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十章 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积累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马克思对剩余资本的考察告诉我们，“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1]但是，遵循着这个道理，资本的生成条件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并且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得到说明。[2]这不仅对于批驳上一章提到的辩护士们的遁词是重要的，马克思并指出，“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须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3]这是因为，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辩证发展，虽然对于理解经济范畴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人们必须不要忽略下述情况，这不单纯是一个概念的辩证法问题；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叙述的辩证方法只有说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4]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本身引导我们对“洪水期以前的资本的条件”进行研究，这些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历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当代历史”，这些条件的最清晰的表述是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我们在《草稿》中读到，资本关系本身的条件“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这些条件是：1，“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的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相分离……即同活劳动能力自我保存的资料相分离”，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资本）“必须是作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但是，“双方之间自由交换的关系”必须出现……“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因此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必须是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4，同工人相对立的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5]
让我们来看最后的两个条件，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只要劳动者本身不通过流通去转让他自己的力量的支出，谈论资本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切其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他们作为这种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成为奴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了。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6]（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讲道：“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7]
然而，活劳动同货币，同物化劳动的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这种交换也能在其他的关系中运用。例如，所谓的服务。“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交换B的某种服务”，那么他们双方“实际相互交换的只是使用价值；”A支付必需品（或货币），B劳动，A要消费一种或者直接的服务（个人服务）或者通过向B提供材料的服务，他的消费靠后者创造一个预定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靠后者劳动的物化：“例如，过去常有的事情，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8]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9]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物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10]
马克思接着指出，实际上，“衣服不仅仅包含赋予它以形式一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的一种特定的劳动，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甚至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象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个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那么，甚至这样一种假象，即对这种情况下对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似乎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的假象，也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做换取消费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货币所有者“知道当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时，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反而丧失了”——并且“货币所有者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11]货币所有者“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之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货币作为收入的交换，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成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消费（支出）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12]
马克思总结说：“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保持独立的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这种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13]
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关系以前的时期偶然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为什么不能归入“雇佣劳动者”的原因。确实，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种分产品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14]（马克思又说：“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象在波兰发生的那样，这些自由的奴仆也可能“出现……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15]）
因此，资本关系只能产生于，劳动力买者出卖商品只是作为保持和增殖他拥有的价值的一个手段的时候。为了这种关系的产生，劳动者不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他也必须是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不可能去交换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他所能提供的唯一商品是他的劳动力。（“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些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16]
因此，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是没有财产的无产者。虽然这种前提从现代社会制度的占优势之点可以表现得简单和不言而喻，但在这样的无产者能够作为一个阶级形成以前，也需要发展几百年。因为（除了奴隶制和类似奴隶的地位，“在那里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个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17]）早期的生产者始终或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占有生产资料（田园和土地，或者他们的手工工具）。因此，在这里生产的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驱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驱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因此早期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者同生产条件原本统一的基础之上[18]——它不是这样的统一，即“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统一，而是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9]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为前提，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最首要的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的各种形式被破坏了。因此它主要以下述几点为前提：第一，“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因此，“资本公式”首先“包含着非土地财产，或者说，否定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属于他所有的，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20]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下述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关系中生产者“是工具的所有者。”（正如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那样，[21]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这种所有制，则以手工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提；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工会制度等等。”）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上述两种状态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状态下，生产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手段。”（“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
《草稿》接着指出，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失去客观条件的、纯梓主观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客观生产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历史前提，……便是这样。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需要什么条件呢？”[22]
答案是：“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发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作为农产品商人的租地农民），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23]），而是来自商人和高利贷的财富。”[24]尤其前者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整个商人财富的发展会直接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性质，”因此，逐渐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贸易和商人的财富的“分化作用”。[25]）而这种作用“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26]（即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产方式的过渡）。（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或者确切些说，就会以此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27]
