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三十二章 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在资本的历史上，完成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与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相伴随的。在欧洲资本的发轫时代即所谓“原始积累”时代，军国主义作为征服新世界及印度出产香料诸国的手段，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其后，军国主义被用来奴役近代的殖民地，破坏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借以占有他们的生产资料，在社会结构不利于商品贸易的国家里强制进行商品贸易，以及在殖民地用强迫土著居民为工资而劳动的方法把他们变为无产者。欧洲资本在非资本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建立和扩大，对后进国铁道敷设权的勒索，作为国际放款人所提出的要求的履行，这些都通过军国主义来实现的。最后，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争夺非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工具。
此外，军国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它本身即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在我们考察什么人应该算作购买包含着资本化剩余价值的大量生产物的主顾时，我们常常会拒绝把国家及其机关当作消费者来计算。既然他们的收入是派生的，他们就与那些依靠剩余价值（或部分地依靠劳动的工资）为生的，以及自由职业者，或今天社会中的各种寄生者（国王、教授、妓女、雇佣兵）被列入同一的类别。但是，这样解释只有在下述两个假设下，才能站得住。第一，我们必须假定，按照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国家除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及资本主义的工资以外，没有其他什么租税源泉[1]；第二，我们把国家及其机关单纯地作为消费者来进行考察。这即是说，问题如果涉及国家机关（或雇佣兵也可）的个人消费时，重要的是消费中有一部分从工人阶级被转移到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手中，而由工人支付这笔帐。
让我们暂时假定从工人那里强夺来的间接税——这意味着工人们消费的缩减——是全部用来支付国家官吏的薪俸及供给常备军的给养。照这种假定，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将不起什么变化。生活资料部类，从而，生产资料部类，也依然不变，因为，社会总需要，无论在其种类上或数量上，都没有受到什么变动，只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V与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即生活资料间的价值关系发生变化。这个V，即代表劳动力的同样数量的货币，现在与较少量的生活资料相交换。那么，剩下来的第二部类的生产品又怎样处理呢？它不是由劳动者拿去，而是进入了国家官吏及军队的手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从工人那里取去刚好同量的消费品，因此，再生产条件完全不变，仅总生产物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以前充工人消费之用（即充偿还V之用）的第二部类生产物的一部分现在转充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的消费了。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上看，这种转变，其结果完全和下述情况相同——即相对剩余价值最初就有一个较大的数量，而这个较大的数量就加入资本家阶级及其随从者的消费中去了。
到此为止，可知通过间接税来剥削工人阶级借以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其结果等于增大剩余价值，也就是增大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其差别就在于这样从可变资本中进一步分割，发生得晩一些，即发生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实行交换之后而已。可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的这种消费是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毫不相干的，因为这个追加的、用之于消费的、剩余价值——即使这种消费是由于牺牲工人阶级而得到的——是后来创造出来的。反之，如果工人们不负担国家官吏及雇佣士兵的大部分的维持费，则资本家本身就不能不负担其费用的全部。资本家阶级为了维持其阶级统治机关，就不能不直接从剩余价值中分出相当的一部分，从而或则牺牲生产，把生产作相应的缩减，或则，更可能的，从供他们消费的剩余价值中节省一部分出来。资本家势须以较小的规模进行资本化，因为，他们必须以较多的部分来直接保全本阶级的存在。只要把资本家阶级随从者的主要负担转嫁于工人阶级（也包括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农民与手工业者），那么，资本家就获得较大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足供资本化之用。可是，这样进行资本化的机会这里还不存在，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剩余价值，还没有足以生产和实现新商品的剩余价值市场。但当集中在国库中的税款用之于生产军备，情形就不同了。
以间接税与高额保护关税为基础的军国主义，它的费用，主要是由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支付的。这两种租税，应当分别来考察。对工人阶级来说，租税在经济上是有如下的意义：在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而工资并不比例地上涨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对现在大多数工人阶级，都是适用的，甚至对参加职工会的少数人，由于受到卡特尔和企业主团体的压迫，也是适用的[2]——间接税就无异于把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一部分，移转到国家手中。这里正象从前一样，当作定额货币资本的可变资本，将用来促使相当数量的活劳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它把相当数量的不变资本投入生产，从而产生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一旦资本完成了这样的循环，它就在工人阶级与国家间进行分割，换言之，工人们用劳动交换得来的一部分货币额，转移到国家方面去了。资本全部占有了过去可变资本的实物形态，即劳动力，而工人阶级只保留了可变资本的货币形态的一部分，其余一部分则被国家拿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在资本与劳动间的资本循环完成后发生的，也可以说它是在资本的背后进行的，它一点也没有直接触犯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各个主要阶段，从而对于后者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影响到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把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购买力转移给国家，意味着工人阶级对生活资料的消费相应地减少了。