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
罗莎·卢森堡
1896年7月25日
一
“一位备受尊敬的波兰同志”（我们和《前进报》只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匿名出现的）[2]试图在本月15、16和17日的《前进报》附刊上用同名文章反驳我们发表在《新时代》32、33期[3]上的文章。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犯了一个倒霉的错误：他将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混为一谈，而且竟然根据他自己这种荒唐的混淆，给我们讲述极为骇人听闻的故事。既然我们要在波兰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进程，所以我们要支持殖民政策！支持保护关税！不仅如此，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最好能够向我们证明，我们必须完全支持废除普选权，废除结社权，支持“挥剑开枪”，以便使我们的目标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似乎从未听说过，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局部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二者之间往往存在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应该而且必须考虑资本主义在每个国家发展的一般方向，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局部利益。波兰资本主义的一般方向便是与俄国的联系越来越稳固。如果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无视”这个方向——正如他信誓旦旦地所说的——那我们十分担心，波兰的实际情况会无视他及其重建波兰的纲领，要知道，俄国的事情已开始全然无视这个纲领的基础。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似乎完全不知道，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有各自的方向。相反，他以为历史是勤勉负重的女店员，她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口味，从大量好东西中翻找出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社会党人也许可以选择最好的，因为他们受到世界未来的主人的委托，来到店里。这样一来，社会党的任务自然就简单了。首先，只要把事情都放下，为现有的无产阶级虚构各种可能的政治形式和组合，然后对这些形式和组合进行仔细的审核和相互比较，如果它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朋友，那就选择最好的，而不用关心现存的历史既定的国界——这道菜就做好了。这样一项精神劳动使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深信，一个波兰共和国与俄国宪法相比，对无产阶级来说要好得多。他们根据文献事实——波兰的最后一位君主，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去世时独身且无子女，虚构出独立的波兰肯定采取共和制形式。他们忘了，保加利亚和希腊同样没有王朝，没有君主制的传统。关键是：我们实现这个最民主的共和国的最好的纲领的手段从何而来？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非常轻松地回答说：我们自己认为，“俄国实际上不再强势逼人，只需一根手指就能推翻它”。不，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也没有这样表达过这种意见。我们也许说过，沙皇制度迟早会“像地震破坏鸡窝”[4]一样被推翻。但是，“俄国”和“沙皇制度”，国家和国体——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讨论中混淆这两个概念有时是很实际的，但在政治生活中却是很不实际的。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一定会消灭沙皇制度，但它不能也不会打碎俄罗斯国家这个政治形象。这就是为争取宪法而作的斗争和为重建波兰而作的努力之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如果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以为，混淆“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这两个概念，就能将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变成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那么，实践就会警告他和他的同志们放弃这个政治企图。如果他们用头去冲撞作为整体的俄国，而不是沙皇制度，那么他们恐怕只会撞出满头的政治大包。
二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认为，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能够与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全面协调。关于前两个国家，即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我们无须对《新时代》第33期上的论述作太多的补充，因为那里尚无人对此作出反应。社会爱国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两个帝国最大可能的民主化”来赢得波兰的独立。我们已经指出，国家的民主化不是要打碎，恰恰相反，是要巩固这两个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因此，不管波兰社会党人是否放弃建立波兰阶级国家的努力，还是谋求用其他方法来建立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主化的波兰阶级国家，到时都必然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矛盾。
是的，社会爱国主义本质上有这样一种自然倾向：将波兰的运动与德国和奥地利的运动的关系归结为纯粹表面的、偶然的事情，不是原则性的，而是纯目的性的问题。因此，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的朋友们在1895年的《工人日报》上写道，在加利西亚，社会党人与奥地利党组织在一起，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不能与奥地利党联合起来。而奥地利觉恰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因此，如果说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不与葡萄牙党联合构成个整体，那对葡萄牙党完全是一个合理的惩罚，因为它是一个有缺陷的党组织。
但是在俄国，争取重建波兰的斗争与俄国无产阶级争取宪法的斗争之间存在极为尖锐的矛盾，而社会爱国主义者对此是完全清楚的。他们在载于1895年10月《曙光报》上的一篇社论中写道：“让我们暂时设想，我们已确信要实行民主制，确信俄国宪法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应该把它们作为政治要求提出来吗？我们立刻回答：不应该。一个政党不能一下子提出两个互相排斥的要求。”确实，在现有的国境内使政治机构民主化的努力和逃离现有国境的其他努力是互相排斥的。因此，社会爱国主义也意味着俄国各种无产阶级势力之间的内部矛盾，从而也意味着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弱化。这是一个罕见的心理政治现象：一个政党在沙皇俄国否定推翻沙皇制度的斗争，竟然还有这么高尚的意识，竟然不仅为了自己，甚至还为了整个文明世界浮想联翩！希望文明的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在伦敦能比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及其备受尊敬的朋友们更懂得区别自己的利益。
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不喜欢我们的历史观。为了说明这种历史观的缺陷，他向我们提出了几个我们——他似乎以为——从我们的角度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尽管有与俄国最有利的商品交往——“这个忠实的喜欢外来政府的党恰恰在俄属波兰是最弱势的”？非常简单，因为正是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想象它是最弱势的。相反，在加利西亚和波兹南，大量小资产者形成民族反对派，而在俄属波兰，大部分小资产者由于依附于俄国而获得好处，助纣为虐。是的，那些忠实于俄国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极力证明自己的忠实，其程度不亚于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所能达到的程度；他们竟然自我否定，去亲吻那只在政治和民族问题上重重踩了他们一下的大脚，请看尼古拉二世登基和加冕期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些丢人现眼的波兰人。
第二个吓人的问题：为什么立陶宛的地主尽管承受着俄国谷物的竞争，却不是重建波兰的拥护者，而是俄国人的朋友？同样很简单，因为立陶宛的地主不是中学生，而是讲求实际的人，所以他们将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关于在一个要建未建的波兰国家的没有竞争的谷物市场的预告，视为无稽之谈，并且不是试图通过对未来国家的想象，而是通过央求沙皇制度等等现实的手段，来消除他们的忧虑。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受到匈牙利公牛困扰的加利西亚小贵族也不拥护重建波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奥地利政府使加利西亚小贵族能够像对待猪和牛一样对待波兰和鲁提尼的农民，就像再好的祖国也不能给他们更好的机会，所以给匈牙利牲畜逼近西方所造成的压力以丰厚的补偿。
因此，“我们的”唯物史观似乎没有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所认为的那么糟糕：确定和说明各个阶级的政治形象的一如既往是物质利益。
但是，最后拿我们与阿基利·洛里亚[5]作比较，说我们将被洛里亚等于马克思——正如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等于李嘉图一样的等式——所击倒。然而，在核实了这位备受尊敬的同志关于唯物史观的特别概念之后，我们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这可能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个吓人的等式对他自己来说似乎也是一个带有四个未知项的等式。
1896年7月25日《前进报》（柏林）第172号
[1] 本章的第一节与我们的朋友格·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可以不予发表。——编者注
[2] 1896年7月15—17日《前进报》上的一组文章的作者是波兰社会党右翼的主要代表维·约德科-纳尔凯维奇。——编者注
[3] 见本卷第20—38页。——编者注〔即《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录入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5] 阿·洛里亚（1857—1943）——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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