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
一
近年来，在所谓波兰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很有意义的转变，凡是注意观察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社会主义世界对波兰追求自由的愿望的关注由来已久，几乎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一样长久。早在1848年，在西欧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对波兰问题表示同情以后，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把波兰的独立列为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要求。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把有关波兰问题的口号列入自己的对外纲领，是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抗议，首先是对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抗议，那时俄国是反动势力中唯一的一块坚硬的岩石，它准备扼杀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但是，在立即进行一次革命的希望长时间无法实现以后，重建波兰的口号也就不切实际了；要想使这一口号有可能得到实现，只能指望欧洲政治发生有利的转变，指望欧洲发生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合作，今天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为无产阶级的势力范围所掌控。
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在80年代初才开始。但是，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对重建波兰的要求漠不关心，而且简直是敌视这一要求；在这里讨论个中原因，就会离题太远。这既涉及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也涉及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那里早在1890年以前就存在工人运动了。撇开与工人运动无关的一个国外的社会主义小组，即《觉醒》[1]不谈，波兰的独立过去只是在一个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派别（它在波兰被称为爱国主义派）的纲领中被表述过，——请注意，“爱国主义”一词的含义不是西欧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不是指个人对祖国的爱，而是指一个旨在重建波兰国家的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派别和波兰本土的工人运动的关系，可以简练地用“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爱国主义！”这句流行语来描述。
当德国和奥地利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波兰运动[2]时，情况大体上没有改变。1890年，这一运动刚一出现，加利西亚的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就同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站在完全一致的政治立场上。共同的纲领，——在德国是爱尔福特纲领[3]，在奥地利是海恩费尔德纲领[4]——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策略，这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关于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特殊政治任务，例如关于波兰的独立问题，还谈不上。
当然，有些只会使民族主义流派内明确的关系变得模糊和混乱的重要迹象，很快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1891年，在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5]上，波兰代表脱离他们各自的政治上的战友，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波兰代表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此的解释：他们组成这个代表团“是为了波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策”。
1892年，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者在党的维也纳代表大会[6]上认为，有必要对刚刚投票表决而且也得到他们赞同的党的组织采取保留态度，他们宣布，鉴于他们这个地区的特殊情况以及他们对生活在奥地利以外的同胞的义务，他们同整个组织的联系不能像章程所要求的那样紧密。
1893年，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终于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组成一个单独的波兰社会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一是为了驳斥由于他们隶属于德国党而遭受的来自波兰资产阶级方面的诽谤；二是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语言自由，反对政府的日耳曼化意图。
但是，尽管如此，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态度，就其本质来说，依然如故。人们对于波兰党的上述行动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可以认为这一行动的理由是不成立或站不住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行动是出于纯粹实际的、从属性质的考虑，并没有触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即政治纲领。只要社会主义者根据一个共同纲领在同样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活动，即使他们结合成不同的党组织，他们在活动中也多少会表现为一个唯一的整体。
但是，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却仍然是奥地利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个政治纲领。前者在他们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对共同的海恩费尔德纲领作丝毫修改，后者在党的科隆代表大会[7]上，由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宣布，虽然他们有单独的组织，但还是遵循爱尔福特纲领。在他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894年圣诞节在布雷斯劳召开）上，他们又放弃了由建党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修正案，从而保留了纲领的本来面貌。
只是在最近，波兰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把原来的“爱国主义的”纲领直接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人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流派——可以正确地称之为社会爱国主义的流派——是在1893年，它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纲领草案（见伦敦出版的波兰杂志《黎明》1893年5月号）。但是，1895年7月，在伦敦出版了一家法文小报《波兰社会党公报》，其中断然宣布，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党力图重建波兰。正是由于这一情况，即由于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完全不同，《公报》才补充说明两个党最近几年的行动方式：前者在1892年党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的保留态度，后者的特别组织，等等。
