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尼古拉·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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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尼古拉·昂

　　第二个民粹派批判的理论家是尼古拉·昂，他以其另外一种经济修养和知识，进行他的工作。他是最精通俄国经济情况的专家之一。早在1880年，他在“斯洛伏”（Slovo）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农业收入资本化的论文已经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十三年后，他受了1891年俄国大饥荒的刺激，在他的“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一书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这本著作里，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丰富的事实和数字为根据，作了一个详尽的叙述，并根据这些证据，他指出这种发展，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也是饥荒的由来。尼古拉·昂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见解是以他的一般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条件的理论为基础的。我们现在要加以探讨的，就是这个理论。
　　既然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此，每一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力图确保一个尽可能大的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首先依赖国内市场。但等到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资本主义国家已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这是由于下列原因：社会劳动每年新创造的生产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工人以工资形态取得的，而另一部分是被资本家占有了。第一部分所包含的生活资料是从流通中取出来了，它在价值上只相当于全国所付的工资总额。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部分有愈来愈被压低的明显的倾向。压低的方法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通过技术改进来增加产品，并在技术改进下以妇女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甚至把成年劳动全部排挤掉。即使继续被雇用的工人的工资虽有增加，但增加之数决不会等于由上述变动而为资本家造成节约的数量。这一切的结果是工人阶级作为买主在国内市场上所发生的作用将越来越缩小。同时，还另外有一个变化：资本主义生产逐步地占领了农业居民中的副业经营，这样就逐渐夺去了农民的生计，从而也使农业人口对工业品的购买力逐渐下降。国内市场因之愈益缩小。至于资本家阶级，我们看到他们也不能全部实现新创造的生产物，不过其原因是刚好相反。资本家的需要无论怎样巨大，资本家还是不能亲自把全部剩余生产物消费掉。第一、因为这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有必要用来改进技术，借以扩大生产，而改进技术，对于个人企业家而言，是在竞争的社会中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第二、因为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生产生产资料（如矿业、机器制造业等）的某些工业部门的扩大，而这些部门的生产物从一开始在使用形态上就不能供个人消费之用，而只能用作资本而发生作用。第三、也是最后，由大量生产廉价商品所达到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储蓄越来越多地促使社会进行商品的大量生产，结果使一小撮的资本家无法消费这些商品的全部。
　　尽管一个资本家能够在另一个资本家的剩余生产物中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反之亦然，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某一部门的生产物、即消费品。但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不是个人需要的满足，这可以从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愈益下降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的。

　　“这样，我们看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生产物必然大大地超过就业的全部工业人口的需要，正象每一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大大地超过它的工人和企业家的需要一样。这是完全由于下列的事实：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内部资源的分配不是以满足居民实际的需要，而是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目的。正象一个工厂主，作为一个资本家，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如果他的市场只限于他的工人和他自己的需要的话，同样地，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国内市场”。

　　这样，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它就为自己的前进准备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下列的事实：由于直接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结果，递增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只是为个人企业家谋福利；而从这个过程中“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不仅是社会的损失，而且也变为社会的负担。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只有当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民粹型”生产方式占优势时，才能较充分地得到满足。可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占有这些生产领域，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导向自身繁荣的主要因素。例如，在印度每隔十年或十二年重复出现的周期性饥荒是英国周期性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任何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后，迟早将陷入这些包藏在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中。而且，一个国家踏上资本主义的行程越迟，这些矛盾将表现得越是尖锐，因为国外市场已为较老的竞争国家所征服，从而国内市场一经饱和后，就找不到替代场所了。
　　由此观之，从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贫困的增长，以及缺乏购买力的过剩工人人数的增加，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限界。一方面递增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上一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无力满足自己的最主要的需要——这两方面是互相呼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滞销货物堆积，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缺乏生活所绝对需要的必需品。
　　以上是尼古拉·昂的一般见解。^[1]我们看到他懂得马克思，并很好地利用了第一、第二两卷的“资本论”。然而他的全部议论仍然是地道的西斯蒙第型。资本主义自身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缩小，因为它使人民群众贫困化。近代社会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民粹型”生产方式的破坏，也就是说，小规模企业的破坏所致。这就是尼古拉·昂的主题。他甚至比西斯蒙第更为公开地以赞美唯一导致幸福途径的小企业，作为他的全部批判的主旨。^[2]资本主义总生产物，归结起来，不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它必须求助于外部市场。尼古拉·昂尽管在理论出发点上与伏隆左夫大不相同，却得到了与伏隆左夫相同的结论。应用到俄国上来，这就成为对资本主义采取怀疑态度的一个经济科学的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开始就不能获得国外市场，它只能呈现出它的最黑暗的方面——它造成了人民群众的贫困化。因此，在俄国鼓吹资本主义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尼古拉·昂象旧约圣经的先知那样大喝道：