因此，不是货币财富本身把资本家改造成了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商人和货币所有者。相反，这是以生产资料同劳动和劳动者分离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当这个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货币财富便有可能作为媒介出现在这种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够借助一方去购买另一方。”[28]那么，只有资本家才能够进行生产条件的“原始积累”。
这决不是一个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事情似乎基本上是凭空创造的那样。[29]“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过程的解体，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些个人以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们的使用所不同……。”因为“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和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田园、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个过程“是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互相分离；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资本）、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相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端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30]
马克思接着指出：“可见，如果把资本的原始形成”（即原始积累）“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愚蠢不过了……。”[31]“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先前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具备了。[32]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33]就货币本身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生存的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即促使他们丧失一切财产。”[34]
在这个时期，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的真正积累。积累就是资本在一定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聚集在一起。”[35]实际上，“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历史基础上”（工场手工业，等等）“这种积聚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即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作为被迫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集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因为）依靠货币而拥有的对他们的支配权，掌握在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他们因此变成了资本家。”[36]然而，在这一点上，区分资本主义形式和这一过程的内容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本身的一般条件是：“在新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以前，工人的生活资料就必须具备”，并且“工人的劳动产品必须用作新的生产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这种储备供给才采取商品和资本的形式。“经济学家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和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37]
有些人在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做通俗解释时，虽然也认为原始积累这一章很重要，但基本上却把它置于经济分析主题范围之外，认为它就马克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枝节而已，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38]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前提条件是打破生产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原有的统一，是生产者“积累职能”的丧失，这种积累职能随着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基金”的丧失而丧失。[39]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原始积累是产生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因素之一，因此，它“包含在资本概念之中”。[40]然而，不能因此说我们必须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一劳永逸的最后结果来看待。历史事实仅仅如此！相反地说，“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41]这个过程是通过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来完成的，“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本家的特殊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草稿》说“特殊的资本积累”，因为这种特殊的积累就是资本家为新的“剩余劳动”，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材料）。[42]但是，这种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出现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43]
但是，并非全然如此。如果一方面货币的转化以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就将使所以的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44]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它的结果不仅造成手工业，耕种者本人的小规模的土地所有权等等的逐渐毁灭，而且也造成“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失去资本。”我们再一次遇到同一分离过程，“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45]这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只会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毁灭，也就是说，会恢复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原有的统一。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1．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象他的前人那样，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或者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语言，即区分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力价格是工资，在这个范围内，这仅仅是在劳动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关系的作用的表现。而劳动力价值则是在长期内实际工资”自身不断调整的平均量，它不依赖于供求关系。
那么，劳动力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呢？同一切其它商品一样——是由它的生产成本决定的。然而，由于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46]，劳动力对于它的拥有者工人自身是不可分离的，其生产成本明显地分成需要“维持工人自己”和“永久延续工人的家族”那些成本；如果不把相对少量的培训工人的费用计算在内，那么这些成本无非就是提供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食物、衣着、住房等最基本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劳动力价值是由一定量的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在这种限度内，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同一切其它商品的价值决定是一致的。在我们考察维持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说是作为工人生存基础的“必要需求”之前，其差别不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47]因此必须把工人的‘生命过程’的能量消耗与‘劳动过程’（使用奥·鲍尔的恰当的术语）[48]的消耗区别开来。（如果仅仅补偿前者，那么劳动本身需要的能量的额外支出将得不到补偿——至少是不充足的，这样就会限制劳动力的再生产，结果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也是很明显的，“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49]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自然”需求的问题吗？并且它们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使用的“必要”需求是同一的吗？当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因此，它并不探求在这两种需求本身中哪一种是必要的，或者说，不是从生理学的观点出发，而所指的是那种符合“传统的”、社会给定的，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工人生活方式的需要。事实上，“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我们还要补充说，这些需要的范围自然也依赖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和工会斗争中所提高和取得成功的需求，如果这种斗争能够得到巩固，而且不仅仅是暂时性的成就的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在劳动力价值决定中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50]
然而，从劳动力与其它商品的区别——“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51]这个事实，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可见，没有什么比工资决定的规律更富有“弹性”（恩格斯语），劳动力价值在特定的限度内必定有所变化。“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52]那么它的最高界限呢？这不能由人们的需要来决定，因为这种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
我们读一读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53]
这一段话不能这样来理解，即劳动力价值及工资的增长没有最高限度。实际上，这种限度确实存在，不过其幅度是很小的。这种限度既不能从工人阶级由社会所给予的生活水平的方式与程度，也不是从抽象的用于分配的国民产品的规模的大小而求得，而只是从资本本身的性质推导出来的。因为并不单纯是劳动和资本代表两种独立的力量，它们各自在国民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完全依靠它们各自的力量。倒不如说，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开始就隶属于资本的经济力量，因而很自然，它占的份额总是决定于资本的‘份额’的。因此，工资的实际最高限额是由利润的规模确定的，确切地说，是由利润率的动态决定的。正如罗莎·卢森堡写道：“以购买劳动力为基础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因此以一定利润率为生产目的是先于雇佣工人而既定的，这个利润率构成了工资的增加不能逾越的平均上限。但是利润的无限扩大是其内在的倾向，而给工人的报酬则减少到工人生存的最低点。工资在这些限度内根据供求关系上下波动，这种供求关系也就是可供自由使用的劳动力和在生产中寻求出路的资本大小之间的关系。”[54]
