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集中制与分散制的辩证法
——罗莎·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
〔日〕伊藤成彥
约1982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一
人们迄今一再谴责罗莎·卢森堡，说她过低估计了领导党的作用，过高估计了群众行动的自发性。[1]人们总是提到她的“理论错误”，即反对列宁主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表述的组织理论。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忽视，罗莎·卢森堡于1899年就已经在她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写道：“社会主义决不是工人阶级日常斗争固有的倾向，它只能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主观上认识到绝对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象伯恩施坦在他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工人运动就会起先降低为筒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2]这里她也提到了“革命策略的本质”：“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待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极端并且到那时候才发生突变，相反，人们只是依靠已经存在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使它的后果发展到极端，这是任何革命策略一般具有的本质。”[3]由此可见，罗莎·卢森堡在三年以前就提到了列宁于1902年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认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4]“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5]
从上面可以看到，一方面就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同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之间的关系来说，另一方面就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来说，在这里都看不出两人的观点有重大的差别。但是很清楚，当时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对待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组织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列宁当时说：“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6]因此对列宁来说，当时迫切需要尽可能快地组织一个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机构。
罗莎·卢森堡认为重要的却是，要知道怎样才能彻底改变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以便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隔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弥补“受过教育的人”和“愚昧的群众”之间的裂痕。[7]因此她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领袖’的任务”在于摧毁“任何领导的迄今的基础，即群众的愚昧”；“一句话，领袖们自己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使群众成为领袖，他们自己则成为执行者，即觉梧的群众的工具”。[8]
当然她并没有认为这种“放弃领导地位”——她换句话说，“放弃科学与工人的拉萨尔式的结合”[9]——能立即实现。她只是原则性地把“社会民主运动的主导倾向”说成是“废除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与被领导的群众，废除这个所有阶级统治的历史基础”[10]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同时指出，她坚决拒绝通过法国饶勒斯主义和意大利屠拉梯派的兴起而表现出来的“抹煞有明确目的的无产阶级核心部队和无组织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的修正主义观点。[11]她不是从组织方面，而是从社会哲学方面来考虑“放弃领袖地位”的。罗莎·卢森堡关于“领袖-群众”关系的观点在她的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充分表达出来了，她在其中批评了列宁的组织理论。
彼·奈特尔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原来是根据孟什维克波特列索夫的倡议写成的；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之后，他请求罗莎·卢森堡给《火星报》写一篇文章来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12]正如列宁在他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给罗莎·卢森堡的一个答复》中实事求是地指出的那样，罗莎的理解有错误，她对列宁的批评是不精确的。尽管有这些缺点，这仍旧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因为，罗莎·卢森堡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她自己关于党组织的观点，而且在这里敏锐地预见到集中制的党组织绝对固有的危险。她是这样分析产生社会民主党的环境的：“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必须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框内进行，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13]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罗莎·卢森堡断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极端分散的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14]因此它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从“各个分散的完全独立的小组和地方组织形式”过渡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因此它的口号当然是集中主义。[15]然而罗莎·卢森堡同时批评了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分子”的观点。她声称，社会民主党与布朗基主义之间的差别不仅象列宁所看到的那样“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是同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对立的”，而且还在于，“完全修改了组织的概念，赋予集中主义概念以崭新的内容，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和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崭新的观点。”[16]
她所说的“完全修改了组织的概念”或”赋予集中主义概念以崭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罗莎·卢森堡的意见，这意味着，第一：“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里（指社会民主党——伊藤注）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17]由此又得出第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18]根据这些理由她批评了列宁的组织概念：“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因此在我们看来，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9]可见，按照罗莎·卢森堡在这里说明的特征，她与列宁之间的对立观点在于，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20]
