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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足够了！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 1995 年4月号
杭新 译
几大主要世界经济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中许多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精确性还是在分析的正确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几乎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 1980 年左右绝大多数的批评仍然是比较中庸的。当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机构追求的政策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一个部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关心环境（此问题才刚刚开始得到估量），不加怀疑地认为“发展”有其“财富从上向下流淌使下层受益”的效应而会减少“局部小块的贫困”。然而，另一方面，开放和全球化进程都被当作是好事，从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来解决本国的收支平衡困难，使主要货币可兑换，逐步降低关税等等，也被当成了好事。有人还注意到，这些国际机构尊重各国的选择，即使它们让公共部门担当主要经济角色，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选择“社会主义”并将它们的国内价格和工资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脱钩，系统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因此，在那时，对这些机构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们的干预过于谨慎了。例如，学者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几个资本主义列强无能为力，美国在欧洲重建中抛开了世界银行而只依靠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仅仅是争取更低的关税，而不敢争取更多的东西，等等。
国际外债危机始于 1982 年墨西哥停止偿债的威胁，但这没有根本改变上述看法。这些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首当其冲受到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它们面对新的形势行动太少：基金只是用于重新安排债务，而没有处理其再发生和扩大的原因或机制（高利率，不加控制的开放，等等）。
1981 年时，对国际经济机构的批评开始变得严厉了。那时里根－－他信奉极端新自由主义教条－－刚刚上台，这些机构立刻转向这种教条，似乎它们必须追随白宫里的每一次时尚变化。这种转变又立刻明确为一个简单的和普遍应用的行动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 SAP ）。这一计划首先被应用于那些被认为“处在危机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好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根据新的条件做单方面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末，这一套被扩大应用于于苏联东欧国家，以“帮助”它们迅速地转换到“规范”的资本主义。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对形形色色的这一类“调整”的批评。很多出色的、深入的批评，包括对各国具体经历以及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已经使我没必要在此复述了。 1993 年，“国际人民对西方七国审理裁判团”在其“东京裁决”中形成了一个汇总的批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些批评。按照裁判团的意见，结构调整的普遍结果是：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作报酬下降，食品依赖性增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保健系统毁坏，教育机构入学率下降，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受到损害，外债持续上升。
这一结论是非常生动的，同时准确而健康。它包括两个重要而有力的结论，一个是明确的，另一个是隐涵的：⑴国际机构遵循西方七国的战略而制定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陷于悲惨和巨大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南方和东方；⑵这些政策并不是解决“总体危机”的药方，相反，它们把这些国家逼进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我感到这第二个结论对于我将在下面提出的论点最为重要。这些政策批评的大部份意见来自有着极不相同性质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其中的许多组织都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因而他们对这些政策的批评完全是道义上的。他们指控这些政策培育了贫穷，好象制度的逻辑与这些完全无关，所以贫穷只是“错误”的产物，是可以被“改正”的。
一些批评者没有忽视属于总的制度之逻辑的责任。而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银行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里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有限的“自我批评”来恢复自己的声望。心怀恶意者会禁不住说，世界银行只是适应克林顿白宫的新词令而已。即便真的如此，无论是藏在金融专业化面目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以跨国公司的“商业秘密”作掩护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恶意的批评者又禁不住会解释，这种双簧表演也是从白宫那儿学来的，来自不同机构的官员们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分工而已。
无论如何，世界银行的“自我批评”，和它为穷人的困境而掉的几滴眼泪并没有能够欺骗所有的人。在一份 1993 年的文件中，国际志愿机构委员会（ ICVA ）的秘书长马可斯·阿鲁达嘲讽地指出：世界银行继续忽视一个事实：即“穷人问题”并没有在 1980 年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日程上，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债务危机仍有待于解决，其结果是南方已经成为向北方的资本输出国；世界银行提倡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而结构调整政策的本质是排除群众参与和民主。
一、“历史规律”
我相信重申一下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有用的，尽管这有重复尽人皆知的事情的嫌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发展的体系”，例如，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等的发展体系。我想，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即资本的扩张，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做出区分是必要的。作为社会现实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现象必须在两个层次上来考虑，即它的本质（抽象）趋势和它的历史（具象）现实。而发展的概念则相反，它向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使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去“判断”结果－－和定义一个社会工程的标准一样。这样的工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激进的，它推出种种不同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效率，等等。
这两个概念即现实（资本扩张）和理想（向预先设定的方向发展）的结合（或混淆），是造成许多对现行政策批评的盲点的原因。我们所面对的制度系统地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他们提出帮助资本扩张的办法，然后把其后果，或者按照他们的设想的可能后果当作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可以被当做发展。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充份就业，或一个预先设定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扩张是以公司追逐利润为导向的（或更准确地是被控制公司的资产阶级所导向，私人财产赋予了他们这种垄断权，以达到此控制目的）。这一逻辑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带来就业扩张，也可能造成就业萎缩；它可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这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市场”本来指的是竞争的状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恰恰是由私人财产垄断权（财产属于一部份人而其他人一无所有）对竞争的限制来定义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瓦尔拉斯一直捍卫市场的“优越性”，但他并未混淆两者，而我们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则每天都在不自觉地延续这个错误的混淆。甚至瓦尔拉斯都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非最优版本，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规则要求放弃私人财产制度。因此，他设想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描述第二国际的计划时提出来的，后来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新西比尔斯克学派“改革家”所采用。这个计划的乌托邦性质－－其缺点已经由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的失败所确证－－只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对“经济主义”的批评。