这些构成马克思工资理论的真正含义早已被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因而，沃纳·桑巴特在反对朱利叶斯·沃尔夫的论战中写道：“很明显，沃尔夫误认了马克思学说，以为它主张工资必需保持以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为基础；他甚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重新发现了永恒的工资规律，如果不是照搬字义，至少在内容上就是这样。没有比这种解释再歪曲不过的了。关于这一点，人们只需读一读马克思对永恒的工资规律的辩护者们的愤慨的抨击就可得知。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些明确的保留，沃尔夫也应该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推断出结论。事实上，这里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工资不能提高到使资本家失去对生产的兴趣”。[55]
众所公认，桑巴特的著作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就的。然而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另外研究了许多问题，但他们仍不能区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仍然象沃尔夫那样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生理上生存的最小值”，例如，人们可以在弗里茨·旅特恩贝格的文章中读到：“正象马克思提出的，工人的工资围绕着它的生产成本，即围绕着能够使他维持再生产的水平上下波动。”[56]如果一个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此歪曲解释，他想得到什么呢，很简单，是不是想诋毁马克思呢？
2．马克思关于工资运动的理论
（1）增加工资的一般条件
施特恩贝格说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工业集中和资本积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相反还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57]我们对施特恩贝格所说的这番话如何判断？能相信这个论点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对这个问题已有论述。在这一章里，马克思考察了“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量的变化”[58]我们从中发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59]这三个因素之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
至于工作日长度的变化，很清楚，工作日的延长，无论是剩余价值，还是劳动力的价格，都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60]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读到：“一个既定的量，它分为两部分，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范围内，一部分增加，另一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一样。但是，一个扩大的（有弹性）的量就不同了。只要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工作日就是一个有弹性的量。这个量的两部分都可以伸长，其伸长既可相差也可不等”（即“有偿”部分相当于工资，“无偿”部分相当于剩余价值）。“一部分的增加不是由另一部分的减少引起的，反之也一样。此外，”（不考虑任何劳动强度的增加）“这是仅有的一种情况，即根据交换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增加，甚至可能以同比例增加。（按照使用价值它们都能增加，那是不言而喻的）。”[61]
现在，即自1945年法西斯主义失败以来，这种特定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特定关联。今天在欧洲的现实中，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不是工作日的延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时期，工人们的大量加班加点工作，马克思对特定变化的分析变得更为真实。因为无疑地，这些国家里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可以追溯到超时工作上。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第二种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逐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也可以增加。）
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提高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62]不论这种情况发生与否，也不论由于增大劳动强度而只是劳动力价格提高还只是劳动力价值增加，实际工资都会增长。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可以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得到高实际工资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可以看到（就象亨利克·格罗斯曼在他对施特恩贝格的《帝国主义》的卓越批判中指出的）。[63]
现在我们回到最重要的变化，既由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1/2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64]（很明显，增长的程度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反抗这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正是这后一种变化——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发生的相应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工资只是局部的调整，允许给工人一定的、或多或少的补偿——似乎特别有理论和实际意义。根据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生理上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的价值仅仅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相反它的最高限度是由“斗争双方各自的力量”，即资本和劳动的力量确定的。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工人自身，虽然不能阻止实际工资的下降（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也不允许减至最小的绝对量。相反，他们在普遍的财富增长中分享到一定份额。”[65]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著作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景的生活资料，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6小时，而只是需要4小时了。现在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66]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们在劳动生产率发展中能起到作用的程度。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否定了1835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凯里提出的理论，即“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并指出“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67]因为“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68]（如果以此作为标准，剩余价值率决不会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事了！）[69]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作任何真正的论证，简单地断言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刚性的平行关系是毫不奇怪的。
对第十五章的分析就谈到这里。很明显，上面提到的每一种变化都包含了实际工资增加的可能性。无论施特恩贝格怎么说，但马克思非但不否定这种可能性，相反，他特别是在资本积累的论述中，表明他对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重视到什么程度。
（2）经济周期和工资的运动
这里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1节标题为“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中，复述出一段很长但非常重要的话来，就足够了。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
当然这种论述也是正确的，即“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70]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它说明“工资的增长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这是因为“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马克思的结论是：“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71]
读者想必会原谅这样长的引文。这样做是必要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所强调的，在工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实际工资的增长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事实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是在本节“资本构成不变”的假设前提下分析的，那就是不考虑“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然而，我们在以后就会了解到这仅仅代表一个相反的趋势，虽然它相当大地修改了在同一节里所描述的工资形成的趋势，但决不能废弃它[72]因此，在这之前，应简要了解一下马克思的非常重要的“相对工资”的学说。
3．马克思的相对工资学说
早在1849年，马克思在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写道：“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的份额。”
进一步比方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同时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地方由3马克降低到2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1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73]
这基本上不是什么新的原理发现，李嘉图[74]和彻伯布利茨[75]以及其他人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这里基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把“相对工资”这一范畴放在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以及他由此所得出的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结论。确实，只有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才找到“相对工资下降趋势的规律”（由罗莎·卢森堡起名）[76]通过这个规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对距离”这具有决定重要性必然扩大。[77]其后果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才能加以克服。
罗莎·卢森堡由于使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发扬光大而赢得了信誉。她在《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如果不通过压榨工人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就一步也前进不了。由于每一项新技术的发现，机器的改进，蒸汽和电力在生产和贸易上的每一项新的应用，工人在生产中的份额变得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份额则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完全看不见的力量，一种商品生产和竞争的简单的机制后果，这种力量可以夺去工人在其产品中的一个较大份额。……剥削者的个人作用也可以从绝对工资即实际生活水平中看得到。导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降低的减少工资，是资本家对工人采取的明显的进攻形式，而在任何工会的影响扩大的地方，这将会得到工人立即斗争的回报……”。
由于直接的技术进步，技术发明、机器的引用以及交通的改进等等引起的无形的工资减少情况完全不同。“所有这些进步对工人相对工资的影响完全是自动地来自商品生产和劳动力的商品特性的结果……因此反对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也包括了反对劳动力的商品特性，即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反对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不再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斗争，而是一种对这种经济的存在颠覆性进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78]
