后直接革命的危机时期这个“国际”的实际活动范围。群众手中还拿着武器，他们对于四年之久的残酷痛苦仍然怀有愤怒的情绪。千百万人的心意都决议要结束招致这种残酷行为的制度。改良主义中的两个集团，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一方面用“最后战争”和通过“国际联盟”保证和平的美丽诺言，另一方面通过血腥地镇压革命先锋队而一同负起了使群众脱离斗争的任务。
美国金融资本代理人威尔逊总统的诺言：通过协约国的武装胜利，由“国际联盟”保证民主和自决权，成了新拼凑起来的“国际”的福音。正当协约国代表在巴黎围绕着媾和条件讨价还价的时候，“社会党人”向汇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者提出种种建立国际联盟组织的要求。麦克唐纳宣称，为了保障和平就必须完全解除武装，连民军也必须取消。国际联盟应该由议会代表组成，而不能由政府代表组成，否则它就无非是一个神圣同盟而已。他甚至敢于把国际联盟对于苏维埃俄国的作用比作神圣同盟对于19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作用。
一个最合适的人，海尔曼·弥勒，未来的铁甲舰首相，起来反对这种责难：即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主张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军国主义和海军扩张热，特别反对造舰竞赛。他说，常备军应该由不能被用于侵略目的的民军来代替。他用下面的誓言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作出等于使军国主义复活的事情……”（！）
第一次违背誓言被饶恕以后，有人会立即作出新的誓言，以便转瞬之间再背弃它。当海尔曼·弥勒发表这个演说时，他的同党诺斯克正在国防部担任部长，国防部在保皇党将军们领导之下在重新建立“共和国的国防军”。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国际联盟应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从“正义的和平”中产生，要求它不应由政府代表组成，应由议会代表因而也就是由各党派代表组成。根据改良主义者的解释，民族自决自然不包括放弃殖民地，倒是发现了一个帝国主义者为重新瓜分世界可以使用的公式：
“还没有达到自决的水平的民族，应该由国际联盟加以保护并且由国际联盟促进它们的发展，以至它们能够达到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的地步”
[2]。
国际联盟这个“团体”把它的武装力量用来对付谁呢？显然是对付麦克唐纳所说过的敌人，也就是对付苏维埃俄国和无产阶级革命。
关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也表现在领土问题的争论上。法国人和德国人由于亚尔藤斯—洛林，捷克人和德意志—波希米亚人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移民区都互相争吵不休。麦克唐纳会引证1918年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提议由和平会议重新分配殖民地，其时并由有关土著居民派代表出席。根据这项决议帮助非洲殖民地要附有国际联盟的监督。关于领土问题的决议要求人民表决争议不决的地区，并否认根据战略观点所决定的国界以及出自历史和经济原因的兼并行为。如所周知，这种冠冕堂皇的决议并不妨碍参加伯尔尼大会的任何一个政党去赞成可耻的凡尔赛、脱里阿农和塞夫瑞的掠夺条约。
在讨论俄国问题以及议事项目上与此有关的“民主和专政”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社会党部长布兰亭的决议案和阿德勒—龙格的决议案彼此对立。在布兰亭的决议案里：
“伯尔尼会议和所有国际代表大会完全一致，它毫不动摇地站在民主的基础上……工人小组对个别工厂施以横暴的没收并不是社会化，而是具有更多股东的资本主义”
[3]。（！）
决议案宣称反对专政，因为“它本身只依靠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而且必然导致内战和反动。为了研究俄国的各种情况，应该向那里派遣一个代表团。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决定，留待下次会议解决。
这种赤裸裸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对左派和中派来说是太过分了。诚然，考茨基怒骂布尔什维主义不单是背叛俄国的社会主义，而且也背叛俄国革命，而伯恩施坦这位革命问题的行家说得十分干脆，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反革命。但是麦克唐纳、阿德勒和龙格鉴于群众同情俄国革命，认为把他仍的反革命灵魂如此公开地暴露出来并不合适。
代表中派反对派立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多数派的阿德勒—龙格的决议案确认：
“伯尔尼会议之所以引起批判，不是因为它的决议的内容，而是因为这些不言自明的决议来得太迟了，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才作出来的。”
决议案又说，相反地，那些在四年战争期间不能作出共同决议的人，现在却匆忙地作出必定加重国际困难的决议。
“我们抗议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进行任何一种的谴责，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根据来下判断……”
[4]
洛里欧是思想上接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唯一的一位代表，他参加了会议，表明了他和苏维埃政府团结的心愿，并谴责了这个会议是巴黎外交会议的从属机构。
这样，在人们对重要的问题，例如赞成还是反对俄国的革命，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等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之后，布兰亭最后便胜利地宣告：“国际又复活了”！
关于将来的工作，也作出了决定，其中有礼貌说地承认：战争造成了误解和重大的意见分歧，希望工人群众不久在国际原则指导之下重新联合起来。
作出这个决定的先生们，并不懂得那些原则是什么。布兰亭、斡德逊和胡斯曼等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受权和参加会议的各党代表协商准备新的代表会议。共产国际在它的成立大会上把伯尔尼会议称为“使第二国际死灰复燃的企图”，并把这个死灰复燃的组织称为“黄色的、工贼的国际，它现在是而且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进行了四年各族人民大屠杀以后，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史无前例的叛变以后，在俄国革命胜利和俄国、德国的内战开始以后，重建和战前情况一样的旧第二国际，是一种可笑的幻想。在准备决定性战斗的和平时期并肩站在一起的两个派别，现在则站在街垒的互相对峙的两边。革命的无产阶级为自己建立了革命行动的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国际”就只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
1919年3月初，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都出席了大会，有一些是小的宣传团体，有一些只包括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但是虽然如此，这个大会却体现了革命无产阶级从来都没有过的像大国际力量。因为这个国际的一个成员和它的主要的党，就是俄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执政党。这个国际拥有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手段，而且它的原则和策略都完全是统一的，所以它是强有力的。
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联合成一个组织的各党派和各团体，发展阶段并不相同，他们革命经验成熟的程度不一样，它们都背负着社会民主党过去的不同种类的传统。这一点在德国的代表胡果·埃柏来恩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会代表德国共产党反对立刻建立新的国际。
并不是所有党派一开始就都知道新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绝对统一的目的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也并不是没有遇到危机就实现的。可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和孟什谁主义的革命斗争中超过考验的党，它的领导给反对机会主义潮流的发展，给反对削弱共产国际的革命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成立大会首先弄清楚了考茨基分子极力加以混淆的民主和专政这个基本问题。中派分子提出民主或专政问题，好像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阶级社会，好像国家的阶级内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列宁的论文明确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作为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除去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改良主义者所称颂的资本统治之下的“民主”不外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劳动者的“自由和权利”被限制在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发生危险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反革命分子所断言的那样干脆取消民主，而是以强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时最广泛地扩大劳动者的民主。
