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教会与社会主义

罗莎·卢森堡

1905年
克拉托夫 从德文版译出


　　这篇文章原文是波兰文，译者从经过翻译的德文版译出。德文版已对这篇文章做了简要的说明如下：
　　本文原文标题为“Kościół a socjalizm”，系罗莎·卢森堡于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在克拉科夫用化名“Jozef Chmura”以波兰文发表的著作。德文版的翻译依照Julian Marchlewski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文集版本。这一波兰文版本现收录于J. Hentze1971年在Luchterhand出版社出版的罗莎·卢森堡波兰文集——《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Internationalismus und Klassenkampf）》中。
　　原文亦可见于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luxemburg/1905/xx/kirche.htm

一


　　跟俄国的情况一样，自从工人在整个波兰的范围内对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剥削者发起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来，我们就越来越多地在教士的布道中听到他们反对斗争工人的声音。我们的教士们尤其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者，竭力在工人面前诽谤他们。信徒过去在礼拜日和节假日到教会聆听布道、寻求宗教安慰，现在则不得不听到更多关于政治和社会主义者的尖锐乃至暴怒的言论。对沉重的生活忧心忡忡、穷途末路的人们，虔诚地到教会中去，结果教士们不是给予他们力量，反而破口大骂发起罢工和反对政府的工人，劝告他们恭顺忍耐地承受贫困和压迫，把整个教会和讲坛变成政治宣传的地方。凭借个人的经验，每一个工人都必然会感受到，教士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敌视态度实在是无事生非。社会民主党人从未试图与教会或教士作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致力于鼓动和组织工人反对资本，与企业主吸吮他们血汗的剥削行为作斗争，与到处掐住人民咽喉的沙皇政府作斗争，但从未怂恿工人与教士作斗争，也从未试图剥夺工人的宗教信仰。相反！波兰和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人的良心和信念是庄严和不可侵犯的。人人都能自由地拥有使他幸福的信仰和信念。任何人都不得迫害或侮辱人们的宗教信念。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们还号召人民与沙皇政府作斗争，因为它粗暴打压人民的良心，迫害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
　　社会民主党人热情地保卫每个人的信仰自由和自白。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教士们必定会支持和帮助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使劳动人民接受教育。
　　但这还不够。如果我们考虑到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追求什么，他们教导工人阶级什么理论，那么教士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恨意就逐渐变得让人费解了。
　　社会民主党人追求通过贫困的劳动人民废除暴君和剥削者的统治。但是，这样，人们应该就会觉得，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必定会首先站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施以援手，因为基督的理论（教士正是为此奉献）也认为，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社会民主党人追求在全世界推行一个以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博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一点上，要是教士们也真诚地在人类的生活中推广基督的原则：“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那么他们肯定会快乐地祝福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工作。
　　社会民主党人全力参与坚决的斗争，通过教育和组织使劳动人民摆脱屈辱和贫困，保障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子女拥有更好的未来。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必然会承认这一点——教士们肯定只会祝福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基督（教士就是他的仆人）曾经说过：“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40）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教士把社会民主党人驱逐出教会、迫害他们，劝告工人们忍耐承受命运，即忍耐地让富人——资本家——剥削。教士咒骂社会民主党人，劝告工人不要“起来反抗”政府暴力，即忍耐地承受政府的压迫，让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把成千上百的人民驱往战场，把他们送往恐怖的血池，因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拉斯科尼基教派信徒的信仰和自白而迫害他们。
　　当教士保卫富人、保卫剥削和压迫时，他们就直截了当地站在基督教理论的对立面。主教和神甫不再是基督学说的传道者，而是金牛和鞭笞穷困且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皮鞭的传道者。除此以外，每个人从经验中都知道，教士甚至是多么频繁地折磨贫困的劳动人民，常常在婚礼、洗礼和葬礼上夺走工人最后的一枚硬币。现在这样的事情是多么频繁地发生，一个被请去主持葬礼的教士说，要是人们不事先把一定数目的卢布放在桌子上，他就不会动身，而内心绝望的工人则赶紧从屋里搬出最后一个家具拿去卖掉或者典当，以便给他的爱人换取宗教慰藉！
　　当然还有另一种教士。也有教士满怀善心和同情，不计较报酬，随时准备亲自帮助他所目睹的苦难者。但是每个人都承认，这是特例，是白老鼠。大多数教士对富人和当权者笑面相迎、卑躬屈膝，沉默地宽恕他们的每次不公和奢靡放纵。但对工人，只要他们想在资本家不知廉耻的剥削面前保护一丁点自己的利益，教士通常就会针对他们的“狂妄举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和刻薄的说教。
　　教士的举措与基督教学说之间明显的矛盾肯定会让每个有思考能力的工人感到困惑，他们必然会问到：为何教会的神职人员对追求自己自由的工人阶级来说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呢？为何今天的教会不是受剥削者、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是财富和血淋淋的剥削行为的城堡和守卫呢？
　　为了理解这一让人惊讶的现象，我们起码要简略地回顾教会的历史，看看它曾经是怎么样的，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成了什么。