现在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为什么那样激烈地反对拉萨尔的“工资规律”了。这不仅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基础上，与事实相矛盾，而且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相对工资”这个范畴，以及从它形成起来的革命目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现雇佣劳动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9]结果，这种制度的弊端只能靠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本身才能得到克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痛切地写道：“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这正象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80]
“相对工资”原理的探讨就到此为止。这个原理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原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含义。[81]它表示无论实际工资提高还是下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忽视这个特殊问题的重要性也许会产生断章取义，当那些马克思的批评者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接集中在这一点上的时候，他们的所有论证几乎都没有抓住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本质。
4．作为工资调节器的产业后备军
在这以前，所谈的还仅限于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论证，现在来看一看似乎是妥当的一些批评意见。
这些意见一点也关系不到事物的本质。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还是它对工资结构的巨大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积累篇中的第3和第4两章似乎暴露了一些可能使人产生错误观念的漏洞。事情也确实是如此。马克思在这两章中的理论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是同资本主义生产进步必然紧密相联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导致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当然，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本身，其结果，从长期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增长的。但是这种增长是“比例不断下降”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幼年时期很不一样。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82]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工资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大大超过支出在机器上的资本，因为“当时工场手工业还占支配地位，而大工业则处于襁褓之中。”[83]那时人们可能产生与亚当·斯密一样的看法，即资本积累是随着劳动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工资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工资水平只是单纯由工人的绝对数量与生产资本规模的比例来决定的。
其实大工业的发展已经说明这个观点是过时的。资本家们“在濒于灭亡的痛苦中”被迫不断地引进新设备和改善旧设备，但是“机器的完善意味着使人类劳动变为多余。”[84]由于机器体系的扩展，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必然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但是，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85]这种趋势解释了工人相对过剩人口的经验证实了的事实、即人口超过了资本增长的平均需要。在危机期间，过剩人口表现为大量失业大军，在繁荣时期，过剩人口差不多慢慢消失，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的[86]提供给这些人口以可怜水平的生活资料的负担，一部分靠社会，一部分靠在业工人。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什么作用呢？它对资本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有两点理由：第一，它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即根据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既可被雇佣，又可被抛向街头。“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87]第二，产业后备军作为工资的强有力的调节器，它可抑制在业工人的工资要求。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88]在经济萧条和回升的初期，相对过剩人口对“工人现役军”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们把工资要求提得太高。在危机时期，相对过剩人口又可以经常地阻止他们使用罢工权利，以保护自己反对资本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攻击。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89]
以上是产业后备军理论的最一般的内容另外还需注意几点：
首先，很明显，从资本的可变部分比例减少的简单事实就可以得出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及其具体分量的结论来。任何事情都视具体条件而定：一方面要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程度和速度，以及“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时间”[90]的长度；另一方面，要看积累过程本身的势头。因此，这是十分可能的，即当资本强有力地扩张，并且有着很大的国内（或国外）市场是在资本家阶级的支配之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从长期看，就有可能增长到对产业后备军的不利后果有相当大的减少的程度。（参阅美国直到1929年大危机前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本人在其它章节中也提出，产业后备军在繁荣时期被或多或少地吸收，也即实际上消失了。[91]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抵销了，或者至少是削弱了。
第三，在《资本论》第一卷积累一篇中，马克思强调这个事实，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从同等数量的雇佣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量，资本就能够“使对劳动供给的增加快于它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92]然而很明显，那些加速产业后备军形成的因素已经不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起作用了，而是由采用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工厂立法已经限制了延长劳动时间的剥削实践。
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提到了有关工会的作用。工会试图“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即剩余劳动人口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93]很显然，工会在这方面的活动在当今有更大的意义！
显然，这些是能够部分地补偿产业后备军在工资方面的不利影响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有所改善作出贡献。然而，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由于方法论的原因没有涉及这些因素。因此，使得他对产业后备军的精辟分析被曲解，并且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假定不作为总的历史趋势来描述，而把精力集中在对今后几十年的预测上。[94]这也必然可以解释这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使马克思的观念滑稽化，例如所谓的‘贫困化理论’，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被充分地驳倒。
5．所谓的“贫困化理论”
然而，马克思本人没有提出过贫困化理论吗？这个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石之一吗？
全然不是。作为否定这一点的证据，我们有马克思对“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概念并因而也对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激烈攻击。如果没有“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概念，则工人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和绝对的“贫困化”理论将使人完全不可理解了。因此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承认马克思拒绝接受“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不把该理论置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入门处，要么否认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迫不是好的判断把马克思归入“工资铁律”的拥护者。这种看法一直恰恰是宣称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为传奇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
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愿意保留在理论的领域上。问题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评价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95]某个时期工资的具体动向，问题仅在于，是否工人阶级地位（或他的贫困）的不断发展和绝对恶化的必然性来自马克思的经济体系，以及象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反还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象施特恩贝格例举的那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思同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的思想的对立，将独自地导向断然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即使最伟大的思想家有时也可能是前后不一致，会提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论点。要紧的是能否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尽可能找出立论，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境遇不可避免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恶化。[96]
所要考虑的著作当然只有经济著作最合适了，例如马克思在他的成熟时期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1—63年）、和《资本论》。我们在他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读到：“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97]
只有在《共产党宣言》里我们才可以发现有关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最低限度的学说，这个学说马克思后来放弃了。[98]但是，不注意《宣言》在思想史上作为一个文献的重大意义，就不会有人从那里寻找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因而认为这个篇章关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证实不了什么东西，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在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把它作为最大的保留来对待。因此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合适的经济著作中来。这个问题确实包括在《资本论》的各个熟悉的章节中。有的写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旦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