在她自己的概念中“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呢？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所作的解释如下：“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21]这种解释，虽然在我们看来难于理解，却证明了当时她正在为她关于组织的集中制和分散制的辩证法概念寻求精确的表述，并且证明她针对被她批评为“无情的集中主义”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的观点”。[22]正在力求发现社会民主运动的一种新的民主的组织原则。因此尽管与罗莎·卢森堡的这种费解的概念相比，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组织计划显然更加清楚和更加容易理解，[23]但是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罗莎·卢森堡的组织概念是以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生活中的经历与知识为深厚根源的。因此她写道：“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24]
列宁在《怎么办？》中确定了要建立的党的理想模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6]“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27]但是罗莎·卢森堡根据她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体验和她的认识深信，社会民主斗争的基本方向恰恰应当是由自发的富有创造性的群众行动决定的，组织越是系统化和越扩大，它就更加具有保守性。因此她提醒列宁说：“如果人们象列宁所作的那样想把具有消极性质的独断专行的全权赋予党的领导机关，那么这恰恰是把每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保守主义（这是从这些机关的本质中必然产生的）人为地强化到危险的程度。”[28]她继续批评他：“但是我们觉得，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29]即使正如列宁在他的答复——《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一个答复》——中所反驳的那样，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警告作为对列宁的批评并不完全确切，但她至少是敏锐地看到并预见到了已形成一套系统并且扩大了的集中制组织始终固有的危险。
但是要说罗莎·卢森堡只看到党组织的消极方面，这也许并不恰当。虽然在列宁描绘要建立的党的理想模式时，她却凭着自己在德国共产党内的经历强调了在集中制组织中始终严重地存在着消极方面，但是她也说明了自己对党的设想：“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不是每次替未来的策略预先设想或预先制定出一个现成的方案，而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立场出发，在党内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鲜明地保持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对一定的斗争阶段的相对性和对革命因素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敏锐的感觉。”[30]不是把群众斗争纳入事先安排好了的公式里去，而是“从最终目的的立场出发”正确地对当时的斗争阶段作出历史的估价这就是她渴望社会民主党实现的任务。
如果想用一付图画来表达罗莎·卢森堡的组织概念，可以把党比做一座水磨，把群众斗争比做使磨盘水轮转动的水。她预感到由水推动的磨盘有产生一种错觉的危险，会认为自己能支配水。
因此她在文章结尾写下这句语重心长的名言：“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31]
二
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作了答复，“罗莎·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32]列宁回答的语气与他的其他论战文章相比还是很有节制的，但他的反驳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他是在努力建立一种组织制度。这可以从以下一点清楚地看出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恰恰是围绕着组织制度问题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而且列宁本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问题的发言》中提到：“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要弄直这根棍子，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面，这一点我已经做了。”[33]可见当时列宁对组织问题的态度和罗莎·卢森堡完全不同。但是在我们评价是谁正确之前，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使二者之间产生差别的背景。
1．二者之间产生差别的背景首先在于不同的组织情况。正如列宁在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中所说的那样：“越来越感到需要成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也就是完成1898年确定的任务，”[34]罗莎·卢森堡在她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的开头也提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需要从这类“分散的完全独立的小组和地方组织”过渡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群众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35]当时列宁实际上面临着这样的组织状况：也整个党成了党的各地方的党组织（所谓委员会）的不定形的堆积体。这些地方委员会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思想上的纯精神上的联系。”[36]
罗莎·卢森堡面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正如1899年她在《致党代表大会》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正是那些对所谓的实际政治有兴趣的同志在党内占据了许多最重要的位置，这就保证他们的观点也能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传播，因为他们作为编辑掌握了一批党报，并且作为国会议员和邦议会议员占据了一些议会讲坛。”[37]而且她又补充说，“绝大多数‘实际政治家’都是真正的青年人”，并且提醒说：“如果把这些事实综合起来，那就必须十分认真地对待倍倍尔所说的社会民主运动迟早会‘折断脊梁骨’的那一危险。”[38]正如罗·米歇尔[39]所说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国中之国，它就越是官僚化。这与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总之，德国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拒绝加以改良，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以及同它调和的态度。”[40]
2．二者之间的第二点差别在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不同。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书中说：“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41]在列宁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在沙皇独裁政权下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列宁提醒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42]“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43]