二


　　教士对社会民主党人最严重的指责，就是说他们要推行“共产主义”，即共同占有尘世的物品。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有意思的一点，即今天的教士在咒骂“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在咒骂最早的基督教使徒，因为他们正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诞生于没落的古罗马，这个曾经强大有力的帝国在那时占有今天的整个意大利、西班牙，还有一部分法国、土耳其、巴勒斯坦及其他国家的领土。基督降生时，罗马的情况跟今天的俄国类似：一方面是游手好闲、享受奢侈和丰余的少数富人，另一方面是大量陷入可怕贫困中的人民群众，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暴君政府，它建立在暴力和道德败坏之上，实施沉重的压迫，榨干贫困的人民群众；整个帝国到处都是分裂活动、四面发起威胁的外敌、野蛮放纵虐待贫民的兵痞、荒无人烟的村庄和荒废的旱田、挤满消瘦民众的城市即首都罗马，这些民众对富人的宫殿充满仇恨，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衣不蔽体，毫无希望，没有任何摆脱贫困的出路。
　　没落的罗马与今天的沙俄帝国只在一点上存在巨大差异。当时的罗马没有资本主义，即没有通过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用于出售的商品的工业。当时的罗马实行奴隶制，贵族与富人和财主一样，通过奴隶的劳动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而这些奴隶是从战争中俘虏回来的。这些富人通过掠夺罗马农民的土地，贪婪地攫取了意大利的全部地产。因为有被统治的省份无偿进贡的粮食，这些富人就把他们的地产转变成大型的种植业、菜园、葡萄园、牧场和花园，由监工用棍棒驱使奴隶大军耕种。被剥夺了土地和食物的农业人口则从省份各处辗转流入首都罗马，但在那里也无法谋生，因为每样手工业都有奴隶担任。这样，大量没有财产的群众——无产阶级就渐渐在罗马城聚集起来，但他们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没有人需要他们的劳动。这样，这一个从乡村中流入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像今天那样被城市的工业吸收，反而毫无希望地陷入贫困中。因为这样一帮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的群众挤满罗马的城郊、街道和广场，他们对政府和统治的富人来说是个持续的威胁，政府必须采取一些办法缓和他们的贫困。这样，政府的粮仓时不时就向无产阶级分发粮食或类似的生活用品，以在一定时间内平息他们的威胁性抱怨，也有在竞技场举办一些免费的竞赛，使受刺激的民众的思想和感觉忙活起来。这样，整个罗马的大批量无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以乞讨度日，不像今天那样，无产阶级相反地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整个社会。然而，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的全部劳动担子落在不幸的、像牲畜一样遭到驱使的奴隶肩上。在这片充满贫困和侮辱人格的大海中，一小部分人，罗马的巨富，则纵情于过剩和挥霍的野蛮放荡中。尽管无产阶级怨声载道，时不时以起义相逼，但这个乞讨者组成的阶级，这个不劳动、以富人和国家从餐桌上扔下的骨头为生的阶级，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通过自己的劳动维系整个社会的阶级，奴隶，则地位卑微、四处遭人驱逐、在重轭下受苦，站在社会之外，像今天牲畜与人相隔离一样与社会相隔离，更不用说他们能成功向整个社会推行改革了。奴隶们尽管时不时起义反对他们的主人，试图用火焰和刀剑摆脱重轭，但罗马军队总是最终镇压了他们的起义，把他们成千上百地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全部杀掉。
　　在这个没落社会的可怕条件下，大量民众找不到可行的出路，在尘世命运中没有希望，这些不幸者于是就到天国去寻求。基督宗教对于遭受漠视和贫穷的人来说就是救命稻草、慰藉和缓和剂，它立马就成为罗马无产者的宗教。与这个阶级的物质状况相对应，最早的基督徒从一开始就宣布要求实行共同财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这很自然：人民没有生活资料，贫困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所以，捍卫这些群众的宗教号召富人应该与穷人分享财富，号召财富应该属于全部人而不是少数的特权者，号召人人平等。但是，它没有像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要求劳动工具和全部生产资料归全部人共同所有，这样所有人就能一起参加劳动，能够以他们自己的劳动为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无产者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政府的施舍为生。因此，基督徒宣布实行的共同财产制度就不是针对劳动资料，而是针对生活资料，即不是要求土地、作坊、全部的劳动资料应该归大家共同所有，而是要求应该共同分享住房、衣服、食物和诸如此类完成了的人类消费品。这些财富从何而来，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关心的。劳动仍然是奴隶的事情。基督教信徒只要求每个占有财产的人在改信基督宗教时把财富交给大家，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兄弟般平等地以这些财富为生。
　　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就是以此为目标的。一个那时代的人写道：“财富对这些人来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赞颂共同的财产制度，在他们那里不会有人比别人富有。他们坚守这样的原则，任何人想入会，那就必须交出自己的所有作为大家的共同财富，这样他们就不会有贫困和剩余，所有人像兄弟般共同占有一切……他们不想被某个城市隔离，相反想在每个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当属于同一宗教的外地人去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就跟他分享他们所有的，这个人能够像使用自己的东西那样使用这些东西。这些人相互作客，像已经交了一辈子的朋友那样相互来往，尽管他们实际上素未谋面。当他们离开国土旅游时，他们不会携带抵御盗贼的武器。他们在每个城市都有庭院主人跟他们这些新来的人分享衣服和生活用品……他们之间不做交易，相反，一个人给予别人所需之物时，他则获得自己所需的。甚至他无法提供什么东西时，他当然也能无偿地向别人要求他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同样读到关于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教团体的如下描述：“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4:32）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4:34）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4:35）”
　　同样，某位德国历史学家福格尔（Vogel）在1789年时就最早的基督徒写道：“教友社团中任何一个基督徒对整个团体里面全部成员的物品拥有权利，在贫困的情况下能够要求兄弟般的同伴跟他分享他们的全部财富，以满足他的生活所需。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使用其他教友的物品，拥有某物的基督徒不能拒绝他们贫乏的教友去使用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没有房屋的基督徒能够要求另一个拥有两、三栋房子的基督徒给予自己一栋房子，这样他却仍然是这些房子的主人。因为对消费品的共同所有，房子当然肯定允许其他人居住。”[1]动产和金钱收集在一个集体储蓄所中，一个由基督教教友中特别选出的职员给所有人分配共同财产。
　　到此还没完。这种消费共同体会推进得如此深远，以至像《使徒行传》所写的那样，最早的基督教团体习惯每天把食物集中放到一个大桌子上供人使用。这样，最早的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就瓦解了，一个城市内全部基督徒各自的家庭聚集到一起，就像组成一个大家庭一样。最后，还要补充一点，一些教士试图用“愚昧”或者“恶毒”的字眼说社会民主党人要推行公妻制，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一要求当然不是在做白日梦，因为这被认为是对婚姻关系做出卑鄙和禽兽侵犯的公妻制，实际上部分地已经由最早的基督徒践行过了。对今天的教士来说卑鄙下流的共同占有财产观念、共产主义观念，在最早的基督徒那里是多么可爱，以至于一些教派，比如以亚当派著称的诺斯替派在公元二世纪就宣布，所有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都应该无差别地共同交往，他们也是按照这种学说生活的。