接下来的这句话也是经常被引用的，即“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税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99]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0]十足地引述这段话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只有《资本论》中的论述，那些想把“贫困化命题”归咎于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籍以进行外表判断的依靠[101]然而，这种外表通过仔细考察也消失了。那么这段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说任何方式上的“贫困的积累”是否否定了前面仅仅断言工人阶级的条件相对恶化那句话？不是的。最后一句只表明产业后备军的增长是同积累的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果，劳动力中的更大部分成为多余，成为贫困、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牺牲者。因此“贫困的积累”仅仅同“工人阶级中的穷人阶层”有关[102]而不是工人阶级全体。（也许有人料想马克思期待着这些“无知的、粗野的和道德堕落的”工人阶级去建立社会主义——这或许是被巴枯宁宣称过，但不是被马克思！）
另外，把上面从《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的内容和三年前（1864年）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加以比较，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发表时从没有表示过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贫困化”思想。在1864年的宣言中写道：“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所以，这里再次表示，即使在那时，马克思也已在考虑工人阶级的状况不过是相对恶化的可能性。）“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103]；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在‘相对工资’管理的意义上）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104]
这才是马克思的观点，它作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表明是符合那时（即1849～64年）的普遍情况的。但是如果说它代表了马克思对欧洲工人阶级地位的评价，那么施特恩贝格、施特雷奇等人又如何能坚持三年以后他接受了《资本论》[105]中的在所有情况下实际工资都将下降，和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仅相对、而且绝对恶化的理论呢？这与我们后来提出的论述不同这个论述，应该说是施特恩贝格、施特雷奇不知道的，而且还证明和他们所主张的恰恰是对立的。1881年马克思还在世时，恩格斯就写了下面一段话，它当然得到了马克思的同意，并且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十四年后发表的[106]内容是：“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资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107]
这是恩格斯在1881年写的。里面的论述他一直坚持到十年以后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写的“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进行批判，他写道：“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108]对于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公式化的结论，因为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是反对直接物质贫困的这种障碍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109]也许一个带着近视眼镜看待现存地位的观察家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出结论——这是与共产党宣言相矛盾的——即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能够“保障他们的奴隶的生存的，即使在他们的奴隶制下”，结果资本的统治最终牢牢地建立起来。但是，对物质贫困的改良，或者甚至消灭并不是事情的一切。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现在比过去更严重的威胁就是他们生活上的无保障；事实上他们不得不在势不可挡的危机和战争的阴影中度过一生，还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最微弱的迹象可以表明要最终结束这种罪恶。
恩格斯的论述与各种各样的“贫困化理论”一致吗？很显然不一致。即使这些论述被认为是一种“退却"，作为一种“自我批评”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早期观点的，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理解何以对恩格斯在1881年已经相当清晰地表明反对的那个理论还仍然要进行攻击。
我们对贫困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即使从“语义”方面讲，这个理论也必须归为科学上的误解的范围。当然，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这个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应该如何解释，而是在于是否能够把归咎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劳动力价值决定论，对“工资铁律”的批驳，以及他有关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的增长之间的联系等论点相一致起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或许冒险假设，即使马克思提出过“贫困化理论”，他也会反对这种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是与他的工资理论的真正思想和内容相矛盾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传奇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大多数科学上的误解都有它们的合理性。并以给提出这些误解提供机会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这也同样适用于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欧洲工人阶级状况出现了毫无希望的迹象，这个事实必定使那个时代的理论观念改变颜色。相对而言，当时进步象蜗牛爬行似的那样缓慢一一工人阶级的实际贫困仍然相当严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状况会出现任何引人关注的可能性表现出特别的悲观，因而倾向于“贫困化理论”。马克思自然也受这种经验主义式的现实束缚，并且他的科学高度本身也恰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他不允许在他的经济理论上完全被它所控制……。但是，对马克思的批评有一点可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过高地估计使无产阶级生活条件下降的因素的份量，因此他们不能准确地看到即使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也有着巨大提高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厉的批评者（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一百年后，来批评就更有有利条件），指责两位思想家“缺乏远见”是可以的，但也可以证明这些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毫无关系。
6． “贫困化理论”的真实核心
这里并不是说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贫困化的倾向，而是相当多但是必须了解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贫困的倾向明显地出现在两种情况：首先（暂时地）是在所有的危机时期；其次（永久的）是在所谓的世界不发达地区，即不仅包括南美和中美洲、亚洲和非洲，而且还包括中欧和西欧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
至于谈到在危机期间工人的贫困状况，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即使世界的工人贵族——北美的工人阶级——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就象1929—1940年长达12年之久的世界危机的经历所呈现的那样（到1940年，甚至美国仍有1000万失业人口！）自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史学家不愿意回想这些事实，而宁可忽略这种特别令人烦恼的矛盾。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因为官方工资统计中没有产业后备军这一栏而不承认它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罗莎·卢森堡写道：“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工资关系时，仅仅考虑付给雇佣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十分错误的，……全部失业后备军，包括从临时性失业的技术熟练工人到最贫困的和受官方救济的失业者，应作为同等因素进入工资关系的决定中”，因为“很难就业的最低阶层或完全失业的贫困者和流浪者不是一种赘疣而是正相反，他们依靠内在的、活生生的结合力通过所有后备军的中间环节同产业工人中处于最高最好境地的阶层联结起来。这种内在联系通过在商业萧条时期产业后备军最低层的数量周期性地突然增加，繁荣时期后备军数量的收缩，以及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靠公家施舍过活的人数相对减少、因而提高了无产阶级大众的自信心等等多方面表现出来”因此“无产阶级最低阶层的生活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规律而上下变动着；……无产阶级连同广大的农业工人阶层、它的失业大军和它的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阶级，来自它的贫困和受压迫不同程度的人们有可能从总体上正确地掌握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110]然而，如果这样做了，也就是如果无论是雇佣工人和失业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不仅在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都被考虑了，那末，乐观的经济学家描绘的无产阶级的图景必然会是一个非常暗淡的，同样也就不能否定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贫困化的倾向了。
对所谓的“不发达地区”的研究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确实，美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拥有自己的房屋和汽车。但是，为什么与之相邻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却与此无缘，大部分工人做工所得的只是残酷的低工资呢？为什么北美的工人挣的工资常常是危地马拉同一阶层工人工资的10倍？如果人们仅仅考虑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那么撰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不断改进的学者论文是有真实根据吗？回答可能是“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只有在这些国家工人的地位才被看作是“正常的”，而当象危地马拉这些地区取得了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在这些国家里的工人也将会在高实际工资的形式下参与资本主义的幸事。……“然而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观察将来可能发生什么，而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如何；不是探究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太平盛世的工人阶级状况，而是当今存在的现实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谁能够说当今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工人的状况是“正常的”，而世界其余国家的是“不正常的”？难道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构成一个整体，在其中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是统治国）和不发达国家（被统治和被剥削国）被看作是组成部分吗？难道高度发达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多半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不具有同样高的生活水平的产物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初级农业国）被高度发达国家剥削的理论上来。在这里我们讲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是那些在政治上‘独立’而在经济上仍然受特定资本主义势力剥削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没有被迫接受有损害的贸易协定，即使它们在本质上只不过不是待定资本主义大公司的采邑，例如象在危地马拉的情况那样，这种分析也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剥削形式决不是指利用政治控制手段，它不是有意识的，而只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中运行的经济规律发生的。
