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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统一性和差异性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2014年6月号
朱美荣 译
本文所反思的是所有抵抗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迄今已经遇到的，并且以后还会遇到的基本挑战。这里所谓的“运动”，是指那些以废除私有制而准备代之以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运动，也指那种以真正、实质性改变劳资关系为目的的运动。这两种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让人质疑资本主义，但是也可能只会造成朝向社会主义的虚假运动，事实上它可能只会迫使资方做出适当的改变来迁就某些劳方的诉求而已。我们都明白，就这些运动所实行的策略来讲，很难划清有效和无效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判断策略的目的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冲突。总的来说，许多运动都可以被称作“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movementstowardsocialism）”，这个词语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玻利维亚等）的政党发明的。这些南美政党放弃了传统共产党的目标（夺取并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明显较为温和的目标，即耐心创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种目标调整可以用两点概括，即民族化和国家计划。至于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使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化，这些选择了“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党并没有给出界定。这些将自己刻画成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政党有一些声称是马克思的继承者，有一些甚至声称是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或者）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随着帝国主义扩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形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许多流派为了这种崛起而走到一起。恩格斯及其后来的列宁为此提出了一种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但是这种版本将现实简单化了，忽略了许多在马克思之前以及之后的贡献。当然，在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案上，马克思起到了关键性的突破作用。事实上，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是严格、科学、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将其历史事实的一切方面都考虑进去的，而其之前或之后的社会主义构想却不是如此。
我认为，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法国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按照今天的话，即团结），这套价值观将现代性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归根结底，这套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能够接受但无法实现的，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则需要更高层次的社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远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它随着雅各宾派的上台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在这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美国也提出了革命口号：自由和私有财产。这两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业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越该原则的平等诉求。自由和私有财产二者结合起来让不平等成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为个人才能和勤奋的结果。他们让人忽略团结的美德，而只承认相反的一面，即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自由和平等是彼此冲突的两种价值观，只有资产阶级财产被压制的时候，这两种价值观才能和解。法国革命即使在其最激进的雅各宾阶段，也没有压制资产阶级财产，而是仍旧保护私有产权，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并认为这种产权可以通过家庭小农场和手工企业的方式进行普及。它还不能理解资本主义会怎样发展，会如何强调现代资本主义财产的集中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被理解为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正是在逐渐认识到“自由、平等、团结”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的过程中被提炼出来的，它要求以工人集体财产权代替少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财产形式。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谱系
现代人民发起斗争运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带来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工人的剥削。这些运动有些是自发的，有些则是受到社会主义团体的推动而发起的。这些运动在工业革命的欧洲出现甚早，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稍后也在德国、欧洲其他地方以及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它们在整个19世纪持续扩展，并在20世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革命的或改良的。还有其他一些运动爆发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地区，比如那些作为服从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积累需求而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世界也呈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即控制中心和被控制的边缘地带，两者之间呈现非对称的发展态势，这种不对称因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而逐步恶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构成一个事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既定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通常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主体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复制、赶上”富裕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然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诞生之初就受困于一种依附关系（他们本质上就是“买办”。该称呼最早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因此他们不能重塑自身，使自己成为可以担负起真正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按照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话来说，就是“反封建”。这种由自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由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社会联盟所执行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常常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战争。为此，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运动也常常超越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可以被算作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我们需要研究“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三种谱系：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发起并扩散的，第二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半边缘地带发起的，第三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边缘地带发起的。这三种运动从未标榜自己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但是它们中有些可能会成为这种运动。