三


　　所以，公元一、二世纪的基督徒是狂热的共产主义拥护者。但是，这种针对现成产品消费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绝不可能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富人与穷苦大众之间的鸿沟。因为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仍然是私有财产，因为社会所需的劳动仍然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劳动创造的财富就又慢慢地流向少数私产者那里，而民众的生活用品继续被剥夺，他们仍然是以富人的恩赐为生的乞讨者。
　　当一部分人，即相对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以私有财产的形式独自占有全部土地、森林、草原、牧群和杂用建筑物、作坊、工具和生产物料，而另一部分人——大量的民众——则没有任何能够用于劳动的东西，那么这样一种关系是不可能在人们之间产生平等的，因为它必然会有富人和穷人、剩余和贫困。比如说，今天这些富有的私产者受基督教学说的感染而悔恨，把他们全部的金钱和动产，如他们占有的粮食、水果、衣服、肉畜上交，让民众共同消费，分发给有需要的人。然后呢？贫困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了，民众狼吞虎咽一番，穿上了衣服。但是任何资料都会很快被消费掉。很短时间以后，无财产的民众耗尽分发得来的财富以后再次两手空空，土地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则在劳动者——当时是奴隶——的帮助下能够继续生产出他所要的一切；然后一切都打回原形。正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们不需要恩赐，我们不需要施舍，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不需要富人跟穷人分享，我们要彻底消灭贫富差别。但这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全部财富的源泉：土地和所有其他的劳动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所有，他们自己会根据全部人的需要生产必要的物品。最早的基督徒只是想通过不断分享富人给予的财富填补大量不劳动的无产阶级的匮乏；但这不过就像竹篮打水一样。当然这还没完。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不但不能改变和改善社会关系，这种共产主义也难以为继。只要一开始只有少数新福音的信徒，只要罗马社会内只形成一个小教派，只要它还能够收集共享的财富、共同用餐和能够常常住在同一屋檐下，它就还能支撑得住。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基督教，随着社团扩张到整个帝国，信徒的共同生活就变得日益困难。每日共同用餐的规矩立马就彻底消失，为共同消费而上交个人所得的行为同时也变了味道。因为现在的基督徒不再共同生活在一个集体家庭里，所以再也没有交出全部所得给基督教弟兄共同消费的事情了。相反，他们会把自己家里用剩的东西留起来。现在富人给予基督教团体的东西就不再作为共产主义共同生活的财富，而是给不富裕的教友作牺牲，作慈善、施舍。但是，当富有的基督徒不再向共同财产提出要求，也只把一部分自己的财富交给其他基督徒时，这部分作为牺牲给予穷苦教友的财富也或大或小地、根据信徒各自的意向和品行而消失了。这样，像罗马社会的四周那样，基督教团体的边缘也渐渐地出现了最早的基督徒与之作斗争的贫富差距。只有贫穷的基督徒、无产者在他们的团体内保持共同用餐的规矩，富有的教徒则远离这种规矩，把自己过剩的财富当作馈赠给予他们。这样，基督徒中也重演了罗马社会的同一种关系：民众靠施舍为生，少数富人给予施舍。教父们长期以来一直用激烈的词句与这种撕裂基督教团体的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谴责富人，不断呼吁回到最早的使徒的那种共产主义中。
　　比如，公元四世纪时，圣巴西略就这样要求富人：“噢，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想怎样在天国的审判者面前辩护呢？你们回答我：我们只是留着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有什么罪？但我问你们：什么叫做你们的财富？你们从谁那里得到这些东西？……要不是富人把属于大家的东西攫取到自己手里，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发财？要是人人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超过维持自身所必须的，剩余的都留给别人，那就不会再有穷人和富人了。”[2]
　　347年在安提阿降生、407年在往亚美尼亚流放途中逝世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圣约翰一世，他最迫切劝告基督徒返回使徒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中。在他关于《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篇布道中，这位著名的神父是这么说的：