哪些规律呢？首先是价值规律。我们知道，根据价值规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11]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在社会平均水平下成为相等的了。但是这一点不适用世界市场！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这里，价值规律“……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12]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不等价交换，例如“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113]……“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114]除去象个别创造者这种情况以外，超额利润不是暂时的，而在其性质上是永久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如果必须在该国自己生产的话，就比较昂贵，所以它就要从地理环境等一切不利条件中解脱出来。这里没有必要指出这种不等价交换使比较贫穷的国家必须不断放弃一部分国民劳动而遭受的损失。
另外，亨利克·格罗斯曼相信他能够提出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落后国家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他们的资本构成上的不相等。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向的限度内，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即在比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国家，其商品按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销售；反之，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国家，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其商品按低于价值的生产价格销售……通过这种方式，不发达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将在流通领域中发生向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转移。”[115]奥托·鲍尔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中得出了同样结论，他写道：“人们交换其生产需要等量劳动的商品，是不确切的。交换中的所失和所得实际上已包括在价格中。工业发达国家在交换中从农业国家获取了利润，那就是，发达国家在损害农业国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富裕起来。”[116]
很显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国家交往中从交换取得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所移用作对先进国家工人工资的一定让步。作为敌对双方斗争[117]之结果的工资水平能够发生变化的范围将由此而被扩大——除非从落后国家进口低价商品，这使进口国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从中获益。或者，象奥托·鲍尔所扼要阐述的那样：“发达国家的工人经济境况较好，为什么？发达国家通过交换获取利润，它们靠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使自己富裕起来。”[118]当然，不能从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管好坏，应该设法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建立共同战线；[119]但只不过：（1）对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来源于此的限度内不可能自然增长，生活水平低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2）只有农业国和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仍然落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才能连续不断地提高。当今这一点比那时更明显，“没有哪一个国家希望长期作为农业国，因为它们不想永远被工业国家剥削。”奥托·鲍尔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农业国家不再受剥削，那么他们愿意打消工业化的想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做不到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20]
7．结束语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的调查研究即可告一段落了。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最后评语：即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如施特恩贝格和施特雷奇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说的，批评者只能代表一种肤浅和粗糙的经验主义的看法。这些人的著作只是‘纯粹小学生的作品’（借用恩格斯语）。当然，更重要的和使人更感兴趣的乃是对马克思工资理论本身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上已经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高度复杂和精密结构的理论建设，尽管就时间上说，现在距离该理论的开端为期相当远，但我们还可以做-些弥补工作，而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分析工具。众所公认，这种理论为它自己带来一定危险（在我们研究产业后备军理论时就能看到这一点），主要的是对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结构考虑不够周全。但是这些不足之处不会影响理论的基础，也不会妨碍富有成效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挥。当然，任何人如果只对政治经济的表面现象感兴趣，只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是不可能发现马克思的具有严格科学性和辩证法基础的工资理论的，然而，“愿意思考的读者”（马克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121]在研究中会不断地得到更大的理论上的满足。
[1]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 （上），第457页。
[2] “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和前提。决不是它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同上书，第4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马克思接着指出，“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勿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3～51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9页。
[7] 同上书，第462页。也参见第174页。“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黑奴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如果没有实现雇佣劳动的其它自由国家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实行黑奴制的国家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
[8] “在我少年时代，裁缝和鞋匠们还挨家挨户地来到我们莱茵地区的农民家里，把各家自备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资本论》第3卷，第897页。）
[9] Do ut facias：我给，为了你做；facio ut des：我做，为了你给；do ut des：我给，为了你给。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3~464页。“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资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身（同上书。第468页。）
[11] “保尔·德·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购买”，“我们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因此，这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也是我发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是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就其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是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谢，世界上也就没有穷人了。”（《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433～43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5页；该书第229页：“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单纯劳役，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殖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役，都是这样。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7～468页。象人们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中，由马克思很详尽地发展了的观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同上书，第146～167页）。
[14]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评价某些欧洲的经济史学家从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推导出十八世纪种植园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尝试。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8页。
[16] 同上书，第461~46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18] “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65～466页。）关于“亚洲社会形式”问题，从全部可得到的引文来看下述之点是显然的，马克思把所谓“亚洲的社会形式”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类型。处于文化历史的开端（此点也已由上面从《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引文所证实。）。这种情况也表明，马克思对连续的经济历史时期的列举（在《贡献》的序言里）为什么不从原始积累开始，而是从“亚洲的生产方式”开始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读到：“概括地说，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作为划分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时代标志（《贡献》，第21页），虽然在同一观威中（在先前写作的《草稿》中）马克思是以原始共产主义开始文化历史的，并且指出，这种“原始形式”不仅存在于亚洲人，而且也存在于罗马人，德国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页献》，第33页）。（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特别没有被现代“亚洲社会形式”理论的提倡者所注意）。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20] “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分离，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里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重农学滨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劳动的占有者而且在这方面，重农学派的体系才找到了标志……。”（《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3～24页。）
[21] 相反，社会关系建立在商品交换和货币的基础上。（参见本书第12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9～500页。