事实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作为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在运行，那里私有制的受益者之间互相竞争，并和其它人竞争。为便于运行，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代表资本整体的一个集体权威的干预。因此，国家是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的政策，从而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表，有其自身（具体的）的逻辑阶段。这些逻辑形式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扩张在某一时段带来就业扩大而在另一时段则带来就业萎缩。这种逻辑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法则”的表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获利的需要。过去二十五年来失业的增长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资本的战略造成的。失业是资本家的国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工人运动的成就。这种主张既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被用于东方重新征服了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权人的话，好象他们同情失业似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贫穷”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产生于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制度的逻辑产物，世界两极化的逻辑是内在于制度自身的。因此，这些“效应”是永久的，即使这些效应在某些阶段减少而另一些阶段增加。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二战后从 1945 年到 1994 年 ） ，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了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从重商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
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这里由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所表达的，我的“历史规律”的概念不是决定论的。比如，战后外围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工业化所强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也适应了这个变化。又如，由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侵蚀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前景。相反，国家对这种全球化的反应可能迫使世界扩张转向不可预料方向。
这里所展开的思考需要对战后时期加以仔细考查，确定其各个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对有关机构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帮助它适应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不同条件。战后时期可清晰地分为繁荣期 （1945-1975） 和始于 1975 年的一段危机期。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三个相为补充的社会计划上： （1） 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其行动是基于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 （2） 我称之为“万隆计划”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外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即“发展”的意识形态； （3） 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相对独立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世界体系。
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政治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 1970 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
二、制度化结构
有关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上述名单也还应该加进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的“洛美公约”（Lome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EEC-ACP association）〔1975年西欧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一项经济合作协定－－译注〕）。下面，我将简要复述这一历史，特别强调这些机构经常所受到的批评，以及我从中作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证货币的稳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对所有的成员实施强制调整，无论它们的支付状况是有剩余还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重建了欧洲货币的可兑换性（1948-1957），然后帮助欧洲经济的调整（1958-1967），给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从1967年起，尽管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还是没能维持货币的稳定。1973年普遍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命的终结。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它通过执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结构调整进行管理，从八十年代末起，干预东方集团国家以确保它们重新回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来。
几乎所有的世界经济分析家对这一组织的批评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下述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世界银行）是被用来为美国的干涉实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国拒绝了由凯恩斯主张的世界中央银行的选择，而宁愿要一个更弱的、依赖于美国的机构，而不要一个更有效的、但会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责任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总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通过规定贷款条件的规则），但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2）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授权中规定了职能，但它从来没能迫使庞大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去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它们财政盈余还是赤字，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却厉行强制。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前文已经说清楚了。（3）在它和第三世界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阻止债务在七十年代期间达到天文数字，也没有在此之后减少债务。它的任务是通过强制进行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这种调整是专为偿还债务的目的而设计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经济增长。（4）在它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新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在最大程度的开放的背景下加速它们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进度。基金所推荐的方法的极端残酷性已经显而易见：自由兑换要在一年内实现，而西欧在1945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5）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基金只是西方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工具，这些战略则是基于美国、日本、欧共体三者意见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1）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由一个“好的”或“坏的”金融制度造成的。我坚持认为（和巴兰、斯威齐意见相一致），资本主义因其本性趋向于产生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与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停滞趋势在增长阶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个时期的特殊原因。就战后阶段而言，这种环境就是我分为三个部份的体系，包括：国家“福特主义”；欧洲重建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联制度，和“脱钩”；并加上这一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产生于上述条件的强劲的全面增长使金融制度运转平稳，无论它多么怪异。（2）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稳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所造成。这种经济实力从“美元饥渴症”中显露出来，并为美元可兑换黄金所增强，也为在欧洲的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所加强，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欧洲重建完成、能够重新开放为止。这一过程的继续进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出现了“相对衰落”），而世界体系则从美元短缺转向了美元过剩。同时，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随着战后繁荣的基础的消蚀，危机开始了，这导致了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崩溃。美国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可获得的美元过量）和生产性投资危机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资没有出路。