　　“他们（使徒）全部都有大恩典，他们中没有人陷入困苦中。但是，这是因为，没有人会说他的财富是属于自己的，反而说这些财富是属于他们全部人共同所有的。所以他们有恩典，因为无人陷入贫困中，所以这即是说，因为他们热心施与，以至于无人贫困。因为他们不仅给予一部分和从别人那里得到另一部分，而且他们也不把他们所给予的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他们消灭了不平等，生活在大富裕中，行值得称颂之事。他们不敢把牺牲放到有需要的人手中，也不以傲慢的姿态馈赠，而是把财富放到使徒的脚边，让他们成为自己所交出之物的主人和分配者。人们需要什么，那就到集体的库存或私人的财物中取出。这样，布施者就不会陷入傲慢了。”
　　“要是我们现在也这样做，我们会活得远比现在更幸福。富人跟穷人一样，这样穷人就不会比富人有更大的幸运，因为不但作牺牲者自己不会变穷，反而穷人也会变得富有。”
　　“我们这样试想一下吧：大家都交出自己的所有作为共同财富。没人因此会感到忧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你们相信，人们能以这种方式聚集起多少钱财？尽管无人能做确证，但我相信，要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部金钱、全部土地、全部牲口、他的房屋交出来（我们不说奴隶，因为最早的基督徒当然不占有奴隶，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还奴隶自由），那肯定能聚集起一百万镑金子，啊，肯定还要比这多两到三倍。那么告诉我，我们的城市（君士坦丁堡）里有多少人？多少基督徒？不到十万吧？而且里面还有多少异教徒和犹太人！这肯定能聚集起多少千镑金子！而我们有多少穷人？我不相信会超过五万人吧。供他们每日饮食，需要多少？要是他们到一起来饮食，那不会花费多少。这会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带来什么？你相信它某天就会被耗尽？神的祝福不会比这富有千倍地倾倒在我们身上吗？我们不要在尘世造就伊甸园吗？要是这极好的事情在三千或五千人（最早的基督徒）那里应验了，他们那里无人陷入贫困，那么在一个有如此庞大人口的地方会实现多少财富？新加入的信徒不会为此献出些东西来吗？”
　　“财富的分散造成更大的开支以及贫困。我们想象一个有一对夫妻和十个孩子的家庭。妻子织布，丈夫到市场上找生计。他们是一起生活需要更多，还是各自独自生活需要更多？当然是分开生活需要更多了；要是十个孩子各自去不同的地方，那他们就需要十间房屋、十个桌子、十个佣人，所有其他与此相关的东西都要更多。而奴隶数量那么多，人们是怎么处理的？人们不是让他们到同一张桌子上饮食，以便节省开支吗？通常分散会导致财富的浪费，共同集体则导致财富的节省。今天人们在修道院就是这样生活的，过去的信徒就是这样生活的。那时有谁饿死了？谁不是吃得饱饱的？人们却被这种制度吓得心惊肉跳。我们尝试一下，果敢着手吧！那会是多大的恩赐！那时信徒的数量多么少，大约就三千到五千，那时整个世界都与我们为敌，到处找不到慰藉，我们的前辈是多么顽强地坚持这制度，由于上帝广播全体信徒的恩赐，我们今天却比前辈们拥有多得多的安全！那时谁还想继续做异教徒？没人，我想。我们要学习这些全部，为我们自己取得胜利。”[3]
　　约翰一世这种迫切的劝告和激烈的布道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尝试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推行共产主义。比如说，随着基督教的扩张，基督教在四世纪初的罗马成为国教，教徒并没有回到最初的使徒那种共同财产制度中去，反而日益远离他们。教徒团体内部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增大。
　　在六世纪，即基督降生500年后，我们还听到格里高利一世呼喊道：“要是你们把上帝为众人所创造的财物留为己用，那么不夺走别人的财物，这还不足以让你们无罪。谁不把自己所有的给予别人，那就是强盗和凶手，因为要是他把穷人赖以为生的东西留为己用，那么人们就可以说，他日复一日地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以他的剩余财物为生。要是我们与贫困者分享财物，那么我们不是把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予他们，而是把属于他们的东西给予他们。这不是同情之举，而是赎罪。”[4]
　　尽管当时的基督徒肯定比今天的基督徒更容易受教父的布道所感染，但对于他们的铁石心肠来说，这些号召都是徒劳的。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证明经济的条件要比美妙的布道更有力量。在缺乏全体人口在共同占有的土地上、工场中进行的共同劳动的情况下，这种由最早的基督徒所推行的共产主义、消费共同体是不可持续的，而推行这样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劳动，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劳动是站在社会之外的奴隶的事情，而不是自由人的事情。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可能消除劳动和占有劳动产品上的不平等；这样，他们消除不平等分配财富的努力就是毫无希望的。因此，教父们回到共产主义的号召就必然不过是耳边风。但是，不久，这些声音也慢慢变少了，直到完全消失。教父们自己已经不再号召共同占有和分配财富了，因为随着教徒团体的增多，教会本身也天翻地覆。

