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萨米尔·阿明
世界社会论坛对人民的斗争有用吗？
〔法〕萨米尔·阿明
2007年3月21日
邹之坤 译
一、从2001年阿雷格里港的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召开直到2007年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七界世界社会论坛都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功，这些成就的取得说明了论坛这个形式满足了真正的客观需要，许多参与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运动的斗争者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在这些斗争中，一些运动和战斗者更新了组织形式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干预的形式。
的确，在19世纪和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是以垂直等级制的政党、工会和协会的实践为标志。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它们发起了激进的或者改良性质的社会变革、革命、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使世界向着大体上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向转变。
然而这些斗争形式所特有的局限和矛盾从1980～1990年那段时期以来强烈地显现出来。这些斗争形式的民主性的缺乏引发了后来人们的失望：他们自己宣称他们是以科学知识武装的“先锋”和拥有“绝对有效”的策略，但是改良和革命所建立的政权频繁打破诺言，时常向着腐化有时甚至向着犯罪方向发展。1980～1990年以来，这些失败使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攻击卷土重来成为可能。
二、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旗帜的掩盖下进行攻击的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活跃时期是短暂的（1990～1995年）。工人阶级很快就投入到了抵抗攻击的斗争中。
的确，通常来说，这第一股斗争浪潮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抵制经济新自由主义，反对瓦解社会福利，反对警察镇压以及反对美国及其联盟的军事进攻。这一系列的抵抗斗争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根据当地情况，斗争主要针对人们所直接面临的挑战而展开，目标包括要求规制市场，提升妇女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武装抵抗美国及其联盟在中东（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地区的侵略。
在这些反抗斗争中人们开始创新。有组织的左派中许多旧的政治势力远离了这第一波的斗争，他们面对侵略是如此胆小，有时甚至会赞同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选择。这样的反抗活动是由“新势力”所发起的，有时候几乎是“自发的”。这些新力量发展了民主实践的基本原则：拒绝垂直等级制度，促进行动中平行层次的合作。必须把这种民主意识的进步看作一种“文明化”的进步。这在社会论坛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因此，必须看到这些进步对前进中的斗争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有用性”。
三、反抗斗争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它们已经引发（仅仅是引发）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美国计划军事控制全球，这对于保证其全球化的“胜利”是必要的。施行“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为了确保计划的有效性（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占领巴勒斯坦，进攻黎巴嫩），但这些战争的失利阻止了帝国主义的政治计划。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及其创建者也承认，旨在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利益最大化提供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基础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计划已不再能强加其条件，它正在瓦解：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崩溃，等等。突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威胁已经隐约可见。
四、然而，现在还不是为取得的这些成就而自我陶醉的时候。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打破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这一点他们依然力量不足，因此，只要运动还没有从防御性的抵抗转向进攻，他们依然不堪一击。只有转为主动的进攻才能为建设一种积极有利的替代方案——“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当然也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开辟道路。
斗争中的人民所面临的挑战完全蕴涵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之中：正如弗朗索瓦。豪塔特（Francois Houtart）强有力的表述，如何从集体觉悟转向建立有效的社会转变主体。
显然这个挑战所关涉的不仅仅是论坛本身，还有人们自己。论坛在什么程度上表达了集体觉悟？它必然以不同程度的完备性来表达，就如历史取决于时间、地点以及相关运动的共同作用一样。但是，除此之外，论坛对于觉悟的必要的提高以及建设有效的社会转变主体作出了贡献吗？社会论坛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集体觉悟？我们会继续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取得进步是艰难的，现在是，将来也是。因为它意味着：（1）斗争的激进化；（2）在联合行动计划中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以世界论坛的形式作为替代），这意味着要有战略性的政治愿景，以及对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界定。斗争的激进化不是在言语中的激进化，而是使替代方案清晰化，这些方案是他们为了代替现有的社会权力系统而提出的：构造掌权的社会联盟（这些联盟被资本、帝国主义和为其服务的地方买办势力所支配）的替代。超越斗争协调潮流甚至只是简单的观点交换，这并不能使他们的分散性这一弱点得到解决，而整合只能是一些分散的运动的“政治化”（取该词的褒义性意义）的产物。