1．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谱系
在19世纪，法国比欧美更早产生了废除资本主义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新观念。执行这种进步观念的人来自雅各宾派的继承者，他们的理论也为法国革命工联主义者所信奉。在这些最初的理论者看来，自治生产合作制能够为财产社会化提供制度和法律框架。
“法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其理想主义的特征。它源自18世纪的启蒙哲学，并给予这类哲学的伦理价值最为激进的阐释，如正义、公民权、平等、自由和团结。但是它依然不清楚如何科学地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而阐释这一过程却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之原理和本质构建的最初和唯一的动因。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以及后来的第二、第三国际都批判“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做法。当然，欧洲除了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传统，尤其是英国，他们或有效或虚假地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正是这些运动流派，在马克思有生之年的积极参与下，融入了第一国际。为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写道，国际的任务是推广并联合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但是不对他们设定或强加任何教条。第一国际集合了信奉不同“理论体系”的组织，有信奉马克思的，也有信奉普鲁东和巴枯宁的。虽然马克思在国际内部也为批判那些他认为没有科学根据的、可能会传播幻想、瓦解工人运动的理论而发起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但是在第一国际成立之时，马克思还是提出了基本原则（笔者也信奉此原则）：接受并承认差异，以便在运动中加强团结。但是在欧洲，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尤其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而恩格斯还活着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主义运动恰恰偏离了这个原则。
第二国际是由具有群众基础的工人政党发起建立的，这种党事实上每个国家各有一个。随着群众工会的形成，偏离马克思最初原则的做法变得愈发严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党。虽然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党都具有同一个理想，就是成为所在国的“唯一工人党”。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偏离似乎是积极而有道理的，但历史表明并非如此。从那以后，“统一性”与差异性不再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是互不相容。工人党的表面统一性似乎因看似一致联合的工会而得到加强。“群众工会主义”（Massunionism）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它的目标就是每个企业或行业的所有工人都被组织于或隶属于同一个工会，只有法国没有顺从这种趋势。在法国，每个工会按照革命工团主义的传统，只招募政治上的先锋，并尽力领导工人大众，组织他们斗争，支持自发的运动。法国的工会视自身为准政党，为工人党的一个同盟或竞争者。相比之下，群众工会主义则不喜欢让自己的普通成员政治化，而是希望他们被动地服从，喜欢他们去政治化。群众工会还坚持它最基本的共同特点，即进行纯粹的经济斗争。除此之外，群众工会或许还对它的同盟即社会民主党给予选举方面的支持。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揭露了第二国际各党和工会的无能。列宁自己也被考茨基的“背叛”所震惊。然而由伯恩施坦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成功应该让他们明白，这些党和工会已经不再能组织“社会主义运动”了。修正主义路线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领导人的背叛，不是一小撮工人贵族的腐败，也不是这些组织中官僚们的野心，而是因为建立在帝国主义掠夺基础之上的社会富裕化了。修正主义路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年—1939年），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的快速发展期间（1945年—1975年）都占统治地位。奉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各党和工会（他们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质疑）仍然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的信任，从而令列宁式共产主义者成为少数派。
两次大战期间的某些时候，反抗法西斯、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是与改善工人生存状况的斗争相结合的。在那个时候，人民阵线提供了一种可能会将这些斗争重新扭转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曾与纳粹德国进行过阶级合作，而工人阶级却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红军在击败纳粹的过程中也声望大涨，因此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又一次有望复兴，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在英国、西欧甚至美国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保障、充分就业政策以及工人年度工资的增长要与社会劳动的平均生产力的提高相一致等，这些都不容小觑，它们都使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这些成果的取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的加强。在整个战后快速发展时期，能源事实上成为不用花钱的物资。因此，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对于1975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反击、快速发展期的终结以及工人获益的结束，工人阶级没有给出有力的抵抗。同样，对于前第二国际各党和工会仍然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没有任何抵抗。因此，这些党和工会之后就仅仅是社会一自由主义的了。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达成“共识”的社会接受了“永远的资本主义”、去政治化，代替工人/市民的是一群旁观者和消费大众。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资本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消失并非如人们所相信或假装相信的那样不可改变，伴随着资本统治而来的反抗斗争的再度兴起，预示着社会主义运动可能会再度崛起。
2．世界资本主义半边缘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谱系）