与此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完全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是：三百零一万零七百七十一（百分之三十一点七），议员的数目是：八十一，[44]邦议员数目是：一百零一，[45]1903年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定户是：七万八千五百，[46]1905/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目是：三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七，[47]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自由工会的会员数目在1903年是七十六万六千四百一十六，1906年是一百四十四万六千五百二十九。[48]这些数字部分地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发展成为第二国际最大的党，成为一个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深深扎了根的、强大的“国中之国“。
但是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过程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同第二帝国政府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党的官僚化日益加强，正如罗·米歇尔所说的那样，随着党的官僚主义的加强，机构成为主要的事情。[4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领导人把保卫组织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务。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次党代会上都一再发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号召，但实际上阻碍自发的群众斗争的改良主义潮流在党内和工会内有所发展。因为罗莎·卢森堡恰巧经历了这种情况，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书中把领导的任务说成是控制、限制、约束党的活动，说它带有“很大的保守特点“。因此她高度评价了自发的创造性的群众斗争并且想以此克服领导的保守性和活跃党的生活。
3．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所处的组织与政治情况的这种差别当然会使他们产生对组织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列宁急需在“独裁的黑暗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积极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党组织。因此对他来说问题是很实在的，并且由于其实在性甚至也是技术性的。正因为他的需要是如此实在，所以他为了“党章第一条”，也就是针对那一“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党’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50]
但是对罗莎·卢森堡来说，主要任务是唤起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并以此来克服在党内占优势的官僚主义，唯议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僵化现象，格·卢卡奇后来在他的文章《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把那种情况——即尽管政府制度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客观上在加深，但是在改良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多数仍旧深深陷在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与感情方式的影响之中[51]——称为“一个可怕的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危机”。[52]可以说，当时罗莎·卢森堡曾经探讨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危机”。因此她与列宁相反，宁可去注意党组织的消极方面，并且宁可从原则方面来探讨组织问题，就是说探讨党不应当成为什么样的，而不是从技术方面来探讨组织问题，就是说探讨应该如何建党。
二者之间，也就是政治的与组织的状况以及由此面产生的对组织问题的两种态度的差别，在评价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因素时表现得最清楚。列宁在《怎么办？》的第二章写道，“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53]他继续写道：“‘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54]列宁的这些话证明他决没有低估或否定群众的自发性。相反，正如《怎么办？》第二章的对比标题——“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所指出的，他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自发性奋起的情况看成一种危机。列宁还认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又说“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55]。列宁写道：“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56]
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肯定，第一，列宁不是根据“愚昧的群众”的概念而获得这种认识的，而是因为观察到工人阶级内部阶级觉悟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他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写道：“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57]第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并且为什么自发的工人运动必然停留在工联主义的水平上，列宁认为原因在于工人运动的本质上的界限！“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吸取到这种知识。”[58]由此就产生了列宁关于党是“人民的代言人”的概念，它懂得：“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那一个阶层或那一个阶级。”[59]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一样，也对自发的工人运动的界限有明确的认识，这从以上引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60]但是如果允许我在这里再一次拿水和水磨来做比喻，那么对罗莎·卢森堡来说，改造水磨是迫切的任务，水磨愈来愈大，因此不能把自发的水流转变成历史发展的创造力量，反而对它起阻碍作用了。而列宁需要的却是建造一座水磨。当然他首先要致力于加强和加速水流，以便使水磨保持正常运行。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在她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以来已经开始净化和改造德国社会民主党，她清楚地指出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且阐明了工人运动日常斗争同最终目的的辩证关系。在这种理论争论的过程中，罗莎·卢森堡根据1902年比利时群众罢工的经验和1905-1906年俄国革命的事件已经指出自发性群众力量的因素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克服修正主义。