四


　　一开始，当教徒的数目还不大时，本来还没有什么神职人员。教徒们在各个的城市聚集，独自组成宗教团体，不时从中选举某位教友从事神职和开展宗教活动。那时，每个信徒都能成为主教或者长老，这些都是有时限的岗位，除了团体委任外别无权力，而且也是完全无酬的。但随着信徒数量的增长，团体规模渐大，而且越来越富有，管理团体事务和举行敬神活动就变成了一项职业，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单个基督教教友无法再在个人职业外胜任这些任务，人们就开始选举一名团体成员担任神职专门从事这些工作。这样，这些神职人员既然全力投入教会和团体事务中，他们就必定要收取一定的报酬以维持生活所需。结果，基督教团体内部就产生了新的阶层：一个作为教会职员的独特阶层——僧侣——与众多教徒分离开了。在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之外产生了僧侣与民众之间新的不平等。尽管他们一开始是从与他们有同等权利的信徒中被挑选出来，以暂时作为团体代理从事教会工作，但这些僧侣马上成为一个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特权阶层。罗马帝国的城市中越是多基督教团体产生，被政府和异教徒所迫害的基督徒就越是感到有需要扭结到一起增强自己的力量。四散于帝国各处的团体开始统一到一个教会之下，但这现在首先已经不再是群众的联合，而是僧侣的联合。公元四世纪，各个团体的僧侣开始常规地共同举行宗教会议；第一届这样的宗教会议于325年在尼西亚召开。这样，僧侣的联合就彻底变成一个与民众相分离的阶层。与此同时，教士中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团体——主教——自然就领导着会议，因此罗马城的基督教团体的主教马上就站在基督教的顶峰，成为教会首脑，成为教皇。这样，在僧侣中就形成了一整套等级制度，越益与民众分离开来，越益凌驾于他们头上。与此同时，民众与僧侣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些时候，团体中富有的教会成员的捐赠之物是供贫苦大众所使用的基金。现在，人们开始从这笔基金中取出越来越多的一部分去支付教士和用于教会所需。四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时，即基督教成为唯一得到国家承认和资助的宗教，同时停止一切对基督徒的迫害时，人们就不再在地底的洞穴或简陋的小屋中举行礼拜，而是开始建造更多豪华的教堂。为此的支出使穷人的基金日益减少。到公元五世纪时，教会的收入分成四大等份，即主教的收入、其他低级的教士的收入、建造和维修教堂的费用，只有四分之一用于资助穷苦大众。现在全部基督教穷苦大众的所得仅仅等于主教一人的收入。渐渐地，人们还完全取消了为穷人保留那一部分。僧侣越是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信徒群众就越是失去对教会的财产和收入的权利。主教只给穷人分发跟自己所得同样多的财富。民众在那时已经要靠他们的教士的施舍为生。
　　但这还没完。如果说一开始，教徒给整个基督教作的贡献全部都是自愿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时，教士就开始向全部教徒索取强制性的捐献，无论他们富裕与否。六世纪时，教士推行一项特殊的教会税：十一税（即以十分一谷物、十分一头牲口等等为税）。这项赋税成为压在民众肩上的新负担，稍后在中世纪成为一条抽打贫穷的、服徭役的农民的上帝之鞭。十一税覆盖每寸土地、每件财物，服徭役的农民必须付出血汗为他的领主完成这部分税收。现在，不但贫苦大众在教会中得不到任何帮助和资助，相反地，教会与其他民众的剥削者和暴君，即与诸侯、乡绅和放高利贷者连成一线。
　　中世纪时，劳动人民由于服徭役而越益贫困，僧侣则越益富有。那时，除了十一税和其他税收费用等收入以外，教会还能从虔诚的富人或富有的浪荡男女那里得到大量馈赠，这些人想通过留给教会的大量遗赠在罪恶一生的最后时刻为自己赎罪。金钱、房屋、包括服徭役的农民在内的整个村庄、土地中结出的地租和劳动产出，纷纷作为馈赠或遗赠交给教会。这样，僧侣手中就积累起大量的财富。现在，教士不再是教会这一信徒或穷苦教友团体的财产的值得信赖的管理者了。十二世纪时，教士就公开宣布表面上看是从神圣经文中推导出来的如下法令：所有教会的财产都不再是教徒团体的财产，而是教士的私有财产，尤其是他们的首脑，即教皇的私有财产。这样，担任神职就成了攫取大量收入和财富的最好路径，每一个教士都像使用自己的私产那样使用教会的财产，把它们大笔大笔地交给自己的亲戚、孩子和父母。因为这样就导致了教会财产的明显减少，财富都流落到教士家人的手中，于是，考虑到要完整保存这些财产，教皇声明自己才是全部教会财产的最高所有者，并且命令神职人员终身不得娶妻，以防这些财产在遗产继承下变少。终身不得娶妻的制度本来在十一世纪就已经开始推行，但由于教士们的强烈抵制，这项制度在十三世纪末才得到广泛执行。为了使教会手中不会溜走一丁点财富，教皇博义八世在1227年宣布，禁止任何神职人员在没有教皇的批准下把自己的收入赠予尘世中的任何一人。
　　这样，教会就在自己手中积累起极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地产。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僧侣都变成了最大的地主。他们通常占有整个国家领土的三分之一，有时候还有更多。不仅农民要在国王、诸侯和贵族的农场中通过徭役劳动完成给僧侣的十一税，而且在教会领地的大片领土上有千百万农民和上万的手工业劳动者直接为主教、大主教、大教堂牧师、教堂牧师和修道院院长做工。在诸多通过徭役劳动剥削民众的剥削者中，封建时代的中世纪教会是最有权势的领主和剥削者。比如，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僧侣占有全国领土的五分之一，从中他们年收入高达一亿法郎左右。
　　从私人财产中收取的十一税共计二千三百万法郎。这笔收入供2800名高级教士和高级代理牧师、5600名大小修道院长、60000名教堂牧师和代理牧师、24000名僧侣和36000名修女享用消费。这些僧侣全部不用赋税，不用服兵役，只需要在大家都遭遇不幸（如战争、歉收、瘟疫）的年头里给国家财政上交一笔“任意的捐献”，但这笔捐献决不会超过一千六百万法郎。
　　富有的僧侣与领主一道形成一个统治着贫苦大众、以他们的血汗为生的阶层。更高级的教士会在贵族捐献和贵族的成员中捞到最大利益。所以，僧侣现在与贵族一道到处坚持徭役劳动制度，支持贵族的统治，与贵族合伙欺骗民众，让贫苦卑微的人顺从，不会抱怨和反抗。一旦城市和乡村的民众终于站起来用革命推翻徭役剥削和争取人权，教士就向他们宣战。不过，在教会的等级制度内部存在着两个阶级：更高级的教士把全部财富攫取在自己手中，大量乡村牧师则留在贫困的牧区，比如在法国，他们每年只有500至2000法郎的收入。僧侣中这些吃亏的低下阶级也起来反抗高级僧侣，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他们与战斗的民众一起反抗尘世和宗教的贵族。