第三国际的组织形式，最初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参加者出席莫斯科大会时宣称，随着第三国际的成立，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便告一结束。
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实际上转到俄国无产阶级之手，由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现在又在形式上也转到了俄国无产阶级之手。列宁于1919年4月发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5]一文，其中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于19世纪连续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取得以后，一时又转到俄国来。俄国的无产阶级是容易着手进行革命的，因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极端的政治落后引起了群众的革命冲击的非常力量，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才于革命的农民群众中找到了最有力量的支持，因为1905年的革命给了群众丰富的革命经验，最后，因为俄国的地理环境为胜利的革命提供了反对反革命干涉的良好条件。
因而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也并不奇怪，这是容易根据具体情况说明的。只有社会民主党国际中的沙文主义者才觉得稀奇并叫嚣什么“莫斯科的专政”。[6]
第二节 日内瓦——莫斯科——维也纳
1920—1921年
联合成为第三国际的这些小组背后拥有何等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在最近的几个月已经表明了。不顾诺斯克军队的血腥恐怖，德国的革命浪潮却进一步高涨起来。巴伐利亚和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诚然，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运动的果实，而是多数派社会党人有意识的蛊惑活动的产物，慌乱失神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被迫参加了。多数派社会党人斯内盆霍尔斯特在慕尼黑赞成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他的同党霍夫曼却在纽伦堡集合了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白军。
尤根·莱威纳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因为它不依靠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而且没有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毫无顾虑的斗争。
但是当白军向慕尼黑进军时，当工人阶级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和对和平主义空谈家失掉信任请求共产党人领导时，斯巴达克同盟便出来领导运动，组织保卫革命的战斗。可是，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者的动摇和白军数量上的优势，红色的慕尼黑被镇压下去了。1919年5月1日诺斯克的军队进入慕尼黑，建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多数派社会党人霍夫曼对尤根·莱威纳执行死刑，成千的革命工人遭受屠杀或被投入监狱。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弱点主要也是没有一个在群众中间扎了根而且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进行领导。当卡罗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鉴于协约国提出的媾和条件狰猝可怖，找不到其他的出路时，苏维埃政府便取得了统治地位。卡罗利到被监禁的共产党领导人贝拉·康恩那里，他出来组织政府。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宣称准备和共产党人共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党联合起来，苏维埃政府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领导。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反对捷克和罗马尼亚的干涉和反对内部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英勇地维持了四个半月之久。它不得不夭折，不单是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白色干涉所阻不能前来援助，而且还因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导致无产阶级领导干部中间发生动摇和分裂的现象，还因为实行了错误的土地政策，即企图立即把土地社会化，而不把土地分配给贫农。这种政策夺去了一个农业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支柱，夺去了贫农阶层的援助。
尽管遭到这些失败，而1919—1920年仍标志着革命浪潮的巨大的高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红军，这一支装备不良、给养不足的军队（它的核心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赤卫队）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把反革命的军队和协约国的干涉军队驱逐出国境以外。工人群众越来越敬仰和同情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报纸所散布的大量反革命谎言，阻止不住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把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斗争。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举行了拥护苏维埃反对反革命武装干涉的巨大的同情示威运动。
复员后头几个月滋长起来的和平民主幻想，开始消退；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也紧跟着战后的兴隆发生了经济危机。在中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即是对工人的血腥的恐怖。
工人通过改良主义者的蛊惑：“布尔什维主义就是战争”，为了“和平”之故而不去进行斗争。“和平”变成了一种卑劣的掠夺条约，这个条约使战败国面临着永远毁灭的威胁而且条约本身也带有新战争的起因。威尔逊的十四条，只留下了一个国际联盟，而作为帝国主义战胜国政府的联盟的国际联盟，事实上它正如麦克唐纳所说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圣同盟。
这种发展使中派领袖的处境非常困难。在革命危机的时期多！数有阶觉悟的工人虽会拒绝公开的改良主义，而现在却转向他们。工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立刻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方面由于受到残暴的白色恐怖压迫的共产党，和它的软弱而未充分发展的组织完全不可能接触到大部分群众，另一方面也因为几十年来工人运动的干部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改良主义传统不可能在一天内从头脑中抛出去。
但是在这些群众当中存在着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国际团结的真诚意原。他们开始看穿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全部背叛行为，拒绝和这些叛徒作任何联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德国的独立派，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工党立誓同苏联团结一致，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拼凑起来的国际断绝关系，而且力图加入共产国际。
1919年8月，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团体在琉瑟恩集会，主要是为了对凡尔赛条约表明态度。这个条和的缔结是统治着在战后“死灰复燃的第二国际”的这种“国际精神”的新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例子。众所周知，帮着起草这个掠夺性条约的就是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的领导人王德威尔得。他的德国同志谢德曼（当时是内阁总理）宣称，但愿那些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字的国家衰亡！可是这并不妨碍在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党内的同志海尔曼·弥勒就以德意志资本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资格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
琉瑟恩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节。
“只有当一切结束战争所必需的条约签订以后，这个国际才能着手纠正这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所产生的新的国际不公正行为。但最重要的就是摆脱战争”。