毫无疑问，《公报》的武断的论点和说明与事实——至少在形式上——不符，因为上述两党从来没有透露它们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甚至也没有在它们的代表大会——唯一有权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时它们发表过一些言论，有些模模糊糊地暗示它们有意重建波兰，但是很明显，在讨论是否通过一个新的党纲这一问题时，是不能把这些言论考虑在内的。
但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当前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它们暂时悄悄地发展，无论如何要使上述各党的纲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正是现在伦敦《公报》公开明确表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倾向，使人们可以重新审视波兰运动中曾经的那些迹象，如德国的波兰特别组织、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者的保留态度，以及类似情况，那时是以十分次要的实际考虑为理由来解释这些迹象的，它们在党的报刊上始终很少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似乎并不重要的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向的目标，同样，可以猜到这个联结各种表面上没有联系的措施的内在过程。
鉴于一部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脱毛过程，波兰问题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必须从新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在那种情况下，波兰独立只是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个要求，现在要成为对内政策的纲领，即一部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纲领，因此具有一种纯粹实际的性质。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个期待中的解决办法表示关注以外，暂时还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波兰的独立应当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由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指通过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通过解放一切人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使波兰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是指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使波兰作为国家实现独立，就是说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波兰的无产阶级要把建立这一国家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正如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要争取普选权，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要废除复选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再是关注，而是利益，一方面是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是实际的可能性，也就是完成任务的物质力量。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全新的论证。一方面对波兰犯下了从国际法上说骇人听闻的罪行；另一方面需要一道保护墙来抵挡尼古拉一世的俄国。这足以说服国际无产阶级把波兰问题的口号纳入自己的对外纲领。但是，这些理由不足以说服波兰的无产阶级把这一口号纳入直接实践的纲领。在这方面，对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一切其他要求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观点都应适当加以考虑。可见，首先要考虑这一要求同波兰三个部分的客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同这一发展本身为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任务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手段的关系。这些观点是唯一能够决定重建波兰是否真正符合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波兰无产阶级是否能够实现重建波兰。波兰的报刊，还有法文的《公报》第一期，多次论证过这一新的思潮，我们在这里无需详加探讨，只要笼统地指出，这一论证以纯粹的空想为基础，与社会民主党的思维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就行了。对于俄属波兰来说，这一论证的基础是比较两个尚不存在的宪法——独立波兰的可能的宪法和俄国未来的宪法，同时承认前者居优先地位。
但是，对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来说，关于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重建波兰的理由是，这两个部分据说充斥着德国资本，这使身受异国资本剥削的波兰工人有“倾向于采取一种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非无产阶级政策”[8]的危险。接受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纲领据说可以消除这个民族主义的危险。由此可见，在第一种场合，用来论证整个纲领的是一种预测，在第二种场合，却是一种担心。这类不是从实际的社会发展产生，而只是凭空捏造并且硬加在波兰无产阶级身上的“阶级利益”，当然完全是一种虚构，并使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纲领仅仅十分勉强地表现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纲领。
但是，我们虽然不想详细讨论对纲领的这个论证，但我们要比较详细地探讨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在实践上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个纲领的实现可能性和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鼓动中接受这个纲领以后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
二
只要把波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概括起来，就能大致描绘波兰社会状况的图景，这一图景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使人得出结论说，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行动来重建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是无法实现的。社会爱国主义派自己说：“波兰的贵族、波兰的僧侣和资产阶级感到在狗窝里很舒服，并且开始发誓要抛弃起义的旗帜。”[9]到此为止，他们也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只是确认波兰三个部分的统治阶级都忠于政府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可惜他们并没有从这个非常正确的考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时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同往常一样，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波兰统治阶级在所有三个兼并国家中都忠于政府这一政治现象，还原为他们的物质利益的语言，那么，我们便会得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重建波兰不可能符合波兰的恰恰由资产阶级代表的经济发展的利益。
