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十四章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他们与资本主义积累的怀疑论者进行斗争中，运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及其图式的表现。这样，在丰富经济理论上，他们可以申请一份成绩，但由于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这个图式十分错误地看作问题的解答，而不是看作问题的表述，他的结论必然地颠倒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顺序。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创造出无限的市场，它并不依存于消费的见解，促使他走上了萨伊—里嘉图的命题，即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要间的自然平衡的理论。他们间的差别只在于萨伊—里嘉图两人仅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概念下考察问题，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同样的学说应用到资本流通上去了。图冈的由“不平衡”造成危机的理论，实际上，只是萨伊的陈腐而无聊的谬论——即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过剩仅足以表明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不足——的翻版，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个荒唐无稽之谈以马克思再生产过程分析中所用的术语重述一番而已。虽然图冈宣称与萨伊的主张相反，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来看，一般的生产过剩是可能的，而萨伊则完全忽视了货币流通的问题，但事实上他在得意地玩弄马克思的图式时，他所依据的条件正是对货币流通的忽视，也就是，萨伊和里嘉图在历次探讨危机问题时所常犯的错误。当“第二图式”应用到货币流通时，就荆棘丛生了。布尔加科夫，在企图把马克思所中辍的分析贯彻至逻辑的结论时，也陷于这些荆棘中而不能自拔了。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自谦为“对马克思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的尝试”，不过是把从马克思那里承袭的思维形式与从萨伊和里嘉图那里取得的内容加以混合而已。
　　在几乎一百年后，那些面对着小资产阶级的怀疑论调而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有发展可能的乐观理论，经由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合法者”的健将之手，重新回到它的出发点，即萨伊和里嘉图那里来了。这三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在黄金时代——当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无罪的乐园”中被驱逐出来之前不久——的资产阶级“和谐论”者会师了——这个圈子刚好绕了一周。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过于彻底了。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有发展的可能时，甚至提出理论上证明，认为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设想资本的积累没有限界，那么，这显然证明了资本主义有无限生存的能力！积累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扩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以及促进经济进步的方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保证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和经济的无限进步，那么，它诚然是不可战胜的了。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客观论点就会粉碎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不再是经济事件的反映，而社会主义不再成为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推论，原来是以明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目的，而结局却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了。
　　这三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在争论中他们是向后转了，尽管司徒卢威在颂扬资本主义的文化使命时，一点也不害怕失去一个有用的保证。^[1]布尔加科夫试图对现时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所造成的一个缺口，尽可能用同样理论的另一片段来加以堵塞：他希望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在生产和消费间有内在的平衡，但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仍然将趋于灭亡。但结局，布尔加科夫自己却推翻这一点模糊安慰的根据。他忘记了他用来解救社会主义的这根稻草，他于是教导图冈·巴拉诺夫斯基道：在大资本的场合下，利润率的相对下降将被资本的绝对增大所抵销。^[2]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比其他两人，较为前后一致。他最后以一种野蛮人的朴素的快乐、情绪破灭了支持社会主义的所有客观的经济论点，这样，根据他自己的精神，建立了一个在伦理基础上的“更美妙的世界”。“作为个人，他要反对把目的（人）变为手段（生产），又把手段（生产）变为目的的那种经济组织。”^[3]
　　上述三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刚刚为社会主义奠下了新的基础，却立即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自己出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新基础是脆弱的，是草率地建立起来的。当俄国人民群众为了实现一个未来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把目的（人）放在手段（生产）之上——的理想，而正在献出他们的生命时，那“个人”却退却了，企图从康德那里去找哲学上和道德上的安慰。事实上，“合法”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正象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结局是从他们的理论地位滚入资产阶级和谐论的阵营中去了。

^[1]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生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2]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252页。

^[3]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