五


　　这样，我们就完全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与人民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基督教作为慰藉贫困和被剥夺继承权利的阶级的福音而诞生。它本来是反抗社会不公和宣布共同占有财产以消除贫富差别的学说。但是，渐渐地，教会由平等和博爱的庇护所变成推广不平等不公正的布道者。自从放弃基督教最早的使徒所进行的反私产斗争以后，教士也开始把财富攫取到自己手中，并且与占有私产、以剥削人民劳动和统治人民为生的阶级结成盟友。在中世纪，封建贵族统治着服徭役的农民，教会也成了统治人民的贵族，全力保卫自己的统治，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当法国在十八世纪末、中欧在十九世纪中，人民以革命的形式废除徭役制度和贵族特权、现代资本主义开始自己的统治时，教会再次与统治阶级、手工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随着时代更替，现在的僧侣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有许多土地，但作为替代品，他们占有资本，通过投机活动，在资本家剥削人民工业商业劳动的过程中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大的一份。比如说在奥地利，根据教会的报告，天主教会（五年前）占有超过八亿一千三百万克朗的财产，其中约三亿克朗来自土地，三亿八千七百万来自债券，即带来利润回扣的各种交易所有价证券，教会以高利息给私人从事剥削的工厂主、交易所的人物等贷款约七千万。这样，教会就从中世纪的徭役领主变成现代工业工厂的资本家，像它之前属于压榨农民血汗的阶级一样，现在它属于通过剥削工厂和农地的工人、剥削无产阶级发家致富的阶级。
　　我们在修道院身上就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如德国和俄国，天主教修道院很久以前就被取缔和勒令关闭了。但是在那些修道院迄今仍然继续存在的地方，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如何继续成为今天统治人民的资本主义的合伙人。
　　在中世纪，修道院是贫苦大众最后的庇护所。遭受压迫的民众于危难关头在那里找到躲避尘世诸侯和领主的残暴、战火的藏身之所和食物。那时，修道院不会拒绝给予穷苦大众一块面包或一勺汤水。人们大概还能记得，在中世纪，那时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普遍实行商品交换，相反，每个宫廷、修道院都通过服徭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满足几乎所有的独特需求，那时剩余的存货没有销路。要是修道院积聚起比僧侣所需更多的粮食、蔬菜、木材或奶制品，这些剩余的东西就几乎毫无价值。那时没人能够出售这些东西，人们也不是常常会去存储这些存货，他们有时候甚至不可能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修道院像当时某些著名的贵族宫廷那样，乐意给穷苦大众食物和保护，这些东西只是它从卑躬屈膝的服徭役的农民中大量搜刮回来的一少部分而已。但对于修道院来说，这施舍是一项有用的善举，因为它正可以作为穷人的避难所而出名，以此从富人和有权势者那里收到大量馈赠和存货。
　　但当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工业崛起以后，一切东西在经济上都有了价钱，成为贸易的对象时，修道院和宗教领主的宫廷就彻底停止了他们的善行，向穷人紧闭大门。现在穷苦大众再也找不到藏身之所和帮助了。在资本主义开始统治、工人还根本没能组织起来对抗剥削的十八世纪，主要的工业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那里在民众之间爆发了可怕的贫困，跟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情形一样，而这样可怕的贫困在十八世纪以前就仅仅在罗马帝国崩溃时发生过一次。
　　那时的天主教教会正好以共产主义、共同占有财产、平等和博爱的福音拯救陷入贫困的罗马无产阶级，而现在的教会在资本统治时的举止则全然不同。在贫民所陷入的贫困面前，它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困境，把廉价的劳动力变成利己和发财致富的工具。修道院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行为的巢穴，而这种剥削行为是以可怕的形式来进行的，即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一个这样残忍剥削儿童的著名案例在1903年法国控告“好牧羊人”修道院的审讯过程中被公之于众，在那个修道院中，12岁、10岁和9岁的女孩被迫整天不间断地从事最沉重的劳动，以至于她们失去了视力和健康，只得到最差的饮食，住在最艰苦的囚室中。
　　现在，法国的修道院也快被取缔干净了，这样教会就失去了直接从事资本主义剥削活动的机会。同样，十一税这种折磨服徭役的农民的东西也早已被取消了。但是，今天的神职人员仍然有许多办法通过弥撒、婚礼、葬礼、洗礼和各种各样豁免仪式的费用压榨劳动人民。保留教士职位的政府一步一步强迫民众购买赎罪券，除此以外，除了宗教成为私人事情的北美合众国和瑞士，教会到处都能从国家那里获得丰厚收入，这笔收入当然是民众通过血汗劳动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在法国，政府部门现在依然每天支付天主教教士四千万法郎。今天的教会首先是与政府和资本家阶级一道，以被剥削民众的艰辛劳动为生。过去作为贫困和没有继承权的人们的避难所的教会，现在有些什么收入，这我们可以在奥地利天主教教士收入的数目上看到。五年前整个奥地利的教年会收入有六千万克朗，支出只有三千五百万，所以教会一年从劳动人民的血汗所得中“节省了”两千五百万。
　　具体数目如下：
　　维也纳大主教年收入为300000克朗，支出不足这个数目的一半，由此，年纯“积蓄”为150000；因此，这位大主教的财产约七百万；布拉格大主教年收入超过五十万，支出约300000；他的财产有接近一千一百万；奥洛穆茨大主教收入超过五十万，支出约400000；他的财产超过一千四百万。
　　低级僧侣并没有从民众那里剥夺得更少些，他们经常抱怨自己的贫困和人民的铁石心肠。奥地利的牧师年收入达三千五百万克朗，支出仅仅二千一百万克朗，所以牧师一年的总“积蓄”有一千四百万。与此相对，奥地利牧师的总财产超过四亿五千万。最后，奥地利的修道院五年前年“纯收入”，即刨去支出后，超过五百万，而且这笔财富每年都在增长，而在资本主义和国家剥削民众的过程中，贫困者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奥地利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六