例如在德国，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很早就主张政治统一。政治统一在德国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存条件，而且在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就已经通过关税同盟[10]为此作了准备。当前的波兰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波兰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微不足道的，以致对于它们，对于这三个部分的经济生活来说几乎不值一提。相反，波兰每个部分与它们有关的兼并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支配着前者的整个经济，因为它已经采取了现代的形式。波兰资产阶级所热衷的确实也根本不是波兰的重新统一，而仅仅是从经济上利用由于他们从属于兼并国家而产生的那些有利条件，如俄国的广大劳动力市场和保护关税政策、德国的谷物市场、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等对原料的刚性需求。俄属波兰是一个拥有大工业的地区，而在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大地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统治阶级，这一情况虽然在很多方面会使后者和前者的社会关系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波兰的所有三个部分在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容克完全像俄属波兰的大资产者一样牢牢地依附于吞并国家。可见，如果说在德国分裂的各邦之间起作用的是经济的吸引力，即所谓资本主义的向心趋势，那么波兰的经济发展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确切地说，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趋向同有关的吞并国家相融合。这个融合过程在俄属波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波兰的其他两个部分也在顺应这样的过程，虽然比较缓慢。因此，重建波兰远不是波兰社会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这个结果直接相矛盾。
综上所述，通过波兰无产阶级的力量来争取波兰的独立，是一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未曾承担过的艰巨任务。这里涉及的已不再是争取一定的，哪怕是广泛的政治让步，例如俄国的宪法或者奥地利的普选权。因为这些让步绝不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相反，它们本身就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爱国主义派却不是这样，他们给无产阶级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难题。以前是占有者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即利用民众各阶级这个无意识的工具，创造新的国家形象，而现在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本身要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不仅如此，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还要违背占有者阶级的愿望和利益，用暴力把那些拼命反对移植的资产阶级，确切些说，它的三个资产阶级移植到新的阶级国家，同时强力扭转它三个部分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向。可见，无产阶级要争取波兰的独立，不仅必须粉碎欧洲三个最强大的政府的强权，而且必须自身强大到足以战胜它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存利益。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不顾自己作为被奴役阶级的地位，而去取得一个统治阶级的地位，并利用自己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再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今后继续对它实行压迫的工具。
在简单地表述这个问题时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朝一日能不顾三个兼并国家的政府和波兰的资产阶级而实现重建波兰，那么，它也能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完成第一个任务所需的力量和阶级觉悟的程度，无疑足够用来完成第二个任务，在完成第二个任务时仅仅需要利用经济的发展，而在完成第一个任务时必须打破这一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就类似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关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举行总罢工的争论中（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只是消极地反抗资产阶级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都表示，无产阶级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无力削弱阶级国家的那些最重要的职能。但是，如果说无产阶级甚至无力阻止统治阶级进行战争和随后重洗欧洲的政治牌，那么，它显然更加无力违背统治阶级的生存利益，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并打碎现存的国家。因此，社会爱国主义派的纲领，无论从它的实现可能性的角度看，还是从它的理论构思看，都同样是空想。
三
一个站不住脚且不具实际操作性的纲领，也许不能排除其暂时被接受的可能性。因此，除了描述这个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特点，还应当指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因接受这个纲领而不得不经历的变化。我们说“不得不”，是因为在这个方面——牢记这个方面非常重要——他们以前的活动不算数。以前，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既没有接受这一要求，也没有在鼓动中让它发挥某种重要作用。相关的倾向至多偶尔表现出某种动摇和不彻底。相反，比如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以前参加选举鼓动，以及加利西亚的党为普选权而进行积极的斗争，显然只归功于他们的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志的共同纲领，而绝不能视为把波兰独立的要求付诸实践。然而，在讨论这一要求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时，我们绝不打算充当预言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只是从这个纲领本身的特征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随时都用已有的事实材料检验我们的结论。
首先，如果我们在事实上接受这个可疑要求，这就会反过来影响组织关系。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一旦为自己制定一个单独的政治纲领，那他们就不可能隶属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党。而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拥护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比如援引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的特别组织为例，认为这正是接受重建波兰这一要求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和一个直接的后果，虽然这种判断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的声明确实相矛盾。关于加利西亚的同志1892年在同奥地利的党实行组织联合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保留态度，社会爱国主义派也作了这样的解释。[11]
