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文章很好，而且很重要。我并不同意全部观点，同时保留答辩权利。今天我没有时间在信里答辩。这样吧，如果你把第29页至结尾部分删去的话，那我将很乐意采用你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部分登出去。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在我们的纲领中并没有谈到共和国。所以，这并不是由于差错，也不是由于编辑部的嗜好，而是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就连哥达纲领也没有谈到共和国。而马克思，尽管他批判这个纲领，在他信中也承认，公开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不合适的^[6]。恩格斯谈到过爱尔福特纲领中同样的事。^[7]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哪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都曾认为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多说了，总之，你所要坐待是至今一直受人反对的崭新的宣传。但是就这种新的宣传性质来说，是不宜对它进行公开讨论的。你要用文章来宣布，你要自行负责、单枪匹马地开展党所始终反对的那种崭新的宣传和行动。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用这种方式行事。任何个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不应当自行其是地造成可能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的既成事实。”

　　“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都获得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是保证我们在目前赢得最广泛的阶层热烈拥护的最近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现在必须宣传的唯一目标。在我们为了回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选举改革玩弄的卑鄙拙劣行径而提出了真正民主的选举制的口号时，纵观政局全貌，我们还仍然处于守势。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是任何真正的斗争策略的古老而有效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要在宣传中掉转枪头，全线转入猛烈的进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但是，我们只有在宣传中明确地维护我们政治纲领第一条提出的政治要求，即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可以最明显最清楚地，可以说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迄今在我们的宣传中，共和国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甚小。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我们党要防止德国工人阶级对共和国产生资产阶级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例如对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曾经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至今还在流行。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坚决彻底地不是针对阶级国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形式和弊端，而是针对阶级国家本身；它没有把精力分散于反军国主义，反君主专制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不断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成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弊端和任何形式的死敌，不管它们是披着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外衣。经过四十年这种彻底的启蒙工作，终于使德国受启蒙的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今天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堡垒。只不过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

　　然而，正因为在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四十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由于强调社会民主党共和主义的性质，我们首先便多赢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具体而通俗地说明，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原则上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阵营。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惊人的没落也特别表现在对君主政体的屈膝臣服上，在这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要比保守的容克更胜一筹。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德国内外政策的整个情况表明，君主政体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头目。毫无疑问，个人统治的半专制君主政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年甚于一年地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扩充舰队政策的动力，推行世界冒险政策的灵魂，就像它在普鲁士是容克的庇护所一样，在全帝国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鲁士政治落后性的堡垒，最后可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共和国的口号今天在德国大大超出了表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美梦，大大超出了坐在云端清谈政治的境况，它是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反对海上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政策，反对容克统治和普鲁士化的实际战斗号召，它仅仅是我们为反对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局部现象而进行日常斗争的结论和简明的概括。恰恰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为此指明了方向：容克贵族在帝国国会搞专制主义的政变威胁，帝国首相在普鲁士邦议会对帝国国会选举权进行无耻攻击，以及在普鲁士选举法问题上通过贝特曼提出的改革方案来兑现‘国王圣旨^[8]’”。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决不能达到。”^[9]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来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

　　以上所说的一起，只有不多的东西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些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11]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他再次指出，“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在党内加以讨论。”^[1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表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那么，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不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注意，马克思在三十五年前，在特森多尔夫时代，在反社会党人法出现预兆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罗·卢·）——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 — 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删节号代替马克思一个不客气的形容词——罗·卢·）^[13]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14]

　　“虽然只有一种，但是十分经常提出来反对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异议是，俄国的情况并没有向我们西欧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前者和后者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当然，我并不是不知道情况的差别，尽管不允许将差别夸大。我们的卢森堡同志最近写的小册子就清楚地证明，俄国的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假定的那样低贱，那样落后。就像美国的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贬低为落后之辈的习惯那样，我们在德国也必须改变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样习惯。”他还进一步指出：“作为政治因素，英国工人今天甚至比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不自由的欧洲国家——俄国的工人的水平还要低下。生气勃勃的革命觉悟使俄国工人具有伟大的实际力量；放弃革命，局限于眼前利益，奉行所谓现实政策，使英国工人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24]