格·卢卡奇却批评过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说她由于“幻想一个‘组织上’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不能继续发展“她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作为运动的政治领导者的正确思想”。[61]换句话说，卢卡奇批评她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统一行动和斗争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卢卡奇的这一批评是不正确的。虽然罗莎·卢森堡没有象列宁那样把她的观点系统化，使它成为战略的、策略的和组织的理论，但是她的观点本身毕竟也已包含与其他阶级和阶层统一行动的初步概念，下面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同时也是社会所有进步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一切被压迫的人们的代表，这个原理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所有这些利益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理想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原理将以历史发展过程的形态变为现实，在于这一发展过程，社会民主党也作为政党逐步成为各种不满分子的庇护所，真正成为反对一小撮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人民党。”[62]
应当肯定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有两次处于几乎相同的环境中：1905-1906年俄国革命，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列宁在他的《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中写道：“1905年一月九日事件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潜力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工作的薄弱。”[63]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天”之后在全俄国展开的自发性革命群众运动超过了所有从事组织工作的参加者。列宁也好，罗莎·卢森堡也好，都是由此第一次体会到自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创造力。因此列宁写道，“我们应当记得，当强大的历史事变硬把庸人们从山洞里、角楼上和地窖中拉出来并强迫他们成为公民时，革命是具有如何巨大的启发和组织的力量。就迅速和完满地教育全国公民来说，革命时期的几个月，有时胜过政治停滞时期的几十年。”[64]
但是列宁同时也利用由于自发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获得的这种政治自由致力于把社会民主党迄今处于秘密状态的小组发展成群众性的党。因此他写道：“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同时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和靠近党的）组织。不进行上述工作，要使我们的活动适应新的条件以及胜任地解决新的任务，那是不可想象的……。”[65]
列宁还提到：“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条件下，‘选举原则，不过是空话而已’”[66]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只能是一个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小组。1905年革命的群众存动第一次在俄国为现代政党创造了活动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作出了“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一项决定性步骤”。[67]因此列宁提出要求，“需要全体同志共同主动地、创造性地研究出新的组织形式。”[68]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69]
罗莎·卢森堡到1905年12月为止一直留在德国，她在那里写了发表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红旗报》（苏黎士-克拉科夫出版）上的《在革命的时刻：下一步怎么办？》一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俄国情况和波兰王国的革命运动。后来她于1905年12月底秘密到达华沙，比列宁晚两个月，勇敢地投身于革命这个巨大的历史熔炉。接着她在华沙出版了小册子《在革命的时刻：下一步怎么办？》，她在其中这样强调指出了一月罢工和十月罢工的不同特点以及二者的组织关系：“一月罢工的爆发主要是自发的。工人们出于健康的阶级本性，在听到彼得堡大屠杀的消息后到处都停止了工作。而十月罢工则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自觉的政治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摧毁布里根‘杜马’的计划。一月罢工的标志是屠杀向沙皇乞求自由的手无寸铁的工人队伍；十月罢工的标志是觉悟了的，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战斗的莫斯科铁路工人和在他们以后起来的全国铁路工人。此外，单是第二次总罢工爆发的条件就已经表现出工人和革命事业的巨大进步，而十月风暴本身又有力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迈进。”[70]
她把当时的情况看作“举行总起义以展开公开的巷战的必要性已提到日程上的阶段”，[71]并且确定了这一阶段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任务：“正在开始的公开武装斗争的阶段要求社会民主党承担的职贵是：尽可能武装前方战士，深入考虑巷战的计划和条件，主要是利用莫斯科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工人阶级中很少数的组织成战斗分队的，把革命斗争当作特殊任务的人，而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只有他们的斗争准备，他们的有组织有纪律的运动。他们的群众英雄主义才能保证街上的革命取得最后胜利”。[72]最后她总结了通过对工人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而提供的可能性：“第一，永远巩固已经粉碎了专制制度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用这种办法使革命能抵抗反动派的反攻而确保政权。第二，为今天的革命准备‘爆炸性材料'，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性，它（……）将引导斗争本身突然取得新的进展。第三，不惜任何代价在群众中酝酿这种斗争情绪和这种必胜的意志……。”[73]罗莎·卢森堡的其他文章没有一篇——除了1919年1月的文章外，这我还要在后面提到——象这篇一样指出了组织和领导的积极作用，并且强调了这种作用。
她甚至在1906年6月发表于《红旗报》的《布朗基主义和杜会民主党》一文中改变了她从前对列宁的评价：“在列宁同志1902年提出的组织计划中可能流露出它的（指布朗基主义——伊藤注）一些迹象，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变化迅速的，迅速得令人头晕目眩。这些错误通过生活本身得到了纠正，不存在可能重复这些错误的危险了。”她反而认为当前的危险是“非常恐惧布朗基主义的”孟什维克会“走到另一个极端”。[74]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就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对于组织和领导的估价彼此接近了。他们不仅在同一次革命中进行活动，而且在芬兰的库沃卡拉相遇，并且有密切的联系：7月罗莎·卢森堡刚从监狱释放出来——1906年3月她与约吉希斯一同被捕入狱——就立即去库沃卡拉并且在那里同列宁和几位布尔什维克会面。彼·奈特尔写道：“罗莎·卢森堡整个晚上整个晚上地耽在莱特艾森家底楼的列宁住宅里，和列宁、季维也夫、加米涅夫、波格丹诺夫谈论俄国革命。她给俄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个能够正确地，全面地评价俄国革命的女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日子里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个人友情发展了……。"[75]