可见，纲领的差别必然使波兰社会主义者脱离德国的和奥地利的组织，一个共同的波兰纲领必然同样会导致波兰的所有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者联合成一个唯一的波兰党。而且第二个结论已经得到一些事实的证明。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波兰代表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代表团，它代表一个虚构的全国性的波兰党，而且本着国际声援的精神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党进行交往。他们在这样做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代表们组合成“民族代表团”时，“民族”一词与“国家”一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的，社会主义代表团不能代表过去的或者未来的国家，而只能代表当前的国家。上面引用的伦敦《公报》也企图假装是共同的统一的波兰党的机关报。
可见，同样政治情况下的不同政党的形成和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一个统一政党的形成，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党派团结和同一个国家的同志之间的国际团结，这些似乎就是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下一个实际后果。
仅仅这一后果就排除了进行任何有益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本来就在于使国家机器民主化，并且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利用这一机器，所以这个斗争在其目的和任务的问题上，显然必须与各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当前，波兰的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共同的民族性，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三个不同国家。
波兰无产阶级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当前进行的政治斗争只能考虑当前的情况，因此，它在这方面必须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并且必须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下把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么这个纲领是显然不能适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干脆无视所有三个部分的政治环境。这同人们打算以一个共同的纲领把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联合在唯一的一个党内是一回事。这种做法的荒谬一目了然。可是，怎么区别这种做法与建立一个总的波兰党的计划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那个共同的民族因素来区别，然而，对于纲领的共同性来说，这个因素是可以不必考虑的。
但是，如果这个纲领不适应各个部分的政治形势，如果纲领无视这种形势，那么纲领的制定者就必须有所准备，他们自己也会被活生生的现实所无视。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无产阶级制定个共同的纲领，只能使这三个国家的波兰运动走上共同的绝路。
确实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的政治条件下活动，却必须提出与这两个党不同的政治要求。即重建波兰。为了使波兰工人容易接受这一要求，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波兰无产阶级的状况与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状况的不同特点，作为他们进行鼓动的出发点，设法在前者和后者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但是，波兰工人的阶级状况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者的阶级状况毫无差别，因此无法在它们之间划出这条分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强调唯一不同的东西，即民族因素。因此，他们将必然经常解释在德国的波兰工人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的成员所遭受的苦难，因为他们与德国工人有着共同的阶级状况。因此，他们必须把民族压迫——这一对于工人来说是次要的现象——上升为主要问题。但是在奥地利，波兰人享受民族自由，就必须直接诉诸民族感情、诉诸历史传统等等。
情况又能怎么改变呢？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大运动中，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表现，并不以其民族性为转移，鉴于这种情况，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能够坚持他们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纲领的独立的党的存在，必然不得不越来越明确地强调民族因素。可见，党要进行自我维护，它有可能面临被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总的潮流吞没的危险，可以说，这种情况必然迫使他们要把自己的整个鼓动民族化。除了在隐蔽阶级立场的同时强调民族因素外，他们也必须给党的一切极其重要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共同的情况对于波兰的和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必然是共同的）打上一个特殊的民族印记。这后一件事，社会爱国主义派已经在做了。他们本着他们所提出的纲领的精神，例如把波兹南和西里西亚在1893年帝国国会选举中投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本能地解释为民族波兰的一次示威。他们说：“如此之多的选民已经通过他们投票给波兰社会主义的候选人表明，他们今后既不想忍受德国的统治，也不想忍受本民族的贵族和黑帮的统治。”[12]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他们把德国政府的警察对波兰工人运动的迫害更多地归咎于民族压迫，而不是归咎于德国政府的阶级政策，因为他们把这些迫害理解为“把德国的法律应用于被征服的省份。”[13]
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这次党代表大会（1895年9月28—29日在新松奇召开）的一项决议就是对我们的结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明。决议中说，为了表示波兰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的统一，决定发出一份对所有这三个部分都适用的共同的五一节宣传册，而且责成出版《公报》的伦敦小组办理此事。[14]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我们得出的那些结论已经以非常简练的方式得到证实。