[23] 也就是说，在这种限度内，“当行会解体时，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这种事实并非不可能。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凡是资本家和工人出现的地方，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都消失了。”（同上书，第50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508页。
[25] 例如在《草稿》中，第46卷（下）第509页（见本书第170页第2注）。
[26] 《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的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是，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2页。
[29] 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57~159页。（斯密的储备金形成的观点。）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5～506页。
[31] 马克思在一个脚注里指出，“一看就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劳动以便把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还必须借助于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来，产生出来，还期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的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己本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因此自己本身只能以一种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以前，劳动只能实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单之。这是完全不能积累或者只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多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9~510页。）
[32] 这也适用于劳动工具，因为，“货币财富即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同自己的土地分离的纺纱工和织布工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陷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1页。）
[33] 我们在原文中进一步读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样：例如一个商人委托许多以前以农村付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付业变成他们的本业。结果，商人就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把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后来又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将他们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布工和纺纱工予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予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地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中，这种劳动形式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商人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被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劳动换取货币，以便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而且到头来，甚至连他们好象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节省商人自己的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同上书，第514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0~511页。
[35] 同上书，第511页。
[36]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8~29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8页。
[38] 一般地说，在卢森堡那里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错误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既详尽阐述了农民到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转化，也详尽阐述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五章专门论述了英国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工业资本的起源，特别强调指出欧洲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我们也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论述所谓的原始积累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过程是顺便论及的，只是为了说明资本的起源，即便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事实上，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封建社会形成的分娩。马克思一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和全面的统治，就立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资本的积累》，第364~365页。
[39]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64页。
[40] “但是，要产生资本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这种积累已经包含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互不依赖的对立，包含着互不依赖的对立继续存在。这种积累对于资本产生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它作为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作为资本产生前提的积累在根本上区别于已经成为资本的资本积累，后者必须已经是资本。”（同上，第319-320页，参见，同上，第590页。）
[41] 就是说，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创立。
[42] 这并不是说把剩余产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资本才是这样。“因为，……把活劳动的物质条件必须已经存在（不管这些条件是自然提供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特有的情况，那是荒谬的。”可见，特定的资本积累只是表示：“资本借助新的活的剩余劳动，利用物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来增殖价值，而不是像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剌斯坎的祭司贵族那样，用来（花费来）修建金字塔等等。”（《草稿》第433页。）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生产的职能分配给了资本家，它是作为剩余产品到资本的转化存在的。（并且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扩大生产是与先前的生产方式相区别的。）“愚蠢的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嘲弄他们），“这种事情如果不在这种对抗的特殊形式上进行，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他的脑子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和这种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积累——分不开的。”（《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9～300页。）
[43]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45] 《资本论》第3卷，第246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8~299页上的同一段话。）
[46] 《资本论》第1卷，第193页。
[47] 同上书，第194页。
[48] 奥托·鲍尔：《合理化与错误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 und Fehlrationalisierung）第170～171页。
[49] 《资本论》第1卷，第194页。
[50] 《资本论》第1卷，第194页。
[51]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9页。
[52] 同上。
[53]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0~201页。
[54] 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2卷，第99页。参见卡尔·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教程》（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1906年，第236页。“工资决不能增长太多以至危及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资本自身的需要，即为自身增殖也即生产剩余价值的需要所引起的。因此，资本家决不会以排除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价格来购买劳动力。”
[55] 引自K·迪尔（K.Diehl）：《对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的社会经济的评论》（Sozialwissenschaftliche Erläuterungen zu David Ricardo's Grundgesetzen der Volkswirtschaft und Besteuerung）第2卷，第76页。
[56] 弗里茨·施特思贝格：《马克思和当代》（Marx und die Gegenwart），第13～14页。
[57] “工业集中和积累确实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增加的结果。而是相反……。”弗里茨，施特恩贝格：《马克思和当代》，第13～14页。
[58] 即实际上马克思在劳动力价格问题对他自己有所限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就象前面第70页所引用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段话那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剩余价值形成规律的考察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复杂化，因此在一开始就设想把劳动力的价值作为“固定的，既定的量”。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遵循这种方法论，即这个定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价值被看作一个“不变量”。（《资本论》第1卷，第56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平均的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不会变化或不会提高。如果马克思在实现写作计划的这部分的过程中，曾达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在打算研究的“雇佣劳动的专门理论”中首先探讨这神情况。
[59] 《资本论》第1卷，第567～568页。
[60] 同上节，第575页。
[61] 但是，劳动力价值的增加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常常是明显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资本论》第1卷，第575-576页。）
[62] 《资本论》第1卷，第573页。
[63] 《格律贝尔格文献》（Grünbergs Archiv）1928年。
[64] 《资本论》第1卷，第571页。这是同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中大量发生的以实际工资增长为核心相联系的理论公式。
[65]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12页。
[66]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2~193页。
[67] 《资本论》第1卷，第617页。