“去政治化的公民社会”是一种直接从美国输入的意识形态，正继续释放着它的破坏性，正在攻击“政治化”这个要求。
斗争的多样化和激进化的整合将会体现在必然的“斗争阶段”构建中（其中一些甚至不希望被人们提及，因为看起来这是妥协或者是一种机会主义），这使得（1）推进民主成为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而不是源于西方的代议制政治民主模式，并非只是一个蓝图，而是与社会进步相联系（而不是相分离），（2）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主权的确认，以协商的形式实行全球化而不是由资本和帝国主义单方面地强制接受。这些替代性的构思的内容以及定义当然不会被所有人所接受。
一些人轻信，多党制和选举制民主即使从属于市场经济的运作，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然而，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总体上并没有体现出将为这种与社会进步相分离的民主的形式而斗争的倾向（甚至事实上目前将之与社会衰退联系）。他们常常更乐于进行一些与宗教或者伦理道德有关的运动，而这些运动与民主无甚关联。这可能值得惋惜，但最好是问问他们这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既不可能出口（被欧洲），亦不可能被强加（被美国）。民主只能通过南半球人民为了社会进步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而得到，欧洲的民主问题也是如此。
民族、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主权的提及使得一些人非常不自在。“主权主义”几乎被认为是“过去的一种恶”，民族国家将被扔进垃圾堆，全球化已经使它过时。这种论断普遍存在于欧洲的中产阶级中（显著的原因就是与建立欧盟的问题有关），而在南半球却没有响应者（美国、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赞同）
阶段性的变革并不排除确立长期目标。对某些人来讲，这些变革就是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而其他人则拒绝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被上世纪所做的实践玷污了。但是，即使关于整合的原则仍然被接受了，该原则的推行将仍比较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调和的问题，要调和（1）民主实践在斗争中以及通过斗争（这种斗争必须摈弃对“先锋队”领导运动的留恋和依赖）而取得的进步，（2）在行动中实现联合的要求，这种行动是温和的还是雄心勃勃的，皆依当地（或本国）情况而定。
进行必要的整合的原则未被“全体”所接受，某种或多或少被“后现代主义”思想激发的所谓的“自治主义”思潮对此也持有反对意见。一些人甚至坚持认为这些运动，即使是分散的，也正在依靠自身构造着替代，这种想法发展成为宣称“个体性主体”正在成为变革的执行者（内格里的理论观点）。当然，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也可以这样认为（或期望），由政党、工会等形式发展出来的运动，是有能力将其自身向着民主实践需要的方向转化的。自治主义者断言他们有能力在不夺取政权的情况下使世界得到改变。而历史将会证明这究竟是可能的还是一个幻觉。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大型组织”或者“小组织”中，冲突都在“斗争的逻辑”（这种逻辑坚持以自身需要为中心）和“组织的逻辑”（这种逻辑坚持认为依靠当权的领导者或是参与到当权的领导中才能实现利益，从而激发了“机会主义”的盛行）之间展开。
如果整合最初并未在民族国家层次得以实现，那么它更不可能在地区性和世界性层次上推进。只有民族国家这一层次才能界定并处理具体的挑战。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平衡向工人阶级倾斜才会发生。地区性和世界性层次的状况反映民族国家的进程又无疑为后者提供便利，但也仅仅如此。
五、现阶段拉丁美洲前进的方向为建设替代社会开辟了道路。这与替代方案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缺席或几乎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其他很有可能将要取得胜利的地区——墨西哥、秘鲁、尼加拉瓜取得的这些成功，准确地说是激进运动的产物，这些运动已经可以发动关键性的有效的群众运动并实现政治联合。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说指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平衡向工人阶级利益倾斜。它们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实践中将运动管理的民主与其方案的政治集中结合。这就克服了其他地区分散化的缺点。
谁能否认在这些推进中形成的国家政权力量引发的这些改变（它们在遭受外部无止境的镇压和当地特权阶级的压力之下夺权）将可能向群众运动提供一些好的可能性？无疑，这些政权将会带来一些进步，这些进步基于民族独立以及民主化与社会进步。
在其他地区，尽管斗争存在，但是现实状况依然不被看好。在欧洲，优先权被赋予了“欧盟建设”，这导致滑向社会自由主义，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依旧被“第三条道路”和“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修辞所维持。这些运动会以自己的力量战胜这些障碍而取得胜利吗？我个人对此有着强烈的怀疑，并且认为政治力量的导向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是前提，特别是与大西洋主义决裂（NATO是欧洲人民的敌人）。其他人并不认为如此。东欧与德国、西欧正建立的联系与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曾经的及现存的关系相似，这里对美国的幻想更大。
在亚洲和非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主义”，并且这支持了基于类似于宗教或者伦理的一些集会而设想出的有关文明的幻想。这里，“文明多样化”时常堕落为死路。而资本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对于这个提法极其具有容忍度（甚至加以鼓励）。
更多地了解拉丁美洲为何取得了进步以及其他地区的运动为何陷入僵局是有必要的，而这应该是世界社会论坛以及其他场合大量的辩论所应保持的方向。世界社会论坛是聚会的场所，也没有为深化这些议题提供充分的框架。国家级论坛（甚至是地区论坛）或许更加合适。
六、《巴马科倡议》（2006年1月）中提出的议案对这个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有了答案，他们认为应该提高对辩论的深入性的重视。这些倡议仅仅是“议题”，不是强加的“决定”。这些自然遭到极端自治主义思潮和去政治化的NGO的原则性反对。