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使党的主要行动，即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种典型的波兰性质，并以这一主要行动与整个奥地利的党划清界限。他们还企图使五一节的活动具有一般的波兰性质，即不以三种十分不同的政治形势为转移的那样一种性质，从而突出共同的民族因素，淡化各种政治因素。这种做法在奥地利尤其突出，尽管五一节在那里首先具有，而且必须首先具有政治性质，由于那里的群众在政治上没有权利，五一节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加利西亚代表大会决定进行的这样一种五一节鼓动活动，在实践中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呢？在上述的五一节宣传册中，会号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特别是在整个奥地利号召争取普选权吗？显然不会，因为争取普选权的口号对于俄属波兰和普属波兰（宣传册也是针对它们的）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会不会号召重建波兰呢？但要是号召重建波兰，加利西亚党在奥地利采取的就完全会是分立主义的政治态度。最后只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吗？要是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就等于取消五一节活动的所有政治意义！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排除这样的情况，这本宣传册只是对拥有三种不同政治要求的俄属、普属和奥属波兰这三个独立部分的简单概括，因为，如果在五一节宣传册中罗列一些只对波兰其他两个部分具有意义的鼓动材料，那么就会使加利西亚的五一节鼓动更加困难，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引起代表大会的注意。而且还专门要求这个宣传册特别重视所有的波兰工人共同的民族因素，[15]结果就会使加利西亚的工人同奥地利的其他无产者的紧密团结更加退居次要地位，使他们共同的政治斗争更加走下坡路。可见，分立主义和掩盖政治上的阶级立场，始终是制定典型的波兰纲领这一倾向的后果。
如果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想把重建波兰的要求，补充到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去，那么，很明显，这样做既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能在实践上达成内部的统一。确切地说，这样的拼凑必然是纯粹的表面文章。
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种纲领要求相互之间总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任何一项要求的实现，都会激励无产阶级为实现其他要求而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同时创造客观条件去实现那些要求。相反，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逐步实现，德国和奥地利从而也包括它们的波兰各省的运动的发展和加强，只能削弱，绝不会加强这些国家的重建波兰的运动。那里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越成功，工人阶级本身的影响越大，波兰的工人就会感觉到，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需要就越小。
同样，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加强很少能够为实现这一意图创造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增强最终将导致在现存国家建立自己的统治，但绝不会导致打碎这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提供力量，使它能够消灭作为一个社会机体的现存国家，用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但绝不提供这样的力量，使它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打碎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现存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总是该国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增长的反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后果，是政治上的集中、国家各个部分的更紧密的结合，是加强和扩大把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无产阶级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引起集中化的后果，使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统一的国家民主化，但是无产阶级无法抗拒那些后果，并且使国家的各个部分重新获得独立。我们可以预言，奥地利如果争得普选权，将会激励无产阶级大踏步走向自己的各个阶级目标，但远远不会同时促使奥地利国家走向崩溃，确切地说，会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在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因此，重建波兰的要求不能同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要求和活动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把这一要求写入共同的党纲，那么，就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摇摆于民族主义立场，即所谓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立场和各个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的阶级立场之间，使他们在一个地区的鼓动与另一地区的鼓动之间失去内在的联系。
但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会把他们的活动重点放在哪一种立场上，是放在典型的波兰民族利益的立场，还是放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立场，这是不难猜到的。
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社会主义者与德国党和奥地利党并列这种状况，必将迫使他们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但尽管如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能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鉴于在波兹南和加利西亚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几乎可以令人想起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情况，鉴于大工业的缺乏，社会主义者主要在手工业者中间争取拥护者，而这些拥护者受着小资产阶级，即举足轻重的城市阶级的强烈影响。但是，加利西亚和波兹南的小资产阶级是纯粹民族主义传统的最后的维护者，尽管是无能为力的维护者。既然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民族纲领区别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整个运动，他们也就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将使他们日益远离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党共同进行的阶级斗争。
德国的波兰社会党把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诽谤，称作使它退出德国组织的原因之一，它因属于整个德国组织而遭到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指责，这种情况证明，上述第二个结论也不仅仅是预言。[16]因此，当前波兰的同志在德国的特别组织差不多是他们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让步。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像在谈到加利西亚党代表大会那个独特的决议时一样，不涉及接受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最后的后果，甚至也不涉及最初的后果。我们在这里暂时只谈在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起作用的那些倾向的一个表现。
