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左派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战败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指教之下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很明显，德军统帅部并不赞同青年军官联合俄国以继续战争的冒险做法。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青年来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就是暂时压下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但两年以后，当民族主义青年联合共产主义工人以大规模的怠工破坏行动去抵抗鲁尔河流域工业区的法国占领军时，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火焰就又燃烧起来了。

　　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热情的演说、颂扬刚被法国人处死的怠工运动的领袖施拉加特。他把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描绘成为奋起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德国人民的革命计划的化身，和约使他们的祖国沦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拉狄克代表俄国共产党讲话，博得了大会的掌声，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报刊都用显著的篇幅报道了他的演说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反帝的民族主义所起的革命作用。我这篇关于施拉加特的文章，也由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以显著的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及他们对我早期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的了解，使我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德国青年中间很受欢迎。

　　在德国共产党内部，海因里希·劳芬贝格和弗里茨·沃尔夫施泰因这两个人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详细地阐述；他们两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他们对党的领导人在战争期间以及旧政权失败和垮台之后所采取的政策感到厌倦，因此都参加了共产党。但在1918年的革命危机中和接着而来的整体内战时期中，斯巴达克同盟的政策也是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的。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德国政权的时机还未成熟。而且，她还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纲领。她相信，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起来反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转而给予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合法的接管政权的时刻就到来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卢森堡这个见解的影响。

　　因此，那些富于战斗性的党员很欢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而摈弃了他们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东西。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在党内能号召一大批群众。当时党的领袖是威廉·皮克和保罗·莱维；他们在1919年10月海得尔堡第二次党大会前夕，把这两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表人物开除出党。莱维承继了卢森堡的衣钵，虽然他的才能不如卢森堡。在所有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中，他同卢森堡最接近，和她的见解完全一致。同时，由于他和拉狄克又有密切关系，他必定也同意拉狄克对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曾在监牢里会见过拉狄克，向他提出了一种联合极端民族主义者运动来进行革命斗争的计划，并取得了他的认可。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莱维把他们开除出党，是因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否定他用合法手续夺取政权的策略。在海得尔堡党代表大会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大多数代表都把莱维和皮克所主张的政策视为改良主义而加以排斥。他们从党分裂出去，另行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决心要为实现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纲领而奋斗。

　　当我到柏林的时候，鲍罗廷已经离开，去参加秘密召开的海得尔堡大会了。他事后告诉了我那里的情形。我还知道荷兰的赫尔曼·果特是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领袖，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在一本小册之中所批判的“幼稚病”。这时，德国的内战加剧了，反革命在1920年3月不流血的柏林战争中受到了打击。鲁尔“红军”的组织者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是同情左派共产主义的，我想会见果特。他是个出名的作家，是共产国际早期历史中受人尊敬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小组中的一员。其他几个成员是亨利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安东·潘尼凯克、J．拉特格斯和H·斯内夫利特。我不能马上到荷兰去，但不久就见到斯内夫利特，因为他作为代表取道柏林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内夫利特的建议，拉特格斯也到柏林来看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罗兰-霍尔斯特。1922年我到荷兰去时又见到了潘尼凯克和果特。

　　亨利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女诗人了；当时盛传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是她的原著是用荷兰文，有的甚至是用佛兰芒文写成的，从来没有译成欧洲的主要文字，所以她的诗人名望主要局限在国内。她出身贵族家庭，嫁给了一个佛兰芒的贵族；她丈夫并不赞同她的政见。她是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但从没有参加过讨论。由于双方友人拉特格斯和斯内夫利特的介绍，我和她的友谊就逐渐加深了。她支持社会革命事业主要出于感情，虽然她并不缺乏对共产主义的理智上的评价。不过她对马克思主义前的乌托邦主义更为熟悉。她作为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不赞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因此，她从莫斯科回来后感到像当失望。此后，她就退隐居住在佛兰芒边界她乡间的家中。1922年，我在那里住了几天，结识了她的丈夫。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反对，只是漠然置之。他同工人一起在农场里劳动，晚上时常和一些工人把时间消磨在酒店里，而不在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还不如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虽然两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并无子女。她象许多富于感情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后来就被开除出党。此后她就完全脱离政治，终于信仰天主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安东·潘尼凯克是闻名欧洲的天文学家。他在政治上从没有积极过，因为他只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感觉兴趣。他住在希尔维苏姆天文台里面，活像一个隐士。我每次到荷兰去，都到那里看望他。果特是潘尼凯克的好朋友，潘尼凯克显然认为，受到列宁批判的左派共产主义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机会主义，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

　　拉特格斯是一位工程师，他参加过殖民地的工作，本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几年。他对殖民地所受剥削的后果感到震惊，所以他回国之后就参加了社会党。社会党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将注意力转到了组织殖民地的劳工方面，并把斯内夫利特派到印度尼西亚去的。拉特格斯革命前在瑞士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过接触。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他就到俄国去协助重建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在共产主义和内战时期中，无法进行多少建设工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拉特格斯肩负着设立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使命回到荷兰。罗兰-霍尔斯特和荷兰议会议员戴维·威吉库普都参加了那个西欧局。

