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第三卷在圣地

44．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受到共产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的接见。这是她在办公室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见。她邀请我到她的私人寓所吃午后茶，寓所是在克林姆林宫墙外公园门前的一家小旅馆里面。

　　鲍罗廷陪伴我乘上卡拉汗的黑色轿车。途中（几乎是绕着那个大城堡走了一圈），他简要地描述了城堡各座不同建筑物的情况，并给我指点附近的历史遗迹。在通往著名红场的南面入口，也即克林姆林宫主要通道的前面，矗立着一座双尖顶的古色古香的教堂。在那老教堂的四周，到处都是具有金黄色圆顶和闪闪发光的拜占庭式尖塔的高入云霄的教堂，相形之下，老教堂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那就是令人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的圣乔治教堂，他是伊凡雷帝建造的，大概是为了把莫斯科公园的守护神供奉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以便于守卫城堡的门户吧。许多阴险狡猾而又血淋淋的罪行，就是在那个城堡里面干的。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猛攻克林姆林宫时，那座外表上并不吸引人的古代建筑，遭到了部分破坏。那个意外事件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高级的布尔什维克集团里却掀起了一场小风波。当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时，卢那察尔斯基非常痛心地跑去找列宁，强烈抗议革命毁坏了一座古迹。他以退党相威胁，说那种故意破坏文物的行径如不停止，他就不同情革命了。据说列宁答应建造一座新的来代替老的，这样才使这位革命美学家的怒不可遏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毁坏一座为了纪念中世纪暴君的暴行而建立起来的古迹，布尔什维克中是很少有人感到内疚的。然而，圣乔治教堂却没有遭到毁坏。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项公告，命令保护在内战中剩留下来的一切古迹。宫殿改为博物馆，教堂改为学校。圣乔治教堂因为太小，不能用于上述社会用途，但它依然竖在那里，样子非常难看。它既不再作为神殿，也不是作为中世纪暴行的纪念碑，而是作为拜占庭建筑术的奇特式样保留下来。

　　革命放弃了许多它原来的信仰。它的意识形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狭小的范围，只是方向走错了。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中世纪莫斯科的传统作为历史遗产，重新恢复起来。历史被重新改写，创造出新的传奇故事。伊凡雷帝被重新命名为伊凡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受到称赞。他的残酷暴行被视为是赤色恐怖的先驱而获得肯定。搞恐怖的目的是要把分裂分子从新生的斯拉夫国家中清洗出去，保卫这个国家抵抗鞑靼人的渗透。除了敏锐的官方历史制造家的这种发明创造外，爱森斯坦用他的艺术天才给伊凡大帝建造了一座令人神往的纪念像，它几千次在银幕上出现，在千百万感情上受到抑制的人们的心灵里，激起对想像中的过去时代的怀古之情，借以把日趋衰退的信念的火焰重新煽旺。

　　我下了车，想仔细看一下圣乔治教堂。突然间，《国际歌》的曲调——革命无产阶级的赞美歌，响彻大广场。我四面观望，看看音乐是在哪里演奏的——那是从一个强有力的、显然不平常的乐器上发出来的。鲍罗廷对我的迷惑不解觉得好笑，就指着那个位于克里姆林宫主要入口处的大钟楼给我看。大钟上的时针和成年人的身材一样高，正好指在5点上。钟楼上的钟铃，其大小也与之相称。它正在响着，把洪亮的音乐传开去，宽阔广场四周一幢幢高楼发出回声，汇合而成一片巨大的音响。这个经验使你不能不深受感动。革命前，也用那些钟铃来奏沙皇的国歌。由于无线电播音的技术改进了，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铃每天奏三遍《国际歌》，号召全世界工人起来反对贫穷及奴役，歌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我还习惯于每天晚上收听莫斯科电台的鼓舞人心的音乐，乐声是越过喜马拉雅山从几千英里以外传来的。日复一日，不断传来红军在纳粹战争机器前面撤退的消息。莫斯科郊区情况十分危急；列宁格勒随时都有陷落的可能；乌克兰遭受蹂躏；有一个军在基辅全部陷入重围；德军已进抵达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麓的亚洲大门。每天晚上，从克里姆林宫钟楼上传来的音乐声，重又恢复了我对战争的最终结局的信念。突然，有一天晚上，希望的信息没有传来。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接连收听，希望的信息不再传来。在同一个时间里，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铃不播送《国际歌》，而演奏起新的俄国国歌了。这不只是希望的破灭；而是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了。我对俄国革命的解放意义失去了信心。那是我站在红场深受我面前的钟声音乐感染之后二十二年的事情。在中间那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中间那段时间是从1942年结束的。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默默地再坐上轿车，前往共产国际总书记那边进行我的初次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我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巴拉巴诺娃单独一个人在等待我们，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迟到而恼怒。但是，如我不久前才知道的，在俄国，人们从不会迟到，因为任何时间都是用茶的时间。每一个家庭里，俄国茶炊几乎整天都在滚着，以便随时可以泡茶；而俄国人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淡黄色热茶，总是没有个喝够的时候。