就总资本看来，它意味着，在可变资本（采取货币资本形态和当作劳动力的）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容量不变的前提下，供工人阶级用的消费将少生产一些，从而工人们在总生产物中所获得的份额，也少了一些。结果，在全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的数量，与可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将生产得少一些，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与其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数量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动，而根据我们的前提，工人的货币工资不变或至少没有增加到足以抵销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程度。这个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就代表着间接税的水平。
再生产的物质关系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劳动力更新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数量相对地减少，相应数量的不变资本和活劳动就可以腾出来生产其他商品，以满足在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有效需求。在国家方面，由于它通过租税立法而占有了一部分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从而出现了新的需求，但是，现在国家所需要的，不是生活资料（在“第三者”的标题下，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现在不考虑国家官吏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这个需要也是从租税中得到满足的），而是特殊种类的生产物，即海陆军的军火。
我们再以马克思的积累的第二图式为基础来考察社会再生产所起的变化：
| I. | 5000C+1000V+1000m=7000生产资料 |
| II. | 1430C+285V+285m=2000消费费资料 |
假定由于间接税及其所引起的生活资料的腾贵，整个工人阶级缩减消费达实际工资的100个价值单位。劳动者还是和以前一样，得1000V+285V=1285V的货币。但实际上，则只得到价值1185的生活资料，这100单位代表生活资料价格腾贵的货币额，它作为租税转入到国家手中了。此外，国家又以军事税形式向农民等征收了150单位，合计起来，国家共得到了250。这250货币额就构成了新的需要，即军需品的需要。不过，现在我们暂时只注意从工人工资中取得的100单位。为了满足价值100的军需品的需要起见，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的有机构成，按照马克思的图式所假定的平均有机构成，将为71.5的不变资本和14.25的可变资本：
71.5C+14.25V+14.25m=100军火
对于这一生产部门的需要，必须更生产价值71.5的生产资料与价值约13的生活资料，因为这里工人的实际工资当然也降低了十三分之一。
然而，有人马上会提出反驳：由这种新的需求的扩张所产生的资本利润，不过是纸上的东西而已。因为，工人阶级的实际消费减少，必然会导致生活资料生产的相应缩减。而这种缩减，在第二部类中，表现为如下的比例：
71.5C+14.25V+14.25m=100
与上述情况相应的，生产资料部类的规模，亦将相应地缩减，这样一来，两部类由于工人阶级的消费减少的结果，必将形成象下面的表式：
| I. | 4949C+989.75V+989.75m=6928.5 |
| II. | 1358.5C+270.75V+270.75m=1900 |
现在，这同样的100单位，通过国家的媒介，引起同样价值的军需品生产；并相应地刺激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从表面上看来，那不过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形态之外部变化而已；换言之，不过是以一定数量军需品的生产，代替一定数量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已，也就是资本用左手取得了从右手所失掉的东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产劳动大众所需的生活资料的多数资本家，丧失了销路；而一小撮制造军火品的大工业家，获得了利益。
然而，只有从个别资本的观点来看，上述景象是正确的。根据这个观点，生产转向这个或那个领域没有任何区别。就个别资本家看来，象图式所区分的那样，总生产部类是不存在的。只有存在着商品和买主。因此，就个别资本家看来，他生产生活资料也好，或杀人工具也好；罐头食品也好或者装甲钢板也好，对于他是无所谓的。
对于这个观点，军国主义的反对者常常掀起许多论争：军国主义的反对者想证明，作为经济投资的军备，就资本看来，不过是由某些资本家收夺来的利润，转给另一个资本家[3]。另一方面，资本及其辩护士们，试图硬使工人阶级接受这个观点，并向他们鼓吹说，间接税及国家的需要，只不过造成再生产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不生产其他商品，而生产巡洋舰与大炮，工人们仍可获得同样好的生活，如果不是更好的话。
粗略的看一下图式，就可知对于工人们来说，这个论点如何缺乏真实性。为使容易比较起见，我们假定军需工厂雇用的工人和以前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时所用的工人人数完全相同，其结果，支出了相当于1285V的工资，而这笔钱只能买1185的生活资料。
从总资本的观点上看，则与此不同。对于总资本，在国家支配下，代表对军需品的需要的100单位构成了新的市场。原来这笔货币额是可变资本，并且作为可变资本，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已经被用来与活劳动交换，借以生产剩余价值。此后，可变资本的流通就停止在这里，这笔钱被分离开来，归入国家手中，成为新的购买力。它仿佛是从虚无中产生的，然而它所起的影响等于一个新开的市场。不错，这种资本，暂时减少了100单位的工人阶级生活资料的销路。就个别资本家而言，工人与其他资本家、国家、农民、和“外国”等比较起来，是同样的消费者或商品的买主。但我们不能忘记对总资本而言，工人阶级的给养，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只是一种达到生产真正目的（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手段。如果对劳动力不给以同量的生活资料，而能够剥削其剩余价值，那样对老板是再好不过的。首先，间接税产生同样的功效，好象资本家在生活资料的价格不变条件下，能够不减低劳动者的效率，而降低货币工资似的，因为工资的不断压低，结果同样会导致生活资料的缩减。如果工资压低了很多使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得不减少，资本家对此倒不必耽心，毋宁说，在任何机会下，他都乐于这样做；同样的，如果由于征收间接税而又没有提高工资来抵销间接税的负担，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缩减了，那么从总资本来看也不必因此而发愁。