为了以后再来纠正，这些“社会党人”首先必须犯下新的不公正的国际行为。于是，帝国主义和约事实上成为这个“国际”制定政策的基础，而这个“国际”后来也证实是“国际联盟”的辅助机关，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修正这种条约的努力”，如所周知，只表现在向政府提出善良的劝告上，而当这些“社会党”老爷们进入政府时，他们自己也不考虑这些建议了。
中派分子一致反对这个决议并提出了一项反决议，这个决议谴责凡尔赛条的和圣·日耳马音条约为暴力条约，并呼吁支持俄国革命。德国多数派中原则性强的英雄们宣称可以同意这两个决议。事实上，在这种问题上，在德国多数派和独立派之间也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多数派反对和约正和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因为和约意味着德国资本家的“祖国”要担负最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两个党和德国资产阶级都一致认为：必须服从，因为否认这项条约就会加深革命危机；要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只有以革命的方法和同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才有可能。
在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日内瓦召开的下一届会议上，德国、奥国和法国的中派分子都未出席。因为他们以革命的词句粉饰反革命决议的伎俩已穷，这次会议的讨论和决议就不加掩饰而残暴地显露了联合起来的“国际”社会爱国主义的反动精神。
在凡尔赛条的使德国独自担负战争责任成为这个掠夺条约的道德基础之后，战胜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坦率地要求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作出此1919年伯尔尼会议上的自白更严重的认罪和忏悔的自白。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阿道尔夫·布劳恩在初步讨论中已准备同意一项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承认他们犯了错误，没有及时地利用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因此就使全世界和德国人民自己遭到不幸，德国革命的发生推迟了五年。而且承认由于“没有更早地走上这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引咎自责”。但是当谢德曼、斯塔姆佛尔、维尔斯及其同伙到达日内瓦时，他们便说这种认罪的作法未免扯得太远。最后人们在责任问题上同意了一项决议，其中就道：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备忘录中宣称：德国革命的发生推迟了五年遂使世界尤其是使德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其实，考虑到它对它在战争时期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没有发生充分效果，主要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导方面逃脱了人民代表的监督表示遗憾。
更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委员会中已经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1．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看到的那样，于1871年通过以武力合并亚尔萨斯—洛林，最严重地动摇了世界和平。所以对德国来说，不允许再有亚尔萨斯—洛林问题。
2．当德意志帝国1914年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和独立，并通过虐待占领区的居民损害了人道的法律的时候，它就是犯了反对各民族权利的罪行。
3．德意志共和国本身感到有义务去补偿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所引起的后果，因为，以前德意志帝国拒绝了还在冲突发生的前夕提出的仲裁。
因而代表大会把这项认罪声明记录下来，又把1915年协约国社会主义者发表的宣言予以重新肯定。宣言上说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不知厌足地巧取豪夺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这项决议对德国代表团来说决不是令人愉快的，可是阿道尔夫·布劳恩宣布这个堂皇的国际的美妙原则来安慰他们：
“确信这一点还是正确的：对于在国际间建立和平的议案作出明确的决定将深铭于工人阶级的记忆中，而这项决的内容会是容易被人遗忘的，因为在意义上比较起来它不如接受决议这个事实更为重要”。[7]那么，对待这些国际决议最好是立刻把它们遗忘掉。
德国代表团宣称他们尤其愿意同意这项决议，因为同时关于凡尔赛条约的决议要被通过，它比难以下咽的琉瑟恩决议要合乎心意一些。这项决议虽然确认“最危险的战争罪魁”随着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帝国而一同消失，但另一方面确认战争是以一个“使世界处于不安和支离破碎”的和平而结束的。
这项决议甚至说：
“在备战时期会占统治地位而且也浸染过和平条约的起草人的帝国主义精神仍然有不吉利的影响。”
对待这些充满帝国主义精神和它的不可容忍性应当受到谴责的条约该怎么办呢？必须援助国际联盟！它应当“民主化”，它的权力应该扩大，社会党人要把它建成他们的代表机关。
“这样地充实和改善之后，国际联盟将成为一个由凡尔赛和平转向正义和持久和的自然的工具。坚持赔偿原则，给中欧各民族以符合世界共同利益的重新恢复起来的资金，国际联盟将以这种方式能够公正地运用这个原则。它将以符合人民自愿的疆界来代替由条约任意确定的国界”。
这就是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所采取的态度！一方面只把战争的责任加之于被战胜的专制政体，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结论是曾经和有罪的政府合作过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在抱怨他们从未进行过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没有足够的成效”。战胜国的资本主义也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可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却不因为他们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团结一致而受到任何责难。
凡尔赛条约确实充满了“帝国主义精神”，但是它所宣布的“赔偿”原则——也就是应该偿付战争赔偿的是战败国的人民而不是各国资本家——却为社会党人所承认。只要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就应该把它们纠正过来，但这不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纠正，而是由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联盟来纠正。这是对所有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所犯的罪行进行辩解、批准现在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平的纲领和对将来发生各种背叛行为的许可证。
伪善的杰作就是这个代表大会对于俄国的态度。在这次大会开会期间，红军把胆敢侵入苏维埃领土的波兰白军追逐到华沙的大门口。大会上的改良主义者，全都按照他们的宗师艾伯特的榜样嫌恶革命如同嫌恶罪戾一样，然而这些人虽然抗议外国政府“公开的和隐蔽的”干涉俄国，但是同时他们借公正之名对俄国“占领”阿捷尔拜疆提出抗议，并敦促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来注意据他们说“它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的波兰的形势。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俄波战争开始时，1919年6月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对群众情绪的压力实行让步，以至号召工人群众去阻止往东方运输战争物资和军队。而现在这个“社会党国际”为了有利于那群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波兰白卫军，已经在考虑武装干涉的问题了。虽然这个组织认为不让一个曾公开对高尔察克进行军事援助的孟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参加大会还是适当的。但是当无产阶级专政像反革命分子所应得的那样去处决高尔察克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党羽时，这自然任何时候都不能阻止这个社会党国际去虚伪地痛哭一番。
在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和支持无产阶级国家反对武装干涉之间玩弄权术，就像不剥夺资本家的狡猾的“社会化”计划一样，并未吸引群众。中派分子以模棱两可的万应药去争取群众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希法亭发明了著名的“巩固”在宪法范围内的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相结合。在德国已发展到内战地步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发展把革命工人和政府社会主义的代表推到了街垒的互相对立的两边，并把中派分子的思想网罗扯成碎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内的群众都不再愿意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国际打交道，都要求加入第三国际。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召开，它曾经纯粹精神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并要求在根据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国际代表会议精神制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恢复”国际。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左翼为加入共产国际而进行斗争。希法亭、提特曼、布莱夏德之流的右翼分子尽管多次立誓表示友谊和同情，却对加入共产国际消极怠工。他们只有在允许他们继续推行他们迄今为止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条件下，才准备加入革命国际。