于是，1973年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就变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许这笔巨额游资在金融投机上寻找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而国际资本运动额估计达50万亿美元！没有金融放开和浮动汇率制度，这笔游资所代表的致命份量会恶化危机。因此，今天，体系的逻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上，因为结束危机是体系自身无能为力的。（3）单方面调整政策强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这符合管理危机的要求。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随荒谬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或失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阻止七十年代的过量借款，因为债务的增加对管理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过量闲资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现在正在执行着的调整政策的逻辑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主要潮流，即使这将引起需求的收缩－－因为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价格放开、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并造成发展的倒退。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把管理危机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它们作官样文章的声明，它们对“穷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泪，它们主张“刺激供应”的信誓旦旦的言词，只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诚的或有信用的。（4）高利率不是什么“错误”。这是保证游资获得可接受的回报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游资需要针对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灵活系统中的交易风险有足够的担保。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管理危机的政策。（5）因此，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应被遣责的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为战后繁荣所设计，并支持了战后繁荣，这个繁荣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互为补充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当这一体系进入危机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就瓦解了。迄今为止，处理这种局势的策略（浮动汇率、高利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对危机的有效管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替代物，通过允许美国从它的夥伴那里强制借款来弥补赤字，使美国买到了它的霸权地位的新的生命延续。这种选择远不是非理性的；通过维持（代价高昂的）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它很好地关照了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失去其经济优势地位时所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英格兰在1880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业生产能力，但英镑的地位却在衰落过程中一直维持着，直至1931年。这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罗素·米德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精确的类比，即当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的体系之运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态度。我相信这个类比可以延伸得更远，其含义远不止于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6）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受政治逻辑指导的。所用方法的残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标的：拆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生产结构，把它们作为附属的外围国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摧毁工人阶级的士气，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目标还在于拆毁这些国家本身－－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斩断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当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建立欧共体的最初步骤，也迫使东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标在于加速解散前经互会（CMEA，更被人熟知为Comecon，这是中央情报局给它起的浑名），即使这会使这一地区经济的转型更加困难。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自然需要有对经济、金融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政治、或离开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会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世界中央银行的设想重复了1945年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使这一计划成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以及所拟议的发行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和“发展”之间的“联接”源于同一逻辑。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这是毫不为怪的。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即对空间上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和仍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依然是：或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无论如何，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下面我将提出一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不是空想，因为它们有应付上述矛盾的余地。这些建议产生于建设多极化世界的视角，关注于控制中的、相互依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及发达程度不均等的巨大地区的自治。因此，这意味着区域性货币体系及其详细情况。在我看来，世界中央银行或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的计划是把因果倒置，而我的建议则不是这样。我将作出的提议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的逻辑的一部份，即从今天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危机，转向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它不可能是用什么魔杖在一夜之间完成，即便这魔杖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为发展提供基金的机构形成了一个星座，包括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机构，联合国建立的机构，区域委员会，以及和欧洲重建相关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在“万隆”期间，即1955年到1975年，处于鼎盛状态，其策略是通过现代化的自治国家的重建来“追赶”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中实施。“万隆”的真谛，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后来坍塌、崩溃，这个策略就面临危机，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机制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危机。
从管理资金总量的角度看，世界银行在这些机构中遥遥领先，从开始到1992年，银行批准的贷款共累计2900亿美元，现在它每年的签约数在200亿美元左右。此外，还必须加上每年由地区发展银行支出的约110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联合国在1990年所签约的区区6百万美元的资金不足挂齿。联合国试图通过由1978年成立的粮食与农业组织筹集的农业发展援助基金与世界银行竞争，但最终不得不认输。
事实仍然是，从1955年到1975年，联合国执行了第三世界的万隆计划中的必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乌·普莱比什（Raul Prebisch）－－最早提出“发展意识形态”的先驱、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UNCED）－－对由第三世界在1975年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机构的动议恐怕对世界银行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其全盛时期的确对“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及其一些专门机构的努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无论如何，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每个人都一样。“发展意识形态”随着万隆计划一起矢折了。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将外围国家重新买办阶级化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世界银行将其资源的三分之一用于所谓的部门调整计划，它是对在西方七国集团和美国政府卵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战略的必要补充。然而，世界银行的历史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计划的扩充历史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在欧洲重建中，华盛顿通过管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直接掌握了银行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在欧洲复兴发展银行（EBRD）创立之后是否会在东欧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只是在后来的麦克纳马拉时期（1968——1981），世界银行才扩展成现在的规模，同时世界体系也正进入危机。各种高质量的研究对世界银行的干预作了评估，有全面研究，有部门分析，有个案研究等。这些作品从来没有经世界银行发表过，它拒绝自我批评的原则，宁愿自吹自擂。偶尔也有一些让人吃惊的宣言，如“我们要做新的事情”、“消灭贫穷”（原文如此！）等，但从来没有对过去进行自我批判，也没有真正创新的行动。幸亏有那些花费心血去调查银行所做所为的那些批评家，我们才知道世界银行从来都和华盛顿的战略决策保持一致，甚至对流行于白宫的风尚都随时时刻紧跟。