如果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策略，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从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一个跟着资产阶级的节拍跳舞的党。
四
这就是把重建波兰的要求列入纲领的实际后果。这个纲领无论就其构思（像我们提到的）还是就其可操作性（像我们所指出的）来说，都完全是空想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中导致纯粹的民族主义，但非常奇特的是，纲领的起草者却试图给它贴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他们以为只要利用各种机会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建波兰的思想所表示的同情就万事大吉了。他们特别频繁地援引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发表的那个意见：重建波兰是欧洲民主派反对俄国反动派严重威胁的一道防线。
但在我们看来，喜欢援引这条老意见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恰恰忽视了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但对于这个问题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已经非常透彻地指出，由于现在俄国军官力量不足，由于俄国士兵的思想特点和俄国官吏的素质，尤其是由于它的整个经济，特别是财政状况严重失常，所以它绝对无法侵略欧洲，甚至连进行一场防御战争也不可能，而且它简直可以说已经处于政治破产的前夜。[17]可见，现在的俄国已不再是尼古拉一世的俄国，那时必须有一道人墙才能阻挡它入侵，在它国内也根本没有任何发展的因素。目前在它的内部正孕育一场专制制度无法控制的巨大的变革过程，而且如果政府不懂得及时作出让步，那么，它会面临“就像地震破坏鸡窝”那样被推翻的危险。[18]
此外，社会爱国主义的拥护者首先还应证明，在今天存在全面的国际交往和各个国家经济上互相依存的情况下，在欧洲同俄国之间人为划界是否还有意义。然而法国的事例表明，俄国反动势力的手伸得很长，它能够越过若干中间国家去扩展它的影响。
他们寄托于未来的波兰民主制的希望原来也是一个尚不存在的政治银行的支票，可能掌管这个银行的人——波兰的有产阶级——完全有可能拒绝兑付，而且甚至会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死心塌地去充当“不共戴天的敌人”即俄国沙皇政府的同盟者。
所有这些打算和希望显然完全是空中楼阁。
总之，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话至多能表明，重建波兰是可以向往的。但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忘记了：不是所有值得向往的东西也都因此能够实现；不是所有就其本身来说能够实现的东西，专门对无产阶级来说也能够实现。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教导工人阶级说，不要把单纯的愿望，不要把单纯的争取值得向往的东西的意志理解为它一切意图的动力，而是要把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物质条件理解为检验它的一切意图的标准，唯有实际的物质条件才能决定值得向往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实现，并使有可能实现的东西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毫无疑问，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如此频繁地引用可能重建波兰的那些说法时，无论如何没有考虑波兰的物质发展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比如恩格斯说：“如果普鲁士（在同俄国的战争中——罗·卢·）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么这也将是它应得的惩罚。”[19]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波兰无产阶级，不是它的日常的阶级斗争，而是普鲁士、欧洲的外交和战争。一切认为重建波兰对欧洲是必要的人，也期望从战争中得到这个结果。现在人们对这些期望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不管怎样，以下几点是清楚的。
第一，这些期望尽管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说过的，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甚至根本不是党的原则；如果人们想把关于重建波兰的这些说法变成社会主义教条，从而把对社会爱国主义纲领的责任间接地转嫁给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他们恰恰要冒把马克思下面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即：“他们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思想的本领，他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他们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20]
第二，只要战争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并且使社会主义政党感到不满，未来战争的结果就不能为社会主义纲领提供基础。对一场未来战争所抱的希望至多能决定波兰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策略，却绝不能够决定他们用于日常斗争的纲领，现在甚至连这一策略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战争发生的时间和一切伴生的情况。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那些话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实际的日常纲领的指针，因为这些话只涉及对外政策中的偶然情况，而不涉及波兰的内部阶级斗争和波兰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一般说来，那些话就其来源和特点来说，更多是属于那个美好时代的，那时“波兰人和革命者——至少在民族意义上说——是同义语”。[21]在波兰的一次起义和另一次起义[22]之间国家始终处于群情激愤之中。但是现在，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早已成为过去并被人遗忘了，因为从那时以来，在俄属波兰——波兰的心脏和所有民族起义的策源地——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即农奴制已经被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在发展。可见，波兰的社会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了。1848年波兰的“革命者”——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一个新的角色——资产阶级——登上了舞台，现在它担任第一小提琴手，而且在那里演奏的不是民族歌曲《波兰还没有灭亡》，而是俄国的赞歌《神佑沙皇》。
如果说，30年来已经听不到的波兰起义的号角声突然在1893年吹响了，并且传到了社会爱国主义的拥护者耳中，那么尽管如此，这也纯粹是他们的政治审音力的幻觉造成的。在真实的自然界没有发生这样的奇迹。其实，任何一个波兰统治阶级现在都不会想到重建波兰。而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也正是只能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而不能使这个车轮倒转。