　　在简单地回顾了教会和僧侣的历史以后，我们就应该不会再感到奇怪，今天我们的教士会站在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激烈咒骂争取更好生活的革命工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正是要在人间、在社会中实现社会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创始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基础。在当时以奴隶制为基础、在后来实行徭役劳动制度的社会中，这一种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则变得可能了，因为整个世界都到处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基督教使徒哪怕用最激烈的布道反对自私自利的富人也贯彻不了的东西，现代的无产者、有觉悟的工人阶级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加以实现，只要他们在全世界夺取了政权，从剥削的资本家手中夺回工厂、土地和劳动工具作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产。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不再是由无以为继的乞讨者组成的共享财富的消费共同体，而是真诚劳动、共同公平享用这一劳动成果的共同体。社会主义不再是让富人与穷人分享财富，而恰恰是要消除贫富差距，让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彻底消灭人对人的剥削。
　　为了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全世界的劳动者必须在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中组织起来。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启蒙工作和工人运动引起了今天以剥削工人为生的有产阶级的憎恨。但是，教士，当然还有整个教会，同样属于剥削阶级。所有教会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都是通过剥削和亏待劳动人民得回来的不劳而获。大主教和主教们的财产、修道院和牧区的财产，它们都是攫取城市和乡村工人群众的血汗所得，跟工厂主、商人和地主的财产一样。因为富人留给教会的那些馈赠和遗赠是从何而来的呢？很明显不是从这些富裕信徒的劳动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剥削为他们卖命工作的劳动者身上得出来的：之前这些献给教士的财富是通过剥削服徭役的农民那里得出来的，现在则是通过剥削雇佣工人。但是，现在国家支付给神职人员的薪水又是什么，这很明显，它来自主要通过压榨贫苦大众的税收所构成的公共国家财政。跟整个资本家阶级一样，僧侣骑在人民的头上，以羞辱人民、压迫人民和人民的愚昧为生。今天的教士们跟所有寄生虫般的资本家一样，憎恨为自己的权利和人人平等而斗争的进步工人，因为在当下实现平等和消灭剥削的斗争已经成为对这些教士的致命一击，他们正是以剥削和不平等为生。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追求在尘世给予整个人类真诚和正直的幸福、尽可能多的教育、知识和社会主人翁意识，正是这种所有人的尘世幸福和头脑清晰如幽灵般恐吓着今天的教会僧侣。就像资本家用贫困和不自由囚禁人民的身体一样，僧侣给资本家施以援手，为了自己的统治囚禁人民的精神，因为他们害怕进步的、理性的人民用科学启发了的眼睛观察世界和自然，那样教士的统治就贬值了，不再被看作是全部尘世恩典的最高权力和源泉。通过修改和扭曲基督教原本追求贫苦大众尘世幸福的理论，今天的教士说服人民，他们痛苦的贫困和卑微不是无耻的社会关系造成的，而是天国的命令，是命运使然。正是这样，教会就扼杀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扼杀了他们的希望和追求更好未来的意志，扼杀了他们对自身和自己力量的信任，扼杀了他们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重视。多亏人民的愚昧和卑微，今天的僧侣才能够靠他们错误的、毒害精神的学说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想永远保住这种愚昧和卑微。
　　对此，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天主教僧侣全力统治着人民思想的国家，那里也到处都是严重的愚昧和严重的犯罪。我们对比德国的两个州作为例子：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主要是个农民州，那里的天主教僧侣对民众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萨克森州则是个发达的工业州，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多年前就对劳动群众有影响力。比如说，在萨克森州，几乎所有选区都会在国会选举时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所以资产阶级憎恨这个州，对他们来说它是“赤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声名狼藉的。结果呢？官方报告说明了，当人们对比起教会的巴伐利亚州和“赤色的”萨克森州一年内（1898年）发生的犯罪事件，就会发现，每100000人中，巴伐利亚州有204人犯下严重盗窃罪，萨克森州只有185人；巴伐利亚州有296人伤害他人，萨克森州有72人；巴伐利亚州4人作假证供，萨克森州1人。同样，我们看看波兹南的犯罪数据，当地同年每100000人中有232人伤害他人，在柏林有172人。在教皇所在的罗马，在这个现存的教会国家、教皇自1869年起占有尘世权力的地方，上一年的一个月中就有279人被判谋杀罪，728人被判伤害他人罪，297人被判抢劫罪、21人被判纵火罪！这就是僧侣独占统治贫民思想权的成果。
　　这当然不是说，教士教唆犯罪，相反，教士们在口头上总是反对盗窃、抢劫和酗酒。但是，显然，人们不是因为肆意妄为或者癖好而偷窃、打人和酗酒，而是出于两个原因：贫困和愚昧。所以，谁像教士那样让民众继续陷入贫困和愚昧，谁杀死了民众摆脱贫困和愚昧的意志和精力，谁想用某种方法阻碍民众接受教育和摆脱贫困，谁就要跟教唆民众犯罪和酗酒一样，为这些事件的猖獗负责。
　　稍早前在僧侣统治的比利时矿区中发生同样的事情，直到社会民主党人到来，向不幸的、卑微的比利时工人大声疾呼道：起来，工人，摆脱你的堕落，不要打架，不要喝酒，不要绝望，要阅读、自我教育、在组织中与你的工友联合起来，反抗吸血的剥削者，你会摆脱贫困的，你为成为一个人的！
　　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到处给民众带来新生，给予绝望的人以希望，给予弱者以力量，打开愚昧者的眼睛，给他们指明解放的道路，号召人民在尘世实现平等、自由和爱邻人的王国。教会僧侣完全与之相反，号召民众愚昧、绝望和精神死亡。要是基督今天降临尘世，他肯定会像当时对待那些商人那样对待这些保卫富人财产、以千万群众的血汗为生的教士、主教和大主教：用鞭子把他们驱逐出去，以免他们的无耻行径玷污神殿。
　　所以，僧侣与苦难困厄的民众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持续下去，在给民众带来解放福音的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爆发一场黑夜与太阳之间的生死之战。正如黑夜的暗影不愿意为太阳的朝霞让步一样，教会里的蝙蝠现在也用黑袍盖住民众的头脑，这样民众的眼睛就看不到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升起的光芒。但因为不能以精神和真理战胜社会主义，他们就逃窜到暴力和不公里面。他们用犹大的语言诽谤那些让民众张开双眼的人，企图用谎言和诽谤咒骂那些把鲜血和生命献给民众的人。最后，这些僧侣，这些金牛的奴仆，他们支持沙皇政府的犯罪，使这些罪行神圣化，他们祝福杀害民众的凶手，站起来保卫末代沙皇暴君的皇位，这个暴君像罗马迫害早期基督徒的尼禄那样，用火焰和刀剑镇压民众。
　　但这都是徒劳的！徒劳地怒吼吧，你们这些基督教堕落的仆人，你们现在变成了尼禄的仆人！你们徒劳地帮助我们的凶手和差役，你们徒劳地用十字架保护富人和人民的剥削者吧！当时基督教观念的胜利是多么纯洁正直；这观念被伺候金牛的你们玷污了，你们今天全部的企图都不可能抵挡得住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你们的理论、你们的整个生活都变成异教的了，但我们，我们给穷人，给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人带来博爱和平等的福音，我们今天像那个人一样征服世界，那个人曾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10:25）”