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即工人政党和工人国际在世界革命时代为了把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导向胜利，它们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制定了关于党作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方向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列宁在1903年反对孟什维主义时所坚持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铁的军事纪律和党的绝对统一、对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工作的结合等等原则——这些都不是只在俄国行之有效的特殊的俄国的原则；这些是从内战的条件中、从实际组织革命的任务中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原则。这些在革命时代以前似乎为中欧和西欧各国所不理解的原则，当这些国家一旦也进入革命时代，便证实是唯一正确的和必需的原则。
第二国际的破产足以说明工人政党中容忍机会主义分子会有什么结果。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也的确证明，如果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分子左右了革命的领导时，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胜利和保持胜利。党不是社会主义同情者的汇萃之处，而是由最先进的，最有阶级觉悟的，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和眼光远大的工人组成的先锋队，这样的党为了在工人阶级一切斗争中，在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域中保证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性，为了反对一切部分的利益而坚持无产阶级整体的利益，就绝对不允许脱离群众，而是必须在企业和群众组织中扎下根子。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章程和纲领的目的，就是把共产国际建成如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政党那样的政党的统一组织。章程上这样写道：
“共产国际必须实际上真正成为全世界的统一政党。在每个国家活动的各个党，全是它的各个支部”。
共产国际完全和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治论无缘，在国际的和民族的重大问题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是后者没有国际的干预而是由本国的党来作决定而已。
世界代表大会和在两个大会之间领导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必须在一切问题上监督使站在战线的一个堑壕上的每个支部履行它对国际无产阶级所负担的义务。因而在章程上便授权执行委员会去开除那些拒绝服从国际决议的个人、集团或党派。改良主义者攻击这条规定，说它是实行“莫斯科专政”的野蛮方法，但是每一个工人只要稍稍考虑一下应该如何在实际上实现国际行动的统一，就必然懂得并没有其它办法保证国际的纪律。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党的领导，是没有使它的党员遵守原则的强迫手段的；它必须把一些轻视自己的义务，不执行决议，破坏国际纪律的人，无情地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无条件地保证国际行动的统一。
中派分子恶毒地咒骂加入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也是旨在无条件地保证国际纪律和执行国际决议的。这些条件要求对所有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的组织、和所有以共产主义精神出版的报刊加以领导和监督，除去合法组织以外，也建立不合法的组织，有组织地在军队里和地方上到处进行宣传，有组织地不仅对社会帝国主义，而且也对社会和平主义进行斗争，完全从组织上和一切必须从共产党中清除出去的中派分子断绝关系，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予以兄弟般的支持，特别是由殖民国的党予以支持，通过有组织的党团在工会中系统地对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国际进行斗争，议会党团从属于党的领导，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如果以前社会民主党真正要变成共产主义政党的话，这些条件没有一条是多余的。二十一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传统最难克服的地方；它们应当创造可靠的保证，以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屡屡玩弄的实践活动，即：当群众情绪要求他们同意时，他们便同意任何决议，以后却毫无顾虑地怠工不去执行决议。
右翼独立党人克里斯平、提特曼等人和法国与意大利的中派分子特别反对把所有改良主义领袖完全排除出去的要求。提特曼的喽啰们说：“考茨基没有什么影响”，塞拉蒂坚决认为：“屠拉梯会服从纪律”，但是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无意重复第二国际各政党陷于破产的经验。各处的经验都证明，只要机会主义者抓住机会钻进群众组织，钻进议会，他们在紧要关头，即当资产阶级把全部压力放在革命组织上，当党的薄弱环节开始动摇时，便会出来破坏统一的和果断的行动。
许多代表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建立不合法的组织。他们认为提到这一点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这也是机会主义传统的另一表现。革命政党不瞒资产阶级也不瞒工人阶级：它的活动并不依靠警察的允许。利用每一个合法的机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可是当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认为有必要对党诉诸暴力措施时，要无条件地保证党的机关继续发生作用。
二十一项接收条件原则上已对中派的机会主义分子建立了堤防，而第二次大会把利用议会和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当作国际各政党的义务，由此也就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别的信徒划请了界限。
关于殖民地和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有马克思和列宁从一个世纪革命斗争经验中取得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学说。为争取无限制的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为亿万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动员了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和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支援了无产阶级。没有这种援助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
当中派分子看到他们的实际活动在莫斯科遭到无情的批判，当他们看到不可能在第三国际内继续干第二国际的旧的变节行为时，他们便猛烈地展开了反对加入第三国际的运动。希法亭在他著的《金融资本》一书里暴露出他的人格已完全破产，当时他写道，社会主义的行动并不一定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才产生。他发现了各式各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左的”论据。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结成同盟，认为把土地分配给贫农都是机会主义。他为将来的化学意义上的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宣传，在这个革命中只有“纯”工业无产阶级而没有和其他被剥削阶层的联盟，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过激主义的表现，其目的显然是要逃避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直接革命任务。中派分子当时全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反对革命的恐怖，好像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可以由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典所指导，而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要时，它自己就把这种道德法典无情地弃置不顾。但是他们却首先要咒骂“莫斯科专政”，他们这样作无非暴露了他们的民族狭隘性和对国际团结的行动的无知。