顺便说几句。伦敦《公报》的出版者（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赞成社会爱国主义的纲领，并迫使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接受这个纲领。他们强调，这两个党在它们的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接受了重建波兰的要求，只是没有公开表述出来，以免被控叛国罪。[23]因此，这两个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说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暗语，它们有纲领，同时又没有纲领——视情况而定——它们可以用这种暗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必与人对着干。当然，这是很狡猾的，但是，在重大事件上耍滑已经使不少人送了命，因为伪装在历史市场上是行不通的。现在对波兰运动最迫切的事情正是政治态度是否鲜明的问题。因为政策上的动摇不仅给各个波兰党的纲领，而且给它们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混乱。对于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混乱是从最近的有关五一节活动的决议开始的。但是对在德国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来说，混乱早在他们有了特别组织的时刻就开始出现了。正是他们同德国党的关系（他们从1893年以来一直未能厘清这一关系）为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样板。当波兰的同志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时，他们同时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他们的代表尼库尔斯基出席了科隆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提案，其内容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责成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提出一项关于在德国的波兰省份实行语言自由的法律草案。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参加德国的党代表大会，这就表示他们必须同德国党保持紧密联系。但是波兰的同志在作出决定时似乎忘记了，他们要退出一个党，同时又要留在这个党内，或者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派代表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而这个代表却不是这个党的成员，那是不可能的。在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24]上也就不再有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了。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25]召开时，他们又决定派遣一个同志参加，并作关于波兰运动的报告，这个同志是否具有代表身份，决议没有明说。然而，我们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既没有看到波兰的报告，也没有看到本应代表波兰组织的那个同志，不管他是代表还是来宾。而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可能派遣一个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代表——不言而喻，这与关于党组织的任何概念都相矛盾——但还是没有解决下面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代表有什么意义？如果波兰的同志认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他们也具有约束力，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退出德国党，从而放弃积极参与执行这些决议的权利，从而同时也拒绝接受德国党方面对自己的支持。但是，如果这些决议对他们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他们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派遣代表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可见，在德国的波兰同志明确地感到有必要加入德国的运动，但是，正是这种政治态度的动摇现在和将来都将妨碍他们为自己同德国党的关系找到（明确地说，重新找到）相应的组织形式。
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也必定很快陷入相似的处境。最近这次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26]一致确认——这正是代表大会讨论中的基调——，鉴于即将进行的选举改革，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的新的重要政治任务是无条件地建立一个严密的集中制的组织和实行统一的政策。可见，党在政治权利方面所取得的第一项成就的下一个结果，是党的集中化和统一化。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还会加强这一趋势。这样，整个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和发展同加利西亚组织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分立倾向彼此之间就直接产生了矛盾。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必然要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他们一是赞同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二是在判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与这一决议的性质截然相抵触的关于五一节活动的决议。如果这两条船驶离得越来越远，那么，那些打算脚踏两条船的人的最后处境是不难预料的。
可见，为了波兰运动的利益，必须结束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动摇。在德国和奥地利不存在提出一个特别的波兰的工人纲领的物质基础，德国的民族迫害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基础。相反，对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卓有成效地为波兰工人的一切利益而斗争的唯一方法在于：他们完全站在同德国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共同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把现存的国家界限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既成事实，彻底放弃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波兰的阶级国家的空想。从波兰的社会主义者的角度说，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加速那个时刻的到来，那时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也将使波兰民族得到彻底解放。[27]
1895—189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4年卷第2年卷第176—181、206—216页
[1] 指波兰流亡者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者支部于1889—1893年在巴黎出版的《觉醒》杂志的拥护者。他们只向知识分子提出建立共和主义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编者注
[2]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倡议下，于1890年12月在柏林建立了波兰社会主义者联盟。1893年9月，在弗·莫拉夫斯基和弗·麦尔柯夫斯基的领导下，联盟和其他波兰社会主义团体一同组成普鲁土兼并地区波兰社会党，直到1903年，该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个自治的组成部分。1892年1月，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组织在利沃夫召开了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伊·达申斯基和赛·黑克尔等的领导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编者注
