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终于到了柏林

第二卷新的信仰

32．终于到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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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年底，德国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失败之后，鲁登道夫承认大势已去，于是兴登堡就劝德皇求和。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在失败后马上就土崩瓦解了。那个叱咤风云的战争霸王一直在以武力恫吓欧洲，忽然变得胆战心惊，带着一笔相当可观的家私，逃到中立的荷兰避难去了。

　　整个大战期间，德国的海军除了潜艇舰队外，一直安然无恙地留在基尔港内。鲁登道夫在1918年10月初就宣布，德国在西线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因此海军参谋部决定，为了德国的荣誉，德国舰队要冲到公海上去，与英国舰队决一死战！德意志帝国海军的“绝死巡航”被哗变的水兵阻止了，他们拒绝与军官一起“光荣就义”。舰队的旗舰升起了红旗。11月9日，哗变的水兵走到岸上，与工人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揭开了序幕，便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北方各大港口和工业中心。

　　同一天，柏林的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并且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午后，大批的工人、士兵和水手涌向有最忠诚的军队守卫着的皇宫。卫兵们放下武器，挥动如林的红旗，站到示威的革命群众一边。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德皇退位并已潜逃的消息正式宣布了。

　　社会民主党在马鞍匠出身的弗里茨·艾伯特以及菲利浦·谢德曼领导下，得到一些不受旧制度约束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准备把千疮百孔的国家暂时接管过来。就在这时，刚刚出狱的斯巴达克同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戏剧性的宣告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在柏林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群呢。皇宫警卫队的一个军官撕下了身上的绶带，并把御用的一条红毛毯从阳台上悬挂出来。

　　这时，一队武装工人冲进国会大厦，在那里，最后一任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在邀请艾伯特组阁，成立一个在皇太子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他们抓住谢德曼，拉他出来向群众表态。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既然反对暴力和专政，他们就应该起来勇敢地反击。可是，在他的上级答应他的党要执行君主立宪制的同时，谢德曼却宣称：“旧的、腐朽的君主制度已经垮台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但是红色革命的惊涛骇浪席卷了整个首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怕得要死，就想了个主意，要把偶然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迁往卡赛尔，战败的帝国军队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虽然鲁莽的鲁登道夫已撤退到慕尼黑，在那里医治创伤，并策划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但老狐狸兴登堡还留在卡赛尔，普鲁士军国主义骨干分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从远处注视着柏林方向不详的发展。

　　革命之后的1919年，打了整整一年激烈的内战。我到达柏林的时候，凡尔赛和约已经签订，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秩序还是很不稳定的。一位马鞍匠出身的共和国总统代替了皇帝——这位皇帝不仅自己宣称他是从查理曼到腓特烈大帝的中世纪武士的高贵传统的继承者，而且还渴望着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那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菲利普·谢德曼爬上了俾斯麦的位置，当了德国总理。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协约国管制委员会驻在柏林，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这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强制执行对战败的敌人全面解除武装的条款。

　　不言而喻，那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气氛和心理状态是屈辱、失败和苦恼。物资极端贫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点也没有，这就是当时形势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由于下面的景象而被衬托得更加突出了：在城市的上流社会地区，橱窗中的奢侈品琳琅满目；而周围却是一片凄凉，窗上的玻璃破了，墙壁上弹痕累累，街道上到处坑坑洼洼，破旧的有轨电车隆隆驶过，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不调和了。

　　特别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流浪街头的大批乞丐，他们穿着破军装，手足残缺不全，面孔给伤疤弄得简直无法辨认，从他们神经失常的各种症状看来，他们大多是患了“弹震症”。其中不少人不能讲话；有的是身体有病，也有的是为了避免乞讨的耻辱。他们只是沿着街道席地而坐，像一座无言的纪念像，似乎要让人想起战争的骇人经历似的。著名的胜利大道，夹在那两行中世纪的条顿武士的塑像中间，显得多么不相称啊。可是正是这些武士的英雄故事，经过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竟成了鼓舞现代军国主义精神的源泉。这个城市的其他所有街道上的的阴森景象，却一直在谴责这种罪恶。那些被抛弃在街头的正直人士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和自称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除了残废的躯体和错乱的神经外，已一无所有。更为勇敢的和更为愤愤不平的人在胸前挂上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我为祖国打过仗”。为了避免不许公开乞讨的法律的制裁，大家带着一些铅笔、鞋带之类小玩意儿，有的拿在手里，有的摊在面前地上，装作在叫卖这些东西。没有人相信这种非有不可的伪装，但是这些穿军装的乞丐仍然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拿着那些表示他们遵守法律的东西。

　　我晚上到达柏林，时间已经相当晚了。市内灯光黯淡，遍地冰雪。满街的烂泥雪水掩盖着危险的坑洼。我要到一家指定的旅馆去，那是与鲍罗廷约好的。他的名字叫菲尔斯腾霍夫饭店，是一家上等旅馆，位于波茨坦广场；那里是全市交通的神经中枢。火车站很大，但气氛沉郁，挤满了军官，有德国的，也有协约国的。德国军官怀着战败的屈辱，但又装出尊严的样子，有时还显得盛气凌人。协约国军官居然能够容忍下去，虽然他们不总是那么很高兴，这使我大为惊奇。但一般说来，在各国军界之间总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礼貌。