迄今以前跟着中派政党走的工人们，于1920年10月在哈勒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和1920年12月在图尔斯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决定赞成二十一条，赞成加入第三国际。
这二十一条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引起了严重的斗争。这个对战争一致采取反对态度并代表齐美尔瓦尔得中派立场的党，在第三国际成立后立即加入了第三国际。但是这个党的最有影响的领袖塞拉蒂却拒绝把改良主义分子驱逐出党。当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转向占领工厂时，这时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社会党还是一个中派分子的党，没有能力领导工人前进，去进行决定性斗争。当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领袖则在商谈怎样中止斗争。
根据政府的空洞诺言，斗争停止了。这个失败的痛苦教训促使1921年1月在意大利波伦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有相当多的少数人集合在左派周围。左派不仅坚决地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且也坚决地和中派分子决裂。
当为二十一条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成果的时候，最重要的中派主义的政党，例如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和德奥的社会党，1920年12月在它们的伯尔尼会议上决定召集一次已经退出第二国际但还没有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派代表大会。当时正是革命高潮的时期，就速中派分子都声称拥护世界革命，赞成保卫苏维埃俄国，赞成支援东方的革命运动，赞成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伯尔尼预备会议的宣言上确认：世界战争摧毁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剩下的只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派了”。第二国际只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破坏统一的因素”。但是作为保持中庸的正义典型，这些中派的英雄们也对左派进行了批判。他们说第三国际只是所有共产党的结合，它把布尔什维克的模型加在所有政党身上，它要完全取消各个党的自治，使工会从属于党，它力求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
这些中派的聪明人拿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模型”：即不管是以工人苏维埃的形式，或是以任何其它形式，尽可能地按照民主路线行动，如果非如此不可，然后实行专政。显然中派分子所承认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不是马克思曾描写过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整个时期的国家形式，而是他们所想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一种暂时的紧急状态，在这种国家内他们既对右派也对左派实行专政。
这就是1921年2月在维也纳独立地形成的国际中派自始至终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开始就乱过，他们无意建立新国际，而是帮着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在我们既要离开天真的焦躁同样也要离开怀疑主义的不信这一意义上”，阿德勒把这种联合声称是中派的特殊使命，而阿德勒则是中派的忠实信徒。因为诺斯克、王德威尔得、托马斯之流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信念，所以阿德勒拒绝如同第三国际所做的那样，挖苦这个高贵的团体“像一个兵营中的军曹”。他对第三国际使用的也不是兵营中的语言，而是帝国主义外交的语言。他诽谤第三国际是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并说明道。
“除去（！）这种职能以外，国际本身还有存在的理由——不管这是多么的不幸，因为当在那边遭到失败时，却意味着世界反动派的胜利。”
阿德勒也承认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是国际的义务；他也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会是世界反动派的胜利，因此，他对于建立一个必然地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国际所提出的理由只能是：除去保卫无产阶级国家以外它还有其他任务，此外再也不知道有更好的理由。好像这曾发生过争论：在保卫无产阶级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间仿佛是有矛盾的！
在每个问题上中派分子的特点就是在互相没有调和余地的原则之固动摇不定。在自治问题上阿德勒说，只有当国际的决议有约束力时，这个国际才有某些价值，但这会使自治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国际的范围必须尽可能地广泛。把这种就法从文雅的德国话翻译成普通话，那就是：为了使决议可能有约束力，必须尽可能地少作决议。
但是就连这种有节制的公式，对这个新国际的许多代表来说，也还是走得太远了。这个新国际，由于它站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中间，而恰当地被称为第二半国际。辛威尔代表独立工党讲活时这样说：
“我们要求从任何国际那里得到方法上和组织上的自治权。我们准备服从这次会议所拟定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和我们国家的条件相适应。我们拒绝任何人给我们作出规定”。
人们在会议通过的纲领中，找到了一条可以利用的措辞漂亮的条文：国际组织的每一个决议，都意味着“各个国家的政党的自治的自愿限制”。以此巧妙地暗示，除去它们自愿以外，各个党不需要对于它们的民族主义加以限制。中派分子国际的基本原则如此地适合改良主义者的口味，以至这个基本原理后来被放到改良主义者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的章程中去了。
充满了这种相似的智慧的这些纲领得到了一致的通过，虽然瑞士代表格里姆曾经提醒大会注意：缺乏共同见解——特别是在保卫国土问题上。和在放弃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决议情况下的对外的虚假的统一，已经使第二国际陷于崩溃。
专政和民主之间的中问道路，在纲领中是这样解释的：
“国际既不允许像今日的所谓第二国际所做的那样，限制无产阶级只能应用民主方法
[8]，也不允许像共产国际所愿意的那样，要人门千篇一律地去模仿俄国工农革命”。
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被发现。可是这时中派分子却使无产阶级离开武装斗争，虔诚地希望终于有一天会找到这个人所不知的其中有善良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对于不具有这种“天真信仰”——引用弗里特里希·阿德勒的话——的共产党人，为了给他们灌输和平民主的信仰则不仅用说服的方法，而且。还要用暴力的方法来压服。
昆费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是人民委员，他说当时的选择是或者和共产党人一道走或者变成诺斯克的党。他以这种理由来原谅他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这是共产主义论点的十分正确的表达：现在只有从二者之中挑选一个，或是资产阶级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中派分子却恰恰想避免作这种清楚的抉择。
阿德勒采取了中间立场，他的立场介乎“天真的和平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论”之间。他把暴力论理解为这样一种理论，即把战争看作是引起革命的“正确杠杆”。我们考察了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1914年以前一切工人领袖都把战争看作是革命的杠杆，而我们这个时代（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一切大战也证明的确是如此。可是确实没有人断言过战争是革命的“正确杠杆”。革命危机的发生可能有种种原因，一个革命政党将利用每一个危机。但认为共产党人把战争看作是革命的唯一杠杆，这实在是一个愚蠢的发明，制造这种愚蠢的发明的目的在于：使人怀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坚决的战士渴望发生战争。
虽然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大会竭力保持中间路线，可是在一切问题上显然还是接近第二国际的。阿德勒声明，大家全都同意不和第二国际商议，“莫斯科问题”必须先解决。这位瑞士人提出的建议——应该通过商谈来修正二十一条，因为实际上作不到而被否决了。但是此外也没有作出意味着试图接近共产主义的决议。左翼社会革命家是讨论当中坦率地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唯一的代表（当然，照他们的理解，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的苏维埃制度），他们提出一项声明，就大会进一步远离了第三国际而接近了第二国际。以后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种看法。“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这是第二半国际的正式称呼，它诞生了只有两年就又回到社会爱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