[68] 同上书，第663页。“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相对地下降到劳动生产力以下是可能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工资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在世界市场，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高，相应地工资也越高。在英格兰，不仅名义工资而且实际工资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要高。工人吃更多的肉类，满足更多的需要……但相对于英国的生产力来说。工人的工资并不高。”（《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6~17页。）
[69] 参见纳塔利·莫斯科斯卡的直接反对A·布劳思塔尔的著作，名为《关于社会的贫困化》（Zur Verelendungstheorie in die Gesellschaft）1930年第235页：“布劳恩塔尔认为无产者比有产者相对条件更坏，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实际的和技术上可行的生活水平之间更加不成比例……但是过去有关这方面的引证意思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并没有提高（或者至少自从无产阶级有组织以来）；相反，或多或少以同等水平继续看……”
[70] 借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布雷的比喻。
[71] 《资本论》第1卷，第673、677～681页。
[72] 甚至在第3卷（即《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放弃了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他反复地指出在产业循环的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的必然性。
[73]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7、369~370页。
[74]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482页李嘉图的一段引语：“要正确地判断利润率、地租率和工资率，我们不应当根据任何一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应当根据获得这一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机器和农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工资、地租和利润也增加一倍，那么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其中任何一项也不能说有了相对的变动。但是，如果工资没有如数增加，如果它不是增加一倍而只增加一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工资已经降低而利润已经提高，那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衡量产品价值的不变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少了，而归资本家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多了。”马克思对这段话评论道：“分析相对工资，或者说，比例工资，并把它作为范畴确定下来，是李嘉图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李嘉图以前，始终只对工资作了简单的考察，因而工人被看作牲畜。而这里工人是被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的。”（同上书。第476～477页。）
[75]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96页。
[76] 参看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2卷第100页。
[77] 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96页，“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而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地位比依赖于工资的绝对量更依赖于相对工资。”（《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19页）
[78] 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17、719~720页。
[79]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
[80]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18页
[81] “以上分析，意味着仅抓住了工资规律的一半，如果他只承认了绝对工资的运动。相对工资机制地下降规律只是由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充分完成的”。（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25页）亨利克·格罗斯曼为了“难以相信的、肆无忌惮的、不完整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而指责卢森堡只不过是好奇心的注释而已。（《资本积累和破产法》，第585页）
[82] 《资本论》第1卷，第694页。
[83]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370页。
[84] 恩格斯：《反杜林论》。
[85] 《资本论》第1卷，第690页。
[86] 即使在目前的繁荣时期，美国仍有千百万失业人口。
[87] 《资本论》第1卷，第696页。
[88] 同上书。第701页。这种情况与上一个世纪的殖民地国家十分不同。例如北美、澳大利亚等，它们是由白种人移民建立的。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这篇文献中写道：“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1页）当然，在北美这种例外情况从开始到终止盛行以前经历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工人的高工资可以追溯到这一历史状况。
[89] 《资本论》第1卷，第699页。
[90] 《资本论》第1卷，第690页。
[91] “在繁荣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资本论》第2卷，第456页）
[92] 《资本论》第1卷，第697～698页。
[93] 同上书，第702页。
[94] 关于产业后备军方面我们读到的表述，“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资本论》第1卷，第707页）
[95]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他们判断的运动趋势，是根据一定时期的具体情况，用不同的方式（通常是很悲观地）作出的。
[96] 在这里我们不用‘贫困化’，因为这一木语似乎与我们以前使用的概念（特别与‘相对’概念联系）容易发生矛盾并使人误解。
[9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98] 同上书，第266页：“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99]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705页：“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是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顺便提一下，象施特恩贝格那样把产业后备军和失业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两个一点也不相同的概念。）
[100] 《资本论》第1卷，第707～708页。最后一句在第831页在表达上有一些修改，这里写道：“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101] 实际上，施特恩贝格发现并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另一段：“例如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写道：“这些不多的解释（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施特恩贝格很谨慎地删去了下面一句话：“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3页。）应该承认，增加的这句话改变了事情的整个样子，并且承认，按照马克思的原意，迫使劳动力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只能在缺乏反向力量，即缺乏工人阶级的行动的情况下前进！
[102] 见《资本论》第1卷，第707页，“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教济的贫民也就越多。”
[103] 马克思在这里确实讲了‘贫困’；然而，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贫困’是否就必然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只有在那时，人们才可以把‘贫困化理论’归结于马克思。
[104]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页。
[105] 特别是施特雷奇的批评我们似乎不可理解。例如，人们对于他的断言该说些什么？断言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全部生产增长时。不仅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没有改进，而且资本主义会象过去一样违反正常规律而迫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真实价值即生存水平。”《当代资本主义》，第119页。施特雷奇在哪里看到这种提法？或者，让我们来看看他对著名的“工资铁律”争论的解释；即马克思反对拉萨尔仅仅是因为他想利用工联来达到“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虽然，从一个理论观点来看，就象拉萨尔等人那样，马克思相信‘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这一信条。
[1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107]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8~279页。
[10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109] 但是，人们一定还会认为北美的黑人，按当今的标准，成百万人的艰难生活必定带有‘贫困’的特征。
[110] 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24～725页。
[111] 《资本论》第1卷，第52页。
[112] 《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
[113] 《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112页。
[114] 《资本论》第3卷，第265页。
[115] 《积累和破产法》（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第431—432页。参见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第403页：“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盈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
[116] 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5页。
[117] 同上书，第305页。
[118] 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4页。但是，这里引用的鲍尔的观点似乎与他在1928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倡的论点相矛盾。关于这一点，可以读一下L·比肯费尔德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格律贝尔格文献》（Grünbergs Archiv）1930年，第154页：“列宁主义者关于工人贵族的理论如同海伦妮和奥托·鲍尔所证明的那样。（《奋斗》（Der Kampf）1928年第393页。）例如，美国从欧洲取得的利息，与美国资本家取得的剩余价值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资本家可以获得高的剩余价值。几天以后，鲍尔提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布哈林宣称在布鲁塞尔共产国际会议上他发觉到了一次反驳。布哈林说，鲍尔问如果瑞典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欧洲得到的报酬是最高的，那么。瑞典的殖民地在哪里？布哈林回答是除了殖民地利润外，工人贵族的基础也是由资本家们的不同利润所构成。这些资本家的工厂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119] 然而，象工人阶级运动史所表明的那样，朝向这方面的趋势是很强的。参见恩格斯1858年10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信中他担忧“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8页。）
[120] 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6页。
[121] 马克思写道，“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资本论》第1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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