银行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私人资本（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或存在冲突的公众机构。相反，它把自己看作是支持私人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执行者。由它帮助贷给资金的工程为器材设备供应商打开了巨大的市场。最大的阴暗笼罩着这一领域，但人所共知，这些市场对跨国资本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利润特别大。银行的运作成本远远高于那些由国家当局或多边、双边互助机构（尤其是东方集团国家）所施行的类似项目的运作成本。阿斯旺大坝工程可为例证，大坝由苏联援建，成本远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诸如此类的成本超支使低息贷款的好处不再明显。
世界银行的介入和矿业跨国公司的关联密切。银行对国有化风险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并通过承担基础设施项目（公路、电力、矿运铁路、港口）间接补贴矿业公司。在农业部门，世界银行致力于摧毁农民生活的自治权，通过支持各种形式的信贷打破农民的紧贴生存线的经济，通过著称于世的“绿色革命”促进农村的社会分化。在其他领域，银行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以增强第三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融合。它还系统地促进对公路的利用（与利用铁路相反），以打开石油出口市场，促进石油依赖性（这恶化了许多国家的贸易赤字）。它促使穷国滥采森林以供出口，而不顾给生态环境带来何等骇人听闻的破坏，也不顾给国家及其未来带来多大毁灭。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对工业化的贡献自始至终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对象南朝鲜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世界银行赞扬南朝鲜，而南朝鲜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拒绝了世界银行的“训诫”（向外国资本开放工业、放弃补贴本地经济等）。
当然，世界银行的全球战略是明确地和统治世界的资本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1980年以前还是以后，它都没有关心过现在被称为“穷人”的状况。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环境，无论在这个问题上它有多少花言巧语。世界银行总是支持对公共土地的有系统的毁坏以及森林的滥采，而以生态平衡和绝大多数公众的福利为代价。更有甚者，世界银行一方面装作“非政治化”，一方面却总是对与华盛顿及其盟友紧密结盟的政权表现出偏爱－－蒙博托、马科斯、皮诺切特、苏哈托或者“马库特大叔”〔Tontons Macoutes，美国支持下的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军警暴徒－－译注〕，而不去过问什么民主的问题，也不去管它们如何腐败，以及在此条件下介入的无效性。
在其历史的某一时期，世界银行为了抵制“计划意识形态”，运用一种基于“项目分析”的反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并不那么强有力。“影子价格”的使用没有多少意义：只有当控制价格和财政补贴时，它们才能影响决策，而这又与它们所支持的教条矛盾。而且事实上，对非熟练劳动力设定“零”影子价格只是用来作低工资政策的借口，换句话说，制造贫穷而不是消除贫穷。
同时，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学术”文体的游戏。从总体上看，这种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总是旨在为统治资本的战略制造合法性。有一个例子就够了。在一本写于1965年的关于象牙海岸的书中，我预测到1985年时会产生系统的“阻塞”，以及外债问题。世界银行当然是支持对象牙海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它发现有必要用比我多五十倍经费的研究来回答我的研究，今天细读它那个研究，会令任何人耻笑的。
这里所考虑的所有“发展基金”机构以及实际上更重要的双边援助基金只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小部份，一个虽不可忽视却很小的部份，即使我们只是论及流向第三世界渠道的资本。这一市场可分成两大类：寻找生产性投资的资本市场（矿业、石油和能源、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建筑业、旅馆、旅游以及其他服务业），和寻找短期金融投资的游资市场。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在次要程度上的欧洲，这第一类市场的规模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尤其如此，当时“再配置”活动正在高潮。然而欧洲更倾向于在比它落后一步的周围地区（意大利、西班牙等）投资，而不是那些直接依赖的地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这解释了“洛美公约”（EEC-ACP association）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支持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农业和矿业）以及歧视工业化的政策，这个公约对非洲的灾难和后来这一大陆的边缘化、第四世界化负有显著的责任。
游资市场从七十年代起，就大大超过了生产性投资市场，它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高，然而必须注意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所积累的资本中的很大一部份是这一市场所为，这要归功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东亚和东南亚、印度试图抵制这种趋势）。另一方面大多数游资从一个金融大都市漫游到另一个金融大都市以寻找投资机会，而很少光顾第三世界的金融体系。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事情也许正在起变化，那里也许会变得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过于强调这一事实，而从不提起另一个事实：这里所谈的绝大多数“资本流入”采取了金融投资形式，而不是在生产领域中投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上述条件下所达到的脆弱的外部收支平衡使我们无法把这一运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关贸总协定，亦即贸易的管理者，提供了规则体系的第三个维度。关贸总协定所遵循的原则是开放和自由贸易：促进多边（而不是双边）交换，禁止有利于国内生产者的歧视，也禁止出口者的侵犯性行为（倾销），减少关税，禁止其他形式的数量限制（公开形式如配额，不合理的卫生或管理规则掩盖下的不公平作法）。
关贸总协定的支持者把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个简单然而是错误的观念上，即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扩张，而反过来又有利于增长。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些看法的正确性。贸易的扩张，尤其在二战后，与其说是这一时期强劲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本质上这是由前面所提到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的子系统所导致的）。在二战后的开始几年里，尽管有高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国际贸易增长很快。随之而来的体系危机则导致了世界贸易的衰退：贸易增长率从七十年代的7%跌落到八十年代的4%，尽管关税在降低，贸易自由化措施在推行。总的来说，历史事实根本没有显示出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正相关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后果，而非相反），同样，增长的阶段和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也没有相关关系。尽管如此，下面结论也是正确的：经济增长易于引发自由贸易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常常是对危机的反应。
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定理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理，由高关税所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受益值和政府所收的关税值的总和。进口配额则被认为更为糟糕，因为它们使国家失去了进口关税。这种“演示”，当然意味着一个不真实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还有，它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历史表明，由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那些通过即使是最佳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收益。历史还表明，相对价格并不决定于“市场”，而是在供求关系之外，决定于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因而，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通过双重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既表现为、也必然导致外围国家的处境悲惨，因为劳动报酬分配远比生产效率分布更为不平等。我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于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不仅是以往贸易的特征（中心的制造业产品和外围的初级产品的交换），而且也将是未来贸易的特征，在未来的贸易中，工业化的外围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而中心国家行使他们的“五种垄断力量”。