尽管是这样接近，但是双方对组织问题的根本态度都完全没有改变。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甚至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她关于自发性群众行动走在组织和领导之前的原则。该小册子是她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地方组织的请求写的。她主要是想生动地描绘1905年俄国革命中极其广泛和十分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激浪，并且强调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创造性革命力量，以此来激励德国工人群众。她一再强调她的这一信念：不是组织和领导唤起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相反。群众运动的高涨创造了组织：“最后还有：根据一月总罢工的经验，表面上显得混乱的罢工和无组织的革命行动成了狂热的组织工作的起点。（……）象维纳斯从海涛的泡沫中升起来那样，健康的、年轻的、有力的，朝气勃勃的工会从群众罢工和巷战的漩涡和风暴、烈焰和激情中诞生了。”[76]
她在这里也指出了领导的作用仅仅是有限的。[77]但这丝毫不是意味着她否定领导的作用。她要求领袖们必须明确认识他们的有限的作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完成他们作为领袖的任务。她认为领导的任务如下：第一，“使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明确认识“这一革命时期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导致这一时期的内在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后果”；第二，要以此来争取“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赞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第三，从而“走在客观事物发展的前面，加速它的发展”；第四，用这种办法。在群众运动中真正掌握并保持领导，从政治意义上支配整个运动；第五，“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和坚决地给德国无产阶级规定即将来到的斗争时期的策略和目标”。[78]
这就是说，她要求社会民主党这个“先进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79]首先应看到将要来临的革命时期的历史必然性，根据理论向无产阶级十分明确地指出斗争的策略和目标，并且从政治意义上掌握整个运动和情况。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在历史的潮流中寻找正确航线的领港员的任务。因此她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把领袖比做船长不是偶然的。[80]罗莎·卢森堡认为能够真正推动船前进的正是群众的力量。她甚至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置身于资产阶级社会之外的无组织的群众和农业无产阶级的潜在力量，比起对一直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脱离的环境中的有组织工人抱有更大的期望。她写道不认为农村的情况是不可改变的，是不会变化的，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觉。”[81]“工业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从革命形势产生的、有力的，无所畏惧的革命行动，肯定必然会反过来对底下的阶层产生影响，而且恰恰会把所有那些在正常的平静时期置身于工会日常斗争之外的人们卷入一场猛烈的普遍的经济斗争。”[82]
罗莎·卢森堡认为：“在德国的先进的工人那里，由社会民主党培育出来的阶级觉悟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统治的时期，这种阶级觉悟通常不能作为直接的群众行动表现出来。”[83]但是她同时认为：“在德国发生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时期，生动的、有活动能力的革命阶级感情将掌握无产阶级最广泛、最低下的阶层”，“在革命的最初阶段，所有那些现在似乎处于政治上的愚昧状态、对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组织尝试无动于衷的人都将突然追随社会民主党的旗帜”。[84]她就是这样期待着在“无产阶级最广泛和最低下的阶层”中产生生动的、有活动能力的革命阶级感情的可能性。这里清楚地表明，当时她化了很大力气，企图用外围的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克服已经与统治制度一体化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保守主义。
尽管她这样强调和期待外围无产阶级的潜在能量，但她从来没有指出人们如何能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她这样写道：“如果群众罢工沿着自然的道路产生于激烈的革命动乱之中（……）”，[85]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她把实现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潜在可能性看成“自然的道路”。她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自发性理论”，理由就在于此。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时她处于那样一种情况，没有从策略的立场出发观察历史的进程，而是从战略远景出发，也可以说是从历史的-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进程。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的1919年一月斗争中罗莎·卢森堡第一次面临从策略上领导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她提到：“人们如何把革命已经达到的内部成熟阶段变为现实和力量对比。”[86]她在1919年1月7日发表于《红旗报》上的文章《领袖们做什么？》中要求领导明确而迅速地对群众、对革命的士兵作出指示：“但愿革命的领导机关知道自己的崇高职责！”[87]在第二天的文章《被忽略了的责任》中她主张群众不能只是接受号召，而是也要在政治上行动起来“。[88]她具体地指出了“革命行动的最普遍的规律”。[89]最后她在1月11日的《领袖失灵》一文中认识到：“柏林工人阶级迄今缺乏领导，缺乏组织中心的状况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懂得引导和利用群众的斗争能力的领导机构。”[90]四天以后她就被反革命的士兵杀害；正当她开始把组织问题当作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媒介来研究时，她遇难了。我认为，格·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著作。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活动》、《革命首创精神的组织问题》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是继续罗莎·卢森堡中断了的努力的一种尝试。
卢卡奇在他的文章《群众的自发性，党的活动》中写道。”最近几年的革命经验很明确地指出了革命自发性的界限”，[91]这似乎也是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最后日子里的认识。卢卡奇由此出发提出了下列观点：“组织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形式。正如在任何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里的辩证关系的环节也是通过组织的媒介才能具体化和成为现实的。”[92]他试图以此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但是由于他过去打算直接和片面地克服二种组织理论之间的矛盾，并且因此忽略了这种差别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所以实际上他把列宁的理论作为榜样而理想化了。尽管他否认党具有永恒的代替作用，如果由宗派为‘未觉悟的’群众，代替他们，以他们的代表的身份行动，那么宗派就会使党和群众之间的历史上必要的、因而是辩证的，组织上的分离僵化成为永恒现象。”[93]
卢卡奇认为党组织是沟通自发性与自觉性之间的因素，也就是实现潜在可能性的因素。这种观点本身是对的。但是组织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因如此它本身包含了未来国家形式的萌芽，换句话说，组织必然也是当前运动与未来国家之间的媒介因素。