这看起来是奇怪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下，可变资本的差额流到国库去，而在直接降低工资的时候，可变资本的差额，是留在资本家的钱袋中，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这会增加相对的剩余价值。但是，货币工资的普遍和继续下降，其在职工会组织高度发达的场合下，是很难办到的。在资本的这种虔诚期望面前，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障碍。反之，通过间接税来压低实际工资，是可以迅速、顺利而普遍地实行的，而对于这种压低工资的抗议，多半是经过长时间之后，才会听到，而且反对者只限于政治领域内，不发生直接的经济后果。这样一来，以后生活资料生产的缩减，从总资本的观点上看，不是市场的缩小，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节约了，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作为活劳动的再生产是必要的条件，但尽管如此，它决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
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例子：
| I. | 5000C+1000V+1000m=7000生产资料 |
| II. | 1430C+285V+285m=2000消费资料 |
初看起来，第二部类在生产工人的消费资料的过程中，也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而第一部类是通过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来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然而，我们一考查社会总生产物时这种错觉，就消失了，它表现如下：
6430C+1285V+1285m=9000
现在工人们的消费减少了100，两部类相应缩减的结果，再生产即发生如次的变化：
| I. | 4949C+989.75V+989.75m=6928.5 |
| II. | 1358.5C+270.75V+270.75m=1900 |
而社会的总生产物，则为：
6307.5C+1260.5V+1260.5m=8828.5
粗看起来，这好象是表示生产总量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一般都缩减了，然而，这种说法，当我们只考虑在总生产物构成中的抽象价值量时，才能成立；对于其中的物质构成，它就不适用了。假如我们更详细的观察一下，即可判明只是劳动力的维持费实际上减少了。现在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减少了，但它们除了维持工人外，没有其他功能。社会生产物减少了，较少量的资本被使用着，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只是使用越来越多的资本，而是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里，资本之所以减少，是因为现在需要较少的资本就足够维持工人们了。在社会上被雇用的工人的全部维持费用，以前是1285，现在，总生产物中减少171.5（9000—8828.5），这就必须从维持费内扣除出来。于是，我们就获得社会总生产物构成的如下变化：6430C+1113.5V+1285m=8828.5
不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依然不变，只有社会的可变资本，即偿付的劳动减少了。或者如果我们对不变资本不受影响这一点，有些怀疑，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正象在实践中发生的那样，随着工人生活资料的缩减，不变资本也相应的缩戚。社会总生产物的公式如下：
6307.5C十1236V十1285m=8828.5
在这两种场合，不管总生产物如何减少，剩余价值依然不变，只有工人的维持费用下降了。
这种事实也可以这样来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可分为三个部分：社会总不变资本、总可变资本和总剩余价值，其第一部分，不包含追加的劳动，第二及第三部分，则不包含生产资料。至于它们的物质形态，所有这些生产物都是在规定的生产期内出现的，虽然以价值而言，不变资本是在前一期生产的，而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全部雇用的工人也分为三类：专门制造社会总不变资本的，专以提供工人们全部维持费用的，最后，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
因此，如果工人们的消费减少了，只是第二类的工人将受到失业。根据假定，这些工人，最初就没有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的解雇，从资本的观点上说，并非什么损失，而是得到了利益，因为它降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
反之，在国家方面同时发生的需求，对于实现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诱人的领域。参加可变资本流通的一部分货币额，脱离了流通，流入国库便成为一个新的需求。当然，对于租税的技术而言，事情发生的次序稍有不同，因为，间接税的总额，事实上，是由资本预垫给国家的，而在商品销售之时，在消费品价格上，由消费者再归还给资本家的。但从经济方面看，这没有什么差别。关键在于：这笔具有可变资本职能的货币额必须首先作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媒介。其后，工人与资本家间作为商品的买卖两方而进行交换时，这笔货币当作租税，从劳动者手中移入国家之手。作为资本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额，首先在与劳动力交换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其后，在国家的参与下，它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即是说，作为一个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力的新的购买力，它对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新产品发生兴趣，而这个生产部门既非为工人阶级，也非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对资本提供了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新的机会。以前，当我们认为从工人勒索到的间接税，必然用来支付官吏薪给及军队给养时，我们曾看出工人阶级在消费上“节约”意味着工人们而不是资本家们被迫支付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的个人消费和阶级统治工具的费用。这个负担从剩余价值转移到可变资本；同时，也出现了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供资本化之用。现在，我们看到把勒索工人所得的租税，用之于军需品生产时，它对资本提供了积累的新的机会。
实际上，军国主义是以间接税为基础，向两方面发生作用。即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正常的生活条件，它保证一方面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4]。