第三世界政府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其理由是很容易理解的：对那些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进入北方市场不仅是可能的（它们有竞争力），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支付它们的技术进口等）；至于那些仍在出口初级产品的第四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但也许会有所得到。这种外围国家买办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典型的短见，总是压倒长期考虑的远见，而这种远见，只存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别（即以社会主义著称的派别）中。
虽然第三世界政府支持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尽管关贸总协定的词藻非常华丽，实际操作远远不是遵守这些原则。
事实上，世界规模上的真正的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在1975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这项计划包括：（1）向南方工业品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以从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中去除纺织品作为答复）。（2）改善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条件。（这将是保护环境的好方法，但关贸总协定对此保持沉默。）（3）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关贸总协定对此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从而使资本从南方流向北方更加容易）。（4）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众所周知，“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基本上被北方国家所一致拒绝了。
同时，我们有了关贸总协定。最初的谈判－－肯尼迪回合，然后是结束于1979年的东京回合，几乎完全围绕于逐步削减关税的主题。在最初期（1945-1947），关税被公认为几乎高不可逾：欧洲平均关税为40%（分布相当平均），美国的平均关税也大体相当（只是高低不同，因为要确保受威胁部门有几乎绝对的保护）。我前面说过，这些“惩罚性”关税并没有严重约束贸易的增长。从1953年到1963年，贸易的年平均增长为6.1%，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只有4.3%。
在乌拉圭回合中（刚刚于1993年12月结束），西方列强追求一些共同的目标，同时也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某些分歧。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件事情上，所有西方列强的共同点是对第三世界的鲜明的敌意。乌拉圭回合的真正目标是阻挡已工业化的第三世界的竞争，甚至不惜以牺牲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为代价，来增强统治中心的“五种垄断势力”。在这一领域，正如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时候一样，流行的是双重标准。我将提出下述观察作为证据：（1）由关贸总协定所监管的贸易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最主要被排除的有纺织品（这个“暂时的”排除由多种纤维协定所规定，已经原封不动有二十五年！），农产品（包括和温带国家出产的油竞争的热带油），矿产品等。作为补偿，发展中国家被准许相互给予某些优惠条件－－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让步。（2）第三世界国家用以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遵守竞争规则、维持国家发展的手段：要求在生产中的最低限度的国产化率以及最低限度的出口额等条款，正在受到攻击。跨国公司寻求的，不是（通过出口）竞争，而是增强它们在当地市场的垄断位置，关贸总协定恰在这时出现在那里，来帮助它们解决这个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中插进的著名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TRIM）的逻辑就是绝妙的例证。（3）借助“贸易相关知识产权”（TRIP），一场进攻战开始了，这场进攻战不是为了增强竞争，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技术垄断力量，当然，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它们获得所需技术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了。关贸总协定力图在此条目下列入的“贸易秘密”，难道不是把我们带回到300年前的重商主义的垄断贸易时代吗？甚至讨论这一题目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我们不再说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是当有人去获取知识时却说他是“盗窃”！这种政策有时近乎下流：例如，关贸总协定为保护医药部门垄断者的巨额利润，想要禁止第三世界生产便宜的药品，而这些药品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4）在主流媒介忙于声明反对腐败时，关贸总协定却要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雇用检察人员监督西方出口商索取的价格，通过非法转移资本，任意定价可以为腐败和逃税提供最理想的机会。（5）主张为西方银行的保险公司的活动打开市场的攻势，意在加速资本从南方转向北方。亚洲反对这样做。但它能抵抗多久呢？
关贸总协定所谓支持“公平竞争”的声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关贸总协定完全是跨国公司的顺从的奴仆。众所周知，它是所能想象中最不透明的机构，它在国际商会（最大的跨国公司的俱乐部）阴影下秘密地谋划。因此，毫不奇怪，关贸总协定公然无视“可持续发展”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只是在其他场合才得到讨论。它同样无视环境，它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反对对矿产工业的任何控制。关贸总协定力主的反调控很显然是以彻底取消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空间来服务于跨国垄断者。
和关贸总协定反对第三世界的共同战线相比较，主要西方列强在协定上的内部份歧，不加夸张地去看，则不如主流媒介所宣传的那么重要－－这些主流媒介在其他问题上却保持沉默。事实上，许多这类寡头竞争者之间的冲突都由市场分割或“自愿出口限额”等“友好安排”解决了－－这些都和自由主义贸易的信条完全矛盾。另一方面，其他的冲突给美国提供了公开表现其傲慢的机会：（1）美国、欧共体、日本在农业补助金上的冲突（包括在“布莱尔厅”（Blair House）协定之中）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实际上，目前欧共体国家通过和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脱钩的办法，实现了农产品自给有余，甚至已经能够出口，但欧共体却禁止第三世界国家采用这种办法。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日本和南朝鲜试图通过保护它们的稻米生产者来维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然而，美国的农业补贴远在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之前就存在了。（2）围绕诸如航空一类的所谓“受补助”部门的矛盾，集中在给民用航空的公开补助上，而无视通过军事项目支持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大的隐性补助。（3）在技术领域，美国总是以“国家安全”名义保留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它总是要求别的国家对其技术间谍活动敞开大门。在这一领域的抵制行为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会导致美国以著名的超级301和301特别条款名义下进行报复的威胁。
然而，由于关贸总协定直接代表的是跨国公司而非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矛盾并不象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反对国家。在多数情形下，每个国家内部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国家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关贸总协定有关问题持支持或反对的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全球化
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当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在最近这一时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再有，这种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深化发生在积累的危机期，这一时期战后繁荣已经转变成停滞。资本统治集团根据其利益已经对新的形势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能够持续下去吗？危机会得到正确处理而不至于加剧混乱和崩溃的危险吗？它能更进一步为恢复增长作准备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政策的批评分开来。同样，代替这些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建议也不能和全面的社会及政治视野分开来，“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形象就位于这个视野之中。
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品的一个相当大的部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都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它也影响到生产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主的生产体系逐渐被破坏，而被重组成全球整体生产体系的一部份）、技术（特殊的民族技术让位于普遍通用的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东方集团国家对“万隆阵线”的支持，而决不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前者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侵蚀了外围－中心两极分化的“经典”形式，并开始用前面提到的“五种垄断力量”的形式来取代那些很快就要过时的形式。）
当然，不证自明，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其理由是，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系。没有社会和政治维度，它的经济是无法想像的，而这意味着国家的存在。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恰好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中央国家政府的空间造就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然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是分离的。