　　“不保持几世纪来的传统，不发展我们天长地久所继承下来的关于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间密切联系的原则，不把西欧科学成就有用地应用到以生产资料农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形态上来，不从西欧生产组织、它的强有力的协作、它的劳动分工、它的机器等等得到好处，而抄袭西欧的生产形态，不发展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原则而把它应用到农民耕作土地上来，不使科学及其应用广泛地面向农民——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做，而我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我们没有能够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发展，尽管这种形态是建筑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相反地，我们曾竭全力促使我们整个经济生活遭到破坏，其结果造成1891年的饥荒”。
　　“尽管这个祸害已经进展了不少，我们退回原路尚未为晚。相反地，正象克里木战争后亚历山大的改革对于当时是必要的一样，俄国现在面临贫困和崩溃的袭击，也同样迫切需要经济政策的全盘革新。”

　　尼古拉·昂所主张的社会改革完全是一种空想。这个俄国民粹派分子，是在与西斯蒙第相距七十年后发表他的著作的，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态度，与西斯蒙第的态度相较，表现出更显著的小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从资本主义的泛滥中，挽救俄国的唯一救命圈，就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即古老的“奥勃希那”（Obshchina）。必须把近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成就移植到农村公社上来，这样就成为较高级的生产的“社会主义化”形态的基础——至于怎样移植，对于尼古拉·昂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俄国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退回来，就是听任自趋灭亡和溃烂。”^[3]
　　这样，尼古拉·昂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歼灭性的批判后，却以老一套的“民粹派”的万应灵药为结束，而这个万应灵药早在五十年代——虽然当时有比较多的理由——被誉为“俄国特有的”高级社会发展的保证，尽管1875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Volksstaat）杂志上发表的“亡命者文献”（Fluecht ling sliteratur）论文中已指出它的反动性质，并认为它不过是已丧失了生活力的古老制度的残骸而已。恩格斯当时写道：

　　“俄国沿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发展，将不需要俄国政府的‘枪和鞭子’的干涉（象革命的民粹派所想象的那样——著者），即能逐步破坏公共所有制。在租税和高利贷的压迫下，土地公有制已不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种桎梏。农民常常带着家眷或单身脱离了农村，丢掉了土地，作为一个流浪的劳动者而寻求生计。我们看到俄国的公共所有制老早已经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现有的一切迹象表明它的没落已日趋接近了”。

　　恩格斯的这些话，在尼古拉·昂的主要著作发表前十八年，已准确地击中了农村公社问题的目标。如果尼古拉·昂后来以其新的勇气再度用符咒把农村公社的幽灵呼唤出来，那是一个恶劣的时代错误，因为约十年后，沙皇政府正式把农村公社埋葬了。半世纪来，这个专制政府为了财政上的理由，力图人为地保存农村公社制的机构，终于不得不自动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工作。这个农业问题很快地表明陈腐的“民粹派”幻想如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相反地，也表明被认为流产而加以哀悼和诅咒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有力地在雷轰电击之下证实自己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时势的变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在极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凡是以怀疑它的发展能力为开始的，根据无情的逻辑，必然象1819年在法国和1893年在俄国一样，归结为反动的空想主义。^[4]