1921-1922年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这次大会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到一系列沉重失败以后，必须对于世界形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任务表明态度。1920年秋，红军在华沙城前被击退；在德国，1920年工人反对卡普暴动的英勇防御斗争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塞弗林和白军合作以工人遭到血腥的镇压告终。1921年3月，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首脑霍尔星把警察部队派到德国中部去占领工厂，有意敲地企图挑起暴动以便解除革命工人堡垒的武装。共产党对于情况作了过高的估计，号召全国实行总罢工和武装抵抗，但是德国中部从事战斗的工人们却陷于孤立并被镇压下去了。
资产阶级借助社会民主党克服了1918-1919年的猛烈的危机，并重新建立了对无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权力机构。但是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克服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无产阶级国家自从胜利地抵御了一切武装干涉、最终地镇压了国内的反革命以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俄国无产阶级能指望通过在一个现代工业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马上得到支持。它必须靠自己的劳动以自己国家的资力给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基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有计划安排的为需要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一天实现，而一个有成千成万小独立经济单位的落后国家（特别是在农村），尤其不可能。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剥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一举而创造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管理的经济因素和小的个体的商品经济之间进行顽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实现的。对待后者不能用暴力摧毁，而是必须一部分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一部分通过小生产者的合作来战胜它。第三次世界大会同意了新经济政策，就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对于社会民主党辩护者的“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发言即置之不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也必须注意革命发展速度的一时减缓的后果。列宁在1918年就已经驳斥过这种愚昧的假定：好像布尔什维主义推论世界革命是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的事件。世界革命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整个时代，是内战和革命战争的时代，是尽管一时失败而无产阶级的胜利却在一切国家都逐渐接近的时代。
尽管除去俄国以外各国革命全都失败，而战后的阶级斗争和战前比较却采取了新的更高的形式。欧洲和亚洲有千百万人意识到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并参加了革命斗争。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仅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反映群众革命经验的转变——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第三次代表大会无论如何都不放弃革命前途。它的任务是决定共产党在准备革命阶段（一个或时间较长的阶段）的策略。现在直接摆在面前的并不是立即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为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斗争创造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它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阶层。因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到群众中去！”。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腐朽的取消派分子（例如保罗·列维）破裂了，因为他们对革命已经绝望，逃到了改良主义阵营。不过大会也不同意暴动主义者的想法：这些人认为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单靠先锋队就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通过1921年12月召开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总的指导方针有了更详细的规定。面对着资本的猛烈进攻，面对着新战争的危险以及争论赔偿问题所引起的欧洲经济混乱，群众表现了日益增长的斗争决心和要求无产阶队伍统一的强烈意愿。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要求统一的朴素的原望引导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因为建立在改良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意味着投降资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统一，乃是斗争成功的前提条件。在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没有发现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群众，不能单靠鼓动和宣传争取到革命斗争中来。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检验认识到改良主义和中派领袖不仅拒绝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且从而也不能在目前的条件下使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取得成果。共产国际和改良主义者的不同之点，并不是它放弃为了改良和为了工人阶级的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而是它把改良看作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改良主义者相反，他们放弃阶级斗争，允诺在和资产阶级谅解的情况下达到工人生活的改善，他们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时期，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是决不能为工人阶级取得让步的。
因此，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就必须重视为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声明为了这种要求准备和所有工人组织共同进行斗争，偶尔也和改良主义领袖进行谈判并取得共同进行斗争的协定，这是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工人群众表明共产党人是工人利益的唯一的代表，而改良主义者阻挠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并由此妨碍了工人要求的实现。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意义。这决不意味着和改良主义的工人叛徒和解；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想要取消独立的共产党的组织，即取消工人运动的最伟大的成果。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单单是动员工人群众去进行斗争的工具，同时是使他们拜托改良主义的工具。