在这种境况下，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会要求给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而以牺牲民族国家的功能为代价。这反映在主流媒体的大举的反国家的演说中，它们呼唤消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大规模的私有化等。这些谬误的论点很容易反驳。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代价高昂而且效率低下，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比欧洲贵一倍，而质量却更差。然而，利润却是很高的（对美国的保险公司而言）。公众机构也许还受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而私有化代之以不负责任的、不公开透明的私人官僚机构。在绝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公众部门不仅执行地方或外国私人部门力所不及的开拓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形下，通过公众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为积累提供了财政支持，改善了收入分配，等等。当然，在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万隆计划下的国有化的社会内容有其局限性。产生的收入首先导向新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是普通大众。管理也有时是低效的，既有客观原因（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及时推进现代化），政治和社会原因（公众部门的赤字资助了寄生性质的私人部门的增长），也有政治管理上的原因（包括腐败）。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私人资本主义肯定不会更好，甚至不一定更有效率。（研究表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公众部门的利润率平均来说高于西方相应的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因此事实上，对国家的攻击和同时宣传的赞扬民主、透明度和效率的花言巧语是自相矛盾的。不幸的是，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采用了这种观点，加入了反国家的鼓噪，而没有认识到在这一领域资本进攻的结果总是普通大众阶级的大灾难。
私有化在应付危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为危机所特有的过量资本提供了一个出路，这一事实很少被提及。在我看来，这是私有化的主要理由。但以什么为代价呢？投入私有化的资本对生产体系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因此也没有减少失业）。这种情形下的投资回报恶化了国家能力的不平等，因而削弱了一些国家随后为减轻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干预的能力。
因此，将现有系统的管理精简为由世界市场管理的计划，完全是空想。正如科斯塔斯·沃哥普罗斯（Kostas Vergopoulos）所指出的，民族的聚合力在衰落，但这并没有被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仍然无处可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聚合力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至少一个在全球水平上和民族国家在其水平上一样有效力的政治体系。国际经济机构没有填补这个空白。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只不过是资本用来管理市场的工具。联合国现在已经贬值了，它并没有向建立世界政治体系前进，相反，它正在这方面有所倒退。由于认识到这一失败，沃哥普罗斯表达了对“全球化”以成为现实怀疑态度，这有其一定道理。他观察到，尽管有市场的全球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他写道：“全球化的公司确实存在，但国家经济体系还没有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增强了分化，弱化了聚合力。因此，它仍是脆弱的。全球化或许会被带到发生爆炸的地步，或许会演化为竞争性的区域化，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
全球化在停滞的背景下推进。它是停滞的原因吗？我要提出一个辨证的、富有辨别力的答案：停滞并不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但资本全球化侵蚀了构成战后增长基础的三部份系统（西方的福利国家，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万隆计划，东方阵营的苏联制度）。更进一步，统治资本用以应付危机的政策使停滞永久化和恶化。
停滞（它已经作为世界体系的特征长达二十五年了！）自然会导致一笔找不到生产性投资出路的巨额剩余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资本对形势的反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优先处理大量的游资。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世界金融开放和高利率。同时，由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吸干了大量游资，使美国保持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资本输入国地位；这是它维持自己霸权的的唯一方法（强行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维持极端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无疑有下列缺陷：（１）它没能稳定汇率，甚至在主要货币之间（美元、日元、马克以及次要程度上的英镑和法朗），因此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２）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停滞的恶性循环，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永久性特征。（３）它阻断了许多外围地区追求发展的可能性。就第一个“缺陷”而言，主要决策中心（尤其是西方七国集团）正在想办法纠正或调整。然而，由危机处理政策所带来的停滞和破坏－－在后两点中得到体现，并不真正是统治资本关心的事情。失业对没工作的人是个问题，对资本家却不是。如果失业是维持资本的高利润率所必须，那么失业万岁！外围国家的发展也不是资本的战略。它们的战略是从外围国家的增长或停滞中左右逢源，准确说就是从中获利。由于在这种形势下，那里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统治资本就从管理第三世界的债务中寻找它的利润。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没在它的议事日程上，因为这并不是资本的利益所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危机前所执行的战略。从1945年开始，那时还仅仅在萌芽状态的福利国家得到了有系统的扶持，不仅由布雷顿森林机构（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而且由国家，即西方政治体系。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光芒终于照亮了西方政治体系的黑暗吗？这是因为统治资本转向为社会服务了吗？根本不是。这是因为那时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西方政治霸权集团必须起来迎接这一挑战，而它们的确这样做了。同样，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西方精英转变成反殖民主义者：它是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受益于东方集团国家的支持。苏联制度的解体（三部份体系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改变了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资本。资本迅速地恢复了它的本性，抓住机会破坏西方的工人运动（通过失业）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摧毁“发展”和实施重新买办化）。权势者对失业和“贫穷”发出悲叹的演讲－－好象这些现象不是他们的政策所造成似的－－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国际经济机构并不对这种状况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它们只是工具。昨天，它们被设立起来为欧洲和日本的战后繁荣服务（当作为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建设的一部份的深层行动正在执行时，这些机构保证汇率稳定），以及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服务（通过使它向右转，这使它更快耗竭）。今天世界体系正准备处理危机，它们也待命服务。
在我提出的危机管理的分析中，银行的国际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正在通过扩张它们全球化的融资活动来扩大其自治权，同时银行则受到了损害。但浮动汇率和持续增长的大量自由资本，使银行获得机会去参与有利可图的金融投机来管理危机。同时，银行的国际化（还有保险公司）使南方的储蓄向北方的投机性金融市场流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有充分的理由断定：私人资本不能代替中央银行的角色，它只能毁掉中央银行的角色，中央银行的功能必须是公众性的。但无论上述做法多么骇人听闻，它们决非荒谬。
我们已经生活在浮动汇率制中达二十多年了。那个被炮制出来的、将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阐述已经完全被事实推翻了。经验表明，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汇率平衡点，这个汇率总是或几乎总是决定着非对称的结构调整，这个汇率有时有效，有时却失灵。认为资本自动流动以抵消支付不平衡，而且流动主要是由生产性投资构成，这种假设只存在于大学教授的想象中。相反，投机性资本流动占居了主导地位，它们使浮动汇率反复无常，使它一点合理性都没有。这种反复无常性不仅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汇率过高时破坏生产基础，汇率过低时引发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出口的寄生性发展），而且也造成微观经济的永久性低效。当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在几个月时间里翻倍或减半时，除了投机外，还能做什么其他的经济考虑呢？当相对价格变化是由这样上下波动的汇率所决定时，关税怎么会有效呢？
不管怎样，浮动汇率制允许“流动需求”的巨大增长，因而为危机所造成的闲置资本找到了一个出口。照这种“理论”，浮动汇率制度被认为将中央银行从管理储备的任务中解脱出来，不管这是在任何方式构成的国际水准下。这个理论忘记了由汇率的反复无常性激发的不安全感将迫使所有在外部市场运作的机构，建立巨大的私人储备以对应付难以预料的波动。结果，这些流动储备必须用挣来的钱来填充，从而使高利率成为必要。