[3] 在1891年10月14—20日于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编者注
[4] 在1888年9月30日—1889年1月1日于海恩费尔德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基于这份纲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各个团体联合成为一个革命的党。——编者注
[5]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编者注
[6]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2年6月5—9日在维也纳召开。——编者注
[7]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3年10月22—28日在科隆举行。——编者注
[8] 《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3页。——作者注
[9] 《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作者注
[10]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编者注
[11] 《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写道：“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加利西亚和普属波兰）的朋友们要公开表明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判叛国罪的危险。但是他们已通过以下行动充分表明了这种倾向——至少对于就此发言的那些人来说是如此；波兰无产阶级在1893年奥地利的党代表大会上对组织问题采取保留态度；在德国建立了一个波兰社会党，它是自治的并且仅仅同德国的党联合（？），而不像原来那样是德国党的一部分。它的代表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也发表了声明。”至于专门谈到后者的问题，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只是提到，他的党打算致力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波兰独立。这番话的意思只能是说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使波兰民族得到解放，绝不能说这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纲领。尼库尔斯基同时还解释说，波兰的党坚持爱尔福特纲领，这就证实了上面的说法。伦敦的社会爱国主义杂志《黎明》编辑部认为，波兰代表尼库尔斯基的这个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发言是不正确的（我们从该杂志1893年第11期引用了这个发言，在科隆代表大会的德文会议记录中只是发言的摘要）。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不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编辑部的意见，而是这个代表实际上认为应当解释些什么，而且首先是这样的事实：这个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得到权威方面的纠正，因为在德国的波兰同志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既没有拒绝爱尔福特纲领，也没有通过任何其他的纲领。因此《公报》的断言也与事实相矛盾。——作者注
[12] 《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7页。不用强调，这只是任意作出的解释，因为1893年整个德国的选举鼓动都是由德国党领导的，而且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出版物中只字未提重建波兰。——作者注
[13] 《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7页。——编者注
[14] 见加利西亚党的机关报《前进》的报道，1895年《黎明》杂志（伦敦）第10、11期转载；另见1896年1月12日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41号的加利西亚通讯。——作者注
[15] 见克拉科夫《前进》关于达申斯基讲话的报道，“波兰的无产阶级懂得对五一节的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五一节对于他们还有这样一层意义：它把他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波兰的三个部分的波兰工人在这一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深切的归属感。因此，五一节宣传册必须编写得使我们牢记节日的这一方面，因此它对所有的波兰人来说也必然是共同的！”1895年《黎明》杂志（伦敦）第10、11期转载；另见1896年1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作者注
[16] 尼库尔斯基在科隆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1893年《黎明》（伦敦）第11号的报道，另见1895年《工人之声》（苏黎世）第5号由特别组织的一个拥护者所写的社论。——作者注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80—487页。——编者注
[1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83页。——编者注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479—480页。引文中的“他们”指沙佩尔—维利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编者注
[21] 恩格斯的原话是：“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339页）——编者注
[22] 1860—1861年的农民起义浪潮导致1863年1月22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而于1863—1864年遭到血腥镇压。——编者注
[23] 我们在波兰这两个部分的朋友们要公开表现他们的分立主义倾向，就不可能不冒被控叛国罪的危险。《波兰社会党公报》第1期第4页。——作者注
[24]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编者注
[25]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5年10月6—12日在布雷斯劳召开。——编者注
[26]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896年4月5—11日在布拉格召开。——编者注
[27] 本文写成以后，我们在阿列曼派于巴黎出版的机关报《工人报》上看到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显然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方面拟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的，它宣布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重建波兰。达申斯基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提到“波兰人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时，心中想的就是这个决议。因此，他们打算通过取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批准而鼓舞各个波兰党坚决地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列入社会爱国主义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看，对这一纲领作批判性的说明，看来是更合时宜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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