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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论战 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 问题的新提法
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第三次论战，是在与前二次论战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这次论战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的一段时期，地点是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成熟了。亚当·斯密和里嘉图在萌芽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乐观的古典学派见解早已消逝了，庸俗的孟彻斯特的和谐论所表现的利己的乐观主义，经过七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并在六十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猛烈的阶级斗争的沉重打击下，也已销声匿迹了。即使是用社会改良主义来补缀的和谐论，虽然在八十年代初，特别在德国，曾盛行一时，但转瞬间也烟消云散，只剩下宿醉后的苦味而已。对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立法，经过二十年的试验，只带来了痛苦的失望，并最后地撕破了和谐论的一切面罩，揭露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残酷矛盾的现实。从此以后，只有在上升的工人阶级及其理论家的阵营内才有可能产生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不是对自然地或人为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建立的均衡状态，或对资本主义的永恒不朽而言，而是指一种信念，根据这种信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大力的推动，并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为社会走向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的前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资本主义初期的消极、沮丧的倾向——有一个时期仅仅被西斯蒙第一人揭发出来，其后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又被洛贝尔图观察到——已被一种意志昂扬的倾向所代替；这就是工人们为取得权势而在职工会运动中和通过政治行动所进行的充满希望的、胜利的斗争。
西欧的背景就是如此。但同时代的俄国情况，则迥不相同。在这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充满着痛苦的国内危机的时期。大工业受了高额保护关税时期的鼓励，才开始向前发展。特别是在1877年西部国境实施的黄金关税，可说是专制政府所采取的用强力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在各种国家补助、担保、奖励和政府订货下，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俄国已经蓬勃地发展了。它所获利润之大，从西方看来，好象是神话般的。然而当时俄国的国内情况一点也不可爱、一点也不美妙。在广大平原上，在国库和货币经济的剥削下，农业的没落和瓦解，造成了悲惨的情况。周期性的饥馑和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在社会上或思想上，还没有成长为近代工人阶级。特别在俄国纺织工业的最重要中心，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工业地区，工业无产者大部分还与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还是半农业性的。因此，原始的剥削形态引起了原始的反抗方法。直至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地区的自发的工厂暴动以及打毁机器，才推动沙皇帝国订立初步的工厂立法。
如果说在俄国公共生活的经济方面随时显示出过渡时期尖锐的不调和音调，那么，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同样发生了危机。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土生变种的“民粹主义”，理论上是以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为基础，但随着它的极端的革命分子“民意派”的恐怖政策的失败，它在政治上也就破产了。另一方面，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俄国开辟道路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至1883年和1885年才刊印出来，而在以后的十年内似乎产生影响很小。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为止，具有反抗倾向的俄国人、特别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被“土著的”“民粹派”残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意拥护者的混合体所支配。这个混合体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抱着怀疑的态度。
俄国知识界的注意力老早就被俄国应否仿照西欧的先例，从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所吸引。最初，他们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它对传统的家长制的生产形态，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繁荣和安定生活所起的破坏作用。相反地，俄国农村中农民土地公有制（即有名的农村公社）好象提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乐土的捷径，这条道路好象直接能导向俄国较高的社会发展而不必象西欧那样，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及与之相伴随的凄惨情况。如果抛弃这个幸运的、例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而用国家力量，把资本主义生产强制地移植到俄国来，这样做法是不是对呢？如果破坏农村的所有制和生产制度，并为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大众的贫困和生活不安打开大门，这样做法是不是对呢？
自从农奴制废除以来，甚至，更早一些，自从赫尔岑，以及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这个根本问题吸引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这是独一无二的“民粹主义”世界观的要旨。这种思想倾向从斯拉夫狂的反动学说直至恐怖党的革命理论，在俄国产生了大量的文献。一方面，它鼓励对俄国经济生活形态、对“国民生产”及其特点、对农村公社实践下的农业、对农民的家庭工业，及“农业劳动组合”，以及对农民的精神生活、宗教制度等等，分别通过调查，搜集大量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艺作品，它们是社会矛盾情况、新旧道路斗争的艺术反映，而这种新旧斗争逐步提出令人困惑的困难问题。最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同一根源还出现了一种特别使人窒息的历史哲学，它的拥护者有彼得·拉夫洛去、尼哥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加列也夫教授和弗·伏隆左夫。这是社会学上的主观方法。根据这个学说，“批判的思想”被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学说企图使蹩脚的知识分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担当者。
在这个广阔而牵连甚多的领域中，我们在这里只对一个方面有兴趣：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不同意见间的斗争。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所感兴趣的，只限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条件的一般反映为基础的那些意见，因为这些反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俄国争论的文献中也占很重要的地位。
争论的问题首先是俄国资本主义及其前途，但由此发生的讨论必然导向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问题。西方的例子和经验被用作这个争论中的重要例证。
在此后的讨论中，有一件事实对于讨论的理论内容起了很重要作用，这就是不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作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已经成为俄国有修养的人士的共同财产，而且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连同它对资本再生产整个问题的分析，也已于1885年出版了。这对讨论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危机问题不再掩蔽了问题的症结；争论第一次集中在纯粹的整个资本的再生产，即积累问题上来了。在分析上，也不再盲目地在收入、个人资本和总资本的概念上摸索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最后，问题已不再是放任自流和社会改良之间的争论，而是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小资产阶级以及头脑紊乱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变种，相当地因袭了西斯蒙第的见解，也部分地因袭了洛贝尔图的见解，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抱怀疑的态度，尽管他们常常引用马克思作为他们的依据。另外一方面，俄国马克思学派则抱乐观的态度。这样，舞台上的布景已完全转移了。
“民粹派”运动的两个健将之一伏隆左夫——以笔名弗.弗.闻名于俄国[1]——是一个怪人。他的经济学是混乱一团糟；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根本不能被认真计算进去。另外一个健将尼古拉·昂，（达尼尔逊）[2]却是一个博学之士，他熟悉马克思主义。他编辑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本，并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他们的通信集于1908年用俄文出版）。但是，在八十年代对俄国知识界的舆论起影响的，是伏隆左夫。俄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对他进行斗争。关于我们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问题，九十年代的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到了西欧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后，与普列汉诺夫会师，向上述的两个怀疑论者的代表，展开了斗争。在这一代中有加布吕科夫教授、马努依洛夫教授、伊萨也夫教授、斯克伏尔左夫教授、弗拉基米尔·伊林、彼得·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我们以下主要限于介绍以上诸人中的最后三人，因为他们三人都对我们所讨论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或多或少的系统的批判。这次斗智，其中有些部分是很光辉的，并曾使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好象着了迷的样子。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长驱直入而告结束，它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历史理论已渗透了俄国的思想界了。“合法”马克思主义那时公开地占据了俄国各大学、各杂志、和经济书籍市场的地盘，从而也带来了这种地位的不利后果。十年以后，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在街道上指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主义的黑暗面时，在马克思主义乐观者的七巨头中，除了一个人是例外，没有一个是留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
[1]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B.B.先生——译者。
[2]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书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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