^[1]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3] “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第322页。恩格斯对俄国情况有不同的估计。他反复地企图使尼古拉·昂相信俄国不能避免高度的工业发展，而俄国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矛盾。因此，他于1892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尼古拉·昂的信上说：“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所谓工业生产必然意味着使用蒸气、电气、纺织机械的大工业，以及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俄国从敷设本国铁路的那时起，采用所有这些最新式的生产资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你们不能不修理你们的动力机、客车、铁路等等；为了能够廉价地这样做，你们又不能不在国内把一切在修理上所需要的东西，自己制造出来，从战争技术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近代大炮、机关枪、子弹、无烟火药等）的时候起，为了生产这些项目所必需的一个大工业对于你们也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必需品了。所有这些项目，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金属工业，也不可能制造出来，而金属工业，除非其他生产部门，尤其是纤维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也是不可能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5页）恩格斯在同一信中又说：“在俄国工业单单依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它只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国内的需要增长得很慢，在我看来，在现时俄国的生活条件下，它还将下降，因为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它以创造国内市场的同样过程来毁灭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通过毁灭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来毁灭国内市场。然而农民没有这样的家庭工业就无法生活。作为农民，他们是破产了，他们的购买力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他们在新的生活条件下扎下了新的根子，除非他们变成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新兴的工厂只形成一个极小的市场。”
　　“资本主义生产是经济转变的一个阶段，它充满着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发展和显露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创造市场，另一方面又自己毁灭它，这种倾向是矛盾表现之一。另外一个倾向是通过上述的倾向而出现的‘绝望的境地’。这种境地在那样缺乏国外市场的国家如俄国，比之其他或多或少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国家，要来得快些。这些后面所述的国家从这个看来是绝望的境地中，通过使用商业政策的强力手段，也就是用强力来开辟新市场，可以找到若干出路。中国是为英国商业开辟的最新的一个市场，它对英国暂时恢复繁荣，证明相当收到了功效。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资本坚决要在中国敷设铁路。但中国的铁路修筑，意味着中国的小农经营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被破坏了。在那里，甚至没有发展过一个本国大工业，来在某种程度内抵销这个祸患。因此，亿万人民无法维持生计。结果引起了世所少见的大规模的向外移民，使被人厌憎的中国人泛滥于美洲、亚洲和欧洲。在劳动市场上这个新的竞争者将在中国人所认为满意的生活水平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平）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劳动进行竞争。如果欧洲的整个生产制度到那时还没有实行变革，那正是开始变革的时候到来了。”（同上书，第79页）
　　恩格斯对于俄国的发展虽然予以经常的注意并表示极大的兴趣，但他坚持不直接参加俄国的争论。在他去世前不久，在189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中，他表示自己的意见如下：“我的俄国朋友们几乎每天、每星期要求我对俄国的书籍和杂志提出抗议，因为它们不仅曲解，而且还误引了我们的著者（即马克思——著者）的言论。我的朋友们向我保证，只要我出来干涉，即足以使事情纠正过来。然而我一贯地、坚决地拒绝所有这些建议，因我不愿意卷入一个争论中去，这个争论是在一个外国进行，这个外国的文字我不能象对我所熟悉的西欧文字一样自由地，方便地阅读；而针外国的文献，我所接触到的，也只是偶然所见到的片段，我不可能放下我的实际的、重要的工作，有系统地在各个阶段上，对之作详尽的研究。到处可以碰到这样的人，他们采取某种立场后，不惜求助于曲解别人的思想以及进行各种各样的不诚实的颠倒黑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对我们的著者所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恐怕他们也不会对我更客气些，所以，结果，我将被迫参加这个争论，最初是为别人辩护，而后来则为自己辩护了。”（同上书，第90页）

^[4] 我们可以提一下现存的“民粹派”悲观主义的健将们，尤其是伏隆左夫，始终坚持他们的见解，尽管在俄国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这一点与其说为他们的脑力带来光彩，不如说为他们的性格带来光彩。提到1900和1902年危机时，伏隆左夫在1902年写道：“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僵硬的教条很快地失去了影响人们思想的力量。个人主义者的最新成就是暂时的，对于这一点即使他们的正式辩护人也是明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回到了原来的见解，这些见解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遗留下来的。”（参阅“政治经济学评论”，1902年十月号，转引自阿·芬·叶诺塔叶夫斯基的“俄国现代经济，1890—1910年”〔圣彼得堡，1911年，2页〕）即使在今天，硕果仅有的“民粹派”分子没有看出自己理论的“暂时性质”，却认为经济现实是暂时的。巴列尔（Barrére）说过：“只有已经灭亡的东西才一去不复返”，其意义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