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
罗莎·卢森堡
11月24日于德累斯顿
我对李卜克内西[1]同志在本月11日《前进报》上的声明的回复，已于本月14号寄给编辑部。但至今没有刊登，我也没有收到编辑部任何形式的答复，这大概就是拒绝刊登了。但愿《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不要拒绝发表我下面这篇回复，以便我能够为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维护的、遭到李卜克内西严厉批评的有关东方问题的态度[2]作辩护。
柏林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一次集会[3]由于阴错阳差对《前进报》提出的指责，导致李卜克内西同志严厉谴责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同一主题的文章，并最级把我排除在东方问题之外，并把我赶到“波兰恐怖”这个领域在李卜克内西同志看来，我的文章一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刚上社会主义ABC启蒙班的人都会知道，亚美尼亚起义与经济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我的文章无非是格莱斯顿报告[4]和俄国报刊的社会主义公式化，这是德国的任何一位同志都能做到的。
至于政治和民族运动与经济原因之间的联系，我毫不怀疑李卜克内西同志是完全清楚的，因为在李卜克内西同志看来，“甚至（？！）最落后的非洲部落的掠夺战争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原因”。只是在他看来，“土耳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明显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东方形态，也就是说，不是表现为土耳其内部的经济发展，而是表现为俄国卢布。因为我们比如在今年9月6日《前进报》的一则简讯中看到：“以前没有发觉的民族和宗教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几个世纪来几乎获得所有财富和官职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突然受到了‘压迫’！……而这一切都是欧洲外交干涉土耳其事务，并把土耳其视为战利品和政治阴谋的玩物以后的事情。”另一则简讯则要求我们相信，亚美尼亚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到处令人切齿的流氓民族；第三篇简讯说，暴行完全只存在于纸面上；第四篇简讯说，索尔兹伯里是唯一能在东方创造稳定的人，等等，等等。俄国卢布本身无疑是纯“经济事物”。但如果《前进报》把卢布说成历史的基本因素，那么，它就是把整个东方现代史归结为一场罕见的大收买，归结为一个外交阴谋，即归结为只存在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的东西，只有这种东西才能代表“经济关系”。
但是，关键完全不在于这个廉价的发现：某一个“经济事物”是亚美尼亚运动的基础。这个事物无非是一个“模板”。关键在于，根据土耳其社会生活的已知的、但通常是分散而没有联系的事实，重构它的经济发展，说明这发展的内部动力和方向，并从中一方面推导出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推导出社会民主党在东方的利益，总之——不是用俄国卢布来阐释土耳其的历史，而是相反，用土耳其历史来阐释俄国卢布；不是用我们僵化的口号解释事件，而是相反，使我们的口号适应鲜活的事件。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土耳其的衰落只是其内部经济崩溃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经济崩溃是由货币经济和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引起的。此外，在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无法阻挡的过程是有益的，因为这个过程在从基督教保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土耳其，像在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巴尔干各国一样，可以为我们提供反对俄国在东方的贪欲的强大武器。我的文章可能——正如李卜克内西同志认为的那样——没有阐明这些问题，这还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前进报》在这个方面无论如何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该报的态度的全部弱点，在我们看来，恰恰是李卜克内西认为的它的态度的最强项，因为他与我们相反，根据自己的观察（他将此理解为在伦敦与卡尔·马克思的交往和伦敦的天才的乌尔卡尔特学派[5]），也就是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研究了东方问题。但是，自克里木战争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许多事物自那时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以后，俄国从一个自然经济国家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上的灰姑娘变为欧洲的统治者。从那以后，土耳其过渡到货币经济。从那以后是1877年战争和柏林会议[6]；从那以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脱离土耳其。导致土耳其政治解体的真正的经济衰退在克里木战争以后才完全显示出来。另一方面，俄国外交也是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取得独立的经验中，即在80年代才能总结这样的政治教训：土耳其的逐步分裂对俄国外交是有害的，相反，土耳其在发生内部瓦解的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完整是有利的。可见，东方问题的事态自克里木战争以来，在物质方面，因而也在政治方面经历了180度的转变，并且转到了与之直接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由于克里木战争时期的事物已经成了自身的反题，当时的观念必然与今天的事物相对立，同时回到了自身当时的起点。
社会党人当时的整个东方政策都指向俄国。俄国当时旨在土耳其的分裂，因此社会党人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如今则相反，俄国要暂时维护土耳其的完整。但是，《前进报》醉心于原来的政策，只要巴尔干半岛一有风吹草动就呼吁土耳其维持完整，因此它就陷入了下面这种尴尬的处境：
首先，从社会党人1855年政策的角度看，俄国的阵线变化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前进报》以为，这种变化一定是“虚假的伪装”。而且由于它满脑子装的还是俄国以前的阴谋，所以顽固地反复在它今天认为所有矛盾的事件中找出俄国以前的外交诡计。
其次，在它看来，土耳其的导致起义和解体的整个实际发展，无非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有害的事实，因此干脆否定它；说杀戮是谎言，说起义者是卑劣的民众，说起义是闹剧。
简而言之，《前进报》出于对俄国的深深的敌意，陷入了与俄国外交一样的境地；因为它试图破坏想象的俄国计划，所以它不经意间成了俄国实际计划的支持者，并且由于实际事件打破了它的想象，所以干脆把现实说成想象。
可能是这样，从这一政策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克里木战争的角度看，我在东方问题上的观点看起来是亲俄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同志的东方政策，从今天的角度看，是“违背自己的本意为‘欧洲专制制度的堡垒’效劳”，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李卜克内西和亲俄政策！——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但这个不好笑的玩笑可以使人知道创造历史，因为“只要学过一点社会主义ABC的人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善行变成苦痛，有理变成无理”。[7]
最后李卜克内西同志使我明白，我由于研究了东方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闯进了他的领地，我最好只研究波兰的暴行。这无论如何是克里木战争的一个新的、历史编纂学家迄今不知道的灾难性后果；而李卜克内西同志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已经表态的问题，则是不容置喙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同志最不适宜进行如此严格的“权力划分”，因为他刚刚在我们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事务中横插了一杠，他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套话助长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在一个波兰社会党人中颇有争议的问题上偏袒一方。而他既没有从自己的观察中，也没有从别人的观察中，既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报告中，也没有从其他报刊的报道中了解这个问题。
1896年11月25日《萨克森工人报》（德累斯顿）第273号
[1] 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编者注
[2] 见本卷第56—64页。——编者注〔即《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录入者注〕
[3] 1896年11月初，有人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指责威·李卜克内西，说他在关于土耳其，尤其是亚美尼亚的局势问题上，没有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拒绝在《前进报》上刊登罗·卢森堡关于该问题的一篇文章。——编者注
[4] 威·尤·格莱斯顿，19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党的领导人，利用保守党政府的反对派来对工人阶级推行蛊惑政策。他与亲土耳其的政府政策相反，揭露土耳其奴役下的国家发生的暴行，而原则上不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编者注
[5] 戴·乌尔卡尔特，亲土耳其派，于19世纪3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任英国外交官，并于1835年公布了俄国国家秘密档案，揭露了沙皇的政策计划，特别是有关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计划。——编者注
[6] 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在柏林举行了国际会议。迫于军事恐吓和外交压力，俄国政府将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审议。该和约是俄国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获胜后于1878年3月3日同土耳其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抗议。柏林会议最后作出了解决东方危机的临时决议。1882年1月，在奥地利根据柏林会议决议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起义。起义是由于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的通过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心怀叵测，极力利用起义牟取私利。——编者注
[7]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参看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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