我们现在转而看一看在我们例子中所提到的国家购买力的第二源泉，即投入军需品总额250之中的150单位。这150，与迄今为止所考察的100，有本质上的差别。它不是发源于工人，而是发源于小资产阶层，即农民与手工业者，（在这里资产阶级对租税的小额负担额，我们可以暂时不管）。
农民大众——此处把农民当作非无产阶级消费者的总称——以租税形式支付给国家的货币额，最初并不是由资本预垫的，也不是从资本的流通中脱离出来的。在农民手中时，它是已实现的商品的等价物，即简单商品生产的交换价值。此处移转给国家的，是非资本家的消费者的购买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这部分购买力已经可以供等现剩余价值之用，借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问题在于这一阶层的购买力，因军国主义的目的而移转给国家的结果，是否对资本引起经济上的变动？如果引起来了，那么，又是怎样一种变动？粗看起来，这里的问题，也是再生产的物质形态上发生变化的问题。资本不是去生产农村消费者用的大量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而是去生产国家所需的同一价值额的军用品。事卖上，这种变化还要深入一步。首先，通过课税机构，国家所能够动员非资本家消费者的购买力较之他们通常用之于自己消费的购买力还要多些。
最初把商品经济强加农民身上的，大家都知道正是近代的租税制度。在租税的压迫下，农民必须把更多部分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同时，又必须买入更多的东西，租税把农民经济的生产物投入流通；并强迫农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物的买主。最后，在农民式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租税制度从农民经济中诱出的购买力比原来所能活动的要更多一些。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所贮藏起来以待数目增大后再存入储蓄银行或其他银行的款子，现在被释放出来形成一个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投资的机会。再者，为数众多的个人的细小的对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在不同时间出现，并且可以通过简单商品生产来满足的——现时为广泛的、性质相同的国家需求所代替了，但是，这个国家需求的满足，是以高度水平的大工业为前提。它要求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具备有利的条件。在国家军事定货的形式下，消费者的分散的购买力大量集中起来，它不受个人消费的任意选择和主观变动的影响。它的活动达到了几乎自动化的有规则的程度，它的成长是有节奏的。资本最后借助于立法和制造舆论的新闻界，控制了军需生产的这种自动的和有节奏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这个特殊领域最初似乎拥有无限广大的能力。其他一切为资本扩大市场和建立活动基地的企图是依存于在资本控制之外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而军需生产代表这样一个领域：它的有规则的累进的扩大，似乎主要是决定于资本本身。
这样，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资本越来越多的利用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资本阶层转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们为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资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不待烦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滨，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
[1] 事实上，列纳尔（Renner）博士，就是以这个假定作为他的租税专论的基础。他说：“一年之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税，只有从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润、地租及工资。”（“劳役者与租税”，维也纳，1909年，第9页）列纳尔以后立刻就想到农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解决了：“例如，有一个农民，同时兼做企业家、工人、地主。他的经济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合而为一”。象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范畴，同时应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当作一身兼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和地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论。如果象列纳尔那样，把农民列入一个单独的范畴，那么，他在经济上的特点就在于他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也不属于于工业无产者；同时，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而是代表简单商品生产的。
[2]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
[3] 例如曼弩依罗夫（Manuilov）教授，在他给伏隆佐夫的一件复信（这个答复当时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赞美）中写道：“此处应当把生产军需品的企业家集团与资本家阶级全体，加以严格的区别。就生产大炮、步枪及其他军用品的制造业者看来，军国主义的存在，无疑是有利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武装和平体系的废弃，对克鲁伯公司来说，是意味着破产，那可能是很好的；然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某个特殊的企业家集团，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租税负担如果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大众身上，那么这种负担愈大，则人民大众的购买力以及他们对商品的需要，也就愈减少。”这种事实，可以证明“军国主义从军备生产方面来看，确使某些资本家发财，但同时，它也损害一些资本家，一方面意味着收益，而另一方面意味着损失。”（“法学杂志”，圣彼得堡，1890年，第一册，“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4] 最后，劳动力更新的正常条件的退化，其结果将使劳动力本身退化，劳动平均强度及生产率缩减，从而，也危害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但是，资本将长时期感觉不到这些后果，因此除了当这些后果引起一般工资劳动者的更激烈的自卫办法时外，它们在目前不在资本的经济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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