因此之故，浮动汇率制度也要为持续的停滞承担部份责任。由于受到投机资本运动的永久威胁，对收支平衡的关注导致这样一种逻辑日益受到重视，即有系统地优先考虑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出口，即使这显然需要收缩内部需求。不合理的竞争、普遍化的紧缩恶性循环，就是其结果。西方七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想整顿美元、日元、马克的汇率，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我们只能说这并没有很成功。
然而，在欧共体内部汇率的相对稳定已经达到。原因是欧共体内部的结构互补性使生产要素报酬的某种协调有了可能，而这种协调又为生产性投资流（从欧洲中心到它自己的外围）所增强。欧共体还代表了一个政治安全和紧密联合的区域，为其成员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提供了某种金融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是脆弱的，恰好是因为同样的体系不可能以一个整体推广到欧洲、美国、日本关系中。商业利益的冲突没能被集团内的团结所减弱，因而以不同的程度威胁着欧洲的夥伴。欧洲只能用缩回到自身来回答这一挑战。在欧洲内部对这种选择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因为“强大”的国家（德国）必然比其他国家更偏好于开放。
在这一管理危机的世界体系下，美国仍可以不担心它的赤字。这个赤字大得足以吸收所有其他发达地区的盈余（从1980年到1989年，美国的赤字是9310亿美元，而同时期日本的盈余是5330亿美元，德国3960亿美元，东亚的几只虎1030亿美元），它吸干了国际资本市场，本来这些资本是可以被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因此，美国的霸权当然会被描写成“假霸权”。大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霸权国，有结构性盈余：1870年到1914年间其总资本的50%投资在海外，从而为其他国家的结构调整提供了资金。这根本不是美国今天的情形，相反，美国的赤字使它自己的结构调整成为不可能。
因而，世界体系满足于对最弱小的夥伴（第三世界）一方进行单方面结构调整，以牺牲它们的发展为代价。同时，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系列安排的一部份，将有系统地压低了的汇率强加到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发现了这一明显事实，它使所谓由市场决定“真正价格”的漂亮假设毫无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修正即提高这些国家所估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用基于购买力平价的虚构汇率重新计算。这一方法纯粹是象征性的，甚至是煽动性的，因为实际决定并不按照这个虚构的汇率而是实际的汇率作出，而实际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是不想去修改的。在极端例子中－－但这些极端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强制性调整的金融方面发生了“美元化”。不仅作为储备手段，而且作为计量单位和交换媒介，国家货币让位于美元，而美元的引进是靠外部借债来支撑的。现在整个一个循环完成了，危机管理体系为寻找投资的游资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出路。
西方七国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权力中心的层次协调对危机的管理。我们已经提到一个事实，即它在稳定汇率问题上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作为危机的管理人，西方七国集团正如古斯塔夫·马塞亚（Gustave Massiah）所写到，是“对世界提不出一个总体规划的世界总裁”。它满足于在1976年对外围国家设立了单方面调整的原则，在1980年组织石油美元的再循环以利于投机性资本的活动，并促使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海湾战争的主要原因）；在1982年重新安排了债务（但不是建立解决问题的条件），以及在1992年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纳入到了单方面调整的战略中。
所以，这一战略的真实意图是管理危机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种背景下，债务的存在甚至完全是有其功能的，从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看，将债务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是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采用的办法－－其中提出的有些办法被煽动性地称为“最终解决”－－只是使情况更加糟糕。债务从1982年的9000亿美元上升到15000亿美无，其中半数是利息。
这样的管理是否足以持续下去？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它不能持续下去，因为它没能找到走出停滞的隧道的出路。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因为目标不是走出危机而是管理危机。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对经济和金融机制的分析中，那么我认为这种管理事实上可以“成功”地执行，把世界维持在停滞状态。对许多外围国家来说，停滞把它们带进了倒退的深渊，非洲的第四世界化只是其中的极端例子。危机管理试图鼓励每个中心国家的出口（因而加剧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冲突），同时剥夺第三世界的出口机会（通过中止工业的转移以减轻中心的失业增长的压力）。这再一次使人们想起1919年在凡尔赛所建立的秩序：逼德国赔款，但不许它出口商品！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作的研究所提供的另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类比中，警察正忙于追捕因第三世界倒退所产生的新移民。最后，危机管理战略会加剧发达国家间的冲突（不仅在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而且甚至在欧共体内部，它的存在正受到威胁），这将使发达国家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和战争）来对付第三世界。因此之故，美国的（军事）霸权仍必不可少，迫使欧洲和日本夥伴向美国让步，从而将它们的矛盾转回到欧共体内部。由这些冲突所产生的“区域化”，会自动地（但同时由充足的选择所维系）成为世界体系所不可能的全球化的一种自然的“出路”吗？的确有迹象指向这一方向：在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建立（但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墨西哥一分为二，即北部的“德克萨斯区”和南部的“危地马拉区”。这个分裂被恰帕斯州起义所证实，这加深了华盛顿如意算盘的脆弱性。墨西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支持这一计划的）；欧共体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贸易在它内部进行，而共同体的对外出口从1985年起一直在下降（但这会持久吗？）；事实上，甚至没有任何正式共同机构，东亚地区的国家（日本，南朝鲜，中国，东南亚）贸易的三分之二在其内部进行（但美国正在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去拆散它们的互补性；这是美国追求在世界的这一部份的增长的最重要的理由，克林顿在西雅图发起的“亚太区域”计划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因而，假如用来管理危机的体系不能长期生存，这不应当归因于其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荒唐”，而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恶化难以避免。这就回到了我所坚持的命题：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实际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和分割成片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这必将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兴起新的社会斗争，向危机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化的空想提出挑战。
但这一挑战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总体倒退呢，还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呢？我相信对现行体系的可能替代的讨论，应该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四、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
近年来提出的有关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之多，作全面回顾是不可能的。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从极不相同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出发的。因此，我将只选取一小部份观点，即那些非常鲜明地是进步观点的建议－－比如，从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新的发展的目标出发、赋予发展以人民大众内容（消除贫穷、加强社会服务、减少不平等）、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重新统一起来（这首先意味着让民主在人民中生根）。
我对这些建议自然表示极大的赞同－－不仅是对提出了各种办法的总的指导精神，在许多情形下，更是对所提改革建议的细节，这些建议的必要行动是在三个层次，即地方、国家和全球。促进人们态度的转变，将基层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负起责任，使这一阶层的人民成为经济方面真正的积极推动者，从而在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把他们从资本主义所赋予他们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把工人降低为劳动力、把公民降低为消费者，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更好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为这一前景进行的斗争必须得到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次的适当的政策支持。在我看来，国家层次仍然是最关键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层次有政治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我们还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层次，我所谓的“脱钩”－－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是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必要去准确构划其轮廓，但这只能在各国不同情况的具体基础上才能做。因而这要“迫使”世界体系去适应：不仅是在停滞中强加“调整”的景象，而且是以双方面的调整来取代单方面的调整（即调整弱者以适应强者）。要想充份有效，这些国家政策不仅要求重建外围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特别是通过建立地区联盟），而且要求转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这恐怕是最必要的。