七


　　最后还有一些话。教士有两种方法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工人运动才刚刚开始争取公民权的地方，如我们的波兰，还有统治阶级的诓骗还能得逞、能够用暴力扼杀新生事物的地方，教士只会用严厉的布道抹黑社会民主党人，恐吓“狂妄的”工人。但是，在已经遍布政治自由、工人政党成为一股力量的地方，如德国、法国和荷兰，那里的教士则会动用另一种方法。他们狡猾地在羊皮下藏好爪牙，与工人这个真正的敌人结成虚伪的朋友。然后，教士们就亲自把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基督教的”工会。这样，他们就像用网捕鱼一样，用他们虚伪的工会这个网网住工人，在工人加入教导工人斗争和反抗剥削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之前，先教导工人顺从。
　　一旦沙俄政府终于在波兰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打击下沉没，政治自由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我们肯定会看到，现在教会里激烈咒骂斗争工人的波佩尔大主教及其教士开始强行用“基督教的”和“民族的”联合会组织工人，用新的方式使工人愚昧无知。我们现在这里的“民族民主”[5]联盟这个未来僧侣的帮凶所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开了一个小小的坏头，僧侣资助这些特务活动来咒骂社会民主党人。所以事不宜迟，工人们必须做好准备，在革命胜利和获得政治自由以后抵御教士们黏着胶水的甜言蜜语，这些人在今天公然在讲坛上当着工人的面，为把民众推向贫困的沙皇政权和资本主义统治辩护。为了在今天革命时期抵御僧侣的敌意、在明天革命胜利以后抵御他们险恶的友谊，工人必须尽快在工人政党中组织起来，与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对僧侣的所有侵犯，进步的工人应该有个回应：
　　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剥夺人们的信仰，不攻击宗教！相反，他们要求任何人都能有信仰自由，要求对所有宗教自白和信念的尊重。
　　但是，要是教士想把讲坛当作武器发起攻击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那么工人就会像反对一切侵犯他们权利和自由的敌人一样反对他们。
　　因为谁要支持剥削者和压迫者，企图永久保留今天卑鄙的社会制度，谁就与人民不共戴天，无论他现在是穿着教士长袍还是警察制服。


[1] Jakob Leonhard Vogel: “Altertümer der esten und ältesten Christen”, Hamburg 1780 S.47 f.

[2] 参见：“Bibliothek der Kirchenväter” Band 47, München 1925, 5. Predigt, “Die Habsucht”, S. 237。这一条和下一条对教父们的德文文献引用是从波兰文翻译过来的，因为罗莎·卢森堡所用的波兰文稿要比目前老旧的德文原版翻译更能表达出社会批判的含义。——德译者注

[3]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Excudebatur et venit apud J.-P. Migne, Paris 1862 Spalte 93 ff.

[4] 参见：“Bibliothek der Kirchenväter”, Zweite Reihe, Band 4, München 1933. “Buch der Pastoralregel”, Dritter Teil XXI, S. 195 f.

[5] “民族民主党（Narodowa Demokracja）”由1887年在瑞士成立的“波兰联盟（Liga Polska）”（1894年起改名为“民族联盟（Liga Narodowa）”）所组成，成员包括部分的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