WSF没有理由禁止巴马科类型的倡议，该倡议还得到了运动委员会的支持。然而这个倡议激怒了WSF的秘书处。为什么会这样？或许因为它基本不同意倡议中的观点。能因此认为秘书处与“去政治化”的NGO（或许是极端的自治主义思潮）结盟而向其他潮流关闭了大门吗？倡议的起草者应被进一步指责为“知识分子自大狂”，持有过时的“先锋队”思想，甚至持有很危险的政治动机吗？很有必要来表明“去政治化”的NGO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它们在将资本主义体系的辞语（减少贫困，善治，深重的文化主义等等）作为自己的口号时有着明显的政治意识。
七、WSF是有历史过程的，它不是毫无准备而出现的。弗朗索瓦·豪塔特和伯纳德·卡森（Bemard Cassen）和其他人回忆了历史的重要阶段，从反达沃斯（1999）到其他动议。
本文的主题不是提出对过去七年的评价，即使有的人认为它们的成功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影响是真实的；然而重点不应放在自我陶醉上，而是指出弱点上。
对论坛的现实的管理承担责任的机构有很多（秘书处、国际理事会、主要运动的领导以及NGO的代表）。一直以来从定义上说他们是权力的焦点（否认这是很天真的）。他们最关注的常常是以国际准则进行自我评估，这常常是一种非常陈腐的做法（关注参加者的数量、辩论的质量、组织中的直接的物质性问题等）。而真正的评估标准是外部对论坛的评析：它们为斗争的顺利推进（而非停滞甚至倒退）作出贡献了吗？人们非常希望看到在当局者组织的会议和集会中能更多地提及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批评再深入下去，我可以说世界论坛其实正遇到参与者构成上的日益上升的不平衡性。论坛在资金及人力上有着很大的成本，这导致吸引的主要是NGO成员，即主要是北方国家的NGO成员及其在南方的追随者，只有他们有资金和人力，而处于大规模的对抗中心的人们很少参加。
那些面对帝国主义的机枪和轰炸的人，投入到了激烈的斗争中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一直只能以小型讨论会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呼声。但是许多其他在行动中并不重要的组织，却组织大型研讨会来宣传自己。坦白地说，一些这样的组织是体系的一部分（且成为“安全阀”），而不是替代方案的要素。
在国家级论坛中也存在WSF的这样的“失败”，但是在这里，接近与现存秩序对抗的力量有利于克服所提及的失败。
八、要产生不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另一个世界”，“南方国家和人民阵线”的重建是一个基础性的前提条件。
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源于北方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变革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愿高估，因为直到现在，它们仍旧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因此，不必惊奇的是，伟大的全球化变革都发生在所谓的边缘世界：从俄国革命（时代的薄弱环节）到中国革命和不结盟运动，它们都迫使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调整其自身以适应那些反对其扩张的运动的需要。万隆会议和三足鼎立（1955～1980年）这一多极的全球化一页已经成为了历史。
既然万隆精神的重建已被全球化进程排除在外，那么南方现存的统治阶层就试图加入全球化进程，希望全球化进程朝着向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并不进行斗争。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国家有“民族”计划（其性质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但它们在对工人阶级妥协或者不支持工人阶级方面有所差别，不过它们与帝国主义战略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冲突），这样的国家有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兴的国家；另外一类国家就是没有民族计划而同意单方面的调整自身以适应帝国主义的扩张（它们有一个买办统治阶层）。
建立超越统治阶级和解之外的“南方人民”阵线是可能的吗？该阵线的建立依然艰难，它被“极端文化主义者”以及随之而来的南方民族之间的冲突（出于伪宗教以及伪种族理由）所阻碍。这些有自己方案的国家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有可能更加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它们的方案将跳出对“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绝对幻想，这种幻想以为民族资本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帝国主义全球化，使之向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活跃有效的主体，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而不是单方面的适应）。
这种幻想依旧很强烈，并且被民族主义者的花言巧语以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机构所创造的鼓励新兴国家（在“迎头赶上”的进程中）的语言所强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幻觉经不起现实的批驳，新的人民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集团将有能力清除障碍并为民族之间的国际主义联合提供便利。希望北方进步势力对此有所理解并提供支持。
九、总之，“论坛的未来”不太依赖在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更多地依赖在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斗争以及国家的地缘战略的进展。
为了继续论坛的战斗性行动，其他形式的干预是必要的，可以使关于联合行动的辩论深化（不仅仅是组织世界抗议债务日，或者是反对先发制人战争日，或是保障妇女权利日以及保卫水资源使用权利日等）。
世界替代方案论坛自从1997年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这样做。它是由很多智囊组成的网络，表达反体系的社会政治力量的观点。它力图促成工人阶级结成联合行动阵线，而不只是交换观点。比如，推动工会团体重建劳工统一战线，推动农民运动争取对所有农民有好处的土地获取权，推动反资本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就国际法、联合国改革和对全球化体系的经济管理等展开讨论。其他的很多国家级、地区级或全球级的网络也在类似的方向做着有价值的努力。我们不全部列举，只简单提到这些例子，如法国的ATTAC（征收交易税公民援助协会），亚洲的“聚焦全球南方”和ARENA（“亚洲地区争取新替代交流”组织）等组织。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在世界社会论坛得以更多展现，将是很好的，因为这将提高论坛的效果。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