在最近一个时期，各种想法非常之多。最激进的主张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一次是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所有地区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来一次收入的重新分配（如米德（ Walter Mead ）所说，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按照它们的倡议，这些建议意味着重要的改革，影响到各个国际经济机构： （1）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有权发行一种真正的货币（类似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标准，确保汇率相对稳定，并给发展中国家以“增长中的调整”所需的周转资金（这些建议让人想起大约二十年以前“联合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UNCED ）提出的在发行国际货币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2） 将世界银行转变成一个基金会，（从诸如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收集盈余，贷放给第三世界而不是美国。这一操作意在启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将同时迫使美国减少它的赤字。并且这种减少不是通过与侵略性的出口政策相联系的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但怎么才能确保这件事呢？ （3） 创建真正的国际贸易组织 （ITO） 。在这一问题上，一般而言，关贸总协定提倡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并不受质疑。国际贸易组织也许甚至比关贸总协定还大胆－－后者总是不得不在折衷的环境中筹划，而国际贸易组织却可能成功地推行全面彻底的多边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北方市场的真正开放中获益的对等措施，它们会被要求在服务领域作出让步（类似“贸易相关投资准则”（ TRIM ）或“贸易相关知识产权”（ TRIP ）的范畴）。欧共体在欧洲的内部贸易实际上成功地实现了自由化和多边化，同时又排除了放任竞争（通过制定尊重环境的标准、社会保护等），它的这方面经验经常被提及。还有人认为，国际贸易组织能够减弱建立地区性组织（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的副作用，防止它们成为对内保护、对外侵略性的“堡垒”。国际货币组织还会有其他目标如稳定（或重新估价）原材料价格。 （4） 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应该成为世界银行贷款系统的内在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要求设立世界能源税，非再生资源税等，那将增加世界银行（或者将它取而代之的基金）的手中资源，使它能对穷国的环境保护提供补助。 （5） 对经济机构的改革应该伴以联合国政治作用的提高。如果发展已经由上述手段得以复兴，则使之成为政治和社会民主进步基础的想法就不再仅仅是虔诚的愿望。这在一框架内的多边发展援助，不仅可以以尊重人权和政治民主为条件，也可以用来支持进步的社会政策（确保工资随着生产率平行增长，提供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同样的道理，如此协调下的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政治将能够保护合法利益。如，农产品的自给自足（米德研究了日本对它的稻米生产者的保护）应是可接受的，但要以向世界共同体交“税”来换取它从保护主义措施中所得的好处。这笔税由一个世界发展基金来征收，它同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借贷机构。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改革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计划。它从一个在我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中心思想开始，即发展只能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得以复兴，重新分配方向是在全球水平有利于外围国家、在社会水平上有利于工人和普通大众（无论中心或外围），世界贸易和资本运动必须尊从米德所称的“需求导向的贸易原则”的逻辑。
然而，必须认识到，如此彻底规模的改革是和统治资本的利益相冲突的，因为财富重新分配在短期内会减少边际利润，虽然从长期来看它的成就远远不止是复苏──而是造就一个真正的新的增长期，会打开有利可图的生产性投资的前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优先考虑短期得失的制度，这意味着：如果有必要，有关长期要求的资本决策必须由政府干预加以强制实施。我已经说过，是对“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走向激进的害怕，促成了凯恩斯政策的推行和战后阶段对发展支持。
因此，这个计划是对下述事实的重新发现：即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这是它真正的名称－－是客观的需要，而且也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我认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项计划的展开需要世界每一个部份都发生深刻的政治变化，要以基于劳动者和普通大众的社会联盟来取代现存的买办资本主义的社会联盟的霸权（在南方的外围国家和现在的东方外围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建立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主宰、以及将长远需要（环境）整合进来的唯一道路。同时，这一计划要求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一个建立在所有社会的民主化和充份尊重多样性的相互依赖的秩序。
向上述方向前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我建议使用前进一词，因为这一计划的实现是一项长期任务－－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全人类转变。鉴于围绕“终极目标”（比如，在我们所描述的计划中所构想的终极目标）必然会有意识形态大战，必须制定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骤的战略。
回到这一计划上来，我已经使它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批评的目标，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许多改良派的主张所根据的分析常常混淆了价值判断（现存的体系是“坏的”）和对统治势力决策的动机和原因的分析。我已经说过，已实施的“危机管理体系”并不是荒谬的：它遵循统治势力利益的逻辑。我同意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观点，即今天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不是什么从外部强加于人类的力量，而是资本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已。 （2） 我认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将世界银行转变为一个发展基金，并不是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过程中的近期目标。在达到这一点以前，先得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建立一个多中心的世界；我已经在其他地方陈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指导原则。〔见 Samir Amin，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Zed Books， 1990 －－译注〕假如有人相信有比这更快的捷径，那等于是在设想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即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空间分割化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逾越。但这只能发生在一个漫长过渡过程的终点，而不可能成为进行改革的条件。我担心由于把横杆设置过高，我们正在诅咒自己的失败，这样一来，就可能给自己泄气，促进“ TINA 综合症”（“别无选择”－－即除了向统治资本的逻辑投降，别无选择）的传播。 （3） 由于全球化的地位还不是完全清晰（它是一个决定性的客观力量，还是各种趋势之一？），上述改革计划的某些因素我感觉是有疑问的。例如，我不相信自由贸易的万能（也不相信外围国家出于自身考虑要做出让步）。我更倾向于《新保护主义》一书作者的思想〔 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protecting the future against free trade.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93 －－译注〕，而不是那些提倡真正的自由贸易的人的思想。
因此，我所建议的行动顺序就不同于上述计划。我强调应该在下列主要方向采取行动： （1） 针对统治资本的“五种垄断力量”建立第三世界的区域组织，以便从正在发生的全球两极化的角度来看能够限制其负面作用。 （2） 复兴欧洲左翼，建设欧洲，使其具有以在这一地区迈向“劳动统治权”为代表的进步的社会内容，并将东欧、前苏联纳入到这一进程。 （3） 检查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和商业关系，以寻找使汇率相对稳定的途径，并迫使美国放弃其结构性赤字。在这个大方向下重组贸易关系。 （4） 重建联合国系统，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来组织世界主要地区之间商业和金融的相互依存。开展裁减军备谈判；开始采取步骤建立旨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世界税收体系；等等。 （5） 以理顺世界各地区的相互依存的精神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并不准备马上把它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
总之，我再次强调，这个计划是现实可行的，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历史“规律”并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些看上去似乎是“客观力量”的东西（如全球化）只是特定体系（在这里是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果，它是一种特定形式，它和许多社会利益相矛盾，那些社会力量总是反抗着抵制它的实现。这一冲突的真正结果将决定各个子系统以特定方式展开的结构，它有赖于社会力量关系和斗争的结果－－这个结构总是不断地演进着以达成自身的和谐。为避免人类倒退到野蛮所必须建立的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将致力于澄清向这一目标的方向演进的最可能的道路。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