第一场以社会主义名义实施并取胜的革命是在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半边缘国家发生，并非偶然。建立于19世纪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视自己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家庭的一分子，这个大家庭的导师就是K.考茨基（KarlKautsky）。事实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是欧洲的，它标志着朝向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由帝国主义中心地带转移到边缘地带，这种转移将贯穿整个20世纪。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激进派（布尔什维克）能占上风并非偶然，妥协派（孟什维克）则处在了不利地位，其他的欧洲党则呈现相反的态势。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各流派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上，列宁一直都信守第二国际的思维，他甚至还强调了它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他相信不应有多个工人阶级党，而是一个阶级、一个党。除了得到第三国际承认的政党之外，其他政党都算不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其他的党都只不过是叛徒，而工人党的任务就是争取被这些党所欺骗的大众。第二，他不允许独立于党之外的工会存在。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工会永远不会跳出为了眼前经济需求的修正主义斗争模式，所以有必要将工会纳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体系之中，让他们服从于担任革命政党的策略传送带的角色。然而，真实的欧洲工人运动史驳斥了列宁和第二国际关于工会的观点。目前，“大众工会”（bigmassunions）（比如德国的）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坚决支持“左翼议会性政党”（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不仅对金融寡头的资本进攻没有采取任何反抗，还帮助后者达成了目标。相反，法国革命工团主义传统的剩余力量，因为允许草根革命有大尺度的自由，则在抵抗资本的进攻中表现得更有力量，这一点让法国金融寡头非常沮丧，他们更喜欢“德国模式”。
如上所示，列宁主义激发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系，而欧洲派系则如前文所指出的越来越公开地走向机会主义。他们充其量仅仅提出了工会的要求，选择了永远维护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因此也就告别了任何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运动。那么列宁个人是否应对后来苏俄和全世界的“列宁主义”继承者负责呢？应当负责，又不应当负责。说应当负责，是因为他的所有继承者，包括斯大林，都坚持了列宁主义关于处理统一性/差异性二者关系的教条。说不应当负责，是因为列宁仅仅活过了俄国革命的最初几年，因此他对之后发生的一切不应负什么个人责任。而之后的历史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列宁主义与欧洲中心论决裂，即与那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被提上日程的说法决裂。列宁考虑到了这种转移，从中心到边缘，考虑到了要为社会主义的中心（centerofgravity）而战斗。这一点列宁也曾在1920年出席巴库东方各民族大会上提出过，而且第三国际是全世界性质的，而第二国际则只存在于欧洲。
苏联社会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该国客观条件的限制，它的落后及其具有的半边缘性资本主义性质，迫使它不得不将“建设社会主义”降格为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当然，国家社会主义有别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如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仍然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体制，而国家社会主义则具有两点非常不同的本质：一是它至少能通过大胆的社会政策让自己合法化，是工人权力的代表；二是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持相独立的关系。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充满了逐渐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但它也具有很大的僵化风险，最后可能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向右转，正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所发生的。如果是托洛茨基，那么历史会向好的那面发展吗？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这也是第四国际（实际上只是第三国际的第二版）一直不过是一群演说者在那不停唠叨列宁主义的原则，却不能超越这些原则的原因。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体制甚至从未尝试超越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分层化和中央计划）阶段。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却做出了这种尝试，但是遭到了莫斯科的排斥。这种排斥不是偶然，就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水平来看，第三国际当时已经逐渐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战略服从于苏联的策略需求，而后者只关心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什么。万隆时期形成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要求放弃任何战略，只服从手段。现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地区，只能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来提出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概念，不是与列宁主义的传统决裂，而只是超越它。这就构成了另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谱系。
3．世界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社会主义运动谱系
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现代历史阶段，它们打破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幻想，宣告了其鼎盛时代的终结。根据其长期的重要性来判断，这两者是大型革命。前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大都市展开，后者则在刚刚（以被统治的边缘地带的身份）被纳入全球帝国主义的地区爆发。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反抗当时渗入封建制度之中的资本主义，它废除了私人商业，也同样强硬地拒绝通过帝国资本实施的外国统治。太平天国运动唤醒了亚非拉民族，也激励了毛泽东，它展示出来的是处于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人们所发起的一种民族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引导他们进入一个长期的向着社会主义转折的阶段。巴黎公社和太平天国运动均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前者赋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实质，而后者的世界性意义体现在它所利用的基督人物。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它信奉的基督并非那些传教士们所灌输的形象，而是一个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形象代表：勇于赴死。这一点证明了团结是斗争成功的秘密所在。这两场革命还证明了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证明了资本主义仅仅能够创造超越其自身的条件，使社会朝更进步的人类文明阶段迈进。可以说它们为人类开启了新篇章，这一篇章将在20世纪和21世纪继续发展，它们开启了各民族的春天，与之相应则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冬天。因此这两场伟大的革命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在全球体制的两个薄弱环节发生了。
马克思和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有效策略，即消灭资本主义呢？答案既是也否。在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其间存在一种可以让经济和社会条件趋同的力量，这能让全世界的工人都沦为同样受资本剥削的雇佣工人。因此，他认可殖民主义具有进步意义，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乏证据。而对英国殖民爱尔兰，他则没看到一点进步意义，相反他不遗余力地谴责这种殖民对英国的工人阶级产生的毁灭性后果。至于俄国这个对他来说不像中国那么陌生的国家，他本能地觉得这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有可能爆发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障碍。