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对中派领袖是一种考验。当人们不许他们混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时，他们便绝望地大肆叫嚣，说什么共产党人分裂工人运动。现在他有机会表明他们是否真的像他们多年以来所发的誓言那样，真正愿意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工人阶级的要求而斗争。他们所表现的恰恰相反：斗争的任务越大，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统一越必要，中派领袖就越接近社会爱国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以便和他们一道对革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一起于1922年2月在巴黎和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进行协商。第二半国际建议和第三国际共同举行会议。第二国际代表对举行这样的会议提出了若干条件。于是，决定先在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考察所有工人政党举行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关于赔偿问题，决定去建议取消国际战债。又重新强调了德国有义务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建议德国要摆脱负担只有对同盟国支付战争资金。这次会议已经表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之间并无矛盾。相反地，各国社会帝国主义代表之间却有矛盾。只要这些“社会党人”必须以政府成员的身分实际上决定赔偿问题，他们就完全忽视他们的“国际”的决议。王德威尔得最近1929年8月在海牙会议上关于斯诺顿的态度，又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在经济危机加深和革命正在威胁着的时期，各国的资本家觉得不仅他们互相商谈，甚至要把再三被诅咒的苏维埃政府代表邀请到日内瓦来开一次联席会议也是适宜的，资产阶级的奴仆的举动也不能比他们的主子们更为反动。稍稍踌躇之后第二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就接受了第二半国际的邀请去和第三国际举行联席会议。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马上就毫无条件地同意了；因为不仅必须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国际行动，而且也必须向工人们表明，如果这种统一行动不能贯彻的话，谁应负责。
1922年4月这个会议在柏林举行了。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作了会议的主席，他一开始就确认：讨论的问题不是组织上的合并问题，而主要是促成统一的国际行动的问题。因此，克拉拉·蔡特金就代表第三国际建议只讨盖有实际政治意义的问题，她所提出的这类问题就是：防御资本家的进攻；对反动派进行斗争；准备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斗争；援助苏维埃共和国恢复元气，因为它当时由于伏尔加流域的饥荒严重地威胁着它的经济发展；凡尔赛条约问题和重新建设遭受破坏的地区问题。
第二国际的狡猾的外交家王德威尔得，作为“比利时国王陛下的外交大臣”他有领导国际谈判的实际嘴脸，这时他立即反对这个建议。他首先就他很忧虑关于为反对赔偿负担而斗争的谈话。他说：
“我不想争辩这个建议会受到德国无产阶级的欢迎，也会使司丁尼斯先生满意，但是我不大相信这种建议会被遭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以同样的革命热情所接受。”
[9]
停止在阿姆斯特丹工会里“建立支部”，保证乔治亚有自决权，对那些因为参加反革命暴乱和阴谋而应该在莫斯科革命法庭进行答辩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予以自由辩护。
保罗·福尔代表第二半国际马上起来支持他的同僚。他说，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只能用精神武器来争论，而不用恐怖的斗争方法毒化争论。因此他所要求的并不是把诺斯克、霍尔星和塞弗林开除出德国党，或判处一些曾经组织过谋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社会革命党人，而是为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要求“政治权利平等”。他抗议对社会革命党人判处死刑，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可右翼社会党人参加了政府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野蛮迫害。
对于王德威尔得的友善的通过接受第二国际的条件以恢复遭到了破坏的信任的要求，拉狄克回答道：对于王德威尔得这位公民的信任不值一文钱。但是他却打开了从共同行动产生某种接近的可能性。因此他说人们应该讨论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
塞拉蒂作为当时没有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他反对王德威尔得，指出第二国际的党在和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时，对资产阶级的毒害所表示的忧虑，并不如他们现在和革命者共同行动时可能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所表示的担心那么多。奥托·鲍威尔说，第二国际的条件并没有包含人们要认真反对的东西，但目前提出这样的条件是不合时宜的。
拉狄克提醒这些乔治亚的自决权的兴高彩烈的拥护者乱，第二国际各党从来也没有为遭受它们的祖国压迫的殖民地的独立进行过斗争。在孟什维克政府的统治下的乔治亚不是一块独立的国土，而是英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堡垒。农民和工人高举起义的旗帜反对孟什维克政府。援助他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如此，拉狄克还是代表俄国的党宣称，他们准备并可由社会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乔治亚的情况。诚然也应该考察一下第二国际帮着压迫的其他国家的自决权的问题。也应该使“社会党的”反革命代表可能在苏维埃法庭前为他们的同志、为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来辩护。
最后，达到了内容如下的一项三个执行委员会的共同声明。
为了准备一切社会主义党派和组织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应该成立一个九人委员会，由三个国际各派三个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应该召集阿姆斯特丹和红色工会国际联席会议来商议恢复工会统一的问题。第三国际代表的一项声明使大家知道，允许社会党派代表出席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诉讼公开进行而且不判处死刑。
关于乔治亚的问题的材料应该从各方面来进行审查。第二国际的代表已经宣称在热内亚开会期间不可能举行一次会议，但是所有出席的政党应该在下面这些口号之下尽可能地举行统一的群众性示威运动：
拥护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行动，拥护俄国革命，拥护在各个国家和在国际上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第二国际在这项共同声明以外又发表了一项单独声明，声明说他们坚持书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第三国际代表团提出了一份报告书，报告书说，他们对于达成的协议表示怀疑。因为第二国际不同意废除凡尔赛和的口号，因而表明他们不愿意对资本的进攻进行斗争。
会议以后，列宁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文章中他批评了第三国际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态度。认为允许对社会革命党人不施用死刑意味着鼓励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现在正相信他们能够指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了毫无必要的让步。资产阶级国家不会像第三国际代表对待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那样，同意无产阶级国际的代表去监督它的审批。正相反，人们从资产阶级代表方面得不到任何让步，所以为了能够容易地接近改良主义工人——这是会议的唯一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虽然如此列宁还是赞成批准这项协定。[10]
事实上，国际间结成统一战线的初步贡献，成效并不大。这种商谈也许使共产党人容易证实，分裂工人运动的不是他们，而是改良主义者。在一些国家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拥护在柏林会议上同意的口号。可是由于第二国际顽固地实行怠工，致使世界工人大会没有开成。共产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5月底退出九人委员会，并发表声明指出，召开世界大会的努力归于失败，责任在第二国际。
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和12月召开，它从第一大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果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再度着重指出：共产党人在和改良主义领袖会谈和进行协商时决不许放弃充分批评的自由，例如在德国趁民主派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遭到暗杀而举行共同示威时会多多少少地出现过这种情况。
改良主义者于1922年12月在海牙召开一次反对战争危险的世界大会，他们没有邀请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大会，可是尽可能地多邀请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的代表。只有俄国的工会受到邀请，它以洛索夫斯基、拉狄克和罗特施坦充当代表参加了大会。
当12月10日大会举行时，法国和德国为赔偿问题进行的斗争如此尖锐，以至战争危险显得十分明显。在工人群众反战情绪的压力下，社会爱国主义先生们就装作是最热情的反对战争的战士。
法国改良主义工会的经验丰富的领袖如果要求工人负有义务不再生产军用品。韩德逊谈到所有裁军会议的失败，并咒骂他的“国际”以之为基础的凡尔赛条约。德国和平主义者黑尔姆特。冯·盖拉赫欢迎工人组织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拜劝告工人不要提出任何工人的特殊要求。
菲门当时是运输工人国际的书记，他使人们想起了不久以前罗马国际工会大会所作的决议——用总罢工来回答战争：