　　一位爽快的中年妇女，在一间摆设得整整齐齐的小房间门口迎接我。她个子不高，身材较粗，不像亚历山德拉·柯仑泰那样美丽迷人。柯仑泰在革命历史的旅途上走过时，后面留下了许多心灵受伤的钟情人。巴拉巴诺娃虽然相貌平平，但她那极端愉快的姿态和乐观的性情，却大大的补偿了这方面的不足。但她乐观的性情并没有发展成盲从。她就早年开始就献身于革命事业，是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然而，她不曾养成党内贵族老爷们的傲慢习气。就她来说，简单朴素的生活不是靠摆出俗气样子来表现的。在她看来，不修边幅并不是革命的美德；她也不装出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孔，作为下定决心要为理想而死的标志。

　　她说着流利的英语，领我坐到桌子旁边的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茶炊，在不耐烦地嘶嘶叫着。她立刻忙着去泡茶。泡茶的方法对我来说倒是很新鲜的。几滴茶汁从一个放在茶炊上面的小瓷壶里倒进镶银边的半平底玻璃杯里；然后再拧开铜壶的龙头，把热气腾腾的水装满杯子。女主人在每个杯里加上一块方块糖，又添上几片薄薄的柠檬；在那时，柠檬是难得的珍品。

　　俄国人喝茶从来不掺牛奶，可能因为一掺牛奶，茶的味道就太淡了。他们通常也不喝高级茶。因此，照例要加片柠檬调调味。革命前，柠檬通常都由意大利进口。在内战的年代里，俄国的对外贸易停止了，柠檬就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珍贵的必需品了。要吃柠檬，只有在黑市以百万卢布一个的难以想像的高价才能弄得到；而且要想得到那种奢侈品还得冒坐监牢的危险。黑市是非法的，所以买者也好，卖者也好，经常受到“契卡”的兜捕。价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钞票毫无价值。一张票面一百万卢布的钞票被叫做一个柠檬，因为它只能买到一个柠檬。

　　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当然不会到黑市上去买柠檬。鲍罗廷从德国带来了一些，于是他的朋友的朴素生活，就会由于得到少量的无伤大雅的奢侈品而有所改善了。巴拉巴诺娃预料到鲍罗廷会责备她在一个渗透英国习惯、喝茶就得掺牛奶的印度人身上浪费难得的几片柠檬，所以就很高兴地告诉他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团，会给伊里奇（列宁）和她本人带来满满一篓柠檬。她开玩笑地许下心愿，要从她的那一分柠檬中拿出一部分，加倍回送给鲍罗廷。

　　招待喝茶之后，巴拉巴诺娃表示歉意（显然是对我表示），说她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款待了。接着，她愤慨地问鲍罗廷是否看见过，某些商店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糕饼而一群群饥饿的人却在那里围看的可耻景象。如果伊里奇坚持要推行新经济政策，那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这位刚强的妇女摇了摇她的已有白发的头，表示对革命的前途担忧。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又加上遭受封锁，结果国家情况更为恶化，已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又过了一年，革命的俄国遭到一次范围极广的饥荒的破坏。列宁提出了停止前进，主张执行新经济政策，放松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措施。他几乎受到他所有的老同事和主要助手们的反对。巴拉巴诺娃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的反对算得上最忠诚的反对罢了。尽管她在个人的特性方面是个刚强人物，同时在政治上又是个老一辈的煽动家，可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和党等同起来。她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所以她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不完全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那种关系确实存在着人情味的特征。她是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在流亡的岁月里，她同列宁交往甚密。她大半时间住在意大利，因而被视为那个国家社会党的最初领导人。安捷里卡不是个俄国人的名字。她的意大利追随者用这个名字称呼她，他们对她的敬爱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个名字不光有拉丁文的生气勃勃的意思。意大利社会党是第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而又加入共产国际的群众组织。社会党跟着她公开对抗老牌右翼领袖屠拉梯的反对党。关于巴拉巴诺娃的私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也很少谈到它。最轻浮的党内小广播，也只敢窃窃私语说什么要不是安捷里卡的个人影响，意大利最高纲领派领袖塞拉蒂就不会同屠拉梯决裂，别的就不敢说了。

　　巴拉巴诺娃确实是无私而敏锐的早期布尔什维克的一员。现在，经验把革命的理想国的种种丑恶现实揭露出来了，他们的良心平静不下来。她因为老同志们在党内争权力争地位而格外感到痛心。拉狄克回到莫斯科时，很想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位。季诺维也夫支持他。季诺维也夫很想拉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他想使拉狄克得到威信和权力。德国共产党人认为巴拉巴诺娃由于种种老关系，会重视意大利社会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中的作用，所以他们支持拉狄克担任总书记。巴拉巴诺娃厌恶这类阴谋诡计，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解除她的职务。可是那个野心勃勃、急不可待的拉狄克，等不及按照正规的手续把他提升到那个使他垂涎三尺的地位上去。他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居然搞了一次小政变，把温文尔雅的巴拉巴诺娃推倒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

　　不久以后，她就在俄国销声匿迹了。在列宁去世之前，她一直在斯德哥尔摩过退休生活，依然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接着发生的争夺党的领导地位的残酷斗争，使她的幻想归于破灭。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社会党的老资格领袖不愿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共产党便采取分裂以上各国社会党的策略，那也使她很伤心。她同塞拉蒂的私人友谊和道德上的敏感，最终超越了她对党的依依不舍的忠诚。列宁的逝世突然打断了往日的个人联系，同时也毁坏了对教义的信念与对组织的忠诚的人性基础。她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已随列宁的逝世而死亡了，因此她又拣起对社会主义早期信仰，到新大陆去刊印她那部题为《我作为造反者的一生》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