根据1905-1906年饿国革命的经验和1910年德国选举权斗争中群众运动的经验，罗莎·卢森堡写了两篇文章，她在其中比以往更加明确地说明了她的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1910）和《再论群众和领袖》（1911），在前一篇文章的开头她这样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历史基础：“社会民主党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觉信徒和精神产物不承认历史上的任何一种英雄崇拜。（……）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是现代化阶级国家内部的客观发展的产物，具体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发展强大的大工业和成为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大国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是不计其数的、无名的许多世代的男人和女人有实效的理想主义的自觉影响的产物，它是群众行动的产物。[94]因此她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内领袖的作用和界限：“在这一范围内，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性质，这个党的领袖的作用一开始就具有历史地确定的内容，因此也就具有确定的界限。”[95]
所理解的党的领袖的作用的“确定的内容和确定的界限”意味着什么呢？她认为：“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体现。实际上它的真正的领袖是群众自己，当然这是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加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整体上说杜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它在斗争的各个时刻代表解放的永久性利益，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的集团利益相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内，它的领柚越是明确地和自觉地使自己只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威信。”[96]
因此罗莎·卢森堡把奥古斯特·倍倍尔称为理想型的领袖形象，也就是说她认为领袖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群众运动中的客观作用，针对各种局部利益而代表整体的利益，使群众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从而自己努力消除对领导的需要，这样的领袖正是最高明的领袖。由此可见，领导的消亡和工人的独立性在她那里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使双方之间产生这种关系的因素就是群众的自觉的纪律性。她在《再论群众和领袖》一文中就是这样认为的。
针对那些责备党执行委员会在1911年摩洛哥事件中缺乏和放弃主动权的意见，她警告说，“把责任完全推到党执行委员会身上，这是毫不费劲的。何况执委会也可能确实表现得很缺乏决心和毅力。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算在那些总是等待从上面降下全部幸福的人的帐上，甚至在如此明摆着的无可怀疑的情况下，少数的独立活动和固有的首创精神都会使他吓一大跳。“[97]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警告呢？因为她认为，等待上面，等待领导，无非是盲目服从的另一种表现，无非是群众的独立性的反面；《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那怕是十二人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98]
由此可见，罗法·卢森堡认为，纪律和行动的统一是“群众运动的生命问题”，[99]但是她认为“在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100]
罗莎·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的这一观点，也就是关于群众与领导之间关系的观点是与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完全一致的：“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101]因此她一再强调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别：“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至多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活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102]
尽管对于正处于俄国革命之中的列宁来说，罗莎·卢森堡的这一主张听起来有点过份理想化，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主张的根据是她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党内生活的沉痛经验的深刻体会。“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物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例行公事。”“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103]“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众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众的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104]因此罗莎·卢森堡的批评意见可以超越俄国革命而预见性地阐明党在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主义腐化现象。
十月革命前不久，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通过公社-国家实现国家“消亡”的理论前景，很乐观地叙述了国家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05]由于列宁是如此乐观地预见国家的“消亡”，因此他只是略微从理论上注意到苏维埃和党之间的关系或社会主义国家里保障民主的措施。他似乎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不需要写什么了。
但是十月革命后，他为现实情况所迫一再要求加强党组织的集中制并指出需要严格的纪律：“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明显地（……）表明，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06]列宁在他去世前几年与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07]列宁的这种斗争在本质上意味着反对削弱苏维埃民主、反对党的领导的专制化、甚至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的开始，而这些正是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列宁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斯大林的担心和对他的批评的这种本质。
这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研究组织问题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们都过早地去世了，未能看到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格·卢卡奇试图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调和起来，但很难做到这点：因为首先他们两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组织环境是很不相同的。而这种差别在本质上说意味着一个更加重大得多的问题；总之，是人们应该怎样从集中制文明过渡到非集中制文明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重新提一下，马克思自己本来是一位最彻底地要求把集中制文明改造成为非集中制文明的思想家，他把这看作他的基本任务。正因如此，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真实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108]