“当情势走向极端时，工人阶级与其在新的战争中，不如到街头去并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盟友听到这种说法，并没有提乱他们的平静心情：原来1914年前，他们不仅听到同样美好的演说，而且他们还作过这样的演说，但“一旦情势走向极端”，并不由此妨碍他们在战争中去支持资产阶级。
洛索夫斯基和拉狄克揭穿了这种无耻的伪善言辞。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决哥要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人们必须先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并和联合政策决裂；如果人们真正要想以起义来反对战争，人们必须在革队里进行革命宣传；不要就大话，应该以具体的措施开始。俄国的代表团建议：
1．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周，
2．举行一天国际性的罢工，反对凡尔赛条约和反对威胁着的战争。
王德威尔得当然最能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了谴责，所以他便起来保卫社会爱国主义。他重弹他那乔治亚自决和关于审讯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可是然后他宣称：
“人们不应禁止一个国家对非正义的军事进攻进行自卫”。
胡斯曼强调了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自白，他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在同样的情况下他的行动会和1914年一样。对于俄国代表团的具体建议，和平主义者的大会一挥手就不管它了。而一个习以为常的决议，即一个“不拘束任何人作任何事”的决议却被通过了。
这个决议包含了去共同实现罗马总罢工决议所提出的目标的号召力，其次是要求修正和约和由国际联盟监督军备，把战争工业转变为和平生产（好像一旦资本家认为合适，把和平生产转入战争生产并不同样容易似的！），把德国接纳到国际联盟并取消秘密条约。
这次会议表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之间在政治上完全是一致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10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实行合并。独立派在内战期间发了千百遍庄严的誓言，就他们从未和谋杀工人的党联合在一起，此后不久，他们的曾经力求加入第三国际的整个领导部们就跑到诺斯克党的阵营里去了。只有累德堡领导之下的小集团拒绝了这种联合。
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海牙会议上对于和第二国际代表达成的反战斗争问题的协议表示满意。
一个月以后当法国军队于1928年1月侵入鲁尔地区时，人们就能够确定海牙和平决议的价值。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显示出没有能力达成共同决议，更不用说在“和平当中”实现反对战争活动的共同行动了。
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在占领鲁尔的前夕，于1月6日在埃森举行国际会议，制定了反对占领鲁尔、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和反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共同路线。
当法国军队已经侵占鲁尔地区时，共产党领导的莱因—威斯特伐里亚工厂委员会理事会便在法兰克福召集会议，各派工人政党都被邀请。在1923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都有代表参加。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一切参加这些国际的组织都拒绝参加会议。第二半国际也不顾参加，但它还允许加入这个国际的党派去参加。只有德国的累德堡集团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利用了这种允许。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统一的革命斗争路线，不仅表现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的实际斗争中。
德国和法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无畏地反对占领鲁尔都被投入法国和德国的监狱，共产党的青年工人因为在占领罪中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被交付军事法庭并被判处徒刑。德国和法国的警察和司法机关联合起来一致反对革命运动。
占领鲁尔事实上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头一次总演习。它表明国际无产阶级不再像1914年那样面对各民族的大屠杀而毫无抵抗了；现在有了一个共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不会像第二国际那样当国际行动十分迫切需要时，作为“和平工具”不起作用了，这个组织正是一个在严重关头能够领导一切国家的工人进行统一的斗争的组织。
王德威尔得又一次最完全地表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态度。他在占领鲁尔的那一天在比利时的议会里宣称：
“我们像一个人一样一致声明：我们的要求和法国及意大利的要求一样都是神圣的，这些要求必须由德国来满足……德国的重工业是和平的经常威胁”。
乔治·胡宾在比利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称：
“《前进报》劝说鲁尔地区的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使我很遗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防止德国无产阶级使斯廷纳斯发财致富的形势出现，没有做过一点事，而当问题是关于为偿还赔款而工作时，它竟劝说罢工。我们要赔款，社会主义不仅是和平，它还是正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又和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古诺政府缔结了国内和平。他们在和资产阶级政党及组织的共同声明中号召全国范围的抵抗。但是当它们认为放弃抵抗和牺牲工人阶级来和法国帝国主义取得谅解是合适的时候，它们也仍然是忠实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
[1] 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神》，第75页。（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
[2] 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神》，第77页。
[3] 同上书，第82、83页。
[4] 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种》，第84、85页。
[5]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3-280页。
[6] 考茨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写道：斯拉夫民族能够在革命运动中赢得领导地位。恩格斯于1894年在维克多·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把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与奥地利的情况加以对比，从而指明恰恰是一个落后国家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会提供良好条件（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是，尽管如此，你们的形势对于斗争来裁目前是更为有利的——你们要进攻，要一步一步地赢得基础，已获得的和已占有的新阵地不仅加强了你们的地位，而且给你们增加了许多群众；而工人们在你们的原始的立宪政体的情况下，至少还能够取得一些阵地，而且以合法的手段，即是以政治上教育他们自己的手段取得资产阶级本该取得的阵地。我们也要赢得这样的阵地。但是 只有当外部的冲击到来时，我们才能获得这些阵地，即是要和一个国家发生冲突，而在这个国家里旧的封建的、官僚的、警察的形式和比较近代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混合使前者占得比重过大，以致把事态导向难以想像的混乱。你们处在这种幸运的形势中，而更幸运的是你们的工人运动大得足以在这里作出决定，从而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给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种冲击，这在那里对 于再度粉碎过早在这里形成的‘一种反动群众’，和代替长期的反动压迫，在群众的运动自由的意义上实现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都是必要的。你们应该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揭开总攻击的序幕，我们希望在取得全族胜利以前不停止这种总攻击……”（引自《维克多·阿德勒论文、演歌和书信集》第1卷， 第103页） 。
[7] 阿道尔夫·布劳恩：《日内瓦国际代表大会》，柏林1920年版，第17页。以下两段引文引自第19及21页（所有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作者）。
[8] 法国中派分子疆尔在讨论中间曾经指出：和日内瓦会议的主张相反，战前第二国际从未坚持过只应用民主方法。
[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 列宁这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297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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