　　我走出车站的时候，几辆破旧的出租汽车已经被一些佩带着大量金色穗带和绶带的军官占去了；柏林仍然是军队寻欢作乐的所在，高级军官更是支配着一切。一个可怜的平民，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人，那就只能雇一辆东倒西歪的马车啦；那匹马几乎已站立不住，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的毛也快掉光了。如果我知道去旅馆的路，又没有携带行李的话，我宁愿走着去。无情的鞭子左一鞭右一鞭，终于使那无可奈何的牲口相信，要使皮肉少吃一些苦头，还是蹀躞前行为妙。幸好那段路程很短，还不到半英里；我们的好马走了没有一刻钟就到了，于是我和我的行李就都被丢在一幢四层大厦的庄严的转门门口。

　　透过玻璃窗向里望去，那宽敞的穿堂里挤满了军官。我踌躇了一会儿，便鼓足勇气走近门口，请穿号衣的男仆给我搬运旅行袋。他嘀咕道，这里没有空房间。说完，他轻蔑地把宽阔的后背转向我，让我这个卑贱的平民冒着得肺炎的危险，站在深及脚踝骨的雪水里。我冒火了，推开那个家伙——一个典型的德国军士级教练员，闯了进去。我走到帐房柜台前面，操着法语用相当大的声音说：“我是一个中立国家的公民，我刚到达柏林。”我要求在旅馆里找一个房间。旁边几个衣冠楚楚的先生们都转过头来，打量我这个硬闯进来的老百姓。其中一个随即向我跨前几步，询问我的国籍。他讲法语，但他显然是个德国人。我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回答；“墨西哥人”，便掏出护照，当面硬塞给了接待员。那位军官偷偷看了一眼那份很醒目的羊皮纸证件，小声向接待员说：“你设法给这位先生安排一个房间吧。”接待员的态度顿时变了；他非常客气地向我道歉，表示今晚确实无能为力。如果我明天早晨来，他可以给我弄一个房间。他招呼一个服务员，要他帮助我解决当晚的困难。

　　我的保护人是个魁梧的中年人，穿着长外套，外套的翻领上饰有金丝带。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把我带到他的柜台那儿，问我是不是印度人。我答道：“是的，但我是从墨西哥来的。”我不愿撒弥天大谎，这使我那位友好的对话人很满意。他低声说：“我们是朋友；不要担心；德国是不会被打败的。”他吩咐他手下的一个人把我的旅行袋拿进来，把它们保管好。我只需拿着手提包到附近的客栈去，那里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过夜。天使圣彼得敞开了受伤的胸膛，我总算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强烈的仇恨从他那充血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他告诉我，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总部就设在这个旅馆内。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好像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子似的。他们有权保留所有的房间；因此许多房间只得永远空着，以便随时满足他们的需要。经理当然不愿接待平民，除非是显要的人物。但是他会替我安排住宿的，还劝（不是要求）我交一些钱给他。接待员很穷，但还必须保持体面。我懂得他的意思。多少呢？我揣摩必须够两个人分的，于是就塞了一张五元美金的钞票在他手里。啊，美元！他笑逐颜开了。他把我交给一位穿号衣的助手，让他带我到附近的客栈去。客栈老板娘接到的紧急任务是，必须把最好的房间安排给这位印度贵宾，他明天早晨就可以搬到菲尔斯腾霍夫饭店去住。旧秩序已从街上消失了，但它依然统治着德国人的心。

　　客栈里最好的房间也极简陋，幸亏勤劳的老板娘——一个和蔼的老妇人——把它收拾得还相当整洁。她也为德国遭到的耻辱和灾难而伤心，它本来是一个强大、繁荣和安乐的国家呢。她噙着眼泪，抬头仰望着那还挂在墙上的褪了色的德皇肖像。我觉得很冷，瞅了一眼没有生火的壁炉。老板娘看出了我的意思，便诉起苦来，说炉子已有一年没生火了；没有煤嘛。可怜的人！她不懂得，德国遭到的灾难早在德皇统治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她还告诉我，热水是没有的——连一罐洗脸水也没有。但是她可以帮我弄到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只是没有牛油；她几乎已好几年没看到这东西了。那种褐色饮料闻起来和尝起来都一点也不像咖啡。但它热气腾腾；我一口气把它喝干。这一宵就在两条破毛毯下焐暖冻僵了的身体。没有糖，只有一小片糖精。牛奶当然谈不到。那一片所谓面包，看起来就像一片灰色的泥土。这就是我在柏林的第一顿饭，不久我就知道，德国绝大部分人每天吃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个骄傲的民族确实已过着苦难的日子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柜台前受到的待遇已经大不相同。服务员向我行了军礼，通知我，我的行李已放在我的一套房间里。其实我要的只是一间屋子。接待员也向我立正致敬，把钥匙交给我，还吩咐一个侍者带我上楼。我走进电梯的时候，遇到了昨天帮我忙的那位德国军官。他像老朋友那样向我问候，还递来了他的名片——陆军上尉某某，与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联系的联络武官。我的新朋友向我表示希望再见之后，便走开了。显然，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与一个外国人亲热谈话。留给我的一套房间在四楼转角上，从楼窗可以眺望波茨坦广场的中心。这一次看来又是护照给我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