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第一部分[1]
一 社会主义的方法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对于伯恩施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的反映。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在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时代[2]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制造工人失败[3]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4]、国会选举权遭到扼杀[5]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但是，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在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当然，那些见解同这些话是有密切联系的。
按照伯恩施坦的看法，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发生总崩溃，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由此可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得出一个一般结论；它的活动的方针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是通过一次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一致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他的观点的实质，那就〕很难否认，伯恩施坦的见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归结起来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贯人们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因而在实际上顶多能够得出斗争的速度应当放慢的结论。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把两个东西区别开来：其一，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外部形式。
这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人们把这个时机设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有他的一定的理由的，但是，虽然如此，对于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根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施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6]
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罗·卢·）决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上面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7]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上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因此伯恩施坦才把它们称为“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同样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灭亡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这已经被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即唯心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要么社会主义改造一如既往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要么“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使它的矛盾能够消除，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
[1] 这是对伯恩施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的评论。——卢森堡注
[2] 二版改为“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卡尔·施杜姆男爵为德国大工业家，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德国国家党的创造人和领袖；阿图尔·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是1897-1907年间内务部国务大臣和副首相。他们都激烈反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主张采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编者注
[3] 1897年7月至1898年1月间，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约七万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尽管英国和德国工人给予强大的声援，仍然遭到了失败。——编者注
[4] 1896年3月27日萨克森实施选举邦议会下议院的反动的三级选举制。——编者注
[5] 1897年1月22日，驻阿尔特纳第9军团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在给威廉二世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要求实行政变废除普选权，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此后，1898年6月，在国会准备选举期间，极端反动人士的一些计划被泄漏，这些计划预定同政府合作取消现行的国会选举权。——编者注
[6] 《新时代》（1898—1899年）第18期555页。——卢森堡注
[7]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4页。——卢森堡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