　　“假如有人拿帝国初建时光辉的外部形势与今天的形势加以比较，那他就会承认，从来没有一笔这样可观的权力和威望的遗产这样快就被挥霍掉的……，自有德意志帝国以来，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没有像近来这样卑微，德国政府从没有像近来这样冒失和乖张地玩火。”（《新时代》第25年卷第1册第472页——罗·卢·）

　　“对于矿工们来说，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达到长足的进步。反对矿主的罢工是没有出路的；罢工一开始就必须作为政治性罢工出现，它的要求，它的策略必须考虑到是否会触动立法……”。考茨基同志接着说：“这一新的工会策略是政治性罢工的策略，是工会行动和政治行动相结合的策略，是矿工唯一还能采用的策略。一般来说，它是旨在使工会行动和议会行动重新活跃起来，并使两者都提高攻击能力的策略。”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将越来越依靠各种方式的政治性罢工去坚持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进展比理论来得快。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性罢工并为它寻求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的时候，自发的、由群众自己点燃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或者说，每一次群众罢工都会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大的政治较量都会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在意大利等国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780、781页。）

　　“我们已经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俄国的群众罢工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为产物，而是在当今的革命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革命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是由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消灭专制政体和建立现代的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治国家。在形式上看，这和德国三月革命、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产生这两次形式上相同的革命的条件和历史环境却与今日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与今日东方的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业已完成，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已经遍及西欧各国，而且也已遍及专制主义的俄国。在俄国，大工业生产和伴随着它的一切后果即现代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现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等等已经成了主要的、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那就是从表明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现在却反过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力量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一部分已经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软弱的自由派，只有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具有坚定的反对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被确定为领导革命的角色的。但是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幻想，却带着对自己特有的阶级利益的高度觉悟，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投入了战斗。这种充满矛盾的情况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俄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我们从俄国革命的发展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在群众罢工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因此，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从这个观点来看，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当前的俄国革命构成了一条连续发展的锁链条，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兴衰……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它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33]

　　“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罢工和它为寻求理论上的阐明和论证的时候，不是一次接一次的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自发地、由群众自己点燃而爆发出来，就是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都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是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员工中和别的什么国家的什么工人中。”^[35]

　　“这是胡闹。一个国家的全部工人在一声号令之下都停止工作，这样的总罢工需要以工人的一致和组织为前提，这种一致和组织在目前社会中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而如果达到了，便会势所必然地使它们无需首先发动总罢工了。何况这样的罢工不但会一下子使现存社会不能生存，而且总的说来，会使任何人都不能生存，无产者将比资本家更早地活不下去。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罢工恰好在它开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时，就不得不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从来没有、在最近时期也肯定不会采取一国工人全部罢工的形式……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用孤立的、非政治的罢工来对抗雇主组织的压倒优势，就像用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来对抗从属于资本家的国家权力的压迫一样，将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两者互相补充并从它们的互相协作中吸取新的力量，就更有必要了。

　　运用政治罢工，就像运用任何一种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会它。”^[4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九十年代初”，他说，“我曾经承认，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现存的国家基础上的平静发展在当时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因此如果观察今天的形势使我产生了以下这样的见解，那么人们恐怕不能责备我是由于需要陶醉于很很很革命和很很很激进的想法：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争夺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的斗争时期，这些斗争在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可能拖延几十年，它们的形式和持续的时间暂时还不可预见，但是它们极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就将造成十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权力变动，如果还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单独掌权的话。”他还说：“但是，在这种把握不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已经阐明了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不改变它进行斗争的国家基础就不能继续前进。在全帝国，而且也在各个邦，尤其是在普鲁士和萨克森，最坚决地争取民主，这就是它在德国的最近任务；它最近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

　　供我们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也同任务本身一样明确。在迄今已经使用过的手段之外还有群众罢工。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群众罢工，从此我们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反复检验它是否可以使用。”^[43]（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