这里我们也要再一次提到，罗莎·卢森堡一般用倾向于集中制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来说明社会民主党内强烈的集中制特征的基础。[109]因此把集中制文说明改造成非集中制文明只能意味着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彻底克服在这个制度中形成的倾向集中的生活习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历史任务在客观上说是以降低群众生活和掠夺自然为代价，把工业化发展到最高的阶段：这种工业化从本质上说需要集中化和有效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也需要政治权力的集中，于是集中制的现代文明就随着现代国家产生了，这种产生的过程一般称为“现代化”。
但是，大家知道，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都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的：例如，在苏联或中国，必须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国家来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的过程。尽管马克思主义原来基本上把现代文明的非集中化看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和最终目的，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必须推动本质上蕴藏着集中化的冲动的现代化过程：这正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最大的矛盾之一。大家知道，列宁用一个象征性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规定了社会主义的任务。[110]但是这项任务本身包含着预想不到的困难，因为“电气化”和“苏维埃政权”此后彼此离得越来越远了。
这里我想提一下。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第一次积极地废除私有制财产，原始的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区别时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写道：马克思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a）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b）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111]他又继续这样解释共产主义：“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12]关于“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他是这样说明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13]
“第一次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原始的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是还处于资本主义直接影响之下的共产主义，换句话说，这种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影子”。自从俄国1917年革命以来，马克思在这里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事实上在俄国也好，在中国也好，肯定都最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而罗莎·卢森堡却是长期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之中，这个党在当时正在最迅速的工业化工现代化道路上飞跑的普鲁士国家里是一个“国中之国”。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发展强大的大工业和成为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大国的产物”。[114]虽然党在每次党代表大会上都谈到反对现存制度，它却渐渐地成为普鲁士国家的缩影，与普鲁士国家一体化了。[115]因此当时罗莎·卢森堡必须在双重意义上同集中制作斗争；这就是她一再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和自觉纪律并对之抱有热烈期望的原因。而且她清楚地认识到她自己也必须建立集中制的组织，以便推翻这种双重的集中制统治机构。这就是说，她面临这样的任务：根据集中制原则来建立组织，以便创造非集中制的文明；罗莎·卢森堡的困难和苦恼也在于此。因此人们可以把她在《论俄国革命》一书里对列宁的批评看成对所有确定要建立在集中制组织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因此人们可以说，罗莎·卢森堡的组织理论是从集中制文明到非集中制文明这个重大的过渡时期里的一次推动这种改造的尝试。但是罗莎·卢森堡这个具有其内在矛盾的问题今天仍旧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译自作者提供的德文抽印本。
（苏冰娴 译 殷叙彝 校）
[1] 参看格·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8年诺依维德与柏林版。恩斯特·台尔曼《革命的出路和德国共产党），1932年柏林版。朱塞佩·贝德席《党和革命》。见《罗莎·卢森堡或社会主义的使命》1974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等。
[2]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见《卢森堡全第》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分册第403-404页。
[3]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见《卢森堡全集》第1卷第1分册 第404页。
[4]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5] 同上，第256页。
[6] 同上，第245页。
[7] 罗莎·卢森堡《破灭的希望》。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394页。
[8] 同上，第396页。
[9] 同上，第397页。
[10] 同上。
[11] 同上，第399页。
[12] 彼·奈特尔《罗莎·卢森堡》1968年科伦-柏林德文版第280页。
[13]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426页。
[14] 同上，第424页。
[15] 同上。
[16]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 解第427-428页。
[17] 同上，第428页。
[18] 同上。第429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429页。
[22] 同上，第425页。
[23] 0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64页。
[24]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 册第432页。
[25]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0页。
[26]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笫242页。
[27] 同上。第294页。
[28]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第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3第2卷第1分 册第433页。
[29] 同上，第433—434页。
[30]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433页。