相比之下，列宁和列宁主义（或称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列宁谴责“帝国主义”。虽然他可能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尊重，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他认为，“革命”不在“西方”的日程上，而是列在“东方”的日程上的。列宁不是一下子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曾经犹豫过。他曾希望薄弱环节（俄国）的革命会在发达中心（德国）的革命发生之后再进行，他也曾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场系统性危机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但是列宁很快发现他是在自欺欺人，欧洲（德国）革命已经失败，将要发生的革命必会在东方（中国、伊朗、前奥斯曼帝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爆发。但是列宁没能借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看法来深刻领会俄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他视俄国的“半亚细亚”身份为障碍而非王牌，他也没有看到“农民问题”是未来革命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抹去了俄国村社内含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列宁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会给农民带来土地，但是只是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而已。
因此，是毛泽东，这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后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目标：在全球体制的边缘地带推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思想执行的是一个有条理的社会主义战略，它对于亚非拉等边缘地带的民族来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基本问题：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涉及各种社会、意识和文化力量，它不可能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必须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大多数农民的革命，它必须是受过教育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参加的革命。中国从1950年发展到今天，笔者认为最大的经验就是它对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处理。因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处理得非常好，所以足以使北京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能保证其社会稳定。相比其他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和印度，中国崛起就证明了它很好地处理了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其他在这一点上较为成功的国家还有越南和古巴。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南美各国如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他们虽然赢得了选举，也通过了初始阶段，但是若要继续前进并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还需找到应对统一性/差异性矛盾的有效方案。
回望过去，万隆时期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开始的时期，他们本来充满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但是结果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回答。的确，在先进的民众运动扩展的某个时刻，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成为可能。比如，也门和苏丹就曾经是这样。在非洲，许多组织和领导了民族解放的执政党都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有的甚至自称是马列主义的，这种宣称并非为了蛊惑人心，它表达了进步团体的目标和其群众基础。然而这些执政党都强调“人民的统一”，却否定了社会利益的差异性。不善于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导致这些政党止步不前，丧失合法性，并最终回到当代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羊圈中。在狂躁的历史中，这些自称为马列主义的政党没能使运动朝向社会主义发展。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国际共产主义内的莫斯科阵营：他们投身莫斯科所倡导的“非资本主义路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结果，这些党最终只成为整体右倾的权力体系中的左翼而已。就印度来说，前印度共产党的分裂、与国会结盟、组建以毛主义为指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没能带来质的飞跃，没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印度版。印度共产党的失败有多种原因，比如种姓制度的神圣性以及印度民族的多样性。但是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都已经通过选举进入了政府，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步，却没能将印度联邦的力量对比扭转为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发展。它没能超越业已取得的成绩，而是逐渐被体制所“吸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失败了，这个党分裂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行动却在尼泊尔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粗略地勾勒了一场可能的社会主义运动。
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承认差异，统一行动
没有将与主流资本主义体制对抗的各种社会力量串联起来的统一战略行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性推进。然而我们仍需正确区分有关差异的性质，要区分重要的差异和次要的差异，差异的来源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非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是这种对抗也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有雇佣工人、小资产者、大企业家以及大寡头等等。而根据所处社会的不同，基本阶级的差异也极其不同。此外，边缘地带国家的阶级构成远不同于核心地带，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农民阶级结构也各不相同。
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很容易将社会结构简单化，关于这一点有几个错误观念：一是认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抗会消除其他社会力量的政治表达，二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会成为具有微小内部差异的同类阵营，三是认为资本的全球扩展会使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趋于相似。过去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欺骗”下，垄断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在全球传播：（1）普遍但是呈碎片化的无产阶级化；（2）在中心和边缘都处处实行压制，削减各种独立于垄断之外的经济行为；（3）以抽象的资本统治形式替代以前的资本主义组织[1]。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由金融寡头雇佣、持有高额薪水的雇佣工人组成的阶级。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对的社会稳定，反而导致社会退步，引发大众反抗。它也没能带来新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相对稳定，相反它导致对抗和冲突升级。以美、日、欧三巨头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中心不再能维持它们对全球的统治，只能对全球强化军事控制。面对华盛顿及其同盟的地缘战略部署，新兴国家和民族也通过伸张主权施以抵抗，从而导致南北冲突升级。而在边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与缺乏民族和民众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机构结盟，进而控制这些国家，这又是导致各民族抵抗的另一原因。
