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左弦诗文与评论选 空想与行动 这里是一位对我们还陌生的诗人兼画家，他虽然活在上世纪的末叶，但他却给了我们一个“出了象牙之塔”的“从艺术”突进到“社会改造”的很好的榜样：他从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斗室转移到了向历史的重荷挑战的阵地；他在苛求了艺术的谐美之后，更向丑恶的社会要求人道的善良和公平；他既明丽地描绘了神话的空想，而又进一步地（更接近广大的苦难人民一步地）体现了现实的战士的英勇。他在英国的诗人群中并不比史文朋（Swinbume）或者吉卜林（Kipling）更受人重视，而在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中也只占着个较次要的地位，他的名字是威廉·摩理思（William Morris 1834-1896）。 其实，说摩理思对我们是陌生的这话，并不很对，在伟大的先驱者鲁迅先生的精选的译作中（见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和沈端先先生译的一册弗理契的文学史中都已有对他的介绍，只是此后他就很少被人看重和提及罢了。这原因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被迻译过来的还非常少，而他的社会改革事业即使在一般的西洋书中也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掠过或甚至讳而不谈。 而实际上，摩理思即使在许多可钦佩的诗人里面，也都是难得的一个。有人说：摩理思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天才和充沛的精力的人。他兼理了艺术领域中的两大部分诗歌和绘画，而在这两方面，都有了优异和辉煌的成就。他精心地翻译过冰岛的民间传说。他经营过、制造过、监制过、设计过美术化的壁纸、窗幔、刺绣等装饰品和书籍的精美的印刷和装订。之后，他参加了政治团体，献身于社会改造事业。而滋润了、光照了、丰富了他的充沛的精力，还有他的活跃的想象力，用它他企图在绘画里复活中世纪的动人的谐美，用它他写成了许多首绚烂如画的神话诗如《约森的生涯和死亡》（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也用它他写成并构成了他的幸福、清丽的世界“无何有乡”。 于是，这样形成了摩理思的多彩的一生——他的精力和想象力的结晶。 然而，难道在许多各别的纷纭的事业中，他并不显得混乱吗？难道在从唯美派的诗人兼画家转变成现实人生的战士的这两个极端中，他并不显得矛盾吗？ 不，他没有混乱，也并不矛盾。 这里有一个坚定的理想，一个天真的善良的乐观的信仰，如主题一样贯穿了他所有的事业。这样的句子难道不是他的最恳挚的心声，他的最光辉的诗句吗？他说：“无艺术的工艺是野蛮，无工艺的人生是罪恶”。他在拉斐尔前派的偏重感性的绘画中，在神话的、历史的、民间传说的诗篇中，在装饰物的监制和书籍的印订中所追求的是“艺术”，是“工艺”和“艺术”的结合，而在为未来的社会的努力奋斗中，所憧憬、所追求的也是“艺术”和“工艺”的结合。所以他歌唱着他的乌托邦： 那时候的人，可以做工，想到他自己，对自己手中的事业感到兴趣。 也不会在傍晚回家的时候衰弱，疲乏得站立不住。 …… 因为工人所获得的一定会属于他自己 也不准没有播种过的人不劳而收获那即使是半数的谷粒。 哦，新奇的公平！我们得了这收成要给谁享用？ 给你们自己，给我们每一个伙伴，手儿决不会白白劳动。 这是“工艺”。而： 我们还要什么财富，当将来没有人再积聚黄金到市场上去收买朋友，又虐待那被卖的人？ 不要那些，只要那可爱的城市，那山上的小屋； 那荒原与林地的美，和我们耕耘的泥土； 富有古代的故事和家屋，伟大的死者的坟墓； 探出奇迹的聪明人，和诗人的充满灵感的头颅； 画家的魔术的手，不可思议的琴弓， 和整队的音乐的合唱团：一切的人，他们做着而且能懂。 （见屠岸译《那日子要来了》） 这是“艺术”和“艺术和工艺的结合”。 是的，他的确是唯美的，他的想象的鹄的也便是美，他酷爱艺术，因为艺术本身便是人类向美的景慕和追扑，但是虚泛的架空的艺术的美不能满足他（这在我们现在的理解是美必须和善、真相结合的）。他看到自己的四周，四周是灰黯、丑恶、卑鄙、污浊的社会，那和他的美的渴望相去太远了，唯其越爱真正的善良的美，他就越见到丑恶的存在，而越憎恨丑恶，于是他把目标转向了它；他不是一般的怯懦的人（这种人在时代跃进了的今天还那么多得可怜）！他有信念、良心和精力作他的后盾，他遂投身于政治，投身于社会改造事业，这是唯一可能使他的理想社会成为现实的事业。而，艺术和社会，空想和现实在这里得到了调和与统一。 他起先倾向于自由党的激进派，后来在一八八三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同盟（The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这正是他由消极渐渐转向积极的时候，在这一时期，他不但暂时地搁置了他的绘画、印刷和装饰品的制造，甚至他的纯文艺的创作，无论诗歌和散文，都完全停顿了下来。一八八四年他和其他几个盟友脱盟自组社会联盟（Social League），担任司库和《公益》（Commonweal）杂志的编辑。那时写成了《约翰·博尔的梦》（Dream ofJohn Ball）和《乌有乡消息》（Newsfrom Nowhere，这书据说中国曾有人译出过）。这时他的社会改造事业发展到了高峰，他为工人们写着许多小册子，并且到处作公开演讲，因此有几次竟以妨碍国会罪被捕。直到一八九○年盟中的无政府派得势，他才辞了《公益》的编务，此后，再活动了一个时期，才渐渐变得消极起来。 无可讳言的，作为一个社会改造者的他是终于失败了的，但这失败也并非偶然。因为从空想里出来的，要是不能完全彻底地蜕去自己的梦幻而实事求是地向现实学习，那么在浩瀚的空想中自由地驰骋惯了的，在障碍重重的现实世界里就会感到最大的束缚，甚至颠踬。 摩理思，无论他是如何积极地行动过了，而他还是太偏重空想。譬如他的《乌有乡》（那曾用纸面装订了，廉价地散发作为宣传的小册子的小说）描绘的也只是一个牧歌式的田园诗般的将来，一个摩理思的梦想所日夜肇繁的乌托邦：社会是它的体躯，而艺术，唯一的高级的喜悦，愉快的源泉，是它的生气蓬勃的灵魂。正如他的友人史文朋给他的确当的评语，摩理思的社会主义“染有一种激情的狂热的色彩，是一个不可达到的艺术家的理想”。他的空想和行动中间有着一个很大的距离，他无法把握到那条连接起它们来的道路。 然而，我们得用他的时代来估量他的价值，好像在落花之后，我们不会为未成热的果子羞耻，而在收获期如现在，我们才为那些青色的果实嗟叹一样，我们不会为了他是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而减少了我们对他的无比善良、无比坚贞、无比勇敢的毅力和意志的景仰的。 我们不必问他的诗是否真是师承了乔叟（Chaucer）和丁尼生（Tennyson）的，要是我们喜爱纯洁的雪莱（Shelley）的崇高的欢歌，喜爱悲愤的拜伦（Byron）的反叛的呼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也喜爱摩理思的对幻想世界的歌颂和给苦难群众的激励和召唤呢？尤其是他的诗：《不要主子》（No Master）、《劳动之声》（The Voice of Toil）、《那日子要来了》（The Day is Coming）、《三月风的传言》（The Message of the March Wind）等几首。尤其是这样的诗句： 我听见人们说，把眼泪和祈祷摆脱， 利刃并不留心绵羊； 我们难道不比那些殷富和暴虐的更强， 当白日破晓于睡梦之上！ …… 让死了的心犹豫，买卖和嫁娶； 战栗看护着他们的欢乐之梦， 而我们活着的，正奉献我们的生命 给新的光明的世界以新生。 （译自《劳动之声》） （1948年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 |