[31] 同上，第444页。
[32] 《列宁全集》第7卷第466页。
[33] 《列宁全集》第6卷第445页。
[34] 《列宁全集》第7卷第472页。
[35]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424页。
[36] 《列宁全集》第7卷第471页。
[37] 罗莎·卢森堡《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见《卢森堡全集》第1卷第1分册第533页。
[38] 同上，第533-534页。
[39] 罗伯特·米歌尔《党的社会学》1925年莱比锡德文版第8页。
[40]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39页。
[41]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 册第429页。
[42]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8页。
[43] 同上，第350页。
[44] 迪特尔·弗里克《1869-1914年德国工人运动》1976年柏林筋文版第526 页。
[45] 同上，第571页。
[46] 同上，第421页。
[47] 同上，第425页。
[48] 同上，第720页。
[49] 罗伯特·米歇尔《党的社会学》第215-216页。
[50]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245页。
[51] 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0页。
[52] 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0页。
[53] 列中《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页。
[54] 同上，第246页。
[55] 同上，笫256页。
[56] 同上。
[57] 《列宁全集》第7卷第247页。
[58] 《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59] 《列宁选集》第1卷第294页。我感到，也许列宁想用“人民代表”的概念暗示党是群众的权利的捍卫者，这种概念与让·约·卢梭的“立法者”（《社会契约论》）或全能者有关系。列宁后来没有再使用这个概念，而是力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
[60]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61] 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79页。
[62]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分册第441 页。
[63] 《列宁全第》第8卷第142页。
[64] 同上，第529-530页。
[65] 列宁《论党的改组》。 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0页。
[66] 同上，第11页。
[67] 列宁《论党的政组》。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4页。
[68] 同上，第15页。
[69] 列宁《党坦织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37页。
[70] 罗莎·卢森堡《在革命的时刻，下一步怎么办？》。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5-16 页。
[71] 罗莎·卢森堡《在革命的时刻，下一步怎么办？》。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21页。
[72] 同上，第35页。
[73] 同上，第36页。
[74] 罗莎·卢森堡《布朗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见《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由尤尔根·亨策出版并作序言。1917年诺依维德-柏林德文版第302页。
[75] 彼·奈特尔《罗莎·卢森堡》第345-346页。
[76]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17-118 页。
[77] 同上，第218-219页。
[78] 同上，第146页。
[79] 同上。
[80] 罗莎·卢森堡《致友人的信》。由贝奈狄克特·考茨基出版。197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40页。
[81] ①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39页。
[82] 同上。
[83] 同上，第144—145页。
[84] 同上，第45页。
[85]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人》。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140页。
[86] 罗莎·卢森堡《忽略了的责任》。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522页。
[87] 罗莎·卢森堡《领袖们做什么？》。 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520页。
[88] 罗莎·卢森堡《忽略了的责任》。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523页。
[89] 同上，第522页。
[90] 罗莎·卢森堡《领袖失灵人》。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527-528页。
[91] 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0页。
[92] 同上，第475页。
[93] 同上，第499页。
[94] 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见《卢森堡全集 》 第2卷第279 页。
[95] 同上。
[96] 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见《卢森堡全集》第2卷第280页。
[97] 罗莎·卢森堡《再论群众和领袖》。见《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38页。
[98] 罗莎·卢森堡《再论群众和领袖》。见《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38页。
[99] 同上，第39页。
[100] 同上，第39页。
[101]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360页。
[102] 同上，第359页。
[103] 罗莎·卢森堡《再论群众和领油》。见《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40页。
[104]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见《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360页。
[105]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8页。
[10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
[107] 参看莫谢·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 1967年巴黎法文版。
[108]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3页。
[109]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见《卢森堡全集 》第2卷第1 分册第426页。
[110]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页。
[111]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12] ③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13] 同上。
[114] 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见《卢森堡》第2卷第279 页。
[115] 参看格尔哈德·利特尔《威廉帝国的工人运动》 1963年柏林德文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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