在我们面前，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以多种形式内爆，一个新的革命时期正在展开。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将可能变成现实，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呢？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再次反思这个关系：行动上的战略统一和参与运动的各民族在社会、政治构成上的差异。在过去，只要对统一、差异这对辩证矛盾关系做出具体的回应，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有所前进。解决这两者并不是要求否定其中一个，而是要将两者的对立转化为互补。成功处理这两者关系的案例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列宁向参与暴动的各派民众提出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平和土地，从而将各股势力统一起来。而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联合贫农重振中国共产党，从而有了1949年的胜利。俄中两个案例都是对挑战做出具体的回应，抓住了关键性差异。解决这种矛盾不存在统一的公式，当代各国的关键性差异也各不相同。对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在此总结两点提议：（1）在帝国主义中心，激进左翼必须勇于提出将垄断性财产通过民族化、国有化充公，同时制定措施将这些财产的管理民主化、社会化。这就要在每个阶段找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从而构建统一行动；（2）在边缘地带，激进左翼必须能认清组成社会联盟的不同成分，为此它首先必须知道这个联盟的共同阶段性目标。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稳步、渐进地改变现有社会。
三、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崛起
现在，边缘地带的国家、人民和民族到了第二波崛起的时候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在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基础之上重建人类社会，它将是更高阶段的人类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更“正义”甚至更“高效”的文明模式。我们最好要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模式的文明？建立在什么原则之上：毁灭性的竞争还是强调统一的利益？将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还是与平等紧密关联的自由？不顾未来的耗尽地球资源还是照顾到地球生态的再生？
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社会的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非将多党选举代议制的公式作为“真正的民主”。西方媒体向发展中国家宣称“民主第一”，也就是它所指的立刻举行多党制选举，而许多南部国家也认可了这个提议。但是实践已经反复表明，这只是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手段。在帝国主义的核心地带，代议制选举一直只不过是有效阻止劳工运动激进化的武器，西方的公众想不出代替这种政治管理体制的方案，甚至有的共产党现在也被它说服了。社会主义运动有责任开辟阵地，寻找更高级的政治民主管理方式，同时也有责任发明经济管理的新方式，将社会关系的民主社会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的再生产相结合，将人类的共同遗产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现今，各种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现代经济管理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传播已经为之打下基础。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从根本上处理好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是建设“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事实上，在宣称社会主义的各党的理论阐释中，经济管理的社会化和政治管理的民主化向来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要做到这些，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避免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老路，必须回答：（1）我们现今具有什么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去质疑以前的“乌托邦”思想？（2）对于再造人类的生活条件，我们具备什么样的科学知识？（3）这些知识能被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容纳吗？
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波（1950年—1980年）崛起已经结束了，怎样进行第二波崛起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当前既定的全球模式框架下，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施展的空间，因此必须制定能走出这个框架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我们常听到：“问题是世界性的，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是从世界着手。”但是，这句话只有前半句是对的。自上而下地，比如通过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全球化就绝对行不通。全球体制向来不能自上而下地解决，而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即先从地方、国家层面上着手。简单地说，就是不再服从全球化扩展的需求，而是优先发展“主权建设”（sovereignprojects），迫使全球体制适应国家项目的建设需求。在某些情况下，从事主权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运动开启发展空间。有效的主权建设能顺利展开，首先它必须真正得到民族、大众的支持，能让他们都受益。目前在进行主权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抢夺。美国对资源的依赖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对南美、非洲和中东都是一个挑战。能否提出合适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以保证合理公平地分配地区资源，让所有民族都受益？可否将中国利用这些资源与对相关国家的工业化的支持联系起来考虑？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主权建设？笔者认为，应该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找出最重要的环节。在经济层面，首先应该走出金融全球化，应该考虑的问题有：美元作为通用货币的问题，美元的未来，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实行人民币、卢布、卢比的完全可兑换性原则，等等[2]。在政治层面，首先应该执行一些能够遏制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和策略的战略方案，应该达成什么样的国际政治联盟以迫使美国放松对全球的军事控制？在这一点上取得进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现在，金砖四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愿意支持美国的军事冒险，并且敢于利用否决权来对抗华盛顿了。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开放、更系统的方式继续推进这种行动。
[1] 参见Samir Amin, 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3.
[2] SamirAmin,"TheChineseYuanandHSBCBank,"Pambazaka,No.643,August13,2013.
感谢 希哲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