　　拉特格斯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特别关注，所以他在柏林时，找我讨论如何使共产国际协助解放被奴役的民族。他动员我，要我坚持把被奴役民族的解放问题放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的显著地位上。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斯内夫利特可作出席大会的代表，但这事必须由我提出倡议。拉特格斯本人没有参加哪个会议。他在1921年回到莫斯科，是指出西伯利亚具有很大工业潜力的第一位工程师。经过了一次考察旅行之后，他提出在库尔巴斯建设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因为那里煤矿和铁矿连成一片，深达数英里的煤层暴露在地面上。那个计划建议专门招募外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程师和机工来开发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拉特格斯亲自到外国去招募第一批人员来担负艰苦的准备工作。三个留学德国学习工程的印度学生，顾虑在国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就加入了拉特格斯的开路先锋队伍，在西伯利亚开始进行发展工业的工作。

　　斯内夫利特是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小组中最热情、最吸引人的一个成员。他是把社会主义信息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人。他在1913年就在爪哇当荷兰商会的秘书，这是一个掩护。不久，他集合了一部分青年人，培养他们去组织一次工会运动和一个社会党。他被逮捕了，以阴谋颠覆荷兰政府罪名受到审判。他承认犯了罪，但还为自己辩护。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是对殖民主义的严厉谴责，是为被奴役民族奋起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权利而进行的辩护。他被宣判有罪，但是处分仅仅是驱逐出殖民地罢了；由于照顾到白种人的尊严，任何更严重的处分是不能加以考虑的。如果把他同犯罪的本地人关在一个监牢里，岂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丑闻！

　　战争期间，他在留学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建立了一支有训练的骨干力量，准备回国后从事组织工作。他想到印度去，在那里成立一个整个东方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他一直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回到东方。他和我在柏林会面，商讨他的计划，并想取得我的同意和合作。他那显而易见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那股劲头极像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热忱。我们成了挚友，甚至不让我们的私人关系受到后来政见分歧的影响。我通过他，结识了许多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领袖，象萨马翁、苏达尔桑纳、坦·马拉卡、阿利明、哈达、沙赫里尔，这不过是其中最出名的几个罢了。他们多半都是荷兰各大学的学生；有些还是革命流亡者。我每隔一些时候，就到荷兰向斯内夫利特所组织的学习组作报告。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都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师。实际上，组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

　　最后，斯内夫利特离开共产国际，成为托洛茨基的一位主要助手。纳粹占领荷兰时，他被逮捕枪决。

　　当我第一次在柏林和斯内夫利特相见时，他和他的朋友果特都同刚成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他，我和这个新党的一些领导人接触过。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继承斯巴达克同盟传统的青年人。他们怀念着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卢森堡，但对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一事并不表示赞同。他们痛恨保罗·莱维，因为他们认为他不是一位革命家，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议会雄辩家，他依靠同卢森堡的友谊正在毁坏年轻的共产党。但是他们对莱维主要不满之处还在于他承袭了卢森堡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列宁的反感。他们还说，莱维认为改良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比革命群众运动更为重要，他还把布尔什维克左翼从共产党中清洗出去，以便把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纳到共产国际中来。据他们说柏林、汉堡和工业发达的莱茵地区的大部分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新党。

　　直到1920年年初，除了俄国之外，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虽然全欧的工人阶级运动总的说来是同情俄国新政权的，但是只有人数较少的左翼小组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纲。甚至斯巴达克同盟也不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宣传小组而已。在各个共产党赢得人民大众的拥护以前，就谈论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去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把各国的共产党作为群众组织建立起来才是当务之急。工人大众仍然是由社会党人所控制的工会组织起来的。要使工人同改良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是困难的，这样就会鼓励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共产党年轻的领导人中滋长。他们认为和与陆军有接触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结盟，那就容易夺取政权。结盟的事并没有实现，但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却构成了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说明共产主义还未成熟，正如列宁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幼稚病”。但在目前，共产国际的组织者还不能排斥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们当时都是俄国革命的最热心的拥护者，而且都急于想在自己的国家里学习它的榜样。

　　塔尔海默和恩斯特·迈尔都倾向于这种主张，但最后的判断要等到莱维获释出狱后才能作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赢得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它正在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莱维就是负责谈判这件事的。我们不应该破坏他成功的机会。我对这位有望成为德国的列宁的人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确实，他很聪明，是一个精明的律师、熟练的议会雄辩家。他很会为自己的问题作辩护，但多少有点靠压服。遇到别人反击时，他往往就大发歇斯底里。他激烈地反对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妥协的意见，把他们斥为“轻浮的冒险家”。当我指出，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谁都没有办法阻挡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就是不让那个代表团参加。问题就这样搁置了起来，留待莫斯科解决。

　　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几乎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久，这位激昂的知识分子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地位就被工人出身的布兰德勒尔取代了。莱维受到挫折，很感痛苦，他又回到社会民主党了。但由于他过去的行为，他在那里也得不到信任。1929年，他在柏林一栋建筑物的五楼寓所，从窗口跳楼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